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中国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说得好：“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那些鼎鼎大名的如屈原、司马迁、岳飞、文天祥、海瑞、史可法等自不待言，他们的精神已达不朽，就是其他知识分子，在其身处逆境的时候，也有不少人因平时修养所及，显示了强大的人格力量。我最近就以《高贵的灵魂》为题，赞美过这样一批人物。例如：嵇康因藐视权贵被处死，“他神色不变，索琴弹之∕一场亘古未有的音乐演奏∕刹那间冲散了刑场上的血腥”；苏轼因“乌台诗案”贬谪黄州，“他失去了京城的全部荣华∕却获得了一条东去的长江”，以一词二赋实现了“灵魂的突围”；八大山人用“哭之笑之”的署名，在书画中找到“精神的居所”；丰子恺从日寇空袭仅存的一扇“焦门”，读懂了“什么叫故乡，什么叫祖国∕什么叫侵略，什么叫正义”；冯雪峰“是嚼过草地之草攀过雪山之雪的豹”，“独自承受着巨大的苦难”，尽管那一部五十万字的长篇《卢代之死》焚毁，但“一个高贵的灵魂，开始了∕又一次二万五千里”；沈从文“服饰研究取代了小说创作∕他笑说这一切都极好∕十分自然”，因为他忆起“一滩九段∕死了九回又活了九回∕背纤的老者只不过撇了撇嘴”，这多滩多险的沅水，“不仅浇灌了他的作品∕也浸泡和染就了他的灵魂”；不到36周岁的北大才女林昭，“众人停止了思考，唯独她没有停止思考”，“她取自己猩红的血为墨∕用雪白的床单为纸∕书写了书写了一个巍然站立的灵魂”；置身“红海洋”中的傅雷宣称：“没有廉价的检讨∕人格比任何东西都可贵！”他留下遗书交代后事，“包括火葬费、保姆津贴、给姑妈的赔偿、待付的房租”，“到了最后的时刻∕他还那样冷静细致∕那样有条不紊”……上列哪一位不是我们引以自鉴，值得学习的榜样？！特别是沈从文，他所说的那条沅水就是我家乡的沅江，就在这江上的一次邂逅，成了我一生之痛。
十一
1970年12月，我返湘探亲，没料到与大表哥同船，更没料到经历了一场与沅江一样的心灵风浪。
洞庭溪是个山区小镇，位于沅江的中下游，离县城120里，当年交通闭塞，走旱路要两天，走水路将近一天，早上五点半我就来到中南门码头，坐到船里了。那是一条机帆船，舱内可坐十余人，大部分是进城办事、走亲戚的农民，大小背篓围了一圈，船篷里弥漫着一股大叶子烟搅和着的汗臭味。沅江滩多流急，暗礁四伏，仅此一段就有莲子滩、九矶滩、横石滩、清浪滩等多处，特别是清浪滩最长、最险，有“滩王”、“鬼门关”之称，尽管五六十年代就开始了河道整治，炸掉了不少明显、狰狞的礁石，但行船过滩仍然有一番紧张。
六点钟，开船的时间到了。这时从岸上牌楼口气喘吁吁地跑出来一个人，隔老远就用沙哑的嗓子叫道：“等一下，等一下，千万不要开船！”待他跑下河滩，我才看清他的面貌：瘦长身材，头发稀疏，面色焦黄，一个鹰钩鼻子，年约四十来岁，这不是我大姨的长子，我熟称的久哥吗？早听说他在通道县林业局当秘书，去年初不知何故将他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开除公职遣返回沅陵，今年又以战备疏散为名，把他下放到离城最远的楠木公社黄花界大队大木尖生产队。他的妻女也受到连累，同时下放，但为了与他“划清界限”，没上那个兔子不拉屎的大木尖，而是去了北溶公社对河的大其口他妻子的娘家。
久哥上船后，朝舱内扫了一眼，便将手中的青布包袱往舱板上一放，一屁股坐在了上面。
“这边——”我刚想说“这边有地方”，就被身旁半躺着的一个大胡子捅了一下：“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真是鬼迷心窍，我竟回答：“不知道。”“这年头还是少管闲事为好。”我谢谢他的关照，连忙低下了头。
两岸山色如黛，一江滚动琉璃。河涨洲的龙吟塔，鹿溪口的半边塔，黄头桥的白荞花，朱红溪的吊脚楼……多少美景都从船边过去了，我却无绪欣赏，只是悄然自问：他看见我了吗？他认出我了吗？他要是认不出我这个表弟（毕竟分别了多年），我为什么不认他这个表哥呢？听大姨说久哥是个典型的书呆子，平时就喜欢书画篆刻，每个月的工资一半寄家，另一半都买了书画和古玩，穷得捡人家扔在地上的烟蒂抽，自己的生活根本不会料理，他怎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呢？
过九矶、横石二滩时，久哥还坐在篷口，有一两个农民叫他进舱他也不进来，似乎怕人家沾了他的晦气。马上要过清浪滩了，船老大开了脏口：“卵日的，你想死，我们还不想死哩！还不给老子滚进来！”他才弯腰拎包进到了舱内。我发现他的青布包和下半身全让江浪打湿了。
滩声如狼似虎，震得耳壳生疼；怪石龇牙咧嘴，就从舷边擦过；漩涡又圆又大，仿佛不离左右……上中下尾二十四里长滩虽属下水，机帆船竟用了一个多小时！人人都紧张得大气不出，话语不讲，冷汗不止。但我看那布满篙眼的众多大石头上，坐满了老少不等均一律半裸的标工、纤夫，却连笑带骂地与上行船只讨价还价，根本不把脚下的风险乃至死亡当一回事，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力量？我的灵魂受到了强烈的触动！
下午三时，到达洞庭溪。上岸后，我主动走到他面前，歉意地叫了一声“久哥”，他微笑地说：“你是彼德吧？”显然，他一上船就认出我了，只不过为了不连累我而没有叫我。在那个动荡的年月，政治无孔不入，斗争无处不在，人与人的关系很不正常。
在吊脚楼的小店里，我请久哥吃了一碗猪蹄粉丝，看着他那狼吞虎咽的样子，似乎很久没沾到过一点油腥。他虽然瘦弱得不像人样，却没有述说近一年来非人的经历，只是重复一句话：“我是含羞带愧呀！”我劝他在小镇上住一夜，他坚持一定要走，给我的印象是极不自由。临别，我送他十元钱、十斤粮票，他说了个“谢”字便消逝在崎岖的山道中。
我这次洞庭溪之行的目的是相亲，朋友给我介绍了个对象，通了两三个月的信，这天是头一次见面。这种“隔山买磨”式的婚恋肯定是不成功的，与大表哥的不期而遇则引起了我灵魂的反省。特别是当我回到黑龙江上班的第三个月，接到家里来信，说大表哥死了，大木尖称他是“病故”的，实际上是一天二个工分的报酬无法养活自己，又被一个民兵营长剋扣口粮活活饿死的。人们发现老鼠啃掉了他一只眼珠，还咬断了他一个脚指头……我如雷轰顶，反复责备自己：为什么我不敢认他，难道一碗粉、一张纸币、一张粮票就可以挽回我的胆怯与自私吗？我本可以向县里打打招呼，为他减轻一点负担，但是我却想都没有想过，这表明我这个“自我”是不完善的，我的灵魂必须净化、提纯。1979年，李来毅即久哥的问题得到了彻底的平反，然而我心中之痛却再也无法消去。
十二
我在念初中时，就喜欢上诗，1958年发表处女作《出铁》，从此坚持不断，终生不渝。最初的动因是语文老师的引导与鼓励，加之“抗美援朝”诗歌的影响，以为写诗是一种爱国主义行动，个人的处境也能得到改善。为此，我得过不少荣誉，也没少挨过批评。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生阅历的加深，文化交流的扩大，我逐渐发现诗在生命中的重要地位。例如：诺瓦利斯把诗理解成“心灵感应的艺术”，诗成了“任意操纵感官世界的手段”，成了对人的自由的、自主的无限的创造力的运用；施莱格尔思索的核心是诗与人生的合一，“所有的美都是隐喻。那最高的，正因为它是不可言传的，因而人们只能把它隐喻地说出来”；尼采将哲学与诗融为一体，他要“骑在一切象征背上驶向一切真理”，用作象征的某一形象或观念，不仅指一事一物，还能使人想到无名无象不落言诠的绝对和永恒；海德格尔在一个没有诗的时代召唤诗人，明确指出“语言是存在的家”，“诗通过词语的含义神思存在”，“创作诗与运思一样，以同一的方式面对着同一的问题”，都是“在存在的田野中犁沟”，因而诗人和思者的天职就在于：说不可说之神秘……
中国的老子的论述则比他们早了两千多年，《道德经》如是说：“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阅众甫。”既是论“道”，也是论生命的本质，其中无与有、虚与实、主与客、神与形、恒与常、隐与显等诸种矛盾，均得到了辩证的统一和美学化的表述，这与诗的艺术特征何其相似乃耳！另外，老子常利用中国汉字一字多义的优点，以多义字的组合，来构筑新的概念，使他的哲学观点包容了这些字的各种意义，具有丰富的外延、多层的启示，这不正是现代诗的语言所梦寐以求的吗？
当代学者周国平的意见也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在《诗人哲学家》的前言《哲学的魅力》中写道：“没有哲学的眼光和深度，一个诗人只能是吟花咏月、顾影自怜的浅薄文人。没有诗的激情和灵性，一个哲学家只能是从事逻辑推理的思维机器。大哲学家与大诗人往往心灵相通，他们受同一种痛苦驱逼，寻求着同一谜的谜底。”因此，他提出了“诗人哲学家”的命题，并归纳出三个条件：“第一，把本体诗化或把诗本体化；第二，通过诗的途径（直觉、体验、想象、启示）与本体沟通；第三，作品的个性色彩和诗意风格。”看来，诗与哲学的联姻是生命的需要，是艺术的必然。但我也要在这里指出——诗与哲学的侧重点还是不同的，区别亦有三：诗侧重于求美，哲学侧重于求真，尽管美与真并不矛盾；诗侧重于不可感之感，哲学侧重于不可说之说，虽然感与说不时相通；哲学可以用诗的语言表达，诗不可以用哲学的语言写成，当然也有例外。
创作与理论是车之双轮，鸟之双翼。80年代我开始了诗歌理论研究，1992年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诗”的命题——其特征是：它是世界的，也是中国的；它是现代的，也是历史的；它是横植的，也是纵承的。其诗法是：以自我沟通人类，以个性表现共性，以封闭追求开放。其语言策略是：象征、暗示、张力、特殊语法、赋比兴的现代转化等。后概括为三句话：克服惰性，增强活性；提炼有言，开掘无言；破坏旧序，创造新序。2000年补充“二项工作”：现代主义的寻踪，中国古典的寻宗，实现对西方现代主义与中国古典诗的双重超越。
也正是在诗创作与诗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我关注台湾现代诗和西方现代诗的历史与现状，先后出版了《洛夫评传》、《一代诗魔洛夫》、《痖弦评传》等书，开辟了“散文诗艺术技巧”、“现代诗艺术览胜”等专栏。洛夫一再强调：“我认为写诗不只是一种写作行为，更是一种价值的创造，包括人生境界的创造（如李白、王维的诗），生命内涵的创造（如杜甫、莎士比亚的诗），意象语言的创造（如李商隐、马拉美的诗）。这个理念正是我追求诗歌艺术数十年如一日的信念。”号称“诗魔”的洛夫，是隔断与孤绝的产物，也是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碰撞的结果。他专攻于诗，而鲜作其他文体的尝试，诗风数次蜕变，探索始终不停，2001年还以73岁的高龄推出三千行的长诗《漂木》，震惊华语诗坛，近年来又在超现实主义与禅的有机融合上迈出了新的步伐。从1957年处女作《灵河》算起，洛夫至今已出版了37本诗集。他的生命情态、精神历程，他的美学主张、诗艺探索，特别是开发意象语言的新景观、对现代诗形质兼备的创构，为中国新诗的成熟与发展作出了贡献，也为我的“中国式现代诗”理论提供了例证，并进而充实、丰富和升华了这一理论。
痖弦的名言是：“人生朝露，艺术千秋，世界上唯一能对抗时间的，对我来说，大概只有诗了。”他写诗的时间不长，作品数量也远不如洛夫，虽然出过十一二本诗集，但都是《深渊》的不同版本，却在台湾三十余年举办的三次“十大诗人”选举中与洛夫一起当选，真是一个奇迹。这也印证了罗青1975年写的一段话：“自五四运动以来，在诗坛上，能以一本诗集而享大名，且影响深入广泛，声誉持久不衰，除了痖弦的《深渊》外，一时似乎尚无他例。”这是一个罕见的个案，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既解读了痖弦及其作品，说明了艺术质量的重要性，又进一步找出中外各三十位诗人创作的高峰期，探讨了“火山爆发”与生命节律的关系……
创作上升到了理论，理论又推动了创作。“没有人配受创造者的称号，唯有上帝与诗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诗人塔索的话，让我对此生充满信心。
2009年8月—9月写于杭州
在斯坦福探秘“宋子文档案”
周伟民、唐玲玲
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藏有宋子文秘密档案，我们是上世纪90年代从台北市海南同乡会编辑出版的《海南文献》上一篇专文中知道的。当时宋美龄还在世，其中有19盒文件仍封锁着。虽然很好奇，但我们的学术兴趣不在此，一时未去阅读。
因为要到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查书，2005年8月18日一大早，我们从加州南端的圣迭亚哥市飞三藩市，9时半抵达斯坦福大学。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宋子文研究者吴景平已经在图书馆门前等候，他当时正在胡佛研究院读宋子文档案。
我们来到东亚图书馆，得吴景平教授的介绍，将《中国和马来西亚文化交流史》赠送给东亚图书馆；馆方一名业务主管Charles，Fosselman彬彬有礼地接受我们的赠书。我们也顺利地在东亚图书馆四层丰富藏书的书库中找到了我们所需要的资料。当时虽然在胡佛研究院门前徘徊良久，但没有进入！
三年前离开时，岂料2008年11月我们会又回来呢！
2008年初，海南省宋耀如、宋庆龄研究会决定召开“宋耀如及其时代”国际学术研讨会。9月初，上海市宋庆龄研究会领导专程到海口，与海南省宋耀如、宋庆龄研究会和文昌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详细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具体事宜。我们认领了力所能及的研究任务。于是有2008年9月13日至12月1日的第二次访美之行。此行，9月和10月，在夏威夷大学担任访问学者（详见《古典与现代》第一卷《飞向夏威夷——寻找“他山石”》一文），11月，住在加州保罗阿图市的CasaAlta招待所。这是由美国黑人经营的养老院，其中的第六楼整个一层相当于招待所，让斯坦福大学的访问学者临时居住。房间的设施颇完备，包括厨房及一整套炊具，卫生间和盥洗室也都宽阔，电冰箱很大，但住宿价钱却比酒店便宜得多。
保罗阿图市其实是一个镇，两条主要街道，都不算长，人口也不多，有两个货物颇为齐全的超市，其中一个出售的商品多是超时货，价格也十分便宜。这个镇因为斯坦福大学及著名的电子行业硅谷而显得特别重要。据说，有些不怎么起眼的酒馆，往往在里面做着将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巨大影响的电脑软件或硬件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