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似，章太炎对吴承仕也是夸奖有加，“及吾门得辨声音训诂者，其惟检斋乎”，“检斋文不如季刚，而为学笃实过之”，鲍弘道：《经学大师、革命战士吴承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集萃》第一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64页。并致函章士钊说：“去岁作《清建别记》，……门人歙吴承仕，为检明代实录，助我亦多。吴在司法部充佥事，学问精实，与季刚辈相埒，而中正稳练，则过于季刚，望善视之也。”王森然：《吴承仕先生评传》，《近代名家评传》二集，第311—312页。该函未收入《章太炎书信集》。1935年6月18日，他又为吴承仕谋中央大学教职一事特意致信蒋维乔说：“顷有吴君承仕，字检斋，国文、小学、经训与季刚造诣伯仲，……足以补季刚之缺。”章太炎：《与蒋维乔》，《章太炎书信集》，第959页。
当然，章太炎之所以屡屡思念早期弟子并为之推荐，主要是因为他对这批弟子寄予了学术传承的厚望。1914年，他就说：“季刚年方盛壮，学术能为愚心稠适，又寂泊愿握苦节，……保氏旧文，危若引发。断续之际，赖季刚亹亹而已。”章太炎：《题所撰初本〈新方言〉予黄侃》，《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473页。同年，他在致龚未生的信中又写道：“季子、逖先四生，亦未知可以光大吾学否耶？”章太炎：《与龚宝铨》，《章太炎书信集》，第587页。言词中显然充满了殷切希望。而章门弟子也没有让他失望，章氏在《自定年谱》中即言，“弟子成就者，蕲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朱希祖逖先。季刚、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音韵文辞。逖先博览，能知条理”，章太炎：《自定年谱》，《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317页。分别对弟子们的各自建树给予了充分表彰。不过据朱希祖所记，章太炎“尝言经史小学，传者有人，光昌之期，庶几可待；文章各有造诣，无待传薪，……惟诸子哲理，恐将成广陵散耳”。见《致潘景郑书》，引自朱偰：《先君朱逷先先生对于史学之贡献》。由此可见，章氏对弟子中无人能传其哲学思想颇感遗憾。另外据桑兵理解，章太炎晚年对早年弟子其实并不满意，参阅《章太炎晚年北游讲学的文化象征》，《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对此，朱希祖曾表示：“余对先师，终有知己之感也。”《朱希祖日记》，1939年12月7日条，引自朱偰：《先君朱逷先先生对于史学之贡献》。关于朱希祖与章太炎的师生情谊，可详参朱元曙《朱希祖与他的老师章太炎》（载《万象》2006年12月号）、王爱卫《朱希祖与章太炎》（载《德州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等文。黄侃更是一再声明，“一知一识，尽承师赐，一饮一啄，莫非师恩”，黄念田：《挽章太炎联跋》，转引自刘先枚：《章黄之学初识》，《黄季刚先生诞生五十周年逝世一百周年纪念集》，第131页。“谨当寻绎宝训，勉之毕生，不堕师法，以酬恩造”，黄侃：《答谢太炎先生撰量守庐记书》，《黄季刚诗文钞》，第75页。并在“临危之际，犹频言辜负明恩不置”。黄念田：《挽章太炎联跋》，转引自刘先枚：《章黄之学初识》，《黄季刚先生诞生五十周年逝世一百周年纪念集》，第131页。
而从弟子的角度来看，章门弟子也十分关心其师的处境，尤其是当章氏由于从事革命被囚禁时，他们更显现出危难之处见真情的难得情怀。1908年，章太炎因迟未交纳《民报》案罚金150元，复被判处服劳役115天相抵。宣判当天，鲁迅、许寿裳等人便立即挪借译书的部分稿费，代缴罚金以营救其师。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第285页。此后，当章太炎因痛骂袁世凯被幽禁钱粮胡同时，章门弟子也经常前往问候，章氏后来在《自定年谱》中就回顾：“时弟子多为大学教员，数来讨论”。章太炎：《自定年谱》，《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466页。具体说来，朱希祖一周探望即多达数次，有时甚至一天上午、下午均来探视。戴海斌：《袁世凯软禁章太炎事迹考》，《北京档案史料》2003年第2期，第278页，另可参阅《袁世凯软禁章太炎史料》，《北京档案史料》1997年第6期。黄侃更索性搬到章氏寓所与其同住，直至被强行逐出。徐一士：《再记章炳麟被羁北京时轶事》，《追忆章太炎》，第544页。另据查《鲁迅日记》，他也曾经于1915年1月31日、2月14日、3月1日先后前去探望，其中1月31日记载：“午前同季市往章先生寓，晚回。”2月14日又记载：“午前往章师寓，君默、季中、逷先、幼舆、季市、彝初皆至，夜归。”鲁迅：《鲁迅日记》，《鲁迅全集》第14卷，第152、154页。这说明他们当时常常不避危难，互相约定或不约而同地前去问候其师。在此期间，章门弟子还联名上书教育总长汤化龙以谋救其师，其中说：“若太炎先生者，才学宏博，求之古人，未知何如，今日实罕其匹。夫麟凤为希世所珍，贤哲宁非国宝！……文献之存，国有赖焉。希祖等哀师资之困辱，冀政府之明察，用敢竭情上闻，伏愿执事垂意”。他们还提出《申理章太炎建议案》，其中也写道：“章氏一代英才，而听其摧折，亦非计矣！……今之章氏，学过蔡邕，关系国本，至非浅鲜”。黄侃：《致教育总长汤济武论救太炎师书》、《申理章太炎建议案》，引自汤志钧：《读〈量守遗文合钞〉——黄侃与章太炎、刘师培》，《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今天看来，这些言行无疑体现了他们对章太炎情意深挚的敬仰和关切。
第二，形成了教学相长的良好互动。
本书第一章曾提及章太炎晚年虽然在苏州重设国学讲习会，大规模授徒讲学，但始终念念不忘早期东京弟子，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他认为当年在东京讲学时，“从游者皆素心人”，且素有根底，易于形成师生之间的交流互动。
从章太炎这一时期的学术著述来看，即大多与其讲学的内容有关。如《庄子解诂》一书便是因“余念《庄子》疑义甚众，会与诸生讲习旧文，即以己意发正百数十事”而成，章太炎：《〈庄子解故〉前记》，《章太炎学术史论集》，第254页。又如“其《新方言》及《小学答问》二书，皆于此时著成，即其体大思精之《文始》，初稿亦权舆于此”。许寿裳：《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追忆章太炎》，第58页。其中《小学答问》一书据章氏自述，缘起于“余以鞅掌之隙，息肩小学，诸生往往相从问字”，章太炎：《〈小学答问〉序》，《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315页。“适钱夏、黄侃、汪东辈相聚问学，遂成《小学答问》一卷”，诸祖耿：《记本师章公自述治学之功夫及志向》，《追忆章太炎》，第83页。并且由钱玄同写就付印，众弟子集资刊刻。显而易见，章太炎的东京讲学极大地促进了他对原有学术观点的总结。
更为重要的是，在东京讲学时期，章太炎还通过与弟子们的交流，进一步丰富与发展了自己的学术见解。如在撰写《新方言》一书过程中，黄侃就提出不少补充意见，“因持其说，以问太炎，师弟之间，往复辩诘，几达旬日，章先生卒是其说”。刘成禺：《纪黄季刚趣事》，《世载堂杂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50页。章氏也说“蕲黄间有君子告余曰：……于是知余所集者，犹未周备”，章太炎：《论汉字统一会》，《章太炎全集》第4卷，第320页。并在《题所撰初本〈新方言〉予黄侃》中写道：“季刚昔为我次蕲州语，及诸词气，复以新所诊发者，第为十篇，都八百二十余事”。章太炎：《题所撰初本〈新方言〉予黄侃》，《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472页。另外，《小学答问》中有数条解答之辞，他也署明“黄侃答曰”。此后，章太炎还采纳了黄侃的古声十九纽说。据黄侃说，章氏对此“初不谓然，后乃见信，其所著《菿汉微言》，论古声类，亦改从侃说”。见《音略·古声》，转引自曹述敬：《钱玄同对待学术工作的态度及其他》，《钱玄同印象》，第195页。
由上可知，章太炎与其弟子在学术研究上形成了双向的交流与互动，从而达到了教学相长的良好效果。对此，任鸿隽曾经评价说：“这样讲学，于先生本人的成就也有好处。据我所知，先生的著作，如《文始》、《新方言》、《岭外方音集》、《庄子解故》、《国故论衡》，都是在此时成书的。”任鸿隽：《记章太炎先生》，《追忆章太炎》，第268页。
第三，形成了传承与发展相结合的师生关系。
除上述令人感怀不已的师生情谊和取得教学相长的良好效果之外，章门弟子还在继承师说的基础上发扬了独立思考的精神，敢于突破樊篱，从而形成了传承与发展相结合的师生关系。
例如，在文学研究上，黄侃、鲁迅等人对章太炎关于阮元“文笔说”的批评便持不同的意见，相反地更倾向于阮元、刘师培的看法。阮、刘二氏均属扬州学派，提倡骈文，反对古文，强调“骈文一体，实为文体之正宗”，刘师培：《文章原始》，《刘申叔遗书》，第1646页。并指斥鼓吹古文的桐城派是“枵腹之徒，多托于桐城之派，以便其空疏”，“其墨守桐城文派者，亦囿于义法，未能神明变化。故文学之衰，至近岁而极”。刘师培：《论近世文学之变迁》，《刘申叔遗书》，第1648页。为了从学理上贬低古文，他们还提出了“文笔之辨”的理论，主张“文必有韵”，所谓“有韵者文也，无韵者笔也”，并且引《易经》之《文言篇》以张大其说。概言之，他们认为只有骈文才可谓是“文”，而古文则只能称之为“笔”，并不能算作“文”。对此，鲁迅曾经表彰说：“辞笔或诗笔对举，唐世犹然，逮及宋元，此义遂晦，于是散体之笔，并称曰文，且谓其用，所以载道，提挈经训，诛锄美辞，讲章告示，高张文苑矣。清阮元作《文言说》，其子福又作《文笔对》，复昭古谊”。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第9卷，第346页。
然而，章太炎出于其激烈的“排满”立场，极端排斥清廷重臣阮元。章太炎对阮元不满，或许还与阮氏与今文经学联系密切有关。关于阮元与今文经学之关系，详参钟玉发：《阮元与清代今文经学》，《史学月刊》2004年第9期。他在《文学总略》中一再批驳阮氏《文言说》、《文韵说》“持论偏颇”，“若以文笔区分，《文选》所登，无韵者固不少。……是故昭明之说，本无以自立者也”，“夫有韵为文，无韵为笔，是则骈散诸体，一切是笔非文。借此证成，适足自陷”，并针锋相对地反驳说：“既以《文言》为文，《序卦》、《说卦》又何说焉？……由是言之，文辞之分，反覆自陷，可谓大惑不解者矣”。为此，章氏还提出了自己对文学的界说：“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凡文理、文字、文辞，皆称文。”章太炎：《国故论衡》，第49—53页。关于章太炎“泛文学观”，可参阅周兴陆：《章太炎讲解〈文心雕龙〉辨释》，《复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6期。由此出发，他对黄侃与桐城派的“骈散之争”也表示不赞同：“骈散之争，实属无谓”，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第244页。“往者季刚辈与桐城诸子争辩骈散，仆甚谓不宜”，章太炎：《与吴承仕》，《章太炎书信集》，第309页。“由今观之，骈散二者本难偏废。……不知当时何以各执一偏，如此其固也”。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第243页。
但在此问题上，黄侃与鲁迅则明显受到刘师培的更多影响。朱希祖当时即曾在日记中概括：“近来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主持文学者，大略分为三派：黄君季刚与仪征刘君申叔主骈文，……此一派也。桐城姚君仲实，闽侯陈君石遗主散文，世所谓桐城派者也。……余则主骈散不分，与汪先生中、李先生兆洛、谭先生献，及章先生（太炎）议论相同。此又一派也。”《朱希祖日记》，1917年11月5日条，引自朱偰：《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化史料》第5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62页。由此可见，被章太炎视为“为学一依师法，不敢失尺寸”的黄侃，章太炎：《黄季刚墓志铭》，《章太炎全集》第5卷，第260页。实际上并未完全拘囿于师说的樊篱。不过在此问题上，黄侃后来也接受了章太炎的一些意见，他指出，“案阮氏之言，诚有见于文章之始，而不足以尽文辞之封域。本师章氏驳之，以为《文选》乃裒次总集，体例适然，非不易之定论；又谓文笔文辞之分，皆足自陷，诚中其失矣。窃谓文辞封略，本可弛张，推而广之，则凡书以文字，著之竹帛者，皆谓之文，非独不论有文饰与无文饰，抑且不论有句读与无句读，此至大范围也”，并且说：“近世仪征阮君《文笔对》，综合蔚宗、二萧之论，以立文笔之分，因谓无情辞藻韵者不得称文，此其说实有救弊之功，亦私心夙所喜好，但求之文体之真谛，与舍人之微旨，实不得如阮君所言；……与其屏笔于文外，而文域狭隘，曷若合笔于文中，而文囿恢弘？……阮君之意甚善，而未为至懿也；救弊诚有心，而于古未尽合也”（《文心雕龙札记》，第10、210页）。显然，黄侃虽对阮元“文笔”之说“夙所喜好”，“初亦以阮说为是”（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第243页），但后来也承认其说“于古未尽合也”，并肯定章氏批评“诚中其失”，同时他还吸收章氏对文学的界说，进一步提出了“合笔于文”的主张。而鲁迅也一再向人推荐刘师培所著《中古文学史》一书，张杰曾在《鲁迅与刘师培的学术联系》一文中，全面论述了鲁迅与刘师培之间的关系和《中古文学史》对鲁迅的影响，见《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6期。称赞该书“辑录关于这时代的文学评论，……对于我们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能使我们看出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第3卷，第504页。并说：“我看到已刊的书，无一册好，只有刘申叔的《中古文学史》，倒要算好的。”鲁迅：《致台静农》，《鲁迅全集》第11卷，第609—610页。他甚至还早在《民报》社听讲时，便对章太炎关于文学的界定提出过异议，他认为：“文学和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先生诠释文学，范围过于宽泛，把有句读的和无句读的悉数归入文学。其实文字和文学固当有分别的”。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现代贤儒——鲁迅的挚友许寿裳》，第24页。为此，章太炎曾经在《文学总略》中特别提到，“或言学说、文辞所由异者，学说以启人思，文辞以增人感，此亦一往之见也”，章太炎：《国故论衡》，第52页。其中“或言”，指的应当就是鲁迅。对此，许寿裳曾评价说：“这可见鲁迅治学‘爱吾师尤爱真理’的态度！”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现代贤儒——鲁迅的挚友许寿裳》，第24页。至于许氏本人，也被评为在“章太炎先生的早期弟子们，既不忘师说，也不泥师说，日有进境而成为纯科学态度的学者的，许寿裳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人”。见孙伏园：《许寿裳先生》，同上，第5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