阆中之于巴蜀如何？除去川北要冲的地理位置不谈，单是这座城池所散发出来的历史的古旧的香气，便为天府之国的美地增辉不少。这不是一个我们可以想当然地在现代价值坐标系中为之定位的城市，相反，它只适合于人们踩着历史的足印，拨开缭绕的山水去探访过往。过往记忆的载体有三个：遗址、史料和造化变迁的痕迹。循着这些，阆中便一点点被还原，最终复活。于是，意气跋扈的张翼德复活，杜子美辞采乱飞的章句复活，中国历史上与此地相关的文化成果和骄傲也复活。
作为一方古城，最反对的就是被以一种功利的态度来看待，如今的阆中似乎已经是芳华凋尽，未来的奇葩也尚在含苞吐蕾当中，但就过去的成就而言，它拒绝被忘记。
《路史》有云：“所都国有华胥之渊，盖因华胥居之而得名，乃阆中渝水（即阆中的嘉陵江）之地。”华胥者，伏羲的母亲；伏羲者，华夏的祖宗，中华民族的渊脉悄悄地在此埋藏，尽管鲜为人知。或者，这也为今人探访阆中的脚步增加了一些神圣归宗的意义，就像一枚果实能够重新仔细地认识喂养自己的根茎一样可喜，这也就直接地加深了我们对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的认识，追溯上去，这片土地没有一个角落是和我们无关的。
在有众多文字可供考证的年代稍微近便的历史上，阆中是鲜活的。许慎释“阆”字，曰：“阆，门高也。”北宋《太平寰宇记》解释“阆中”说，“其山四合于郡，故曰阆中”。如此看来，这是一个以山为名的城池，而合于四围的山峦就像这座城天然的城门，足见其地势险峻，无怪乎李白赞为“山顶千门次第开，碧水东流至此回”。秦在未统一中原之前，便在此置郡，即名阆中。在秦末汉初时候，刘邦以阆中巴人作先锋，所向披靡，终于得以“还定三秦”。而在三国时代，阆中正是蜀国的锁钥咽要之地，张飞在这里镇守了7年之久，并最终以英雄的悲剧结局殒命此地，留有香火不断的桓侯庙可以为证，叫人不由得扼腕墓道顿足仰天再三叹息。
值得一书的还有阆中在古代天文学上所取得的成就。落于闳是西汉时的阆中人，他纂制的太初历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有文字记载的完整的历法，有较高的实用性。他也是浑天学说的创始人之一，这种学说第一次把最接近实际的宇宙结构观念带给了对此尚是一片空白又充满着种种无端猜想的国人的认知世界，由他改造的浑天仪被中国古代社会沿用了两千多年，几乎代表了那个时期里人们向浩浩苍穹探索的最高成就。稍后，东汉的周群、周舒和周巨，三代坚持如一地研究天象和地理气候，发现并阐述了了一些天象和人间自然灾害的不无根据的联系。辗转至后来，这里几乎成了国家天文台的固定观测站点。
自置郡以来，凡两千三百多年，“阆中”的名字除在隋朝曾因为避杨忠讳改名“阆内”外，基本没有更改过，就像这座群山怀抱里的城池一样稳固。而今所看到的阆中市，包含着太多这两千三百多年内外的沧桑含蕴，史迹多到难以历数。
唐代滕王元婴在镇守阆中期间，醉心营修，以至于建成了号称“阆苑”的人间仙境，而在传说里面，阆苑是西王母居住的地方。在今日滕王阁景区的玉台山山腰处，依然保有那时造设的一座佛塔，其构造和工艺之精良叫人称奇，而最堪称绝的是，这座塔突破了建筑物在视觉里的二维印象，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上去，都是倾斜的，好像是想要疲惫地倒下来歇息一番才好。
巴巴寺则是关乎另外一种宗教的寺庙，由其所突现的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深远意义。这是伊斯兰教嘎德忍耶教派第一位来我国传教的祖师华哲·阿卜董拉希的墓地，他也被称作“西来上人”。自然，中国的文化对于清真文化采纳的并不多，但是以如此美轮美奂的地方作为文化交流使者的最后安息归宁之地，足见中华文化的有容乃大精神。这里的园林可以与那些婉约工巧的江南园林相媲美，水榭亭台，文人墨迹，绝对不见些许输逊。
华光塔是仅仅保留了其名目的塔，从唐时建塔，屡遭火焚，也屡屡浴火重生。而今矗立眼前的是清同治六年复制的赝品，或许还可以借以追溯其旧制。楼为过街楼，街道自塔基下穿行而过，行人如织。塔的基台高5米，塔身通高36米，作三层檐歇式山顶，虽然是复制品，但唐人的风格和韵致可以依稀捉摸玩味。
登上塔顶览望，山高水长，山为锦屏山，水为嘉陵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