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关于革命的必然性。当时，改良派出于对革命的恐惧，极力抨击革命派过于激进，认为革命必将酿至伏尸百万、杀人如麻的惨剧，“不尽杀四万万人不止”。康有为：《法国大革命记》，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89页。针对这种观点，汪东反驳说：“时机相迫，非行疾雷不及掩耳之革命，而势殆有所不及也。准是以谈，而犹齗齗于杀人流血之惨沭焉不敢为，是何异见将溃之疽而戒毋施刀圭，遇拂衣之火而嘱毋毁墙壁也。”汪东：《论支那立宪必先以革命》，《民报》第2号，1906年8月2日。黄侃也撰文指出：“生疡于头与发疽于背，等病也。以生命故，必将以医首为先。未尝言背可不治，顾治之有缓急耳！种之不保，何有于政？危亡之不遑救，何有于文致泰平？”黄侃：《专一之驱满主义》，《民报》第17号，1907年10月25日。在此，他们二人不约而同通过生理方面的描绘来比喻处理事情的轻重缓急，由此揭示了革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可谓异曲同工、配合默契，从正面直接回应了立宪派的指责。
时至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前夕，黄侃更在汉口《大江报》上发表了《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一文，针对改良派的“惧乱”心理特别提出：
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膏肓之疾，已不可为。然犹上下醉梦，不知死期之将至，长日如年，昏沉虚度；软痈一朵，人人病夫。此时非有极大之震动，极烈之改革，唤醒四万万人之沉梦，亡国奴之官衔，行见人人欢然自戴而不自知耳。和平改革，既为事理所必无，次之则无规则之大乱，予人民以深创巨痛，使至于绝地，而顿易其亡国之观念，是亦无可奈何之希望。故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呜呼！爱国之志士乎！救国之健儿乎！和平已无可望矣。国危如是，男儿死耳！好自为之，毋令黄祖呼佞而已。黄侃：《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原载汉口《大江报》1911年7月26日，今引自《黄季刚诗文钞》，第29页。
该文奔放流畅，刚健雄奇，振聋发聩，掷地有声，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和高超的政论水平。文章刊登后，江汉三镇为之震动，极大地鼓舞了革命党人的士气，对武昌起义的爆发具有相当的促进意义。
此外，除了阐述革命的必要性之外，章门弟子还进一步论证了革命胜利的可能性。汪东在1907年就写道：“中国若革命必行蜂起之策，一省倡义，各方响应，云集景附，……官军奔命，各顾其属不暇，平素窳惰，将至有不能骑马者，又非卧薪尝胆民众之敌也。吾谓去旧政府，若摧枯拉朽”。汪东：《正明夷〈法国革命史论〉》，《民报》第11号。可以说，汪东此言准确预言了辛亥革命后来的发展历程。
总之，围绕着“革命与改良”这一根本问题，章门弟子从诸多方面反驳了改良派的观点，充分彰显了他们的革命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壮大了革命派的宣传声势。
二、排满与反帝
在双方激烈论战过程中，改良派的首要立场就是企图维持满清政权，而革命派则认为必须坚决“排满”。据统计，1902—1903年革命派创办的《湖北学生界》、《游学译编》、《浙江潮》等杂志中，宣传排满的文章均占到了15%—20%左右，《江苏》载文鼓吹排满的更达到了30％以上。陶绪：《晚清民族主义思潮》，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6页。在此期间，尤以章太炎的排满言论最为突出。
在排满问题上，章太炎自“束发读书，始见《东华录》，即深疾满洲，誓以犁庭扫闾为事”，章太炎：《致〈中国旬报〉》，《章太炎书信集》，第54页。此后他虽然曾经一度参与维新、赞成“客帝”，但很快就从中觉醒过来，撰写了《客帝匡谬》一文，对满清政府予以了严厉抨击，甚至为此不惜与恩师俞樾决裂。当俞氏苛责他从事革命时，他痛心写下了《谢本师》一文，其中问道：“先生既治经，又素博览，戎狄豺狼之说，岂其未喻，而以唇舌卫扞之？将以尝仕索虏，食其廪禄耶？”章太炎：《谢本师》，《民报》第9号，1906年11月15日。表现了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而当章太炎自己开始授徒讲学时，亦往往“以排满为先务”，章太炎：《复仇是非论》，《章太炎全集》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5页。“高论民族大义训迪后生，诱导学生走光复的道路，收效甚巨”。沈延国：《章太炎先生在苏州》，《追忆章太炎》，第366页。
断发后的章太炎
这一时期，改良派常常抨击革命派“排满”是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对此，章太炎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通过列举满清统治之暴行，系统论证了“排满”革命的正义性。这无疑沉重打击了改良派，在当时造成了极为轰动的反响。时人有诗云：“岳岳章夫子，正义不可倾。……当头一棒喝，如发霹雳声。保皇正龙头，顿时吃一惊。从此大汉土，日月重光明。”高旭：《题太炎先生驳康氏政见》，《警钟日报》，1904年8月10日。而章门弟子显然也深受影响。鲁迅即曾回顾说：“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革命军》序”。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第545页。曾经一度力主保皇的钱玄同后来在回忆自己早年读章太炎此文的感受时也说：“读完太炎先生此书，才恍然大悟二百余年以来满清之宰割汉人，无所不用其极。……一定非革命不可！”于是，“认定满洲政府是我们惟一的仇敌，排满是我们惟一的天职”。钱玄同：《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底变迁》，《钱玄同文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0—111页。
1906年，章太炎还十分罕见地用白话写了一首《逐满歌》，历举满清残暴统治：“可怜我等汉家人，却被羊猪进屠门。扬州屠城有十日，嘉定广州都杀毕。福建又遇康亲王，淫掠良家象宿娼。驻防鞑子更无赖，不用耕田和种菜。菜来伸手饭张口，南粮甲米归他有。汉人有时欺满人，斩绞流徙任意行。满人若把汉人欺，三次杀人方论抵。……名为永远不加赋，平余火耗仍无数。名为永远免丁徭，各项当差着力敲。开科诓骗念书人，更要开捐骗富民。人人多道做官好，早把仇雔忘记了。……我今苦口劝兄弟，要把死仇心里记。……莫听康梁诳尔言，第一仇人在眼前，光绪皇帝名载湉。”章太炎：《逐满歌》，原载《复报》第5期，1906年10月12日，今引自《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222页。这首白话歌一时广为传诵，极大激发了人们的“排满”意识。
受章太炎的启发，章门弟子也相继撰文论述“排满”的必要性。例如汪东就历数清廷之“虐史”以证明其“惨酷”，汪东：《正明夷〈法国革命史论〉》，《民报》第11号。并提出“以满临汉，如主于奴”，汪东：《法国革命史论（续）》，《民报》第15号。必须坚决推翻。而黄侃更在《专一之驱满主义》一文中说：“国土沦丧，历祀三百，地犹华域，人犹华胄，而政典宪章，悉为胡有。猗嗟我民，处此晦盲否塞之世，所亟者固当在种类之兴衰，而不在政治之良恶。”黄侃：《专一之驱满主义》，《民报》第17号。强烈谴责了清王朝暴政。另据研究者近年考证，1907年以军政府名义发表、后被收入《太炎文录》的《讨满洲檄》，实为黄侃所撰。在这篇檄文中，他历数满清“十四罪”，充分论证了“革命之不可已”。该文原载《民报》临时增刊《天讨》，1907年3月13日出版。黄侃撰此文之说，详参潘重规：《蕲春黄季刚先生译拜伦诗读后记》，《黄季刚先生诞生五十周年逝世一百周年纪念集》，第41页。不过，此说尚待进一步考订，毕竟章太炎将该文收入《太炎文录》，而且钱玄同也认为该文乃章氏所撰，参见《钱玄同日记》第5册，1923年1月2日条，第2467页。
更关键的是，章太炎及其弟子们此时还进一步将“排满”与“反帝”联系起来。章太炎在革命派与改良派论战的第一篇文章《正仇满论》中即曾指出：“满洲弗逐，而欲士之争濯磨，民之敌忾效死，以期致乎独立不羁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数也。浸微浸削，亦终为欧、美之奴隶而已矣。”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120页。章太炎在《客帝匡谬》一文中也说：“满洲弗逐，欲士之爱国，民之敌忾，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终为欧美之陪隶已矣”。见《訄书重订本·客帝匡谬》，《章太炎全集》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0页，二者大意相同。他还声明：“排满即排强种矣”。章太炎：《复仇是非论》，《章太炎全集》第4卷，第274页。由此可见，他鼓吹“排满”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反帝”。汪东也说：“吾以为及今之世，而欲求免瓜分之祸，舍革命其末由。”汪东：《论支那立宪必先以革命》，《民报》第2号。这也就是说，“排满”是避免中国被瓜分的唯一出路。他还疾声呼吁“种族倾轧不可以不革命”、“政府恣肆不可以不革命”、“外人觊觎不可以不革命”。汪东：《革命今势论》，《民报》第17号。其中最后一点，明显具有“反帝”的性质。
在此期间，周氏兄弟也对“反帝”问题予以了密切的关注。1898年，鲁迅刚到南京不久，便致信周作人说：“《知新报》内有瓜分中国一图，言英、日、俄、法、德五国，谋由扬子江，先取白门，瓜分其地，得浙，英也。”《周作人日记》上册，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信中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忧虑之情，溢于言表。1903年，鲁迅更在《中国地质略论》一文中声明：“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险；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者也。”并主张“结合大群起而兴业”，以断绝列强“要索之机”。鲁迅：《中国地质略论》，《鲁迅全集》第8卷，第4页。而正是在该年，他写下来为后人传诵不绝的著名诗篇《自题小像》：“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自题小像》，《鲁迅全集》第7卷，第423页。表达了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
此后一段时间，周氏兄弟虽然主要致力于文学翻译，但“脉搏却与当时民族革命运动相通”。当时的翻译界，大多译的是英、美、法等国的名家名作。
青年时期的鲁迅
而周氏兄弟却独具慧眼地注目于被压迫民族的现实主义之作，这是“因为那里有好些‘弱小民族’，处于殖民地的地位，正在竭力挣扎，想要摆脱帝国主义的束缚”。周作人：《鲁迅的文学修养》，《鲁迅的青年时代》，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鲁迅后来在回顾当年这段翻译生涯时就说：“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第511页。周作人也说：“豫才在那时代的思想我想差不多可以民族主义包括之，如所介绍的文学亦以被压迫的民族为主，俄则取其反抗压制，希求自由也。”周作人：《关于鲁迅之二》，《鲁迅的青年时代》，第131页。
而随着论战的深入，革命派也逐渐认识到鼓吹“排满”固然是特定时期的革命方略，但其中确实包含着一定的狭隘性，必须予以及时纠正。对此，章太炎曾发表《致留日满洲学生书》，对满族人民表示安抚，他说：“所谓民族革命者，本欲复我主权，勿令他人攘夺耳，非欲屠夷满族，使无孑遗，效昔日扬州十日之为也；亦非欲奴视满人不与齐民齿叙也。……若大军北定宛平，贵政府一时倾覆，君等满族，亦是中国人民，农商之业，任所欲为，选举之权，一切平等，优游共和政体之中，其乐何似？”章太炎：《致留日满洲学生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519—520页。黄侃在《讨满洲檄》中也宣布推翻清政府后，满人是否回关外，“听其自愿”，愿留下者“悉归农牧，一切与齐民等观，……选举租赋，必不使尔有倚轻重”。《民报》临时增刊“天讨”。显然，这些论述对后来“五族共和”口号的提出具有着前驱先路的意义。
总之，围绕着“排满与反帝”问题，章门弟子不仅继承师说，而且有所发挥，对改良派的谬说予以了严厉批驳，极大地鼓舞了革命派“排满”与“反帝”的斗志和士气。与此同时，他们还及时纠正了原先宣传上的一些偏差，从理论上保证了辛亥革命的顺利进行。
三、共和与立宪
这一时期，康、梁等改良派最主要的政治主张就是鼓吹君主立宪，他们以“公羊三世说”来附会近代“进化论”，认为中国因为民智未开，所以政治制度的变革应逐步缓行至君主立宪，而不可躐等、骤行共和。此说由于颇具学理性，在当时确实迷惑了不少人，因此必须加以反驳。
早在1903年发表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章太炎便针对康有为关于中国民智的说法申明：“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并且说：“在今之世，则合众共和为不可已。……以合众共和结人心者，事成之后，必为民主”，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03—204页。明确提出了“民主共和”口号。事实上，“中华民国”一词也出自章太炎《中华民国解》一文。参阅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第546页。此文发表后，对革命派确定奋斗目标起到了巨大的启发作用。后来有论者曾评价说：“自《驳康有为书》出，海内人士益晓然于民权之精义，夷夏之防，革命之机遂动。……此次民国告成，全由于人心之倾向共和，而养成最近之人心，不得不归功于十余年来之言论。至言论之中坚，则当以章炳麟称首。……此其功业，比于孙文、黄兴，殆难相下。”此乃为章太炎请勋文中所载，原载《民立报》1913年5月28日，今引自《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434—435页。同年，章太炎还运用其训诂学专长撰写了《论承用维新二字之荒谬》一文，尖锐指出了立宪派为美化立宪而提出的“维新”一词存在着诸多谬误，可谓“言无论理，字无界说”，“乃至指鹿为马，认贼作子”。章太炎：《论承用维新二字之荒谬》，《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44页。该文训诂精当周详，申论鞭辟入里，在当时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此后，章太炎还曾经声明：“排清主即排王权矣。”章太炎：《复仇是非论》，《章太炎全集》第4卷，第274页。这就将“排满革命”与“民主共和”联系起来，进一步丰富了革命派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