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卓元有一些改革，容易受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和反对。2009年“两会”前夕出现了诸多改革热点。作为中国多次经济体制改革的参与者，能否提出一些解困当前局面的建议？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到底如何继续推进？您认为哪些领域是最需急迫解决的？张卓元：总的一点，我认为实施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要同深化改革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使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紧密联系起来，才能使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好地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我们要认真研究1998年那次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克服通货紧缩的经验，特别是研究那次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深化改革紧密结合的成功经验。1998年以后几项大的改革是很成功的，比如，取消福利分房制度，使此后房地产产业大发展；国有大中型企业三年脱困改革，使大批国有大中型企业逐步适应市场竞争并迅速发展壮大；剥离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总数达14000亿元，充实资本金，改善治理，为后来成功上市打下基础；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所以，这次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使经济更好地走出困境，看来也要考虑在改革方面应有较大的谋划。
尽管上面说了有其困难重重的一面，甚至有的改革在短期内同保增长有不完全一致的方面，但从全局和稍微长远一点看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还是要下决心推进。首先，我们要抓住国际市场资源特别是能源产品价格下跌的机遇，积极推进资源能源产品价格改革，使它们的价格能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应致力于改革价格形成机制，放松政府管制，而不是靠政府去理顺价格。这是一项基础性改革，因为减少以致消除资源能源价格的扭曲，对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资源配置，实践经验反复证明具有决定性意义。其次，要深化垄断行业改革，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对加快金融、电信、铁路、公用事业、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增加服务业就业岗位，有重要作用。现阶段保增长主要是要保就业，而要增加就业岗位，主要靠发展第三产业。这就必须克服各种体制障碍，打破各种“玻璃门”，在可以放开市场的所有领域，引入竞争机制。
电信、民航改革，要更多地引入战略投资者；未来铁路部门改革，首先要政企分开。还有一些完全国有的企业，可以使它投资主体多元化，从改善公司治理的层面来提高效率，方法不完全一样。再有，要尽快建立银行存款保险制度。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建立和健全银行存款保险制度，对于金融稳定至关重要。与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发生社会动荡不安不同，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没有出现各国老百姓挤兑现象，得益于银行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健全。我们要吸取这一行之有效的做法，抓紧建立这一有利于金融稳定的制度。还有，要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尽快实现向公共财政转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财政支出，应将大部分用于民生工程，增进人民群众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福利。这对合理调整投资与消费结构，也有重要意义。我们国家的财税体制也有问题，在某些程度上，这种体制使得结构调整难以为继，比如分税制，你要有钱才能做项目，这是体制造成的。现在的财税体制改革阻力很大，不敢大动。按理说，比较合理的是以直接税为主，间接税为辅。
西方的发达国家都是如此；而我们正好相反，所以地方政府一上工业项目就有税收，像那些文化、旅游等第三产业收不了多少税，这不是逼着它们搞重工业吗？十六届六中全会的时候，还曾经动议过要把中央的比例增加，主要考虑的是解决东西部差异，把更多的中央财政转移到西部去，但最后还是没有成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推进政府改革，转变政策职能。政府不应以追求GDP增速作为主要目标，而应以人为本，转变为服务型政府，履行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政府介入经济活动过深，扮演资源配置主角，就会刻意追求短期GDP最大化。这不但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而且必然使经济增长付出资源环境代价越来越大，使发展不可持续，祸及子孙后代。其实服务业的促进，关键是解决地方政府动力引擎的问题，如果没有动力，强制也是没有作用的。比如财税制度改革，如果能够向服务业有所侧重，地方政府应当会更有发展服务业的积极性。但说到底，最终问题还是要推进各项有助于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有助于扩大消费的各项改革。
包括，较大幅度提高财政对农村合作医疗的补助金额（第一步先从每人每年100元提高到200元），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如从2000元提高到3000元甚至再多一点），继续推动家电和电子产品大规模、低价格进入农村市场，提高最低生活补助标准，建立廉租房等保障性用房的稳定的资金来源，建立对农民工失业的援助制度等等。中国经济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有一些改革，容易受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和反对，改革很难迈步，因此，必须有党和政府自上而下地有力推动，才能使改革深入下去。当前，经济形势比较严峻，这也有利于大家努力从改革找出路，使改革获得较大的动力。重要的是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适时推出必要的改革，积极配合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争取早日实现经济复苏。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是什么？中国经济发展当前所面临根本性的瓶颈，乃是资源与体制。要突破瓶颈，唯有改革一途。最难且最急迫的改革，在于转变政府职能、财税改革、价格改革等三大领域。
资源能源的价格改革是其中的基础性改革，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资源的优化配置；否则只能是表面上“优化”，实际上却在断送子孙后代的活路。张卓元：国家发改委对全球2500家公司的调查报告结论是，要节约能源，55%靠价格改革（此外，技术进步、结构调整、节约环保意识等因素各占百分之十几）。中国能源弹性系数高于1，高耗能行业发展过快，背后原因是价格过低，未能反映资源的稀缺性。因此，应当积极推进资源能源产品价格改革，使它们的价格能真实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旨在改革价格形成机制，放松政府管制，而非靠政府去理顺价格，从根本机制上防止价格的人为扭曲，从而给企业的生产经营、社会的经济运行以一个准确的信号。中国在能源问题上的认识加深和战略成熟，近年来体现得尤为明显。但在实践层面依然问题很多。2009年上半年，一些地方的优惠电价被国家发改委叫停，却又屡禁不止。为什么地方政府对高能耗、重工业投资如此情有独钟？这是因为，能源价格问题事实上涉及到另外两个改革领域。
一是涉及到财税体制改革。地方对产业的取舍，更多考虑的是能否获得更多的财政税收。要扩大消费、改善民生，就要使财政尽快从经济建设型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正如前面我们所读到的，当前财税体制改革阻力很大，未敢大动。按理说，比较合理的是以直接税为主，间接税为辅，西方发达国家皆是如此。但中国正好相反。所以地方政府一上重工业项目就有税收，而那些文化、旅游等第三产业则收不了多少税。这不是逼着它们搞重工业嘛！二是涉及到各级政府职能转变。众所周知，现代政府不应以追求GDP增速作为主要目标，而应以人为本。作为服务型政府，履行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一旦政府介入经济活动过深，扮演资源配置的主角，必然会刻意追求短期GDP最大化。能源领域作为关键领域，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其改革难度既包括利益纷争的因素，又有尚未厘清的理论因素。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能源产业目前正在进行的国有大型企业兼并重组的意义？实际上，判断国有或民营的合理性，主要看的还是具体领域谁更有优势。
在需要承担公共义务和社会责任的领域，投资大、见效慢，民营企业搞不了的领域，自然还是国有经济占主导为好；至于大型能源企业的效率和活力，还是要通过竞争，哪怕是国有与国有之间的竞争来提高，还是要通过股东多元化、改善公司治理来提高。现阶段，保增长的实质就是保就业，而要增加就业岗位，就必须克服各种体制障碍，打破各种“玻璃门”，在可以放开市场的任何领域引入竞争机制。2009年，能源界以结构调整为工作主线，其实就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这一方面要求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节能降耗减排；另一方面要深化改革，使经济社会转入科学发展轨道。但这说来容易，实在又难见其效，在本届政府任期内都未见得能有明显改善。也正因见效之慢，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很难选择它为真正的工作着力点。基于目前的财税体制和干部考核机制，他们的“最优”选择，就是保住自己在位的这两年，经济增速不要掉到预设的8%以下，即便今后为此背上沉重的包袱，也不惜上马那些原本已被弃如敝屣的“两高一资”项目，尽可能将矛盾往后推移……但愿，这不会成为中国经济的“阿喀琉斯之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