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城市化与近代上海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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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旅沪群体与移民社会(1)

小刀会起义与上海近代移民趋势变化

李国林

社会学中的“移民”是指相当规模的人口离开原来居住的地方,迁移到相距较远的地方定居。主要参考杨钢、李剑波:《三峡移民与库区可持续发展战略》,《探索》,1998年第3期。移民的移动有其自然的趋势,人口迁移最根本的动力来自于经济因素,人口高度集中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近代上海的移民进程也是按照这一轨迹发展的,随着港口城市贸易的发展,各地的商人及服务人员陆续迁移而来。其中以早期的福建广东人为多,由于小刀会起义的爆发,这一移民趋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一、上海开埠初期的人口结构分析

上海原先是东海之滨的一个小村,自宋元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港口贸易的逐渐繁荣,上海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吸引着各地客商的到来,其中以闽、粤、浙、鲁等地为主。

“每日满载东北、闽粤各地土货而来,易取上海所有百货而去。”[1](P.6)“商贾造舟置货,由福建厦门开船,顺风十余日,即至天津,上而关东,下而胶州、上海、乍浦、宁波,皆闽粤商船贸易之地,来往岁以为常。”蓝鼎元:《潮粮兼资海运疏》,见《清经世文编》卷48,《户政》。乾隆时《上洋竹枝词》曾提到:“东门一带烟波阔,无数樯桅闽粤船”,“近日上洋风俗改,市人尽效嚼槟榔”转引自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晚清社会》(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8页。。各地在上海经商的人员在不断增长,带动了移民的增长。移民进入上海的主要途径,一是沿南北海岸线;二是沿长江水道。[2](P.687)广东、福建、浙江、山东等地的移民大多从海上流入,而江苏、安徽等地的移民则是顺长江而来。

随着海禁的开放、贸易量的增大和在上海居住时间的增加,客商开始在上海购地建屋。

乾隆年间,潮州人于上海县城内外大量购置房地,并建立会馆,大量的闽粤人开始定居上海。“邑小东门外,沿濠负郭,皆闽粤人僦居”毛祥麟:《墨余录》,卷15。,县城东门外一带乃闽粤客商集聚之所,后来发展成为上海重要的商业区。

移民从本地移出的目的一般是为了改善生活条件和谋取更大的利益,他们把目标锁定上海。是因为上海满足了其要求,致使上海的人口迅速增长。据推算,上海县在雍正年间约有人口40余万,嘉庆十五年(1810年)上升到52万余人,其中男子24.3万人,妇女23.7万人。[3](pp.440-441)到鸦片战争前夕,已经达到60余万人。[4](p.386)这些居民的组成十分复杂,但以福建、广东人占主导地位。据不完全统计,在上海开埠初期,上海有广东籍人8万,福建籍人6万,闽粤籍人口占上海人口的20%左右,居外来移民之首。

闽粤人口集聚与他们对商贸的敏感性有密切的关系。鸦片战争后,中国对外贸易的重心逐步北移至上海,各地的经商人士也跟到上海经商。在来自全国各地的客籍商民中,广东帮和福建帮凭借原有的优势更加壮大。广东人与外商贸易的历史悠久,而且由于十三行贸易体制的影响,他们与外商的接触也最多。姚公鹤在《上海闲话》中说:“洋人由广东北来上海,故广东人最有势力。”王韬在《瀛壖杂志》中也说:“沪地百货阗集,中外贸易,惟凭通事一言,半皆粤人为之。”[5](p.8)他们在开埠前占据了国内贸易的优势,开埠后又把握了与外商交往的有利条件,从而在国内外贸易中占得先机。

上海经济的发展,加快了移民进入的速度,并形成了如下的特点。第一,上海人口增长率不均衡,波动明显。人口的增加有机械增长和自然增长两方面组成,其中机械增长的影响更加明显。人口的流动受到经济发展和贸易繁荣程度不同的影响,带动上海人口增长的起伏;当上海的经济贸易繁荣的时候,对劳动力需求强烈,上海的人口增长速度加快。反之,则减慢。

所以上海的人口数量在总量上持续性地增加,但从增长曲线上呈现出高、低的波动。

第二,上海人口增长具有港口城市的特点,人口的迁移带有地域性和职业的同质性。上海的发展历史不算长久,但独特的地理位置为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早期的移民来自于商业相对发达的沿海地区和沿江地区,主要从事商贸和运输,移民主要来自闽、广、浙、鲁、苏等地,行业分布比较集中。在海禁政策的压力下,移民的流动主要以国内地区之间的流动为主。如清政府曾颁布的《大清律例》明文规定:“一切官员及军人等,如有私自出海经商者,或移往外洋海岛等,应照交通反叛律处斩立决。府县官员通同舞弊,或知情不举者,皆斩立决。仅属失察者,免死,革职永不叙用”。《大清律例》,第225条。这一政策限制了移民向海外的流动,却加大了向城市发展速度较快的上海地区的移动。

第三,早期移民流动性较大,呈季节性波动。生意人虽然一年四季在外奔波,波动性强,但浓重的乡土观念使他们把家仍然建在故土,缺乏对所在城市的认同感。因此,每到年关时节,商人们离开上海,象候鸟一样,回到老家过年。次年春天,再来上海做生意。上海的人口也在此时再度增加,有更多的人跟随着回家过年的人来到上海谋生。

上海开埠初期的人口结构以上海本地人占据主导地位,但随着移民不断涌入,闽粤人在人口数量上仅次于上海本地人,分列二三位,浙江、江苏、安徽、山东等省的移民占相对较低的比例。不过,这种状况因小刀会起义而发生了变化。

二、小刀会起义对移民趋势的冲击

移民在流动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相对固定的路线和方向,他们会沿着前人所走的路途迁徙,因为在目的地有熟悉的家乡人照应,便于开始新的生活。上海早期的移民也是按照这一方式迁移,但因为小刀会这一事件的发生打破了原有的趋势,发生了新的变化。

1.闽粤人成为小刀会起义骨干力量

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引发了连锁反应。1853年,福建小刀会也爆发起义,其影响很快波及到上海。上海小刀会起义爆发后,相继攻克了嘉定县、上海县城等,又夺取了宝山、南汇、川沙、青浦等四个厅县,起义坚持了一年半的时间,给了清政府和地方政府有力的打击。在起义队伍中,闽粤人成为主力军,据《上海小刀会起事本末》记载:“小刀会有七党,闽、广有五党,宁波、上海各为一党。”《上海小刀会起义始末》,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6页。小刀会起义的主要首领刘丽川、陈阿林、林阿福、李成林均为闽粤人。江南地方政府开单缉拿的其他40名要犯,亦即小刀会起义的次级领袖中,闽、广籍占26人,居绝大多数。[6](pp.421-424)参加小刀会起义的闽粤人,大部分是刚刚从闽粤等地赶过来,准备参加清军镇压太平天国的。据记载,在小刀会起义爆发前,上海的闽粤人急增。太平军占领南京,使清朝统治者感到巨大的压力,乃积极招募兵勇,福建、广东地区的失业贫民相继赶来应募,但大部分人未被接收;闻上海招勇防堵,于是他们转向上海,使上海的闽粤人口大增。参见袁祖志:《随园琐记》,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019页。当上海的小刀会发动起义后,这些人成为上海小刀会起义的参与者。斯嘉兹《在华十二年》中说:“策动和进行叛乱的是广东、福建两帮,而福建沙船上船夫,却是叛党的主体。”斯嘉兹:《在华十二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45页。

闽广人积极参加和领导小刀会起义,既反映了他们与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也暴露了他们之间的对立关系。小刀会试图推翻清王朝,起义失败后,自然被清算,遭到残酷打击。

2.清政府的清算政策与闽粤人的移民路径转向

清军在列强的帮助下,收复了上海县城及周边失守的县城,对起义军进行大屠杀,特别对起义主力闽粤人进行清算。吉尔杭阿发出布告说:“刻下官兵正搜捕贼匪残余,各户如有藏匿之罪犯,仰即绑解前来,以便讯究惩处。”《北华捷报》,第239期(1855年2月24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22页。大批的起义者惨遭屠杀,上海怡和洋行负责人致香港总行的信件中说:“据估计,如今已被斩首的约有一千五百人”,严中平辑译:《上海小刀会起义新史料》,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16页。另有一说,被杀者有二千余名,见雒魏林:《在华医药传道记事》,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653页。主要的目标是针对闽粤人。为了防止类似起义的再次发生,清政府上海当局采取了三种措施:第一,铲除闽粤人的集聚区,分散其力量。小刀会起义失败后,清军对上海城内的闽、广人居住地和会馆进行了清算,“毁巢穴、清逆产,以绝根株”。县城“小东门外羊毛弄、福建街,为闽、广游匪窝藏出没之所”。“业将贼巢烧毁净尽,所有基地,概行入官,勒碑永禁,不准再造民房。

其贼匪所置房产店铺货物,逐细清理,籍没入官,房主知情租给者,一体查办。”[7](pp.82-83)第二,迁建闽粤人会馆,整治闽、粤人群体。政府官员发出通告,晓谕城乡,不准遣散壮勇与外省流民逗留,“如有抗违滋事,许居民随时捆送,轻则枷杖递籍,重必立按军法。倘敢拒捕,格杀勿论”。“所有城内从前建造会馆公产,并私置房铺,一概入官,变抵充公。旧址冢地,勒碑圈禁,并将贼尸移出城外空地,归骨一墟。”[7](p.83)这对讲究入土为安等观念的闽粤人打击巨大。还把闽、广会馆公所俱迁城外,其董事必须慎选,闽粤游民递籍安插。“闽粤无业游民,撑驾马蹄杉板小船,在于浦江摇摆,本干例禁。”[7](p.84)对在外商处服务的闽、粤人,要求各国领事“请烦转谕各洋商,迅将新旧雇用广东、福建人逐名稽查。如果诚实无过,准令取具的确保结,缮给仍行留用执照,注明年貌籍贯,何人具保,以凭官为查验。如果其向不安分,形迹可疑及依亲傍友,并无行业者,立即照会上海县赶紧驱令回籍,勿再徇情容留,仍由地方官实力稽查,如无执照,即照匪类严拿惩办,决不宽贷”。[7](p.24)会馆、会所等同乡组织在移民中间有着重要的地位,它能帮助移民解决初来乍到所遇到的各种困难,深得移民的信任。如今会馆被铲,会所被迁,使移民受到冲击。第三,对闽粤人进行经济惩罚。福建、广东人主要是以经商为主,政府在税收上有意加重,损害其经济利益。“闽、广蛋船、鸟船,向泊黄浦,旧例关税甚轻。”“嗣后闽、广船只,准在吴淞口外停泊,不许驶入黄浦,货物用内地船只驳运,并倍征关税,薄示惩罚。勒碑吴淞,责成武营拦截,倘敢抗违,即用枪炮轰击,使闽、广商民,愧恨乡人作乱,自相劝勉,化暴为良。”[7](p.84)经济上的惩罚使闽、粤人向上海移动的动力减弱。这些措施的实行,使上海地区闽粤人的利益受到极大的冲击,生存环境也受到影响,迫使他们寻找新的迁移方向。

小刀会起义使闽粤商人无法开展正常的贸易,普通百姓也不得不寻求新的谋生场所。福建、广东两省在历史上人口密度不是最高,但人均耕地面积却一向为全国最少,加上生产力水平低,技术不良,资本不足,粮食多不能自给,依赖进口甚多。有清一代,福建、广东的进口米数占全国进口总数的50%—80%。叶绍纯:《中国移民背景之探讨》,《南洋研究》,第6卷第6期。

与此同时,南洋经济的发展和大量矿产的开发,使福建和广东的移民把主要的移民方向转向南洋。据温雄飞研究,到南洋的华人“亦有两类,其一则由航业者亦船载之来,留其猪仔于船中,寻觅雇主,俟有雇主为之垫还船费,益使船主略有溢利,然后雇主带此猪而去”。

“其他一类,则由经纪人由香港募之而来,屯居小客栈中,然后寻觅雇主。”[8](p.211)19世纪中期以后,国内发展受阻的闽粤人开始加快向东南亚的移民。因为广东和福建农村特别讲究血缘和地缘关系,《新加坡会馆沿革史——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印行,第67—76页。使得闽粤人成为移民的主体。如新加坡的华人在当地占据了较高的人口比例,基本都是福建、广东人,如曾纪泽说新加坡“闻其地华人约十万人,闽人居其七,粤人居其三”。《曾纪泽:《西使日记》,载福建师大历史系编:《晚清海外笔记选》,海洋出版社,1983年,第11页。均在《出洋琐记》中也记载,新加坡“所有华人,闽人居七,粤人居三”。蔡均:《出洋琐记》,载福建师大历史系编:《晚清海外笔记选》,海洋出版社,1983年,第13页。

可以说,小刀会起义使闽粤人把移民的重点转向了南洋,而上海的经济和贸易发展仍吸引着大批移民的迁入,江浙籍人取代闽粤人成为上海移民的主体。

三、江浙籍人成为移民主体

移民对其所在城市的适应性,称之为移动者的社会调适。闽广人被压制后,江浙籍移民作为最容易调适的群体占据了有利的位置。加上小刀会起义使上海租界内居民结构发生变化,大量移民的涌入加快了近代上海移民的进程。

1.租界华人禁令被冲破

上海开埠后,英、法、美等国为了谋求在华的特殊利益,设法获取了永远租用特别地区,并作为西洋人的居住和商贸区。《上海土地章程》第十六条规定,外国商人“亦不得建房转给华民租用”,这就是所谓“华洋分居”的具体规定。能留在界内的中国人,只是那些在界内拥有土地、房屋的原住民及为外国人服务的人员,数量十分有限。

小刀会起义爆发后,上海及周边县城被起义者占领,一大批本地及周边地区的“衣冠右族”及惧乱的平民百姓纷纷避入租界区,租界华人由原来的500人,骤增至2万人以上。梅朋和傅立德在《上海法租界史》中说:“洋泾浜北边的中国居民,在县城被占领前,只有五百人左右,而这时,据第一届董事会的道路委员会提出的正式报告,已经剧增到两万以上。”[9](pp.134-135)鉴于大量涌入的华人对租界开发的作用,英、美、法等国乃在1854年7月8日,正式宣布三国公使共同签字的新土地章程——《上海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新章程取消了原先规定的“华洋分居”政策。在其附件“租地契约”中明文规定:“若华民欲在界内租地赁房,须由领事官与中国官宪酌给盖印凭据,始可准行。”

小刀会起义冲破了《上海土地章程》对华人在租界内居住条件限制,使租界由“华洋分居”变成“华洋杂处”,大量的民众移住租界,人口迅速增长,促进了租界的迅速繁荣。

2.江浙籍移民成为上海新移民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