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是社会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主要表现为人口向城市集中，城市数量增加、规模扩大以及城市现代化水平提高等现象，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人口的城市化是城市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前提和有机组成部分。人口的城市化被看成是现代社会文明的“载体和动力”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当今世界各国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程度和水平，一般采用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标准。据统计，截至1930年，人口在10万以上的城市已发展到80个，比1923年增加了30个阮湘：《中国年鉴》，商务印书馆，1924，54；申报年鉴社《申报年鉴》，申报年鉴，1933，9。。近代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基本上是保持了一种上升的趋势。
在城市化进程中，人口的急剧增加，往往导致人类对资源的过度掠夺，这是近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环境问题，而这也正是造成近代中国水土流失严重、灾害频发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城市化不断吞噬着农民的耕地。据统计，1933年青岛市的面积为551753平方公里，到了1947年发展到749平方公里，增加了197247平方公里；1933年南京市的面积为477854平方公里，到了1947年发展到779平方公里，增加了301146平方公里；1933年上海市的面积为52751平方公里，到了1947年发展到893平方公里，增加了36549平方公里；1933年天津市的面积为8906平方公里，到了1947年发展到185平方公里，增加了9594平方公里申报年鉴社《申报年鉴》，申报年鉴1934，95；（民国时期）内政部统计处，各省土地面积统计。《统计月报》1947，113（114）：18。。由此看来，近代中国城市化与耕地减少的正向比例关系不言而喻。第二，从南京市19世纪30年代对薪炭的消费状况来看，城市化会引发对森林资源的过度砍伐。20世纪初期，尽管随着近代工业社会的发展，煤以及电力有逐渐代替薪炭柴地位的趋势，但对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南京来说，这些还只是上层社会的奢侈品。南京大多数中下层阶级的家庭，薪炭用材则是他们每日必不可少的需要，而且需要的数量和人口的增加成正比。据对南京市上中下23户人家的调查，平均每人每月用薪炭材30公斤，每年360公斤，以南京人口总数的70%即50万人用薪炭计算，则南京一年需用薪炭18亿公斤。据计算200公斤木材方可产50公斤左右的木炭。照这样推算，一片茂密的森林夫须多长时间，便可变为赤土张楚宝：《从南京的薪炭用材说到森林保护》，中央日报，1934-03-12（4）。。
此外，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我们不难看出，垃圾问题是控中国的城市化的进程相伴随的。据上海市卫生局统计，1935年的垃圾总产量为423426吨，1946年的总产量为861727吨，10年间增加了438301吨；按人均计算，1935年每人每日平均产垃圾为032公斤，而1946年的每日人均产量为062公斤，也增加了1倍多周钰宏：《上海市年鉴》，华东通讯社，1947，5-18。。由此看来，垃圾问题已成为近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环境问题。
二、城市的工业化与城市污染问题
审视近代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城市的空气污染问题是与社会城市化发展相伴随的。正如当时有人指出的，“现代文明的大都市，在物质上的供给，固然逐渐地丰厚起来了，可是对于健康最有关系的空气，却也一天胜似一天地污浊起来”无尘：《都市的煤烟问题》。新中华，1936，4（5）：39。。关于当时上海的空气污染状况，当时有人这样描述：上海的空气实在是太糟了，“我们如果到闸北，江湾或南市龙华等处的乡村里望着上海，只见半空中烟雾弥漫，十里洋场，完全埋在烟雾丛中，分不出什么是高楼，什么是矮屋，试想数百万住在上海的人们，整天整夜在烟雾弥漫中过活，生命是多么危险！纵使不被烟雾熏死，至少也要减少阳寿十年”鼎鼎：《上海的繁荣是如此》，《上海周报》1933，1（15）：29。。尽管在当时的历史记载中，我们很难找到有关空气环境质量方面的具体数据，但这些内容，也基本上能反映出20世纪30年代上海市的空气污染状况。
据统计，1915年上海仅有汽车539辆丝丝：《上海之汽车》，《上海周报》1932，1（2）：34。，1934年发展到41031辆，平均每千人拥有汽车12辆上海通志馆年鉴委员会，《上海市年鉴》，中华书局，1936。。由上述的数字统计，我们难看出伴随着上海城市化的进程，上海的汽车拥有量保持了增长的趋势。而这种势头无疑暴露出环境问题的存在。此外，从当时上海的工业化进程，以及以煤为主的矿物质的消费量方面，也能够发现潜在的环境问题。据统计1912年上海市的新建纺织工业只有3家，1924年发展到30家，1927年发展到84家。1912年新建化学工业有3家，1921年发展到18家，1927年发展到29家上海通志馆年鉴委员会，《上海市年鉴》，中华书局，1936。。另据上海市社会局统计，截至1934年3月，上海共有工厂5418家上海市社会局，《上海市工厂名录》，上海市图书馆藏书，1934。。据统计，1934年上海市煤、燃料、沥青以及煤膏的进口数值为6040220元（国币）上海市年鉴委员会，《上海市年鉴》，中华书局，1935。，1946年上海市煤、燃料、沥青以及煤膏的进口数值为4457865000元（国币），十年间增长了738%周钰宏：《上海市年鉴》，华东通讯社，1947，5-18。。
当然，对于城市空气污染的危害，当时的有识之士已有较为深刻的认识。有人在《大雾杀人研究》一文中，就明确指出：“据最近化学家研究，以为工业区中烟囱林立，由此发出的二氧化硫，其量甚多，这种物质与大雾中之水汽化合，成为硫酸，飞散空中，可使人中毒而死。”陈孔步：《大雾杀人的研究》，《科学月刊》1932，3（5）：3-5。有人在《都市煤烟问题》一文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都市的人们虽然吃的好……住得好，因为整天在污浊的空气中过日子，他们的身体总带些病态，反不及乡下农民健康。”无尘：《都市的煤烟问题》。新中华，1936，4（5）：39。由此看来，城市化进程中空气污染问题，在当时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因此，当时在国外已经出现以减少城市空气污染问题为目的的政府行为。据记载，英国在1306年就曾处罚因烧煤而产生浓烟者；美国在1905年，也曾颁布煤烟的取缔令，禁用有烟的煤。然令人遗憾的是，在我国除了上海、无锡、汉口等工厂稍多的地方，感觉到煤烟的危害之外，其他地方的城市根本不懂得煤烟的危害，至于取缔煤烟的政府行为，则更无从谈起无尘：《都市的煤烟问题》。新中华，1936，4（5）：39。。对于水资源的污染，上海市卫生局已有所认识。在上海市卫生局1927年8月的业务报告中，就有关于部分自流井因水质不合格而给予取缔，以及卫生局鉴于工厂排污有碍于饮水卫生，而要求制皮厂的污水先行过滤，然后放入河中的内容（民国时期）上海市卫生局，《卫生局业务报告》，《上海市政公报副刊》1927，（8）：11。。
由此看来，任何阶段的城市化进程，都会出现环境问题，近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毫不例外。这是不可辩驳的事实。然而，在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对于史学工作者而言，在肯定城市化对人类发展和社会现代化的进步作用、积极意义的同时，正视近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尤其具有特殊的意义。挖掘近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不仅是城市化进程研究所应采取的积极的正确的态度，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挖掘在保护自然资源和改善自然环境方面的历史经验，以更好地发挥历史学科在现代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更好地为现代化建设服务。譬如，当时为国内人士所盛道的北平长安街的合欢树、上海英法租界的枫杨林、青岛的洋槐树以及成都的白桐树等城市行道树的建设郑稷熙：《城市行道树论》，《中国建设》1932，6（3）：72。，以及当时广为流行的以都市公园建设为主题的田园都市思想叶祥瑞：《公元与人生》，《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1931，2（8）：84。，就堪为当今的城市建设所借鉴。
本文原发表于《河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