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胡适、陶孟和为代表的诸多学者，早就极力主张废除人力车而代之以机械车。他们认为：“人力车代表的文明就是那用人做牛马的文明，摩托车代表的文明就是用人的心思才智做出机械来代替人力的文明，把人作牛马看待，够不上叫作精神文明。”［24］“（此种职业）剥削国民之精力，妨碍人民之健康甚至遗害及于后代。此恶性循环不除，全社会之生活被其影响，至于无穷，非可过言也。”［25］西方人也有不少舆论表达了对人力车业“深恶而痛绝之”，马扎亚尔就曾斥责人力车夫行业是“牲畜式的劳动无穷地在践踏着人类”［11］（P35）英文《大美晚报》记者也在一篇社论里指出：“在不久的将来，上海的人力车必定追随于东京人力车的命运之后。解决目前的问题，最好是人力车收归市营，而向逐渐消灭它的途程上迈进，代之以机械的运输，这种代替实在是无法避免的。”在占地面积上，电车的性能要远远优于人力车。另据专家提供的数据，每辆电车之输送力，约抵人力车73部，而每辆电车所占之面积，仅及73部人力车所占面积的1／26。而对于广大的乘客来说，行车的速度或许更是一个着重考虑的因素。再加上从当时的整体情形看，电车票价普遍低于人力车。民国初年上海三等客票的售价极为低廉：“纳一铜圆之代价，而乘车可及半英里之远。虽愈远者费亦愈增，然至多不过铜圆八枚而已。”电车公司的运营理念，无非是以低廉的价位吸引更多的乘客，从而达到赢利的目的。据估计，1909～1913年间电车公司载运一名乘客的赢余仅分别为4.1厘、6。5厘、6.9厘、6.8厘和8.1厘［26］。虽然我们缺乏确切的数据比较同等路段人力车夫的要价，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此低微的利润显然不是后者可以接受的。由此可见，在成其为公共交通的必要条件如速度与价位方面，电车明显地占据了优势。“俾乘客得减其光阴与金钱之耗费，而增其交通或往返之便利。”［26］所以从长时效来看，电车逐步取代人力车也将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人力车行业可以取缔，但取缔之后的人力车夫又该如何谋生昵？况且农村的破产不断地制造出大批人力车夫“后备军”，源源来沪谋生。而对于大多数“无智无识”的车夫来说，拉车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维系破产农民生计的一条重要出路。
据一项对北平、汉口、南京、天津、青岛、上海等8个城市的调查表明，1930年计有人力车夫33万人，而上海的人力车夫就达到了8万人［8］（P82）。人力车问题，成为民国时期的一大社会问题。针对人力车夫救济这一社会问题，官方和社会各界都曾做出了一定的努力。早在20年代初，传教士麦史生氏即在上海设立了车夫福音会，为无家可归、衣食不继者免费提供住宿、衣食及药品，并定期教以上海马路章程等。1931年9月，上海市人力车夫互助委员会成立，目的是使“车夫在物质上精神上都得到改善和安慰”。互助会着手办理的事情共有11种：诊疗所、教育、日夜学校、游艺室诜浴、饮茶室、书报室、车夫生活调查、宣传、车夫家庭诊疗、演讲等，据估计，至1935年到会享受的人力车夫已达万人以上［27］（P31）。但相对于10余万的庞大数目，这些努力不免有些杯水车薪。
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治本之方”，关键是救济农村，为众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找一条出路。但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多数县市政府在交通近代化的必需与贫困无依的众多苦力面前左右为难，态度漂移不定。他们宁可坐视人力车与电车的争执，或者姑息人力车业的畸形壮大，也不愿对社会操作如此巨大的手术。
在解放前的漫长历史中，上海的广大车工为了反对取缔人力车而进行了无数次的抗争。出于被抢夺饭碗的愤恨，人力车夫经常将生活艰难的怨气直接发向电车与公共汽车，其最常见的方式便是对电车等的破坏与阻碍，不少地方发生过人力车夫集合起来捣毁电车的事情。北平有过几千个人力车夫与苦力卧在电车轨上，以阻止电车的开通；在杭州，则有过人力车夫捣毁全市的汽车行和汽车的事［27］（P31）。1918年4月，上海工部局整顿交通秩序，“禁止人力车夫徘徊街道中，招揽坐客”，致使车夫以“妨碍糊口”而“遂生暴变”，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及新闸路等路段“拆毁电车六架”。据第二日补报，前后共“捣毁电车十一架”［28］。然而，人力车夫奔跑的双腿终究敌不过电车疾驰的飞轮。至40年代，国民政府终于决定取消人力车，当时号称“决心以武力流血方法达到废除人力车、推销美国汽车之目的”［29］。消息传出，社会舆论和人力车行业群起抗议。在众怒难犯下，行政院和上海市政府只得实行变通。1947年2月，上海市长吴国桢宣布：分批分期将淘汰的人力车改装为单人座三轮车，此后方能营业。第一批抽中的是车牌号码为“4”的人力车，进行改装后，其它各车行纷纷仿效。
至1955年初，上海的人力车只剩下3232辆，车工5402人［30］。机械取代人力，公共汽车取代人力车，是城镇交通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逆转的趋势。人力车夫的悲惨命运就在于：人力车夫使命的终结与其命运善后安排的不善。当数十万人力车夫骤然失业，政府并没有给他们提供一个分流再就业的机会，而仅仅告之以“最好是大家自己想办法”［31］，他们后来走向革命也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这是当时上海现代化进程与社会转型中出现的悲剧，带有那个特定时代的印痕。通观近代乃至当代，大多数的社会转型期都会遭遇此种情况。所以，如何妥善地安置剩余劳动力，使民众安居乐业，便成为政府所面临的一个极为棘手却无法回避的问题。或许，我们能够从民国时期人力车行业的兴衰中得到些许启示。
本文原发表于《学术探索》200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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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上海中医界反对废止中医案的抗争
郝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