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加宁减税比增加支出更有意义和效率。当前经济形势之下，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减税呼声很高。对此您认为有没有较好的改革举措，纾解作为市场经济细胞的企业、乃至于整个社会群体的眼下之困局？魏加宁：这个问题其实是财税改革，即增值税转型。它一方面可以起到减税的作用，另一方面可以鼓励企业设备更新。现在中央正在做，估计要减税1200亿元，对此应该给予积极的评价。目前这种经济环境下，减税是一个首选的政策，它比增加支出更有意义和效率。这是学者们的共识。除此之外，个人所得税能不能以家庭为单位出现。其实国外就是这样的政策，这有两方面好处：一可以减税，有抚养人口就可以减少税收，减轻家庭负担；二可以减轻就业压力，夫妻没有必要两个人都去工作，妻子可以在家照顾家庭。因为减税的时候把抚养人口的部分剔除了，然后家庭赋税的压力大大减小。另外需要理顺资源价格，包括征收燃油税。像燃油税问题已经争论了14年，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推出，就是因为油价在不断地上涨，担心消费者承受不起；现在油价降下来，推出正是时机。
燃油税也可以说是费改税，可能把养路费、过桥费并到里面，这样的好处是鼓励买车，但不鼓励用车。以前只要买，车开不开都要缴费，现在是不开就不用缴费，趋于合理。要允许地方政府发债来推动地方财政制度改革。我有四项理由主张地方发债。理由一，基础设施建设一般是地方政府在落实，而用于建设的资金往往来源于上代人或上几代人，基建项目的周期都比较长，数年建成之后，往往是下代人甚至下几代人去享受，这样就存在一种代际之间的不公平。所以，允许地方政府发债就可以解决代际之间的不公平问题，后人享用应该由后人去还债。理由二，即使中央不允许地方政府发债，实际上许多地方政府依然拥有各种形式的隐形债务。这个隐形债务看不见、摸不着，无法计算，风险无法控制，无法管理。它和地下金融是同样道理，所以我主张“暗翻明”……第三个理由，就是它比银行贷款要有很多好处。现在基建项目都是靠银行贷款，最近实施的“4万亿”投资，地方政府肯定会找上银行，理由就是银行必须贷款支持地方建设。中央有精神指明就是拉动内需，而银行只能放贷，没有挡箭牌。
所以，地方用钱就不用担心效益好坏，而银行的风险就加大了。如果发债，可以有四个约束环节：首先，地方发债必须要经过当地人大审批，各国都是如此。其次，中央政府把关，可以把不符合要求的项目先行挡下。第三，就是信用评级机构的作用。第四，约束机制是投资者，包括商业银行，可以自主决策，有利可图就买，认为风险过大就可以不买。这种约束是市场化的，投资者拥有完全的主动权。这种债券是全国互通性的，没有限制。但一般当地老百姓更了解当地的状况。比如，北京修地铁，北京的老百姓容易知道效益如何，当地的媒体对项目更清楚。如果搞成形象工程之类的项目，当地的百姓肯定不会买单。所以，地方发债对项目的约束更强，比银行贷款的风险更小一些。第四个理由，就是地方发债比国债项目更注意效益。国债项目都是国家发改委批准，地方报项目的时候，没有效益的项目也要上，毕竟可以拉动当时的GDP。 一般都是先把钱要到手再说，项目建成以后实际的效益如何，地方政府不关心，中央部门也不关心。我们在地方调研时发现过这种问题，国债项目建完之后就荒废起来。因此1998年以来的国债项目很值得去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