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生活方式的变化。正因为体育在上海社会被作为现代健康的生活方式，所以吸引了许多女子加入体育运动。从事体育活动就意味着适应现代的运动规则和生活规律。越来越多的上海女性走出家庭，走向世晃。当时上海的摩登妇女是可以出外交际的，可以出入舞厅、电影院，中国传统妇女的形象至此正式公开化，她们活动的场所就是租界所提供的公共空间。随着妇女解放事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新女性不再仅仅把自己囿于狭小的家庭范围内，她们纷纷走出家门，舞厅、体育馆等也成为她们呼吸新鲜空气、领略新式生活的重要场所。作为上海滩的公共空间，舞厅或体育馆，亦或游泳池带给上海女性的不仅是身体的放松，还有社交能力的提高。上海女子运动员还走出国门，向世界展示自己的风姿。1923年5月，第六届远东运动会在日本大阪举行，中国派出了一个由113名运动员组成的参赛队伍，第一次派出了自己的女选手：中国女子排球队和网球队，其中女排队员就包括上海的苏祖祺、张畹清、贺生曦、陈彦融、高爱鸿。最终女排0比2负于日本，获表演赛第二名，女网则分别败给了菲律宾和日本，获得表演赛第三名。虽然成绩不理想，但却是中国女子运动员第一次参加大型运动会，走出国门的国际性比赛。上海《大公报》如此评论：此次中国女子与赛，本意不在争胜，为向世界宣传中国妇女对于竞技之觉醒耳。
第三，女性着装的变化。谈起民国时期的上海女装，首先要提及的当属旗袍。上海旗袍样式变幻多样，从领子的有无到袖子的宽窄，再到开衩的高低以及下摆的长度等等，真可谓美轮美奂，令人应接不暇。二三十年代，旗袍的下摆较短，1930年流行的旗袍样式“下摆再提高一寸，袖口以西洋法裁成”，这主要适用于“女学生校服，适合运动”。而这种适合运动的女生校服在上海社会中广为流行，当“多少总有点色情狂的男子”对“有两条粗壮的腿，会拍网球、打排球，还会在水中游来游去”：“会高耸着小嘴唱歌，又会飘动着旗袍跳舞”的女学生“骨头发松，魂不附体”的时候，连“从未读过书、一个字也不认得的太太”也穿革履和长统袜为标识的“学生装”。同时，欧洲和东洋的时髦衣装也以极快的速度流行到上海，据统计，日本时装在上海流行仅需一个月，巴黎的新款流行到上海也只需三个月。越来越多的上海女士青睐长裤、短裙等简便装束，“爱好运动的女士们多穿红色镶银边的百褶裙，并以胸罩代替旧时的肚兜”，由于女性热衷于户外运动，手表、有色眼镜、提包和伞等实用性的装饰品也广为流行。
三、女子体育对上海社会风尚影响的深层探讨上海是打开现代中国社会之门的一把钥匙，“上海，连同它在近百年来成长发展的格局，一直是现代中国的缩影”。20世纪10—30年代上海是中国开放性程度最高，现代化最为发达的城市，它与纽约、巴黎、伦敦齐名，是世界性大都会之一。上海的女子体育事业和上海社会的发展进步，对女性产生诸多的影响。1912—1937是上海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急剧转型期，各种社会现象都被打上了转型的烙印，女子体育的发展也是这样的时代产物，它和上海社会的现代转型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1.上海社会的进步和城市现代化是女子体育得以发展的基础。现代是相对传统而言的。我国古代的女子体育多是与生产劳动、军事斗争、宫廷嬉戏等结合在一起的，与现代竞技体育有本质上的差异。近代随着西学东渐传入中国的西方体育本身即是西方工业化社会的产物。民国初年，上海社会经济相对繁荣为体育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越来越多的人包括妇女有闲暇和经济能力去从事体育运动。另外，上海城市功能渐趋健全，体育设旌较为完善，这也是妇女从事体育活动的必备条件。如上海县公共体育场（1928年改称上海第一公共体育场）于1915年10月16日由上海县教育会奉上海县知事沈宝昌命令在该会事务所开会研究筹建。该公共体育场占地30亩，投资2260银元，设柔软体操球类、器械田径等四部分，有一足球场，300米煤屑跑道，300平方米健身房一座，建有排球场、篮球场、网球场和妇女活动的场地等，并配有浴室供运动员使用，1917年3月30日建成，并被充分的利用。
2.女子体育的发展推动上海的现代化进程。首先，女子体育的现代化是上海现代化运动的一部分。20—30年代上海现代化运动的历史进程，是由上海各阶层几百万市民平凡普通而又极为丰富多彩的社会途径编织而成的，这其中也包括上海妇女及其从事的体育活动。中国现代体育与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进程是一致的，民国初年，上海盛行的女子体育项目大多为西方现代体育项目，如游泳、网球等，也有武术等中国传统体育项目。总的来说，上海女子体育进行了对中国传统体育的超越和整合，实现从传统体育到近代体育的转型，这也是上海城市现代化的一部分。其次，体育运动促进了上海女性的现代化。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现代化，作为人类社会的半边天，女子自身素质的提高关乎整个社会的进步。妇女从事现代体育活动可以强健自身体格。社会的进步，民族的复兴要求女性有健康的身体，体育活动使女性从缠足束胸等封建禁锢下解放出来，利于其身体的健康发展。妇女是社会的半边天，上海媒介通过报刊树立了一个个健康美的形象，吸引上海女性争先效仿，为上海向现代化转型的城市建设提供了健康的人力资源。从事体育活动，上海女性的独立性增强，身体解放后女性在心理上便不再一味依赖于男性，上海越来越多的优秀女性走出家门，成为职业女性，自力更生，参与到社会竞争中，从自然人过渡到社会人，实现了这些女性的社会化，而社会化正是现代人格养成的主要途径。同时体育活动还使她们增强了许多优秀品质，如坚强、勇于竞争、富有合作意识等，这些都为上海女性向现代人转变，建造现代化的上海发挥了积极作用。
原文发表在《兰台世界》2009年第7期
清末民初中国民众西医观念的演变与发展
——以上海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郝先中
鸦片战争以后，医学传教在中国全面展开，成为在华基督教仅次于布道和教育的第三大活动领域。虽然来华传教士倾向于自上而下的传教策略，但医学传教则从社会底层入手。西医在融入中国社会的漫长过程中，虽历经风雨，一波三折，但其先进的制度体系技与技术手段逐渐赢得了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同，并形成了固有的西医观念，而这种观念正是西医扎根中国与普及发展的社会心理基础。
一、“眼科医局”开启了民众的心理壁垒
西医初履东土之时，无疑是纯粹的舶来品，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无异于天外来客。起初，对西人和西医的怀疑、恐惧是社会民众的普遍心理反映。还在清初，民间就有西人蒸食幼儿的谣传：“嘉靖初，佛朗机国遣使来贡。……其人好食小儿，其法以巨镬煎滚汤，以铁笼盛小儿，置之镬上蒸之，出汗尽，乃取出，用铁刷刷去苦皮，其儿犹活，乃杀而剖其腹，去其胃，蒸食之。”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19。转引自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12页。这段话出自学术大师顾炎武的书中，可见决非少数人的看法。
事实上，民间对西医的疑惧和偏见很长时间没有完全消除，一直到19世纪下半期，由于教案迭起，社会上针对教会医院尚有种种讹言。诸如：教会医师以迷药诱人入教，以媚药淫亵妇女，教会医院被怀疑挖眼剖心用以做药；西医解剖尸体或制作人体标本，均被认为是出于各种匪夷所思的邪恶动机，信徒临终圣事被认为教士挖取死人眼睛以为炼银之药等等。起初，民间百姓对西医的疑虑和误解是自然的合乎情理的。著名西医余云岫分析认为：“新医学之流入吾国也，以西人教会为先导，碧眼紫髯，其形状，国人所未见也；旁行斜上，其文字，国人所未曾读也；祈祷洗授，其举动，国人所未曾习也；称道耶稣，其所崇信之教主，国人所未曾闻也；故其对于教育，已抱疑忌畏恶之心。加以医治病人，动用刀针，乃目为杀人之凶慝矣。”江绍原：《中国人对西洋医药及医药学的反应》，《贡献》第2卷第4期，1928年4月5日出版。而公众对于尸体解剖的惊诧和畏惧，是因为人死后“保守尸体为吾国最神圣不可犯之旧习，国人见其如此也，遂哗然以为杀人食人，如水浒绿林之所为矣，百口辩解，终莫肯信。”江绍原：《中国人对西洋医药及医药学的反应》，《贡献》第2卷第4期，1928年4月5日出版。。西医一度成为恐怖和邪恶的象征，这就使得教会医疗在开始阶段步履维艰，阻力重重。以至于教会医师伯驾的“眼科医局”开业的第一天就遇到挫折，竟然无人问津，第二天只有一名患青光眼的妇女上门，后来情况才慢慢好转起来《广州博济医院创立百周年史略》，广州岭南大学1935年刊印，第3页。。
英国人宓克抱怨说：“就医院言之，施医散药，教士视为施惠行仁，而在●龅教会者之目中，则一散一丸皆在疑窦，至医院中割验诸事，尤易滋人口实相传。
中国扬州教案由西医割验，死胎酒沁瓶中，为士人所窥而起。……夫医院诸端，本民教交益之事，而论往日情形，外间百姓动辄生疑，不知本意之所在。”这种从“●龅教会者”中产生的疑虑揭示了一个事实：中国民众有关西医的各种讹言，多半出于他们对教会及其文化背景的抵触。也可以说，这种自发的排斥并不一定指向西医本身，而是针对与医院相关的教会以及教会背后的西方列强。
西医借条约保护强行抢摊中国，广州成为前沿地带。多数传教士发现，除了商业往来外，他们很少有其它机会和中国人深入交往，更谈不上拓展中西方交流的内容。他们意识到，只有与中国人建立友善的关系，形成社交往来，彼此建立信任，才能使西医在中国生根发芽，这一动机正好切合了传教团赋予教会医师的使命：“要鼓励在中国人当中行医，并将赐给我们的科学、病例调查和不断鼓励我们的发明等有益的知识，提供一部分给他们分享。……我们希望，我们的努力将有助于消除偏见和推倒长期以来所持的民族情绪的隔墙，并以此教育中国人，他们所歧视的人们，是有能力和愿意成为他们的恩人的。……利用这样一个代理机构，就可铺平更高的道路，赢得中国人的信任和尊重。”
最早尝试接触西医的社会群体，实际上是两部分人，一是社会底层无力求医问药的穷苦人，二是经中医久治不愈、身患沉疴的病人。正是这两部分人“最先冲破了人们心中的防线，疑惑的坚冰一旦打开，贫病的中国百姓纷纷涌向教会医院。”何小莲：《西医东渐与文化调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05页。当然，局面的真正转机完全依赖于医师高超的技艺。伯驾“凭着他在外科上的技巧，不久就为他的医局赢得了朋友。”CeorgeH.Danton，TheCultureContactsoftheUnitedStatesandChina，TheEarliestSinoAmericanCultureContact1784~1844，NewYork：1931，p.45.一大批病人通过伯驾的亲手诊治而痊愈，畏疑心理逐渐消失，就医人数日益增加。“眼科医局”开始出现了繁忙的局面。据伯驾自己的报告称：“我看到其中有些人提着灯，在清晨二三点钟就从家里出来，以便及时到达。如果当天收住病人的数目有限，他们将在前一天晚上到来，整夜等候，以便在次日能得到一张挂号票。”
伯驾很快得到了当地百姓的信赖，中国境内最早用中文出版的近代期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刊载以“医院”为题的文章，详细介绍了伯驾的眼科医局及其在中国的影响：“道光十四年（1834年），有医生名谓伯驾。自北亚墨里加国来，自怀慈心，普爱万民，不可视困危而不持不扶也。一设使病痼许病人寓医院。闾阎之人贫乏无钱，悦然供给饮食，待病愈回家矣。既使病豁然而脱，大有名声。病人不远千里而来，得医矣。传说此事者亲眼看医院之士民云集，挤拥，老幼男女如曦来。莫说广东各府厅州县之人，就是福建、浙江、江西、江苏、安徽、山西各省居民求医矣。儒农官员，各品人等病来愈去矣。”爱汉者等编，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04~405页。显然，伯驾在中国公众的心目中享有很高的尊重和信赖。美国学者也认为：正是伯驾的乐善好施，拯困济危，才使他“赢得了朋友”并“作为一个美国人而为人所知。
其他教会医师也有同样的经历：“他们的医务工作，不单表现在形式上，而且深入到患者的家中，医生治疗并安抚他们的心灵，诊治他们的身体，耐心倾听患者反复诉说的重重心事：因病痛带来的苦恼和忧郁，用同情的语言抚慰、鼓舞患者。陌生人立即觉得医生是个朋友，是可以信任、倾诉的，从而获得慰籍。
教会医师在中国的数量是有限的，为了扩大西医在中国的规模，赢得更多的中国百姓的信任，“中华医学传道会”设想在中国培养和教育青年掌握西医知识，通过他们传播西洋医学，以寻求一条促使中国百姓能够完全信任和接受西学的途径。
随着教会医学的规模在中国日益扩大，各地的受医人数也急剧增加。这方面向来缺乏详尽的统计材料，但一些零星的记载仍能帮助我们窥斑知豹，如《中外新闻七日录》1870年6月8日，以“医馆近事”为题报道了广东地区西医馆的受医情况：“耶稣教人在羊城及各处所设之施医馆，未尝无益于贫民。计去年省垣、佛镇两处贫民男女受医者，有三万零五百一十二人。石龙等处受医者，约五千人。肇庆府内受医者亦有二千一百七十人。其中所治砂淋症者二十二人。可见活命之菌，遐迩咸臻也。”转引自李长莉：《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一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8页。由上计之，仅广州、佛镇、石龙、肇庆四处一年以内受医人数即达37682人。上海虹口同仁医院在建院第一年（1865年），共诊治男性病人6370人，女性病人9478人，另有76名外国人，共计15924人。转引自李长莉：《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一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8页。不可否认，广州、上海是相对发达的地区，也是教会医师活跃的场所，西医院的受医者相对贫穷落后地区要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