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独有偶，李大钊此时也倡言个性解放。1916年，他便撰文指出：“盖尝秘窥吾国思想界之消沉，非大声疾呼以扬布自我解放之说，不足以挽积重难返之势。”李大钊：《宪法与思想自由》，《李大钊文集》上册，第247页。与此同时，他还号召青年们“以特立独行之我，立于行健不息之大机轴。袒裼裸裎、去来无挂，全其优美高尚之天”。李大钊：《青春》，《李大钊文集》上册，第204页。此后，他通过东西方文明比较更发现“东方之道德在个性灭却之维持，西方之道德在个性解放之运动”，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李大钊文集》上册，第559页。因而必须伸张个性。他甚至进而主张：“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个解放自由的我，和一个人人相爱的世界。介在我与世界中间的家国、阶级、族界，都是进化的阻碍、生活的烦累，应该逐渐废除。”李大钊：《我与世界》，《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页。
在此期间，深受西方自由主义熏陶的胡适更是竭力宣扬个性解放。他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就痛斥，“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而“社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如同酒里少了酒曲，面包里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脑筋，那种社会国家绝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他同时还引述易卜生之语来诠释自己对个性解放的理解，“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益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胡适：《易卜生主义》，《胡适文存》一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465—467页。
总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早期，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都大力提倡个性解放与人格独立，试图借此唤醒个人的自觉，发现自我的存在，彻底冲决纲常名教的网罗。今天看来，这明显具有反封建的启蒙意义，极大地解放了思想人心，“造成了青年们投身于社会运动的热情”。茅盾：《“五四”的精神》，《文艺阵地》第1卷第2期。
在这一阶段，章门弟子也积极投入到这场个性解放运动中去。如许寿裳便在《爱国》一文中说，“我们现在要爱国，必先学Nietzsche，Ibsenis的个人主义来做个基础”许寿裳：《爱国》，《莽原》周刊第3期，1925年5月8日。，公开号召人们学习尼采、易卜生的个人主义精神。至于钱玄同，当时固然未就此专门撰文，但他完全赞同陈独秀所提出的“以个人之完全发展，为人类文明进步之大的”之说，陈独秀：《当代二大科学家之思想》，《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6年9月1日。并高度评价此说“精美绝伦”，是“颠扑不破之论”。《钱玄同日记》第3册，1917年1月25日条，第1528页。
当然，在章门弟子中，对个性解放阐扬得最为深入的还是周氏兄弟。鲁迅此时鉴于“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马克思：《致阿·卢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1页。因此在前期“尊个性而张精神”的思想基础上，集中批判了压制个性的专制制度。他认为：“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鲁迅：《病后杂谈之余》，《鲁迅全集》第6卷，第180—181页。因此，“中国原是‘把人不当人’的地方”，鲁迅：《续记》，《鲁迅全集》第6卷，第497页。“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鲁迅：《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1卷，第216—217页。针对这种状况，他明确提出了“解放人性”鲁迅：《坚壁清野主义》，《鲁迅全集》第1卷，第258页。的主张：“要别人承认是人，总须在自己本国里先争得人格”。鲁迅：《〈“行路难”〉按语》，《鲁迅全集》第8卷，第207页。他还借子君之口庄严宣告：“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鲁迅：《伤逝》，《鲁迅全集》第2卷，第112页。与此同时，鲁迅还严厉针砭了那种压抑个性解放的“合群的爱国的自大”：“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而“‘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鲁迅：《随感录三十八》，《鲁迅全集》第1卷，第311页。
就对个性解放的提倡而言，这一时期的周作人也表现得十分突出。他曾表示：“我平素最讨厌的是道学家，岂知这正因为自己是一个道德家的缘故；我想破坏他们的伪道德不道德的道德，其实却同时非意识地想建设起自己所信的新的道德来。”周作人：《自序二》，《雨天的书》，第3页。从当时他发表的言论来看，这种所谓的“新道德”实际上就是“个人主义”。他明确指出：“中国所缺少的，是彻底的个人主义”，周作人：《潮州畲歌集序》，《谈龙集》，第46页。因此“我想现在最要紧的是提倡个人解放，凡事由个人自己负责去做，自己去解决”，周作人：《一封反对新文化的信》，《谈虎集》，第107页。“现在的中国人特别是青年最要紧的也是第一救出自己来，得救的人多起来了，随后就有救别人的可能”。周作人：《梦想之一》，《苦口甘口》，第16—17页。他还尖锐批评如果一个社会蔑视人的个性，“那便是白痴的”，不应该“用了什么名义，强迫人牺牲了个体去侍奉白痴的社会”。周作人：《自己的园地》，《自己的园地》，第6页。
由此出发，周作人呼吁在文艺创作中必须贯穿“个人主义”关怀，应“真实地强烈地表现出自己的个性”。周作人：《地方与文艺》，《谈龙集》，第11页。他认为：“文学是情绪的作品，而著者所能最切迫的感到者又只有自己的情绪，那么文学以个人为本位，正是当然的事。”周作人：《文艺的统一》，《自己的园地》，第25页。也正因此，“现代的新文学，第一重要的是反抗传统，与总体分离的个人主义的色彩”。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三》，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92页。与此相联系，他一再提醒人们在提倡“国民文学”的同时不应忽略“个人主义”。他说：“提倡国民文学同时必须提倡个人主义。我见有些鼓吹国家主义的人对于个人主义竭力反对，不但国家主义失其根据，而且使得他们的主张有点宗教的气味，容易变成狂信”，周作人：《与友人论国民文学书》，《雨天的书》，第111页。“在现今以多数决为神圣的时代，习惯上以为个人的意见以至苦乐是无足轻重的，必须是合唱的呼噪始有意义，这种思想现在虽然仍有势力，却是没有道理的”。周作人：《文艺的统一》，《自己的园地》，第26页。
“五四”时期的周作人
在此期间，周作人还在《新青年》发表了著名的《人的文学》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首先言简意赅地提出：“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地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接着解释，所谓“人的文学”就是“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文学。在他看来，“人在人类中，正如森林茂盛，却仍非靠各树各自茂盛不可”，同时，“个人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相关的缘故”。所以，“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周作人：《人的文学》，《艺术与生活》，第8、1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