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革命号角，首先是从文学领域吹响的，“文学，充当了思想革命的第一线的冲锋队”。茅盾：《“五四”运动的检讨》，《文学导报》第1卷第2期，1931年8月5日。早在新文化运动之初，陈独秀就疾声呼吁：“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陈独秀：《文学革命论》，《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263页。；李大钊也满怀憧憬地描绘说：“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李大钊：《〈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李大钊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0页。傅斯年甚至还提出：“我以为未来的中华民国，还须借着文学革命的力量造成”。傅斯年：《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新潮》第1卷第5号，1919年5月1日。由此出发，文学革命引起了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普遍关注，“新文学的提倡差不多成为‘五四’的主要口号”。茅盾：《读〈倪焕之〉》，《文学周报》第8卷第20期，1929年5月12日。同时也正是在这场新文学运动中，章门弟子正式登上了近代中国的思想文化舞台。
“章氏之学兴，而林纾之说熸”
历史地看来，章门弟子的一些成员虽然在“辛亥”之前已崭露头角，但作为一个学术文化群体的最初形成和崛起，无疑是肇始于他们取代了桐城派在民初北大的势力。当时舆论界在介绍北京学界状况时即曾言：“从前大学讲坛为桐城派古文家所占领者，迤入民国，章太炎学派代之以兴”。《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公言报》1919年3月18日。后来，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一书中更是一再评述说：“在前清光、宣之际，北京大学之文科，以桐城家马其昶、姚永概诸人为重镇。民国新造，浙江派代之而兴，章炳麟之徒乃有多人登文科讲席；至是桐城派乃有式微之叹”，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傅道彬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44页。“于是章氏之学兴，而林纾之说熸。纾、其昶、永概咸去大学，而章氏之徒代之”。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第222页。由是观之，要论述章门弟子的异军突起，首先必须从他们与桐城派的北大之争说起。
一、桐城派与民初的北大文科
桐城派是清代绵延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的散文派别。它文宗韩欧，学宗程朱，讲求“文章义法”和“文以载道”。在经历了方苞、刘大魁、姚鼐的创派以及曾国藩、薛福成、吴汝纶等人的中兴后，它蔚然成为清代文坛的最大流派，“天下翕然号为正宗”。王先谦：《〈续古文类辞纂〉序》，《葵园四种》，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30页。时至清季民初，桐城派的势力虽有所减弱，但仍具有相当影响力，这尤其反映在北大文科中。
桐城派与北大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末京师大学堂。1902年，管学大臣张百熙奏请吴汝纶为首任总教习，此事虽因吴氏病故而未果，但继任者张筱甫作为桐城派支派——阳湖派领袖，仍与桐城派趣味相投。当时京师大学堂下设译书局，总办、副总办又分别是与桐城派渊源极深的严复严复与吴汝纶联系十分密切，曾言：“自以生平师事服膺者，厥惟桐城吴汝纶；每译一书，必以质正。”并在挽吴氏联中曰：“平生风义兼师友，天下英雄惟使君。”见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第465页。和林纾林纾不属桐城派，他曾言：“吾非为桐城弟子为师门捍卫者”（《〈慎宜轩文集〉序》，《畏庐文集·诗存·论文》二，沈云龙主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第94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628页）。钱基博也说：“或者以桐城家目纾，斯亦皮相之谈矣”（《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第226页）。另可参见王枫：《林纾非桐城派说》，《学人》第9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但林纾与桐城派渊源极深，却也是不争的事实。。此外，吴汝纶弟子姚永概及其妹夫马其昶也早在宣统年间就已进入京师大学堂担任教习。由此可见，桐城派在京师大学堂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姚永概林纾
民国建立后，严复出任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严复被委任为北大校长，或许与袁世凯有关。钱基博曾说：“袁世凯与复本雅故。其督直隶，招复不至，以为恨。既罢政，诋者蜂起。复独抗言折之，谓：‘世凯之才，一时无两。’则又感复。及被举为临时大总统，遂聘复长京师大学堂。”见《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第474页。并聘请姚永概担任文科教务长。在姚永概主持北大文科期间，其兄姚永朴也到北大执教。此后，尽管严复因与教育部冲突而辞职，但在姚永概、姚永朴、马其昶、林纾等人的掌控之下，桐城派仍在北大文科维持了极大的影响力。如姚永朴在主讲国文门必修课“文学研究法”时，便力倡桐城“义法”，并将讲义编成《文学研究法》一书，共二十五篇，“每成一篇，辄为诸弟子诵说，危坐移时，神采奕奕，恒至日昃志倦；仆御皆环听户外，若有会心者”，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第212页。当时授课盛况由此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林纾在教授国文时，也以姚鼐、曾国藩所选古文为主，宣讲桐城“义法”，“其他国文教员选择之文亦大致与林同，盖彼时隐有一种文章义法为正宗，教学尚能统一也”。张鸿来：《国文科教学之经过》，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3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39页。此外，他还以桐城古文笔法广译欧美小说，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在‘五四运动’以前，有不少年轻人非常喜欢‘林译小说’。有些人并没有见过林纾，可是在心目中却把他当作自己的‘国文导师’。当时模仿林纾的译笔写作文章，更成为一种风气”。孔立：《风行一时的“林译小说”》，薛绥之、张俊才编：《林纾研究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0页。
总之，桐城派凭借师友及同门、同乡乃至姻亲等关系的相互援引，在清季民初的北大文科甚或整个文坛，占据了主导地位。关于这一点，有论者曾概述说：“清末京师大学堂时代，先后主持总教习的吴汝纶、张筱浦，译书局总办的严复，副总办的林纾，民初任文科教务长的姚永概、汪凤藻、马其昶、陈衍、宋育仁在当时文坛都是桐城古文派的中坚分子。其时主宰北大文风自然是桐城古文派。”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6页。
二、魏晋文与唐宋文
桐城派主宰北大文科的局面，直至章门弟子与之相争才被打破。究其根源，这场相争主要是因为双方的旨趣不同而引起。章门弟子继承师说，崇尚魏晋文章；桐城派则文宗韩、欧，推崇唐宋八大家古文，尤其是林纾“以保桐城学者之盼睐为幸，遂为桐城张目，而持韩、柳、欧、苏之说益力”，“以与崇魏、晋之章炳麟争”。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第222、229页。缘此，“大抵崇魏晋者，称太炎为大师；而取唐宋，则推林纾为宗盟”。钱基博：《林纾的古文》，《林纾研究资料》，第175页。不过，此句另有一说为：“大抵崇魏晋者，称太炎为大师；而取唐宋，则衍湘乡之一脉”。参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第165页。
就章太炎的文学趣味而言，也经历了一个由唐宋文向魏晋文转变的过程。他在《自述学术次第》一文中便回顾自己少年时曾学韩愈文章，“慕退之造词之则，为文奥衍不驯”，但“三十四岁以后，欲以清和流美自化，读三国两晋之辞，以为至美，由是体裁初变”，并认为“吴魏之文，仪容穆若，气自卷舒，未有辞不逮意，窘于步伐之内者也”，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张勇编：《章太炎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328页。而“晚唐变以谲诡，两宋济以浮夸，斯皆不足劭也”。章太炎：《国故论衡》，第83页。他还曾在《国故论衡》中具体比较说：
魏晋之文，大体皆埤于汉，独持论仿佛晚周。气体虽异，要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矣。
夫雅而不核，近于诵数，汉人之短也；廉而不节，近于强钳，肆而不制，近于流荡，清而不根，近于草野，唐宋之过也；有其利，无其病者，莫若魏晋。
效唐宋之持论者，利其齿牙；效汉之持论者，多其记诵，斯已给矣；效魏晋之持论者，上不徒守文，下不可御人以口，必先豫之以学。章太炎：《国故论衡》，第84—85页。
显而易见，章太炎在分析了各朝文章的利弊长短之后，明确倾向于魏晋文。而从这一文学趣味出发，他对文宗唐宋的桐城派自然有所不满。在《訄书·清儒》中，他就严厉批评道：“江、淮间治文辞者，故有方苞、姚范、刘大魁，皆产桐城，以效法曾巩、归有光相高，亦愿尸程、朱为后世，谓之桐城义法。……桐城诸家，本未得程、朱要领，徒援引肤末，大言自壮，故尤被轻蔑”。章太炎：《訄书重订本·清儒》，《章太炎全集》第3卷，第157页。
此外，章太炎之所以批评桐城派，或许还基于以下三方面原因。
其一，桐城派文风不擅长论辩说理。这一点连他们自己也不否认，曾国藩在《与吴南屏书》中便承认：“仆尝谓古文之道，无施不可，但不宜说理耳。”而论辩说理对一生写下不少“所向披靡，令人神往”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第546页。论战文章的章太炎来说，无疑是一项不可或缺的文学功能。因此，他不满于“效唐宋之持论者，利其齿牙”的桐城派，而倾向于运用“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的魏晋文，其撰《国故论衡》一书，即是“持论议礼，尊魏晋之笔；缘情体物，本纵横之家”。黄侃：《国故论衡赞》，《国故论衡》，第4页。
其二，与“汉宋之争”有关。桐城派与汉学派之间的积怨由来已久，早在方苞之时，桐城派就因“尊宋学”，“而与当时所谓汉学者互相轻”。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61页。此后，姚鼐欲拜戴震为师，却为戴氏婉拒，“犹亟以微言匡饬，鼐不平，数持论诋朴学残碎”，章太炎：《訄书重订本·清儒》，《章太炎全集》第3卷，第157页。他甚至咒骂戴氏“身灭嗣绝”，姚鼐：《再复简斋书》，刘季高标校：《惜抱轩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02页。可见结怨之深。时至嘉庆年间，双方的潜在积怨终于在方东树与江藩之争中公开爆发，二人分别撰写了《汉学商兑》与《汉学师承记》，相互攻击批驳，由是将汉宋之争推向了最高潮。而在出身汉学的章太炎看来，这场争论显然导致了双方“徽章益分”，“夫经说尚朴质，而文辞贵优衍，其分涂自然也”。章太炎：《訄书重订本·清儒》，《章太炎全集》第3卷，第158页。
其三，与今古文之争有关。桐城派固然不专治经学，但也有所旁涉，而且较倾向于今文经学。如姚鼐在《九经说》中便称“《左传》全书，吴起之伦各以私意附会”，从而对古文经典《左传》的可靠性表示怀疑。而作为清代今文经学重镇，常州学派也往往援引桐城派以自壮。章太炎即曾指出其“古文辞笔法受之桐城”，章太炎：《与刘师培》，《章太炎书信集》，第76页。并批评说：“文士既以熙荡自喜，又耻不习经典，于是有常州今文之学，务为瑰意眇辞以便文士。”章太炎：《訄书重订本·清儒》，《章太炎全集》第3卷，第158页。同时，他还针锋相对地提出：“鄙意提倡国学，在朴说不在华辞，文学诚优，亦足疏录。然壮言自肆者，宜归洮汰。经术则专主古文，无取齐学。”章太炎：《与刘师培》，《章太炎书信集》，第77页。
概言之，无论是从文学趣味与功能还是从学术立场和派别来看，章太炎都与桐城派截然异趣，因此双方的对立势必难免。不过平心而论，章太炎虽对桐城派有所不满，但他的态度还是较为客气的。他曾解释：“仆重汪中，未尝薄姚鼐、张惠言。……要之，文能循俗，后生以是为法，犹有坛宇，不下堕于猥言酿辞，兹所以无废也。”章太炎：《与人论文书》，《章太炎书信集》，第287页。并对钱玄同说：“今知古学者既难多得，但令处处有桐城派人主持风气，亦可相观而善，胜梁夏（指梁启超、夏曾佑——引者按）之窕言多矣。（惟如林纾辈托名古文辞者，则不可与作缘）”章太炎：《与钱玄同》，《章太炎书信集》，第116页。由此可见，章太炎并没有全然排斥桐城派，相反还对其历史作用及现实意义予以了相当积极的肯定。章太炎对马其昶的评价还相当高，赞誉其文“如孤桐绝弦，其声在尘境之表矣”，见《与马其昶》，《章太炎书信集》，第887页。关于这一点，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一书中也总结说：
惟炳麟之所贬绝者，特林纾耳，未尝贬绝桐城家言也。人问：“桐城义法何其隘耶？”曰：“此在今日，亦为有用。何者？明季猥杂佻脱之文，雾塞一世；方氏起而廓清之。自是以后，异喙已息，可以不言流派矣。乃至今日，而明末之风复作，报章小说，人奉为宗。幸其流派未亡，稍存纲纪。学者宗此，不至堕入下流，故可取也。”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第98页。
而正如上引诸文所述，章太炎虽对桐城派不无肯定，却也同时明显流露出对林纾等人的鄙薄。在此期间，他还一再批评严复、林纾等人：
下流所仰，乃在严复、林纾之徒。复辞虽饬，气体比于制举，若将所谓曳行作资者也。纾视复又弥下，辞无涓选，精采杂汙，而更浸润唐人小说之风。夫欲物其体势，视若蔽尘，笑若龋齿，行若曲肩，自以为妍，而只益其丑也。章太炎：《与人论文书》，《章太炎书信集》，第287页。
就实论之，严氏固略知小学，而于周、秦、两汉、唐、宋先儒之文史，能得其句读矣。然相其文质，于声音节奏之间，犹未离于帖括。申夭之态，回复之词，载飞载鸣，情状可见，盖俯仰于桐城之道左，而未趋其庭庑者也。章太炎《〈社会通诠〉商兑》，《章太炎全集》第4卷，第323页。
历史地看来，章太炎的这种文学取向及其对严复、林纾等人的评价，显然对其弟子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