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意见无论是重新为其命名，还是改变其用法都不会改变事物的本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们深受拉丁文化的熏陶，他们的视线始终没有离开罗马共和国。罗马的法律、权标、法袍都成为了他们采用的对象，但是由于他们处在具有强大历史意义影响的帝国统治之下，他们不会成为罗马人。哲学家的任务就是在这些纷繁变化的表面之下，挖掘出古老的信念延续下去的原因，找出在不断变化的意见中受普世信念与种族特征影响的因素。
如果我们不做哲学方面的检验，就会进入这样的误区：群体常常可以随意转变自己的政治或宗教信仰。因为历史为我们提供的经验似乎全都证明了这一观点，无论是政治的、宗教的还是文学的。为了证明以上观点，让我们用1790至1820这短短30年的法国历史作为例证，这正好是一代人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看到群体从最初的君主制支持者转变成激进的革命者，接着转而又支持帝国主义，最后再度支持君主制。在宗教方面，他们从天主教虔诚的教徒转变成无神论者，然后又变成自然神论者，最后又回归为最虔诚的天主教徒。这些转变不仅仅发生在群体之中，还发生在他们的领袖身上。我们惊奇地发现，国民公会中某些权要、国王的死敌以及那些不信神灵也从不尊敬领袖的人，竟然心甘情愿地沦为了拿破仑谦卑的仆人，之后他们又在路易十八统治下，虔诚的手持蜡烛行走在宗教队伍之中。
在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群体的意见又发生了多次变更。十九世纪初“背信弃义的英国贵族”与拿破仑继承者统治下的法国结为盟友；曾两度受到法国入侵的俄国也成了法国的朋友，并在一边幸灾乐祸地看着法国倒退。
文学上、艺术上以及哲学上的观点变化得更加迅速。浪漫主义、自然主义以及神秘主义等理论轮番登场。今天还受人追捧的艺术家、作家，明天就被弃如敝屣。
在我们分析了所有这些表面变化后，我们惊奇地发现所有与普世信念和种族情感相悖的观点都没有广阔的生存空间，它们会很快重新回归主流。
凡是与普世信念或种族情感无任何联系的观点都是易变的，是受机遇摆布的玩偶，或许应该这么说，会随周围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受暗示与传染影响形成的观点总是短暂的，它们短暂的出现与迅速消失的命运就像沙滩上受海风主宰的一座座沙丘。
目前，群体易变的意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主要有三个原因。
首先，当以往的信念逐渐失去力量时，它们便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形成当时短暂的意见。普世信念的衰弱为一批既无历史也无未来的偶然意见的产生扫清了道路。
其次，群体力量与日俱增，能与之抗衡的力量越来越少。因此群体意见的易变性得以无拘无束的表现出来。
第三，由于近来报业的发展，完全对立的观点开始源源不断地出现在群体面前。一个观点产生的暗示作用，很快会被另一对立观点的暗示作用抵消。因此没有一种观点能够得到普及，全部都转瞬即逝。今天，一种观点还未被广泛接受就已消失不见。
在世界进程中，这些不同的原因造成了这种全新的现象，它是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征，当然，我想暗示的是政府引导舆论的无能。
过去，即不久之前，政府措施、少数作家和几家报纸的影响力就可以真实地反映公众舆论。而如今，不仅作家失去了所有影响力，报纸也成为了意见的传声筒。至于政治家，引导舆论对他们而言比登天还难，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做舆论最忠实的追随者。他们害怕舆论，甚至到了恐惧的程度，因而他们常常变换行动路线。
于是，群体的意见对政治发展的方向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可以促使国家结盟，如之前的法俄结盟就完全是一场大众运动的产物。目前，我们发现一种奇怪的征兆，教皇、国王和君主们特别乐意接受采访，因为他们将这种方式视作民众考察自己对某一问题看法的途径。过去说政治不可受情感影响，或许还算正确。可是今天，当政治越来越多的受到善变的、不受理性影响只受情感支配的群体冲动的影响，我们还能这么说吗？
至于曾经引导舆论的新闻媒体，已经和政府一样在群体力量面前屈尊俯就。即使是这样，媒体依旧具有很强大的影响力，因为它们是群体纷繁的意见及其不断变化发展的记录者。
作为只是提供信息的部门，新闻媒体从不给人们的思想强加某种观念或学说。为了能够在同行的竞争中获胜，留住读者群，它们还不得不紧随大众思想的变化潮流。
过去以严肃著称的报纸，如《宪法报》《论坛报》《世纪报》，被上一代人视为智慧的传播者，如今它们要么销声匿迹，要么转型成为典型的现代报，最具价值的新闻被包裹在各类消遣文章、社会八卦和金融吹嘘之中。
今天即使一家资金充足的报纸也不可能让其撰稿人发表自己的观点，因为读者需要的是各种消息或一些消遣娱资，对毫无根据的猜测做出的所有断言一概表示怀疑，因此这些观点于读者没有任何价值。即使是评论家也不再信誓旦旦地说某本书或某个剧本一定会成功。他们能做的只有恶语中伤，却帮不了忙。
各家报纸都清醒地意识到评论与个人观点毫无价值，它们现在已经禁止发表文学评论，仅仅列出书名，附上两三句“鼓吹之词”。［22］在未来的20年里，戏剧评论可能也会遭遇同样的境遇。
今天，密切跟踪观点变化的过程已经成为新闻媒介和政府的首要任务。它们需要连续的了解一个事件、一项法案或一次演说带来的影响。完成这项任务并不容易，因为没有什么比群体的思想更加多变。如今，群体对他们昨天还推崇的事物转而就深恶痛绝的转变极为频繁。
完全没有任何舆论引导，同时加上普世信念的消失，最终导致每种信念都存在着极端的分歧，使群体对一切不明确触动他们直接利益的事物越来越冷漠。像社会主义之类的学说，它们的问题是只能在非文化阶层中找到拥护者，如矿山或工厂里的工人，这些人一个个吹嘘自己对这种信仰多么真诚、多么坚定。中产阶级的下层成员以及受过一些教育的工人，不是变成了彻底的怀疑论者就是变得极端善变。
近25年来，这一方向的转变引人注目。在此之前的那个时期，尽管与我们相距不是很远，人们的观点仍具有某种总体趋势，因为他们都拥有某些基本信念。仅凭某人是君主制主义者，我们就可以推断他必然拥有某些明确的历史和科学观点；同样仅凭某人是共和主义者，便可以推断他有着完全相反的观点。
君主制主义者十分清楚人类不是由猴子进化而来的，共和主义者同样十分清楚人类就是由猴子变的。谈到大革命时，君主制主义者应当心生恐惧，共和主义者应当充满崇敬。说到罗伯斯庇尔和马拉这样的名字，语气中一定会带有一种宗教式的虔诚，还有如恺撒、奥古斯都或拿破仑这样的名字一说出口，一定会伴有一阵猛烈的抨击。甚至法国索邦神学院，也普遍存在这种简单认识历史的方式。［23］今天由于受到议论与分析，所有意见都失去了它们原有的声望。它们的显著特征快速消失，以至于没有办法可以唤醒我们的热情。现代人越来越多地被冷漠侵蚀。
对意见的总体衰退，我们不必过于悲叹。这是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是民族生命衰落的征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与那些事事否定、批判的人或麻木不仁的人相比，伟人、具备超凡洞察力的人、传道者以及群体领袖，总之是真诚且信念坚定的人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但是不要忘记一点，如今群体具有强大的力量，一旦某个观点赢得足够的声望而被广泛接受，它就会有一种让所有事情屈服的专制力，那么一切讨论将被长期禁锢。有时，群体是性情温和的主人，像是海利奥加巴卢斯和提比略，但是他们时常又表现得变幻莫测。当一种文明受到群体控制时，它会因为受到太多因素影响而无法长久持续下去。如果有什么可以推迟这种文明的灭亡，那就是群体意见的极端易变性和他们对一切普世信念的无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