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许多工厂企业、机关商场也办起了各种类型的学校。作为现代科层制组织，现代化的内部组织机制与现代社会原则要求它以现代方式运转，要求成员必须是具有高水平，高素质、高文化程度、高技能的现代人。就20-30年代的上海来说，一则由于社会飞速发展，科层制组织不断增多，迅速扩展，急需更多的雇员；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突然崛起的大城市，上海人口中缺乏血缘工人或现代白领市场的人口优势，没有这种历史的积淀与累积，社会未为之准备好必要的现代人群后备军，于是，大批未经过再次社会化甚至未受过教育的乡民蜂拥而入，这样，在科层制组织内工作的成员本身素质的现代化调适与社会化教育就成为其面临的大问题。换言之，许多上海人（移民）的再次社会化——即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化过程也必须在科层制组织中完成，我们可以将工厂视为社会化的一种渠道，然而，工厂等科层制组织毕竟不是以教育为主旨的。正是基于此，人的素质与现代大机器生产的矛盾彰现得格外突出，许多资本家深感工人素质不高而难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于是不少企业开办了各种职业学校、补习学校与识字学校。如纺织系统中，申新各厂、新裕纱厂及沪东、沪西各厂都办有职业学校与工人夜校。华商电气公司按照市政府强迫教育的方针，强制文盲工人进速成班，规定两个月要识600个字，不及格者继续学习井扣发工资奖金直至合格为止。阜丰面粉厂设工人学校，利用晚间业余时间上课，由于外在压力与内在动力，工人“多感觉兴趣”。荣家企业集团不满足于仅仅帮助工人扫盲与学习起码的操作技能，于1919-1927年先后开办了公益工商中学与中国纺织印染工程补习学校，后又升格为三年制的中国纺织印染工业专科学校，内设纺织、染化、机电三个系：以从工人中培养中高级人才。这样，在工人与厂方两个积极性基础上，从扫盲到中高级专业的系统教育机构的建立，将工厂的社会化功能与学校的社会化功能合二为一，在较高的层次上形成一条龙的社会化体系。这不仅弥补了一般学生毕业后到社会上还有个过程的缺陷，也使得工人从外来移民到熟练工人甚至向上流动到更高的社会地位的渠道大为拓宽，使教育的社会化功能得到放大与延伸，如大隆机器厂的工人几乎都系本厂学徒出身，经过工厂中的学校培训后，以后的工头，领班到后来连各部主任甚至厂长都由本厂出师的学徒提升.这反映了企业化教育的特色，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工人由乡民变为产业工人、技术工人与现代人。
第三，此时的上海社会教育已形成一个社会化教育的大概念，令人吃惊的是其范围已远远突破了传统的学校教育与业余职业教育，使这一概念外延拓展至整个公共文化的范围，无论是市立民众教育馆，图书馆，博物馆还是其他诸如美术馆、通俗讲演所、民众阅报栏等，无不具备教化社会成员增加现代性的功能，这是一种更为宽泛而不失严格的教育概念，与当今最新的社会教育——终身教育理论竟是那样的不谋而合。以市立民众教育馆为例，1934年参加馆内各类活动的人数很多，仅参加失学儿童教导团、民众学校、实习学校、国耻教育、爱国教育、书誓教育、健康教育、休闲教育、体育教育、娱乐教育，家庭教育、音乐教育的人数便达200多万人，而采此阅览图书、参观展览会、听讲演、习国术、体育比赛、音乐比赛的人数更无法统计。通过生动形象的方式将现代知识、现代科学寓教于乐溶化于各种文化教育活动之中，努力帮助传统人完成向现代人的转化。它以并非系统的、强制性的方式潜移默化地、日复一日地将占社会主导地位的新价值观、人生观、审美观、生活观、道德观与行为观等通过参与者的认同，模仿、接受而逐渐渗入上海人的血液之中，形成一种循环效应而不断加深着人的现代性。许多老工人回忆道，他们的识字与爱读书，关心国家大事，热爱上海生活的习惯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化大教育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应该说，这是一种更为广泛的人的现代性培养，从而将人的社会化这一教育的主体功能延伸到了极致。
人与环境同构，上海人在创造了繁华的大上海的同时也为大上海所创造，毫无疑问，20-30年代上海的现代教育以各种方式充分发挥了其对人的社会化主渠道功能，培养出大批具有新型人格的现代人群，将大多数上海市民网罗于现代化的教育之中，上海人教育程度高，现代性强与之不无关系，可以说，现代教育的发达直接为推进现代化进程奠定了社会基础。
忻平，原文发表在《教育评论》1996年第3期
城市人口结构对30年代上海娱乐业的社会影响
楼嘉平
城市娱乐的本质是城市居民为满足自身生存的心理需求和发展愿望而创造的生活方式。在城市生活中，娱乐是人的基本需求之一。从社会人口学角度看，在影响上海娱乐业发展的因素中，人口的成份结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和职业结构是几大关键要素。正是上海人口构成的特殊性，才使得上海娱乐业的发展和繁荣更具有与众不同的城市特征。
一、成份结构：移民对娱乐业的影响
第一，移民成为娱乐消费市场扩容的主要动因。开埠以后，作为一个开放性的新兴城市，上海城市人口结构由原来以本地人为主的相对封闭和狭窄的地域性结构，逐渐演变成为以国内外移民为主的开放性和动态性发展的人口结构。各种移民流入，使人口吸纳地的上海人口数量以空前的跳跃式方式增长。1900年上海人口首次超过100万，1915年跃过了200万，1930年一举突破了300万大关。1935年达到了370万人的规模，成为全国人口数量最多的城市。人口的急速递增，意味着城市消费市场也随之同步扩大，“不仅使实物商品市场扩大，服务业、娱乐业等非实物商品市场也同时扩大。”［1］（p.71）可以这样认为，不断增长的城市移民人口，“本身就成为一种有别于自然资源的社会经济资源，有效地促进了城市第三产业的繁荣。”［1］（p.71）从社会大众消费层面看，一方面，相比于20年代，工人家庭收入水平有一定程度的增长，参见唐海：《中国劳动问题》，上海光华书局1927年版，第183页；上海市政府社会局：《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版，第16页，表11等有关内容。有助于提高大众从事娱乐活动的频度。另一方面，电影院、戏院、游乐场等娱乐场所的最低价格维持在1—2角的程度上，仅占普通工人月收入的166分之一或333分之一，参见楼嘉军：《上海城市娱乐研究》（1930—1939），2004年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未刊稿），第126页。有利于吸引更多的低收入家庭成员从事各种娱乐活动。“文化娱乐的支出既是现代社会人的需要，又为上海多层次的丰富的文化娱乐市场提供了社会需求，造就了广大的社会文化市场。”［2］（0.335）因此，来自外乡的数百万移民在推动上海城市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通过自身的消费行为促进了城市娱乐消费市场的壮大和繁荣。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上海城市人口的快速聚集，为30年代城市娱乐高度繁荣准备了国内最为庞大的消费群体，成为推动上海城市娱乐发展的重要动力。
第二，移民促进了城市娱乐业多元化发展。首先，从娱乐企业的投资和经营人员看。作为移民城市，来自国内各个省份的商人对上海娱乐业的投资和经营，促进了娱乐业发展。而其中来自浙江省和广东省的商人利用自身独特的市场角色和敏锐的投资眼光，对上海娱乐业的贡献最为引人注目。如浙商经润三、黄初九联手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室内游乐场——新世界，尤其是黄初九创建的大世界游乐场，更是成为上海整个娱乐业的地标。又如粤商在近代上海娱乐业发展中，投资经营了众多的电影院、戏院、茶楼，还创设了风靡一时的音乐茶座这一新型的娱乐方式。即使到了二三十年代，上海众多的影戏院也“多粤人所办”。［3］（p.32）需要指出的是，在控上海娱乐业发展中，国外移民同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随着19世纪中叶上海开埠和租界建立，从跑马场、酒吧、咖啡馆、弹子房、公园、电影院、运动场，到跑狗场和舞厅等娱乐设施相继落户上海，并且主要由外国移民经营。尽管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因华商大规模进入娱乐业，外商经营娱乐企业的主角地位逐渐被取代，但在上海电影院行业中，最好的电影院依然由外商经营。所谓的四大影院，其中3个为外商控制。参见吴贻弓：《上海电影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620—621页。
其次，从娱乐设施配置和娱乐区域构成看。进入上海的移民来源区域广阔，人口数量庞大，文化结构多元，这种动态性的人口结构和开放性的文化态势，得以使上海发展起了形式多样、中西合璧的娱乐业结构。移民的成份决定了娱乐设施的构成比例。以戏院为例，由于上海移民中的主体部分主要来自江浙两省，因此，在戏曲场所的构成中，突出了越剧和江淮剧演出的比重。见表1。
剧场类别平剧越剧江淮剧申曲总计数量540221481百分比6%50%27%17%100%资料来源：根据上海市政府统计处编印：《上海市统计报告》（1937），警卫—第39页有关数据整理制作。
在上表涉及到的四种主要的戏曲演出场所中，为上海本土居民喜闻乐见的申曲提供演出的戏院仅占戏院总数的17%，而可供越剧和江淮剧演出的戏院，却分别占到戏院总数的50%和27%。这一戏院数量的配备结构，充分反映了上海城市人口中外来移民居多的社会基本特征，以及在日常观赏戏曲过程中所保留的极为明显的地域文化特征。
更为重要的是，在上海城市的孕育和发展过程中，工业革命时代已广泛流行于西方各国的娱乐活动，随西方第一批移民登陆外滩，作为一种文化要素就逐渐融入到城市成长的每一个过程中，致使上海成为20世纪初中国发展现代娱乐业最无文化阻力的城市。熊月之认为租界时期的上海是没有文化霸权的时期，“无霸权状态下的文化共处与对流，有利于不同文化的深层次交流与融合。”熊月之：《上海租界与文化融合》，《学术月刊》2002年的期，第58页。
特别是在国外移民相对集中的区域，往往形成各具特色的娱乐文化区域。如在当时的北四川路一带，因日本移民增多，渐渐建起了一批日式酒吧、日本菜馆、日本浴室、日本妓院，［4］（p.10）故而形成了充满日本文化特色的“神秘之街”。［5］（p.132）而在法租界的霞飞路上，咖啡馆里浓郁的欧式情调，缠绵的法式浪漫，成为那个时代文人笔下一个永恒的叙述主题，也得以成为后人追忆那个时代娱乐梦想的一个永不褪色的话题。“塞维尔咖啡馆真是一个奇特的所在。它的服务、菜肴、酒浆和顾客，都使人忘记是处身在上海了。……它可以说是巴黎的一隅。”［6］（p.87）显然，上海咖啡馆环境营造与格调展现，揭示出法兰西娱乐文化的种子在租界这一特定的土壤中已生根发芽的基本现状，并构成上海具有“东方巴黎”神韵的重要的文化象征符号。
第三，移民促使城市娱乐消费方式具有了新的时代特点。其一是娱乐消费的奢侈性。一方面，由于没有了来自原先的血缘、业缘、地缘构成的文化、习俗和道德的任何制约，移民通常具有比较显性的消费冲动。当移民通过艰辛的劳动，或通过投机取巧的买卖，以及其他方式，成为有产阶级时，丝毫也不隐瞒自己那种庆幸和自得的心理特征与勃勃雄心，他们敢于破费和娱乐，敢于张扬和挥霍。与租界周边传统和富庶的上海市民（乡民、邑人）不同，已经少有满足、安闲和悠然的消费心态。即使是以投资移民身份进入上海租界的官商和绅商，其获利以后资金流向的一个重要渠道也就是挥霍消费、享受生活。关于官商、绅商所获之利有三个流向：一是挥霍消费、生活享受；二是前资本主义的投资—购买土地以保值；第三才是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见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9页。另一方面，上海娱乐业的高度繁荣不断地吸引外省市的各种有钱人纷纷移民上海，“只要有钱可花，享受上非常舒适，于是，内地一般不怕花钱的小富翁与大富翁，为求舒适起见，自然也都向着上海来了。”［7］（p.16）因为只有到了上海，才能享受到种种高度现代化的物质文明。“内地富有者，有了钱，未必有汽车来坐，未必就有各种新奇的游艺如伟大的影片《梅兰芳》京戏等等来给你看，未必就有各种中西菜什么来给你轮流大嚼，未必就有扮装得比妖怪还要胜三分的妖媚入骨的娼女来给你恣意笑乐。必须要踏到上海这般的豪华社会，方才有直接享受到这种豪华生活的可能。”［7］（p.16）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上海成了有钱人的生活乐园和娱乐天堂。这些处在富裕阶层的移民人数虽少，但是“不乏携带巨资的地主、官僚，给租界的商业，特别是消费性服务业以很大的刺激。”［8］（p.145）即使是对于那些国际移民而言，同样居有相似的消费特征，“上海先生们（指生活在上海的外侨，作者注）已经被这个开放的都市所同化，因此，他们在一切行为上也便趋于一切开放了。”［9］（p.389）甚至可以这样说：“上海的外国籍居民中，有一大部分是专为追求快乐与刺激而活着的。”［6］（p.27）可见，在移民娱乐消费行为和方式中打上了深深的上海城市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