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尽，饱受创伤的人们逐渐返回了家园，面对残垣断壁、瓦砾成堆的城市、乡村，人们不禁叹息了。是啊，他们失去的不仅是亲人、财产，还有那文化的精粹和科学的地位。战前的欧洲是科学技术的中心，具有众多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可是现在，科学技术中心已经转移到美国，老一辈有名气的科学家几乎都去了美国，新的一代刚从战场上下来，还未成熟。原来鲜花盛开的科学百花园现在荒芜了，这实在令人痛心疾首！经历了血与火考验的人们的心灵震颤了，他们不能坐视现状，他们必须行动起来，全力以赴地恢复昔日的辉煌。
1946年盛夏，法国南锡市，南锡大学。一个国际数学会议即将在这里举行，会议的主题是关于调和分析的发展状况研究，具体内容主要是讨论维纳近期的思想，因而维纳成为第一个被邀请的对象。
这是战后维纳第一次访问欧洲，望着那些自己曾经参观过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建筑已经沦为废墟，维纳的心情极其沉重，他痛恨这可恶的战争，更痛恨那些燃起战火的刽子手们！他期望着欧洲人民尽快从瓦砾堆中站起，无论是经济，还是科学技术都再次腾飞起来，他坚信欧洲人民一定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看到了他们现在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建着家园。
像以往访问欧洲一样，维纳在会议之前拜访了很多朋友，朋友们都热情地接待了他。维纳还拜访了特丁顿的国家物理实验室、伦敦大学、曼彻斯特大学、剑桥大学的朋友们，维纳高兴地看到同行们的研究并未因战争而中断，尤其是曼彻斯特大学在高速自动计算机技术方面已走在了前面，他们正在把数理逻辑和电子学综合起来，因此完全能够接受自己在战时形成的有关控制通信和组织的新观念，他感到自己有必要将这些观点写出来，公开发表。
到巴黎时，维纳决定写一本综合性书籍的想法冒了出来，而在这里偶然见到的一个人又促成了这种想法的落实。
一日，维纳在巴黎宽阔的林荫大街散步，碰见了一位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的同事，他向维纳介绍了身旁的同伴——埃尔芝公司的出版商弗赖曼。
弗赖曼是墨西哥人，他最初是以墨西哥外交机构文化专员的身份来巴黎工作的。后来他娶了前出版商赫尔曼的女儿为妻，岳父死后，他是家里唯一愿意继续经营这个公司的人，这样他便成了出版商。
弗赖曼风趣健谈，他向维纳介绍了自己的家庭和工作。他的祖父是位退休的德国船长，在墨西哥西海岸的特皮克安了家。外祖父是这个地区的威乔尔印第安人的酋长。祖母和外祖母都有西班牙血统。这样在他的成长过程中经常碰到祖父与外祖父试图阻止他受对方影响的说教，一位要他永远做个欧罗巴人，另一位则要他记住，他是个印第安人。他那惟妙惟肖的模仿，逗得维纳捧腹大笑。
弗赖曼还是位数学家，他经营的出版社完全摆脱了牟利的动机，真正为传播科学文化知识而生存。特别是弗赖曼还是布尔巴基的成员这一点，激起了维纳极大的兴趣。
早在1950年，维纳就在《美国数学月刊》上读到过一篇署名尼·布尔巴基的文章，作者在注脚中自我介绍说：“尼·布尔巴基教授，前在波达维亚（Polddvia）皇家学院，现定居法国南希，写了一套《数学原本》，内容是关于现代数学的综合性丛书，现在已有10卷问世。”可事实上没有谁见过这位布尔巴基教授，但他的著作《数学原本》却十分有名，它博大精深，涉及现代数学的各个领域，概括某些最新研究成果，以其严谨、别具一格的方式，将数学按结构重新组织，形成了自己的新体系。人们揣测，尼·布尔巴基可能是某个集体的笔名，但不久又看到了布尔巴基的公开声明：布尔巴基是活生生的一个人！就这样，布尔巴基让人们觉得很神秘。今天听弗赖曼说他也是布尔巴基的成员，维纳当然不会放过。
弗赖曼向维纳讲道，布尔巴基实际是一个数学学派，它由一群年轻的法国数学家组成，其目的在于重振法国的数学。
布尔巴基学派的活动形式与维纳他们的方法论讨论会有些相似，堪称“疯子”集会。每年举行两三次会议，每次总要经过讨论并一致同意写某书或某几章，然后由某个自愿者按照模糊的计划写初稿，没有太多的约束，完全由他自己去冒险乱闯。一两年后，初稿在布尔巴基会议上宣读，“经受残酷无情的批评”，往往一次会议下来，稿子被批得体无完肤，然后再去写第二稿。一本书稿要重复六七次，直到大家都厌烦了，才送到弗赖曼那里去付印……
布尔巴基是一个年轻人的事业，它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无论是谁，无论他对布尔巴基有什么贡献，只要到了50岁就要自动脱离学派，而对于年轻的数学家，只要他能经得起布尔巴基讨论的熊熊烈火，能够参与讨论，那么他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布尔巴基的新成员。
维纳感到能与这样一个有活力的神秘团体熟识，令人十分愉悦。所以当弗赖曼谈到他对维纳战时所做的工作很感兴趣，希望维纳能把有关通讯自动化工厂和神经系统的思想写成一本小册子，拿到他的出版社发表时，他欣然接受了，并当场确认了合同。
南锡会议结束后，维纳返回了美国，继而又按计划去墨西哥，开始同阿梯罗·罗森勃吕特一起搞神经生理学研究。由于维纳与罗森勃吕特的生活习惯不同，所以他们能在一起工作的时间很少。罗森勃吕特习惯下午和晚上工作，要到下午三四点钟才能提起精神，并能保持到午夜之后很久。而维纳习惯在上午工作，醒来时精神最好，下午两点开始松懈，天黑之后就根本不能做创造性工作。合作的空隙两人可以充分利用做自己的研究工作，维纳用此时间来写计划中的书。
事情做起来往往比想困难些，维纳在一开始就碰到难题，取个什么书名才能确切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呢？开始他想找一个表示“信使”意思的希腊词，但很快他就发现唯一的一个字是“angelos”，在英语里已有特定的意义“天使”，这显然不适合自己的思想。找了好久，最后终于从控制领域找到一个表示“舵手”的希腊词。他决定将这个词引入英语，并利用希腊语在英语的发音，写成Cybernetics（控制论）。
这个词令他十分满意，这是他能够找到的表达包罗一切领域的控制技术和科学的最好的词汇。他大声地对妻子说：“玛格丽特，我的书名定为《控制论》怎么样？”专修语言学的玛格丽特笑着答道：“很好！诺伯特，真的很确切！”
写作开始了，在这本书里维纳综合、总结了以前自己的研究成果，将工程技术领域的控制、反馈等概念引入生物学和社会学领域，将信息这一通讯工程中的概念推广到整个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将生物学中的自组织等概念，推广到工程技术、社会科学的领域……为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各学科之间提供了彼此交流的语言。介绍了用电子元件或机械元件组成的控制系统，使用统计方法研究信息的传递和加工，特别是反馈和振荡，并指出如何用功能模拟法、黑箱方法等研究人的大脑和神经生理活动，触及心理学的“完形”概念（在知觉过程中，对整体的知觉大于对于各部分知觉之和）。在这本书中，他还提出许多诸如社会控制、机器能否思维等社会学及科学哲学问题。
1947年10月，划时代的著作《控制论》终于定稿。维纳如释重负，将书稿寄给正在巴黎的弗赖曼。弗赖曼收到书稿后非常高兴，马上组织人力排版、付印，1948年《控制论》在巴黎出版了。作为一本科学书籍，弗赖曼对《控制论》的商业前景估价不高，他已经做好了赔钱的准备，但结果出人意料，《控制论》成为十分少见的科学畅销书，这使他，不！确切地说是所有的人都极为惊讶。维纳虽然知道自己在书中提出了许多新的创造性的观点，但造成如此巨大的反响却是他始料不及的。他的声望一下子提高了，一跃成为世人皆知的“控制论之父”。
成功的喜悦涌上了维纳的心头，他为自己多年的努力得到承认而高兴，但同时也隐约地感到行进途中的一股强劲的逆流正向他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