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智者之辩中，哲学家们提出了重要的问题，即美德或德性的重要性，这直接引导了后来的美学思考。美学问题与道德问题，由此出发，可以建立起十分密切的联系，这也直接影响到了苏格拉底的思索。所谓“德性”，在苏格拉底那里，不是一个自然概念、理论概念，也不仅是理论的知识，而是一个实践的概念；它不是静观的，而是能动的。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德性就包括了人的一切优秀品质，这些品质，在现实中发挥的作用及其所具有的能动性，也可以理解为人的本质特性的显示。亚里士多德区分的理智德性与伦理德性，诸如明智、聪明、正义等一切品质，可谓集中了人之优秀品质，所以德性是人之为人的理念，这样对于德性的知识，就是对理念的知识，就是人的自我认识，就是认识人自己。苏格拉底的讨论本身，具有明显的偏向性，即重视诺摩斯之建立，因为合乎人的德性的诺摩斯，只要不反人性，就必定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进步。德性的认识，既是真理的认识目的，又是道德的实践目的。
苏格拉底的“德性与知识同一”的思想，主要规定了“德性是否可教或可学”这一问题解释的方向。讨论德性是否可教的问题，在柏拉图对话中，集中于《普罗泰戈拉》和《美诺》两篇对话中，苏格拉底的辩论完全是针对智者学派而发。问题的核心是，智者学派以教授知识为业，在自然哲学方面，苏格拉底已经通过自己的切身经验表明，那些自称最有知识的人实际上并无知识，他们自称是“智者”，但不是“爱智者”。前者把知识当作现成的产品拿去出售，而后者则永远不满足于现有的知识，他对永恒确定的知识心向往之。苏格拉底在西方人文主义者那里，一直是个理想的化身，因为他以美德来规范人性，这一美德原则的建立，需要克服人的许多原欲、战胜许多私念，因而，这种以人的本性去迁就顺从美德的理论，受到了尼采的激烈攻击。
尼采主张彻底地放纵生命欲望，因为生命欲望的表达充满了意志和力量，当然，这并不表明尼采与智者一致。智者们号称可以训练人的勇敢、公正、克制等道德品质，但并不知道“道德品质”为何物。在对话中，苏格拉底承认：“德性是可教的”；在苏格拉底看来，德性的可教性在于：“美德即知识。”如果德性不是知识，则就是不可教的；按照智者们的理论，德性不能是知识，他们自己对德性也并无知识，因而，在他们的学说中，德性本不可教，他们的确也不能教人以德性。在苏格拉底心目中，什么才是可教的德性？就苏格拉底整个哲学思想倾向而言，所谓可教的知识，必定是可以普遍传达的东西。智者们所自诩的知识，在苏格拉底看来是没有普遍性、必然性的，因此，德性作为知识就应该是可教的，也是可以普遍传达的。
智者的哲学出发点，是感觉的人，这样的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是个别的、偶然的，他们对世界的观念，是一些意见，而不是确定可靠的必然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个别的感觉式的意见，为个人所有，出于个人但不属于个人，因而是不可教的。任何人不能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意见，但真理却有强制性，柏拉图的《会饮篇》和《斐布斯篇》，就是接着这一问题讲的。从希腊文化史的有关描述中，可以看到，“会饮”是当时希腊社会普遍流行的习俗，在宴会上，通过歌颂诸神和唱颂诗歌来举行庆祝活动。柏拉图的《会饮篇》，对西方美学和文艺理论的影响是很大的。柏拉图继承苏格拉底的思想，进而认为，在一切美德中，智慧是最高的，这是西方思想中理性主义的主流，但是柏拉图也发现：在获得真理的过程中，情感和意志占有一定的地位，这就是知、情、意三者的关系问题。在柏拉图对话中，他通过一个神话故事，完成了关于爱欲问题的解释，在对话中，斐德罗对厄罗斯的歌颂，可以分为三层。“Eros”即人的爱欲。这种爱欲，如何对人产生影响呢？对话者认为：第一，厄罗斯在诸神中是最古老的；第二，厄罗斯是最高的幸福和善的源泉。希腊人最崇拜的是趋善避恶的英雄精神，在这里斐德罗将这种英雄精神的产生归之于爱情的神圣力量，认为它就是人类最高的善的源泉。第三，厄罗斯还能为所爱的人提供献身的勇气和意志。人们为了爱欲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可见爱欲是多么伟大的情感和意志，所以，对话者认为，在诸神中，厄罗斯最古老、最神圣、最值得尊敬。对于人，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厄罗斯都能给人带来美德和幸福。其实，柏拉图并不赞成这一看法，但是，在对话中他通过不同的人对爱欲发表的看法，揭示了理解爱欲的多种可能性。他赞赏的是精神之爱，事实上，在关于爱欲的探讨中，他涉及了不同的理论，但他自己的观点并不明确。
事实上，对于这一问题，古今的冲突表现在：古代的“Eros”理论重视情，而现代的“Eros”理论则重视欲。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6—176页。寻求自我完善的动力，这一切的原因在于：原来的形式是完全的，后来，由于情理冲突而造成了思想的分裂，所以，追求这种完整的力量便叫作厄罗斯。人本来是一个整体，由于自己的罪过，神将人分割开来了，只有在厄罗斯的庇护中才得到幸福。全体人类，不论是男是女，他们的幸福就是实现爱欲，找到与自己配合的爱人，回复人原来的本性，达到完全，就是爱欲。人们必须这样做，在当前的情况下，绝好的事情，便是将人的爱欲放在和人最情投意合的性质上。厄罗斯最值得尊敬，就因为他能使人回复原来的完整状态，得到最大的幸福。继而，悲剧诗人对此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诸神中厄罗斯是最值得赞美的，因为他是最美的，也是最好的。之所以说厄罗斯是最美的、最可爱的，是因为厄罗斯在诸神中是最年轻的，是最娇嫩最敏感的，是最随和的。之所以说厄罗斯是最好的，是最高的善，是因为厄罗斯是正义，是自我，是勇敢，是智慧。爱欲给人带来了和平，使苦痛沉睡，也带来友好和欢乐，他是欢乐、文雅、温柔、优美、希望和热情之象征，无论是神还是人，都要跟随他，赞美他，歌颂他。柏拉图的对话非常有意思，实际上涉及各种爱欲观念，这些观念，代表了大多数人的看法，而且具有流俗的影响力。从柏拉图对话中，也可以看到，智者所辩论的问题，在当时非常引人注目，这说明爱欲力量高于理性的力量。
柏拉图对话，主要说明了爱欲的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厄罗斯本身的问题，二是关于厄罗斯的对象问题。厄罗斯是爱美的主体，热爱智慧，智慧是最美的东西，所以厄罗斯必然热爱智慧，是智慧的膜拜者。他说，在一切美的东西中智慧是最美的，所以，厄罗斯必然是智慧的爱好者，这种智慧与美善处于同等的地位，甚至地位更高。柏拉图将厄罗斯说成是介乎神人之间的精灵，正说明自我是知、情、意相统一的自由主体。在柏拉图的理解中，“美的相”（ideaofbeauty），才是厄罗斯追求的对象，人开始爱一个美的形体，并从这个美的形体认识到美的道理，进而认识到：一个形体的美和另一个形体的美具有一致性。在一切美的形体中，可以看到它们的共同形式：从个别的美开始，美是不断上升的，如同登梯，一级一级地逐步攀高，直到认识到最普遍的美。从一个美的形体到两个美的形体，再到每一个美的形体，从美的形体到美的制度，从美的制度到美的学问和知识，最后达到“美自身”。一个人关于美的认识，如果能这样一级一级地上升，最后，便会突然见到奇妙无比的美，一切探求都是为了这个最后的目的。这个美，柏拉图并没有说清楚，后来，人们发现，这最高的美，只能是神，是人的审美认知很难把握的。
按照柏拉图的说法：“美的相”具有许多重要的特征：永恒，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绝对的，不是这部分美而另一部分丑，不是此一时美而彼一时丑。柏拉图认为，在具体事物之上都有“相”，“相”高于具体事物，并决定具体事物。柏拉图的这一思想，值得深入而持久地讨论。应该说，柏拉图的《会饮篇》中所讲的真、善、美的统一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智者讨论的问题。可以说，智者讨论的问题，都是很现实的问题，思想并不深入，只涉及实际生活价值的选择问题。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显然推进了问题的思考，把人的情欲和理性矛盾上升到存在论意义上进行思考，由此，可以看到审美问题所涉及的核心本质，实际上，就是人性如何自处的问题。柏拉图认为，只有当人通过那些可见的东西领悟于美自身时，他才能是真正的人，而且，不会被看起来似乎是美德的东西所激动。只有产生和保持美德自身的人，才能得到神的恩宠，才能获得不朽；在真正的智慧指导下，美自身和善自身结合起来，才能不朽。这一思想，带有强烈的神圣主义和理想主义气质，因而，柏拉图才如此受到后来思想家的重视。在《斐莱布篇》中，柏拉图进而提出，善是智慧和快乐的结合。快乐的生活与理性的生活，都不是完全自足的，它们每一个都不是善，善只是这二者的结合。希望得到快乐而不要痛苦，这是灵魂的事情，与身体无关，因为感觉作用于躯体和感觉作用于记忆不同。柏拉图认为：只有在和肉体分离开的灵魂中，唤醒了灵魂和肉体共同感受到的经验，才是“回忆”。快乐是神圣的渴望，灵魂好像是一本书，感觉和记忆，就像是写在书上的字；快乐和痛苦不仅和过去与现在有关，而且，是对于将来的期待和希望。灵魂的欲望和身体的欲望，有时是伴随在一起的，要认识快乐的本质，只能从最大最强的快乐中去发现。《斐莱布篇》立论的主题是：什么是善？它是智慧还是快乐的？这一问题，自然也涉及审美本质的问题，因此，柏拉图讨论的这一问题，把智者争辩的问题进一步深化了。
由此可见，费西斯和诺摩斯之争，在柏拉图的审美思维中，已经被大大地拓展和加深了。在希腊思想史上，正是在柏拉图的基础上，亚里士多德提出美德、幸福、净化等审美伦理观念。在《尼各马科伦理学》、《大伦理学》、《优台谟伦理学》和《诗论》中，亚里士多德集中讨论了这些观念。他认为：“德性分为两类，一类是理智的，一类是伦理的。”前者由教导而生成，后者由风俗习惯沿袭而来。在灵魂中有三者生成，这就是感受、潜能和品质。德性既不是感受也不是潜能，那么，只能是品质了，快感也可由这一问题而来。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讨论喜剧时曾说，诗人采用的模仿形式，是人物的表演而不是叙述，通过怜悯和恐惧造成这些情感的恰当的净化，它通过疑惑、温和、笑声造成这些激情的“净化”。因此，塔塔科维兹认为：净化具有普遍的美学意义，因为它们限定了艺术的目的和效果。不过，有关这一问题，争论的焦点始终是：亚里士多德的“净化”（catharsis），是指情感的净化，还是指由这些情感而带来的精神的净化，或者是，这些情感的解脱？第一种解释，指情感的净化。它长期为人们所接受，但是，在美学史上，也有人对此提出质疑。第二种解释，指由情感的净化而带来精神的净化。在他看来，亚里士多德不说提高和完善观众的情感，而是说悲剧释放这些情感，通过这种净化摆脱那些困扰他的过剩情感，并求得内心的平静。亚里士多德把情感的净化看作是情感的释放，看作是人的心理和生理过程，这种净化观念源于宗教仪式和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观点，毕达哥拉斯学派采用净化的艺术观，伊壁鸠鲁学派则坚持享乐主义的艺术观。
柏拉图认为艺术可以并应该是道德主义的，亚里士多德则主张审美与道德有其内在的统一性，但这种统一性是通过平等、正义与美德等原则而确立的。的确，智者争辩的问题，可以通过美学这样来回答：艺术不仅造成情感的净化，而且还给人以愉快和快乐。审美有助于道德的完善，美好而高尚的道德，源于人们的美好而高尚的情感，艺术有助于实现人的最高目标，这个最高目标，就是幸福。智者之辩所引发的问题，在古希腊思想家那里，获得了不同的解答。随后奥古斯丁、阿奎那、笛卡儿、休谟、洛克、卢梭、康德、黑格尔、谢林、费希特等等，对这一生存论问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究。可以说，智者争辩的问题，开辟了西方美学探究人性的一条崭新途径，也使美学家们能够深入地考察感性与理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智者之争，开导了这一问题的历史方向，并预示了这一矛盾的问题，值得永远论辩，因为这种争辩不会有一个简单的结论。理论上也许可以解决情理冲突，落实到现实生活法则中，则会发生变异。美学必须立足于现实而思考，因此，这种论辩展示了人之谜，也预示了美学思辨的必然性。
从辩证的观点看，情感与理性的矛盾，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样难以解决。事实上，只要我们坚持辩证原则，就可以很好地解决情感与理性的矛盾。在尊重个性的前提下，在情感与理性之间，形成思想平衡，即尊重情感强调理性。情感是第一出发点，在保证基本生命情感的基础上，应重视理性的高尚与尊严，即通过理性约束情感，使情感在合理的思想领域发挥作用，必要时牺牲一点情感，尊重一点理性，就能让理性生发出自由的思想光芒。问题在于，情感与理性的界限在哪里？没有一个必然的客观标准。有的人在强调情感的时候，只给予情感以很少的地位，或者说，以理性来衡量情感，结果，理性压倒了情感，让人的正常生命情感没有地位，使生命的意义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当然，有的人过分重视情感，虽然也强调理性的作用，但让理性在情感面前处于妥协状态，无法显示理性的思想与道德尊严，在实际的生命活动中，你很难保持中庸的姿态，所以，思想史上对这些问题有着永久的争论。在理性获胜的时代，极端强调情感中心的思想，就引人关注；同样，在情感泛滥的时代，极端重视理性的思想，就会具有特别的价值。人类自由的时代，正是情感与理性平衡的时代；人类思想动荡的时代，正是理性与情感极端相互排斥的时代。只有通过情理之辩，才能真正评价审美的意义，审美就是为了寻求情感与理性之间的平衡，走向生命的真正自由。
4.2.3.情理谐调与审美法则优先于道德法则的意义
从美学思想发展史意义上说，智者所提出的问题，远未得到真正的解决，在理性至上或者说逻各斯中心论建立之后，理性的至高权威性，实质上，极大地压抑了人的自我解放要求，这就导致现当代哲学和美学中出现了激进式否定传统的思想，这种激进式否定性思想，强调非理性的核心地位，可以看作是对理性中心话语的反抗。我们之所以要说智者所争辩的问题永不可能获得一个最终圆满的解决，就是因为这一问题是由人的感性与理性冲突所决定，或者说，是由人类的存在论困境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