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以死者为重，迷信对科学的顽抗。这一点在丧葬礼俗中表现得至为突出，如停棺不葬、事死如生等。上海地区的丧礼大致包括暖棺、回煞（魂）、念经、七期、祭祀这一整套步骤。从这一整套丧礼来看，首先是儒释道齐登场，为死者“做功德”，期望死者“拜经忏后可免堕地狱，得升天堂”［9］。其次.以酒食、衣服等祭奠死者，期望死者在另一个世界享受生时的生活。再次，不惜花费金钱，大量焚烧锡箔，有的商家甚至发行冥用钞票，用五彩石刊印成，共分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百元五种，票上书“中华民国，阴府银行，通用钞票”及行长签字。［10］为死者再造了一个与生时一致的世界。实际上，这正是迷信思想根深蒂固的反映，客观上阻碍了科学事业的进步。
其二，以家族为本位，严重束缚个体自由。最为典型的即为传统婚俗。在主婚权上，旧式婚姻信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导致早婚早育盛行。在婚姻关系上，有些父母“以儿女的婚姻商品化居奇竞尚”［11］，以索要男方财物为结婚条件，将婚姻关系和婚姻主体商品化，童养媳、赘婿、抢亲即是典型表现。浦东高桥通行的风俗是：“男女在七八岁的时候，家长便替他们求婚或许字。”［12］在川沙县，“贫家子多早聘”［13］。父母为其子女早聘早嫁成为风俗，造成许多少年在不能独立生活的情况下，成立一个新的小家庭，不仅有碍于男女身心发育，影响国民素质，而且产生连锁反应，子女“仰事俯蓄，生计未谙，苟无恒产，又无恒业，何以聊生”［14］，失业、流民等等各种社会问题由此引发；同时，以父母意志和标准为子女选择的配偶更多的是考虑家庭和家族利益，很少顾及青年男女的感情需求和志同道合的需要，也是日后婚姻、家庭悲剧产生的一个隐患。
其三，以尊卑为标尺，人人平等难以实现。以日常礼仪为例，礼仪本为规范人的言论行动、协调人际关系的重要手段。中国自古即被称为“礼仪之邦”，经过封建社会的长期熏陶，礼仪已偏重于定名分、分尊卑，虚礼盛行。工业革命以来.传统礼仪的某些特质已越来越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19世纪70年代，时人已对中西礼仪进行比较，并批评中国官场礼仪“君臣之分太悬”、“上下之分太殊”［15］。到民国时期，传统礼俗中的尊卑观念虽不合时宜，却依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不利于现代自由平等观念的内化，并成为人们行为的惯制因素发挥作用。如跪拜之礼，从古代单纯表示敬意的礼节发展到后来成为区分尊卑贵贱的重要礼仪。到民国初年，临时政府正式公布民国《礼制》，男子礼为脱帽鞠躬，女子礼为鞠躬。脱帽礼和鞠躬礼体现了现代平等观念，代替跪拜礼亦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很快落于实处。然而，跪拜礼作为中国封建时代最普遍的一种基本礼节，已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种习惯，在民间重大场合如婚丧节令时或为表示对尊长的敬意时，跪拜礼仍然盛行。上海此时虽已具备国际性都市的特质，但仍有些地方在婚丧喜庆时行旧式跪拜礼仪。新礼仪的推行尚需加时日。
其四，以男性为主导，现代健康观念的推广尚需时日。在传统男权社会里，女子为维持生存和获取生活所需，竭力按照男权社会拟定的审美标准修饰自己，如缠足、束腰、穿耳、束胸等，无一不是以身体的损害为代价，由此形成一种普遍的畸形审美观。以沪上成为舆论批评焦点的束胸为例。束胸即青年女子流行用一种背心（名半臂带）将胸部紧束，“其意盖恐乳部露出，不大雅观”［16］。束胸源于一种畸形的审美观，又强化了这种病态的健康观念。到20世纪初年，人们已经认识到束胸对女子身心、国民健康的伤害，并将束胸与国家强弱联系在一起。“（束胸）不但关系女子的一生幸福，家庭的美满姻缘，而且关系未来的国民体格。”［7］因为她们都是“未来的优秀的民族的母亲”，只有去除环佩叮当，弓鞋瘦削，削肩束胸，才能养成装束玲珑活泼、举止大方的现代母亲，最终“养成健全的民族”［18］。
同时，舆论开始广泛介绍西方审美观，并对中西审美标准加以比较。当时的《妇女杂志》、《良友画报》很多期的封面女郎都是既健又美的女性，“欧美的女子并不束缚胸部，她们只有要她们的乳峰隆凸出来才算美观！他们不但使‘曲线的美’，也使身体得充分的发达”［19］。因此，西方女子体格健康、发育均衡精神活泼的健康美才是真正的美丽；中国病态美的典型代表林黛玉已经“令人看了惹气”。［20］缠足、束胸等摧残身体，“健康己去，美丽何存？”［21］人们呼吁废除陋俗，推广西方健康观念，“不要再摧残天然发达的全身的美，不要再糟蹋天然发达的全身的健康”［22］“打倒‘小马夹’！打倒驼背凹胸的女子装束！”［23］进一步养成“清楚的思想、健全的体格、活泼的精神”。
四、殂界的刺激与示范
中国的现代化是典型的外源型现代化。鸦片战争后，外国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肆意扩大在华特权，租界和租界制度既是近代中国屈辱落后的印记，也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现实刺激物、效仿对象和评价参照系。上海租界从1845年11月设立开始，至1943年8月结束，历时近百年。在近代中国出现的所有租界中，上海租界开辟最早，存在时间最长，面积最大，管理机构最庞大，发展最为充分。在租界示范下，从器物、制度、文化三个层面上，国人开始了艰难的现代化历程。
首先，上海人感受到西方物质文明的巨大冲击力。随着租界各项公用事业建设的逐步展开，现代工业文明的成果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实用、高效、便捷、舒适的公用设施和公共交通对租界市政发展社区环境和外侨生活质量的提升产生巨大影响，华界人们一一感受，切身体验。“租界之繁华”让华界人们无法不重新审视自己的环境，对工业文明的成果由最初的排斥转向接触、认同、效仿，乃至推崇、追从。从下面的图表可以看出.开埠后，华界的各项现代市政建设仿照租界次第启动，且这种模仿的时间间隔逐渐缩短，渐有亦步亦趋的趋势。1880年，租界出现第一家英商自来水公司，22年后，华界才建立了自己的内地自来水公司；1882年，租界开始使用电灯照明，15年后，上海南市马路工程善后局开始筹办电灯；此后，华洋两界使用电话和运行电车的时间间隔已比之前的水电使用时间间隔大为缩短，分别为5年和4年。
其次，工部局、公董局仿照母国在租界进行的各项制度建设，亦是国人学习的对象。如在公共卫生方面，工部局设立专门机构，委派专职稽查员，统一管理监督租界内公共卫生工作；购置墓地，建立公墓；建造屠宰场，集中屠宰牛羊；进行生死统计，开展防疫事业；制定规章制度，统一管理妓业等。在公共服务方面，租界当局栽种道旁树，建造公园、公共游泳池、图书馆、电影院等等。这些措施制度的执行，一方面使租界管理走向制度化、规范化，有利于传统风俗的改良和新俗的推广；另一方面为华界当局提供了变俗变政的模板，日后华界政府在统治区域内建造公园、实行西历、推行新式公墓、推广新式婚礼等等，无一不是仿照租界进行的。
民俗变革与社会秩序、经济发展、文明进步等息息相关，是维护政治统治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1911年，辛亥革命的成功，造就的不仅是一个崭新的、以“民主、共和”为旗帜的政府，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现代民族国家，民俗变革成为执政者维持统治秩序、推动文明进步的必然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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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韬奋.这是现在的女子啊！［J］.生活周刊，1928，3（30）.
［18］少飞.女子装束谈（六）［N］.申报，1926-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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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俞人美.病美人［N］.申报，1933-09-25.
［2l］［22］举国若狂的选美热［J］.生活周刊，1927，3（3）.
原文发表在《青海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都市变革中的上海方言
何善川
古人云：圣门四科，首重德行，次及言语，政事文学则又次之，良以律己修身，德行为尚，言语尤先，足见语言之重要。被王力赞为“继往而又开来”的著名语言学大师罗常培曾强调说：“语言学的研究万不能抱残守缺地局限在语言本身的资料以内，必须扩大研究范围，让语言现象跟其他社会现象和意识联系起来，才能格外发挥语言的功能，阐扬语言学的原理。”［1］。
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主要用来传达观点、宣泄情绪和体现欲望。简略地说，语言是人类表情达意、沟通交流的符号系统。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尔曾把它与走路相比较而加以阐释，认为学说话的过程和学走路的过程绝不相同。学走路时，文化或传统社会习惯并不起什么重要作用。走路是人类肢体的生物功能。语言则不一样，一个人如果没有了社会，如果他还能活下去的话，无疑他还会学走路，但他永远学不会说话。也就是说，他不会按照某一社会的传统体系来传达意思，而语言又纯然一个集体的历史遗产，是长期相沿的社会习惯的产物。如果说走路是一种集体的、本能性的功能，那么语言就是一种非本能性的、获得的“文化的”功能，而非生物遗传功能。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萨丕尔认为“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2］221。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观念和信仰的总和，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
语言是可变的、多样的，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地区存在着不同的语言，即方言。正是这些方言组成了诸多不同的语言体系和言语社团）依靠言语相互交往的一群人为一个言语社团）。追寻方言律动之轨迹.对我们更好地认识、把握、分析变化的社会是大有裨益的，正如明代音韵学家陈第所言：“盖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然。”［3］纵观1845年上海开埠至20世纪90年代这150年间的上海方言的发展轨迹，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850年至1920年，第二阶段20年代至40年代，第三阶段50年代至90年代，尤以第二阶段变化最巨。“无疑，这正是这一时期上海全方位开放后社会经济、文化、人格发展与语言多元羼杂融合的结果。”［4］497下面仅从语言的整合、语言的构成、语言的地位以及语言的包容性等几个方面来扼要地阐述一下都市变革中的上海方言，从上海方言的递嬗来折射上海现代化的变迁运势。
一、从语言的整合来看
上海话有着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上海开埠前.上海话只是江浙方言在黄浦江流域的一个分支，是吴语中一个人数不足道的小邑方言，因其地处海边，交通不便，地理隔阻，直到19世纪中叶，在吴语中上海方言仍是发展最慢的语言，依旧保存着不少古汉语的遗迹，仍处在古百越语言的底层。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城市迅速扩大，随着经济的发展，压倒多数的外籍人口迁入上海，上海方言一时变得无序、杂沓，频繁的人际交往，触发了上海方言的变化与整合。
其时上海五方杂处，语言庞杂，概而言之可分为五大类：一是广东话，洋人由广东北上来上海，因而广东人最占势力；二是宁波话，宁波靠海，开放较早，所以来沪亦先；三为苏帮话，大多为地主、妓馆散播、孳衍；四为北方话，皆为北京、天津、山西、陕西的富商大贾及优伶一派流寓上海；第五则为上海本地土话，上海时为海滨小邑，明代以来迭遭倭患，元气屡伤。因而生齿不蘩，人口不众。正如姚公鹤在《上海闲话》中所阐述：“今之十里洋场，昔日之荒烟漫草尔。
故上海土语，除城南城西一带，尚有沪上土著外，其余一变再变。所谓上海白者，大抵均为宁波苏州混合之语言，已非通商前之旧矣。”［5］此种变异与整合也可从其后马健的《闲话上海》一书中得到进一步认识与佐证：“上海土语，不但与他省大异，即与临近之处，亦微有不同，自辟为商埠后，宁波工商界中人来沪者多，有左右沪市之力，而苏州距沪甚近，接触尤异，且上等妓女多苏产，皆操苏白，清脆可听。龚定庵所谓悔不十年吴沪音，可表苏州话之价值矣。以此之故宁波及苏州之土语，别具伟大之势力。沪人习闻已久，遂于词气之间，掺入此两处之土语。故今日之己难闻纯粹之沪语。”［6］这足以说明上海自开埠以后，社会的急遽转型经济的飞速发展，人际交往的频动加剧了上海方言的变异，纯粹的上海土话几无踪可觅，逐渐整合为带有宁波、苏州语言特征的新的上海方言。社会现代化之功效，于此可见一斑。
二、从语言的构成来看
随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派上海话经由整合而基本成熟与定型，其语言构成的变化亦相伴其中。语言主要由语音、语法、语汇三大要素构成。
如果按照变化的速率而论，语法最慢语言，再次语汇。就语法而言，任何一种语言体系总是经由长期发展而形成的“语言底层”构筑的方言框架所决定的。语法习惯是长期以来言语社团对于世界的认知和交流过程中逐步积淀而来，因而，变化较缓。语音是以个人生理机能为载体，它缘于人的肌肉活动或空气振动，从交际方面来看，语音是十分复杂和千变万化的，日常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各人说话的方式是不同的，因此我们能根据声音来判断是谁在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