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己任。特别是宁波旅沪同乡会把宁波移民的乡土情感和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对内从事丧葬公祭、疗病济贫职业介绍普及教育、调解纠纷等各项事务。可见，同乡会为内部成员提供了发展动力和活动平台，团体中的每一个成员也能从这种“同乡组织体系”中获得好处。可以说，同乡会在相当程度上履行着“半官方”的职能，它的存在意味着在行政体系之外的自治自立精神和有序社会秩序的建立。在对外事务方面，凡关涉乡人桑梓利权的事项，四明公所、宁波同乡会等莫不据理力争，竭力维护。如1874年、1898年两次“四明公所事件”中，四明公所维护同乡权益的作用表现得最为明显和突出参见李瑊：《上海的宁波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8—246页。；再如1923年乐志华案、1930年忻丁香被法兵殴毙等历次事件中，宁波同乡会都是极力交涉抗争，为同乡申雪冤屈尽了最大的努力。
三、是国家的基础组织。以乡情为纽带的同乡团体构成了许多社会联盟的基础，何况国家本来即由地缘关系而来，因此同乡团体可谓国家的基础组织，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可由乡土观念中孕育滋长。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我们失了的民族主义要想恢复起来，便要有团体，要有很大的团体。我们要结成大团体，便先要有小基础，彼此联合起来.才容易做成功。我们中国可以利用的小基础.就是宗族团体.此外还有家乡基础，中国人的家乡观念也是很深的。如果是同省同县同乡村的人，总是特别容易联络。依我看起来，若是拿这两种好观念做基础，很可以把全国的人都联络起来。”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8页。近代以来，在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进程中，要求人们具备超乎地域限制的对国家民族的认同和忠诚。20世纪20年代，针对华人在租界内无参政权利的情况，宁波旅沪同乡会具函上海总商会，呼吁各界共同努力，最终成立了“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使华人在公共租界的管理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宁波同乡会超越同乡团体的局限，追求更广泛的利益和公共的目标，显示出乡土观念在近代社会情势激荡下的“再生”历程。所以说，“同乡观念之为美德，系基于更大的政治理念，这种理念将同乡纽带深化和理性化，赋予其更为广阔的超越地方的含义。爱家乡之所以为美德，是因为它有助于构成和强化更大的中国政治组织。如果地方观念不与这种政治理念挂钩，则是鄙陋的。”［美］顾德曼：《家乡、城市和国家——上海的地缘网络与认同，1853—1937》，宋钻友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职能分割，并行互补
从四明公所到宁波旅沪同乡会，既非旧式同乡团体的原态延伸，也非现代社会组织的简单位移，二者的转化传承是组织变迁与社会变迁互激互荡的结果。
社会和时代在发展，但四明公所却还是维持着初始的互助、祠祭、厝葬功能。直至1936年，除了一些赈灾救济事务与宁波同乡会携手共举外，其主要从事的还是仅为同乡寄柩运棺等事项，对于介绍职业、改善乡俗、调解纠纷、创设学校等新兴事务均无一过问，可见其未能因时趋变，因而社会作用减弱，势所难免。
相比之下，宁波旅沪同乡会不仅承继了一般同乡组织的互助功能，且与时代同步并进，不断将新的因素融入其规程和实践：公开会议议程，公布投票程序，不断厘订章程以臻完善。种种措施，使同乡会的机构日臻健全，组织更加规范。正如副会长沈仲礼在宁波旅沪同乡会第二届大会上所云：“四明公所系救死事项，同乡会系救生事项。鄙意救生较救死尤为切要。”《宁波同乡会开选举会》，《申报》，1912年4月9日。此可谓一语中的，道出了二者最重要、本质的区别。
新的组织的创设当然意味着脱离旧团体，但这种脱离并不一定是对立和竞争的。四明公所和宁波同乡会作为上海宁波人的两个同乡团体，各自相对独立，但有着极深的渊源关系，联系还是较为紧密的。宁波同乡会的组织基础是建立在四明公所时期即已形成的同乡关系网络之上的；1911年同乡会成立大会在四明公所内召开；两个组织的领导成员也多有重叠合一。20世纪初四明公所的主要领导者朱葆三、虞洽卿、沈仲礼等人既是四明公所的董事，也是同乡会的发起人，并分别担任会长剧会长等职。
在遇到关系全体同乡利益的事件时，二者也互通声气，互相配合。如1922年2月，四明公所与宁波同乡会协同进行旅沪同乡人口的调查事项；1932年同乡会与四明公所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定海金塘赈款、拨助改建宁波老江桥等事宜《会务纪要》，《宁波旅沪同乡会月刊》，108期，1932年7月。，又如1932年“一二八”、1937年“八一三”期间，公所与同乡会合作开展了大规模的难民救援活动，设立被难同乡收容所，办理同乡救护、收容遣送等工作参见曹峻：《上海宁波帮的抗日救国活动》，《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1期。。
四明公所与宁波旅沪同乡会的并列并存，是建立在同乡团体职能延续、分割的基础之上的，二者分别满足旅沪同乡的不同需求。四明公所作为传统意义的同乡组织，在现代社会变迁的激荡下，并未冰消瓦解，而是与新型同乡组织相依并行，可见“旧制度本身的型式尽可成为僵壳，而其意义则可因社会的重新估价而被保存着。”窦季良：《同乡组织之研究》，第64页。宁波同乡会虽然摒弃了旧团体的封闭性和因循守旧的管理程序，但并未抛弃“同乡同源”这一原则，说明尽管时移势迁，同乡认同依然是一个颇具实际效力的“轴心”，同乡团体在乡土社会中富有巨大的适应性和实用性。
由上述可见，四明公所和宁波旅沪同乡会二者成立的立基点和发展的内驱力相同，其内在的渊源和传承关系折射出中国文化的本质。归根结底，同乡认同的基础同乡纽带的动力等皆可被视为文化的范畴。文化“影响着组织形成的方式和组织一旦存在所采取的运行方式。确实，人们必须承认，在组织中所作出的所有决定是受制于文化的，是这些全部文化要素的反映。”鲁品越编译：《组织社会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8页。因此，从根本上而言，同乡组织的近代行程和现代转型不仅映照出时代变迁，折射出时代特点，也彰显了中国文化的生命力以及文化的延续性广容性等特性。
原文发表在《东吾论丛》2009年第11期
城市近代化中的上海闽商
高红霞
在上海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闽商与粤商一度双峰并峙，开拓或独占了航运、蔗糖、棉花、国产纸业、果桔渺货檀香、蓝靛等诸多行业，闽商甚至成了一些行业的代名词。与此同时，他们还参与了近代上海的一些著名政治运动，诸如小刀会起义、1905年上海抵制美货和收回苏浙铁路利权斗争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等。可以说，闽商在上海历史的记忆中有着两大鲜明形象：一方面以好斗反叛常使上海当权者生惧，一方面以擅贾富实而颇受市民瞩目。他们的行为方式和生活习俗对上海社会各个层面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上海开埠后，面对浙商的蜂涌而至和粤商的重振河山，闽商整体上的辉煌色彩逐渐褪去。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个是闽商的鼎盛与衰弱，凸现出上海城市发展的结构变动和功能定位，其中的进退与取舍是很有一些值得探讨的空间的；另一个是闽商在整体的衰弱中，其中相当一部分仍具有实力，闽商的主要同乡、同业组织泉漳会馆，以它在晚清及至民国的业务规模和活动能力，使我们不得不思索他们在上海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在研究上海客籍商帮方面时有佳作问世，他们一般都从明清会馆公所、上海总商会、同业公会、上海的移民等问题切入，从整体上勾勒客籍商人在上海近代化中的作用和地位。其中尤其对江浙商人和粤商的研究较为系统，已有专著和专论出现。期间也有一些论及上海闽商的著作和论文，比如：张仲礼教授主编的《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市国际贸易学会学术委员会编著《上海对外贸易》都论及闽商在上海近代工商业发展中的开拓作用；熊月之教授主编的《上海通史》与谢俊美教授的论文《清代上海会馆公所述略》，从行业、行帮、社团的角度涉及闽商或泉漳会馆；黄启臣教授主编的《中国地域商人丛书》主要着眼于一度活跃于国内外的闽商，同样也对上海闽商的活动略有提及。所有这些著作和论文都从各自研究的专题出发，涉及到泉漳会馆和闽商在沪的活动，而细致专门的构建和考察则尚付阙如。拙文《旅沪福建同乡团体述略》高红霞：《旅沪福建同乡团体述略》，《学术月刊》，2001年第11期。曾试作探讨，但也只是一般性的勾勒。本文试图通过对闽商在沪最大的会馆——泉漳会馆在近代上海活动轨迹的梳理，比较它与同籍商人、行业团体、同乡团体的关系，探究上海开埠后在闽商尽显颓势的大环境中，泉漳会馆何以在同籍同乡组织中一枝独秀、始终保持活力的原因。
一泉漳会馆的成立
上海老城厢曾有不少福建会馆，如今我们所能见到的保存最为完整的会馆遗址为三山会馆，从中己可窥见福建商人当年的殷实。然而三山会馆不是福建会馆中最古老、最兴盛的一个。根据碑刻资料，最早出现的福建商人会馆，当属福建泉州和漳州商人集资公立的泉漳会馆，时间为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蔡杰东：《泉漳沧桑话》，上海泉漳会馆编辑部编《泉漳特刊》，1948年4月，第10页。仅此而言，已在沪上众会馆中名列前茅。然而在泉漳会员留下的回忆资料中，泉漳会馆创立的时间要比现存碑刻资料显示的早得多。由于1937年淞沪抗战，会馆与会馆别墅同遭战火吞噬，文件资料多未携出，使得1757年前的馆史变得一鳞半爪，今人对会馆馆址的确认也多有含糊之处。根据泉漳会员的回忆资料，在明末，泉漳两属中龙溪（今龙海。1960年，龙溪、海澄两县合并为龙海）、同安（今厦门市辖区）、海澄五邑海商己在上海建立会馆组织，至清初始建馆。
原名“龙同海会馆”，因其主要是福建泉州漳州两属中龙溪（今龙海）、同安（今厦门）、海澄三邑《兴修泉漳会馆碑》，《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5页。“捕鱼者的远程住宿站”。黄则盘：《上海泉漳会馆沿革及抗战时期活动》，中国人民政协福建省泉州市委员会编《泉州文史资料》第13辑，第63页。馆址并非在咸瓜街，而是在黄浦江上游的日晖桥（今南园）。早年黄浦江船只可溯江而上，停泊在日晖港，会馆便临港而设，占地约三亩，中间是坟墓，主要作祭祀、寄枢、住宿之用。航海作业，生命在风口浪尖上颠簸，求得天神——天后的保佑便是头等大事，船一靠码头，就要举行祭祀仪式，己成为旅沪福建船民必修的功课，故会馆中辟有天后宫。寓居他乡，免不了生老病死，而中国人的丧葬观念就是寿终正寝，死得其所。会馆可提供停寄灵柩之处、让背井离乡的孤魂暂时安息，以便择日还乡叶落归根，或是就地栖身以求入土为安。另外，出外谋生实属不易，会馆便是提供客居他乡游子最廉价食宿的场所。
随着泉漳在沪商人的发展，渐渐觉得日晖桥距离当时的上海县城太远，往来多有不便，于是由《上海县为泉漳会馆地产不准盗卖告示碑》，（（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233页。
二整体的衰弱与泉漳会馆的发展特点
上海闽商的整体衰弱从上海开埠已经开始，而以民国建立以后形成定局。民国时期许多资料表明，无论是在经营的行业类型及曾经垄断的行业中，他们都已失去了开埠前后的优势，甚至在一些曾经独占的行业已不见了闽商的踪影。
福建与上海的交通相对来说比较便利。闽商在上海的踪迹，可追溯到宋代以前。最初，他们更多是经营东南沿海贩运贸易兼及来自南洋的物产，俗称花糖洋货商（当时的洋货指海味等南洋来货），上海市工商联：（（本市海味北货桂圆行业史》第一部，第一册。转引自《上海对外贸易》，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62页。福建同乡团体诸如：泉漳会馆、点春堂和建汀会馆商人基本上从事这样的行业，逐渐地在船运海味什货、蔗糖、茶叶、靛青、国产纸、果桔、炒货檀香等行业都占据重要地位，《上海市海味杂货商业同业公会概况报告》，上海档案馆馆藏档案S349-1-1。还兼营杂粮、棉花的南北贩运，形成与粤商并驾齐驱局面。闽商在上海的经营行业，一般可根据出身地的不同作一个大致的分类：泉、漳两府商人大多为船商，以贩运为主，种类主要有海鲜、木材、漆器渺糖、洋什货等。他们往往载糖靛、鱼翅到上海，小船拨运姑苏行市，船回则载布匹、纱缎、凉暖帽子、牛油、金腿、惠泉酒等，贸易数量巨大，利润丰厚。福建莆田是中国优质桂圆、荔枝产地，莆田、兴化商人几乎垄断这一行业，以后才有本帮和浙江籍商人介入。桂圆、檀香业从咸瓜街逐渐发展，延伸到郑家木桥一带（即福建中路），并有南北市之分。南市咸瓜街一带桂圆店专营船帮批发，门市亦售。北市郑家木桥一带桂圆店则以零售为主。建宁、汀州的闽西商人，主要经营纸棕各业，兼营砂糖等。福州产桔，福州商人多从事果桔业。上海曾是糖的集散中心。福建是中国蔗糖生产重要地区，上海糖业的创始经营者最早以福建商人最多，宁波帮次之。再次为镇江帮与本帮。这里的区别是，实际经营批发者多为宁波帮。一船来说，福建、广东各帮以“号家”名义在糖产地采购贩运，然后提供给糖行批发，并不直接销售，而糖行则不直接赴产地采购，这样的状况一直延续到1932年。《上海市糖商同业公会简史》，上海档案馆馆藏档案S352-3-1。1927年以前，上海糖业亦有南北两市之分，南市帮之组织为点春堂，专营糖类，基本上为闽商。北市帮为集益堂，兼营其他如油粮北货等。亦有产地各帮在上海设立字号代理推销经营的，他们分属福建的同乡会馆泉漳会馆、亚惠会馆和兴安会馆等机构。《上海市糖商同业公会简史》，上海档案馆馆藏档案S352-3-1。上海城东十六铺洋行街（当时所谓洋行是指经营洋货的闽粤商号，洋行街后改名为阳朔路）是闽商的聚集地。乾嘉《上洋竹枝词》道：“洋行街上持筹者，多学泉漳鸠舌声。”说明了闽商经营的盛况。
上海开埠后，纺织业航运业首当其冲。这时黄浦江上虽然帆樯林立，但大都是些外国船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