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民国以后，随着移沪同乡的不断增多，徽、宁商人又在闵行创没徽宁会馆分堂。抗日战争期间，徽宁会馆人部分建筑遭侵华日军炮火摧毁.抗战胜利后，徽、宁商人在原徽宁义园东侧另建新馆（今徽宁路625号），把原建筑称为老馆。
二、徽宁会馆的性质与组织机制
1.徽宁会馆的性质
“徽宁会馆”为徽、宁两地区的旅沪商帮所建。从会馆的筹备、经费的米源以及具体的组建、扩建，都离不开徽、宁两地商人的作用。如在会馆组建之初，“乾隆甲戌，宁郡程公炳临经始其事。越岁己丑，新安张君国嵘酌定章程，适歙邑侍御胡君讳珊者，行旌至沪，额其堂曰‘思恭’，迄今已有六十五年矣。历年既久，劝垂成而末成，幸得新安诸乡台输财效力，不惮辛勤，顿使数十年颓废之公事忽然振兴.聿观厥成焉。”［12］在后来会馆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徽、宁商人一直是具体操作的当事人和资助者。“盖工程总理胡君执卿于建筑事业阅历多而用心细，且严寒酷暑，必亲临监督，历十余年如一日，此工程所以坚固而总理之功实不可泯也。”光绪三十三年，旅沪徽、宁同乡商人“议将殴东空地建东厅两进为徽图文公专祠，由各殷实垫资举行，故公家经费虽绌，无伤也”［13］。可见，在会馆组建过程中，旅沪徽商的作用是巨大的。
其次、从徽宁会馆经费来源来看，该会馆的绝大部分经费都是徽商历年来的捐款。这些捐款不仅包括徽州茶商捐助的茶捐，还有徽、宁两地商人自愿认捐的长生愿捐、前者是徽宁会馆经费的主要来源之一，如1843年徽宁商帮议立章程，“情愿提红茶厘每箱二十文，绿茶厘每箱十二文，关东茶于戊辰年复起，每件提钱十二文，以助堂中善举”［14］后者也是徽宁会馆经费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根据徽宁两地商人在徽宁会馆组建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该会馆经费的来源可以看出，徽宁会馆是以徽州、宁国两地区商人为主体的同乡组织，在性质上属于商人会馆。
2.徽宁会馆的组织机制
“徽宁会馆”的组织和各项规章制度是随着会馆的不断发展而逐渐完善的在会馆建立的早期，在组织上采取的是“司年制”，即由“歙、休、婺、黟、绩、宁郡，五县一郡各司一年，轮流管理宴待祀享”［16］。
道光年闾会馆又进一步制定了《道光三十年庚戌十月公议增定章程》，更加明确了各项管理制度。其中规定：“歙休婺黟绩宁五邑一郡各司一年，轮流公同选择殷实之家管理大总，经办堂中各项收支银钱出入，并收掌田房契据租息等折，每年清明节届结清总帐，检点单契，不准短少分文悬宫挂欠，公同照数交明下静接管，仍于每季邀集各邑司事核算查理。”［17］辛亥革命后，徽宁会馆的组织和各项规章制度也逐渐吸收近代社团中的民主因素，开始向近代同乡团体转型。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由早年的“司年制”转为“董事会制”，并且制定了接近近代社团形式的《徽宁会馆章程》，列会馆组织和职权以及董事的资格与职责都做了具体的规定。如关于会馆组织和职权就明确规定：“本会馆以董事会为最高权力机关，以全体董事过半数出席为法定人数”，“由董事全会选举董事十七人会同值年董事六人共计二十三人组织董事会，即以当年值年董事为正副主席，董事会为权力机关，依照本章程规定行使职权。”“本会馆董事会董事均义务职，任期三年连举得连任，但不得逾三次。”“设办事主任一人，办事员四人至五人，为薪给职，由董事会聘任之。”
关于值年董事，章程规定：“依照旧章由歙、休、婺、黟、绩、宁郡六处董事各推一人共计六人为本会馆值年董事，在董事会为当然董事，以二人为一组分为三组挨次轮流值年，如其中一人因故不能担任时，得由董事会就该县董事中公推一人补充，但须报告全会通过。”
关于会馆董事的资格，章程规定：“本会馆董事无定额，以有左（下）列资格之一者充任之”：“（甲）创立者之继承人以及历来由各县各业之公推者，唯以业经呈报社会局备案者为限；（乙）凡徽宁旅沪同乡由董事六人以上联名函举经董事会审查和于下列条件之一提出大会通过者：（一）乡望素孚者：（二）办理慈善事业者著有成效；（三）热心公益慷慨捐输：（四）对于办理慈善事业有特殊之学识或经验。”
关于会馆经费收支，章程也有明确规定：“堂中每年收进银钱，除支用各项，悉遵旧章开销，逐年定于夏季刊刻征信录，通送备查外，如有盈余数至五百千（文）以上者，公同存于庄典生息，以期充裕置产。”“堂中经费皆由善信捐输，理以节省为主，所有修造动作并添办大件什物，悉宜公同商酌，不得一意擅专。如有任意专办者，此项支用责成自捐，不准开销公项。”［18］以下是该会馆同治十三年八月至光绪三年九月收钱总数：
对会馆的经费及管理也相应做了规定，“以财产收益及同乡捐款为经费。”“本会馆统照本市公益慈善团体会计通则办理，于年度终了时将收支款项编制决算书刊布之。”［20］综上可以看出，民国以后的徽宁会馆无论是在组织机制、领导人资格，还是在会馆的经费管理等方面都比早期有所进步，特别是关于会馆领导人的资格规定上，明确强调会馆董事要由素质较高的成员担任，其选拔方式虽然不是通过近代民主选举方式产生的，但是采取公推的方式选拔会馆领导，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证会馆工作良好地进行。另外，在会馆的财务管理上也更加透明，体现了会馆成员对经费管理的监督机制。
三、徽宁会馆的社会功能与主要活动
关于传统会馆的功能，郭绪印先生认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同乡的互济和公益作用；一是政治活动和爱国活动。前者表现为“救济经济困难的同乡；创办学校为同乡子弟创造受教育的条件；创办医院为同乡免费、减费医疗；调停同乡内部纠纷等。
各项事业都是在同乡工商业者捐助的基础上进行的，其互助性、公益性很明显”。［21］后者表现为对当时国内重大政治事件发表言论、参与救亡民族危机等爱国举动。邵雍认为，“在近代上海，会馆公所的功能是：（1）协调、统一同籍、同业的社会化活动。（2）由于同业，会馆公所成丁行会组织，制定行业的制度条文。（3）调解、平息同他人的经济纠纷和冲突。（4）提供一定的经济资助与福利性服务，有条件的设立医院。（5）设立祠庙，祭奠祖先，拜神，举行岁时祭奠。”［22］其实，传统中国会馆的社会功能笼统上说可以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内主要是对会馆成员所起的作用，对外主要是参与社会活动。会馆的对内功能具体可包括互助功能、公益功能、宗教功能以及娱乐功能等。对外功能具体包括代表同乡处理与旅居地地方政府的关系、与其他旅沪同乡团体的关系以及参与社会其它政治活动等。
1.徽宁会馆的对内功能
徽宁会馆最初建立时主要是处理同乡事务为首要任务的，其功能主要是对内的。进入近代以后，随着会馆自身的不断近代化，逐渐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去。
徽宁会馆的对内功能主要表现在对同乡成员的互助，帮助同乡成员的公益性活动，以祭祀乡土神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宗教活动以及同乡成员之间的节日和纪念性的娱乐等。
（1）办理同乡的丧葬事务
徽宁会馆最初主要是为了办理同乡的丧葬事务而建立的。这一功能在《上海徽宁思恭堂序》中说明的很清楚，“生有所寄，死有所归，枯朽骸骨，必思埋葬得其一地，如生者之寝食居处了无遗憾，然后仁至尽，可以赞皇恩佐圣治也”［23］徽宁会馆办理同乡的丧葬活动主要表现在为客死异乡的同乡施棺助葬方面，可以分为寄存棺柩和在沪埋葬、施棺并资助运柩返乡两项活动。
关于对客死异地同乡的奇存棺柩和在沪埋葬的办理，徽宁会馆制定了一整套严格的寄存棺柩的手续。如规定“棺柩到堂验明来票棺上姓名、号数，合倚方准进堂，如无来票或注明即埋之棺，一概不准进堂，倘有私将别郡棺木朦混冒保进堂者，查出后，除先责成保人领出，并公同议罚”。关于棺木的寄存时间，会馆规定：“大棺进堂，久停不葬，本于例禁，向例三年为期，因念远隔于里，原籍关信为难，勉议六年为期。小棺一年如有过期不领者，照议掩埋，不准叨情暂留。”［24］为了严格棺枢出入，规定进堂棺木一般要有三联式的票据，包括领棺票、收领票和保票，领出之棺木也要出具二联式的票据。
除了对客死异地同乡的寄存棺柩外，徽宁会馆还为客死异地的贫困同乡施棺并资助运柩返乡。“领棺者加给衣衾、鞋、袜、帽子、石灰、皮纸、草纸全副”，并且还为客死同乡“诵经荐度，向例三年一举。”［25］同时也对施棺及资助运柩费用进行了严格规定：“本堂保领施棺领据上，注明乡籍、年纪、姓名，如未成丁者，不准给领。”“如有冒领及留滞中途者，即责成经保董事追回施棺助费钱文外，必将冒领舞弊人送官究处，决不宽容。”［26］徽宁会馆为同乡施棺的数量非常巨大，从1868年至1916年，先后共施棺达4964号，平均每年104号。
另外，为了运棺的方便，徽宁会馆还专门设立运棺柩返籍的专用码头。1792年，徽宁商帮“公议棺柩出入由□（注：原文缺）家浜口码头，即定小南门外吊桥路口，脚夫立有承揽。无论风雨，承值扛抬，堂中给价，通足钱捌百四十文。如别处并附近埋葬者，另雇人夫，不得揽阻”［27］。
2.帮助同乡成员的公益性活动
除了为死去的同乡服务以外，徽宁会馆还为寄寓上海的徽、宁同乡商人提供医疗、教育等各类社会保障。
近代上海开埠通商后，来沪从事商业经营的徽、宁商人不断增多，许多中小商人由于资本小、经营不善，生活更加贫困，尤其是生病时大多无钱医治。徽宁会馆中的部分司总便商议创办专门的医治机构，为贫苦生病同乡提供医疗。1910年，会馆以徽、宁两地绅商捐助的1908年徽宁地区水灾尚余的救济款为主要经费，公推旅沪婺源商人胡执瓣总理创建医治所1912年，徽宁医治寄宿所正式建立。开办绎费仍然主要由徽、宁两地的茶丝商人捐助，徽州茶商每箱捐钱四文，丝商每担捐银五分，延请医生，“每日为所中病人施治，所有药料蔬食均备供应”［28］。后来又将每年秋季宴待徽、宁两地茶丝商人的费用也移为医治所的常年经费。徽宁医治寄宿所的创建，为寄寓上海的贫苦同乡商人医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据有关资判记载，该所在1915—1923年间施诊施药3300余人［29］。后来，徽宁医治寄宿所规模也进一步扩大，正式改建为徽宁医院。
除了开办医治寄宿所外，一向重视教育的徽宁会馆还创建了一所小学，为旅沪同乡子弟提供免费教育。此外，会馆还具有帮助同乡寻找工作的功能。
3.以祭祀乡土神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宗教活动
传统会馆一般都供奉着同乡移民自己心目中的神灵，从小的方面看有代表某一地域传统文化的乡土神，从大的方面看则有代表着真善美以及忠义等形象神的关帝等。会馆以崇拜神灵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祭祀活动其实是会馆同乡成员之间的一种宗教活动，是会馆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所祭祀的神灵是会馆凝聚团体向心力并维持其身份认同的精神支柱，同时还是乡土文化在异地他乡的延续，反映了客籍同乡强烈的思乡感情上海的徽宁会馆供奉的乡土神是朱文公即朱熹。他是南宋时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徽州婺渊（今属江西）人。旅居上海的徽州人以朱熹为同乡而自豪，称其为朱子，由于宋宁宗时给朱熹的谥弓为文公，所以徽宁会馆即奉祀朱熹为同乡神，尊号“徽国文公”，塑朱熹像奉于朱子堂。徽宁会馆对朱熹的祭祀活动非常隆重，一般在每年的春季和秋季分别举行。
同时在每年农历九月十五目的朱熹生日举行更加隆重的祭拜活动。
徽宁会馆为了协调和处理徽州、宁国两地区商人间的关系，还祭祀注重“忠义”的关公大帝，目的是以“忠义”来协、调同乡商人之间的关系，凝聚同乡商人的向心力。
4.同乡成员之间的节曰和纪念性的娱乐活动
为了促进旅居异地他乡的同乡之间的感情，交流各种商业信息，增进同乡之间了解，促进会馆成员之间的团结，徽宁会馆还定期或不定期的举行一系列节日和纪念性娱乐活动。“每逢佳节倍思亲”，为了缓解旅沪同乡商人的思乡之情，该会馆一般在每年的端午、中秋都要举办规模庞大的宴会联谊活动。
“旅沪同乡，散处南北，平时殊少接洽，而于建筑会馆、办理码头、公产诸般交涉，乡人士奔走筹画，颇具热诚。……因师古人乡饮遗意，每节筵饮同乡一次，以联乡谊而寓酬庸，诚盛事也。”［30］这些联谊活动尽管花费很大，但是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寄寓上海的同乡商人的思乡之情，同时也可以更加凝聚同乡之间的向心力。
2.徽宁会馆的对外功能
会馆的对外功能具体包括代表同乡处理与旅居地地方政府的关系、与其他旅沪同乡团体的关系以及参与社会其它政治活动等。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邓中夏在研究职工运动时发现.在近代上海的各行各业工人群体中普遍地存在着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同乡组织，这种同乡组织在工商业职工中很有影响力和号召力。“苦力和劳动者极大多数是离着家乡很远，并且很难找到工作，所以他们自己也有这一类的组织，例如上海工人之中的安徽帮、宁波帮、湖北帮等；这种组织当然不是阶级的组织，而是同乡性质的组织，其中中小商人、小官吏也有加入的，而且总是头脑。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苦力的同乡组织也要靠‘有权有势’的同乡（工头、包探、‘有面子的人’）。同乡的帮口是在互相帮助寻找工作，和别帮人争夺工作的组织。”“碰着同乡之中有争端发生，或者受到外县人的欺侮，‘会馆’的主持人物，就要出来调解或者‘争面子’。”［31］当徽、宁商人与当地居民和其他客籍商人发生矛盾和冲突时，徽宁会馆的主事者往往会运用各种社会关系和资源进行协调处理，使冲突向着有利于同乡的方向转变。如1924年上海徽帮墨业工人为提高工资、改善待遇而发动罢工，徽宁会馆不仅为罢工同乡提供食物和住宿等方面的救济，而且还积极出面进行居间调解和仲裁，使得罢工向着有利于同乡工人方面发展［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