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兴办学校教育，严范孙还积极倡导并推动天津的社会教育。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他在城隍庙开办教育品陈列室，展出日本图书、教具，任人观览，以启民智。1907年，又与人合办《醒俗画报》，为移风易俗而鼓呼。同时，还鼓吹妇婴保健事业，设“水阁女医院”、“范孙儿童医院”等医疗机构。兴办平民教育，开设“贫民义塾”，赞助林墨青筹办广智馆，并提倡旧剧的改革，亲自指导，在自己家里演出新剧《箴膏起废》，成为天津最早上演的新式话剧。严范孙还与天津、北京戏剧界人士多有往还，讨论戏剧改革，不遗余力支持南开中学的新剧演出。
是年12月，清政府成立学部，作为统辖全国教育的正式行政机关。荣庆为学部尚书，熙瑛为左侍郎，严范孙为右侍郎，均为政务官。全面负责厘定全国教育规程。范孙到任伊始，便参与起草奏折，请颁“教育宗旨”，提出“全国之人，无人不学”的“普及教育”理念，以“尚公”、“尚武”、“尚实”为宗旨，以道德教育、军事教育、国民教育、实用教育等为内容。他参照自己在直隶时的经验，将劝学所推向全国，并公布了《教育会章程》，使教育会成为各省、府、厅、州、县教育行政的襄助机关。
自宣统帝之父载沣以摄政王监国以后，满洲亲贵乘势控制权力，满汉朝臣严重对立，范孙在学部也多被掣肘，载沣曾几次借题发挥，令其难堪。1910年初，范孙自感难有作为，便离开学部，回到天津。
民国成立，诸事崇新。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推行新式教育。范孙甚受鼓舞，对蔡氏提出的以道德主义、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等为内容的教育宗旨深表赞同。
严范孙积极筹划并实施教育体制变革，南开中学自1913年建立校董制。范孙与卢木斋、王少泉任校董。而创办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是一个国家教育现代化的标志之一。严范孙、张伯苓很早就打算创办大学，1916年，在南开中学内成立专门部和高等师范班，就是为办大学创造条件。严、张还曾考察美国的私立大学。张伯苓先行，于1917年8月去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教育。第二年秋，范孙也到达美国纽约。张伯苓每天上完课，晚上去严下榻处给他讲教育学。有时他也去大学听课，更多时间则用于考察美国的教育，访问了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人学、康奈尔大学、旧金山大学等高等学府，详细了解其办学体制、行政管理、经费来源、教育方法及图书设备情况，对美国大学教育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严范孙还从他们当中物色了南开大学的教师。1918年12月严、张回到天津，立即着手筹备成立南开大学。
春节刚过，范孙便不顾年老多病，偕张伯苓到北京，拜会教育总长傅增湘，讨论南开大学立案之事。同时，为筹集经费，范孙本人慷慨解囊，为南开大学捐款、捐地、捐赠图书。1919年，他捐赠大学购书款2千美元，又捐赠中文书籍30余种数百册，1922年，捐地5亩1分8厘，折洋18，130元，1924年又以《二十四史》、《九通》等数十种古籍，捐赠南开大学图书馆。
范孙不仅以其财力、物力给予南开大力支持，更重要的是其办学思想对南开大学校风之形成影响甚巨。南开从一开始就注重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和理念，强调德、智、体、美四育并进，特别注重人格修养和校风建设，均与范孙的教育主张有密切关系。可以说，范孙先生是南开大学的灵魂。
1922年，范孙曾打算与梁启超在南开大学成立东方文化研究院。梁启超自上年秋在南开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受到天津学界的热烈欢迎。范孙亲临讲堂，移樽就教。当梁启超提出成立东方文化研究院时，立即得到范孙和南开大学的支持和响应。1922年下半年，严、张多次与梁启超磋商。但最后因经费未能落实助，东方文化研究院成立计划终致夭折。
在办学过程中，范孙特别关心学校校风和学生品德的培养，经常到学校了解学生学习情况，发现并奖励优秀学生。后来成为国家栋梁的周恩来考入南开中学后，以品行优良才能卓越，很快便得到范孙的格外赏识。1914年9月29日，周恩来到严宅，请范孙题写《敬业》杂志封面，马上得到应允。1916年5月间，学校举行全校性作文比赛，各班纷纷推举本班作文好手一争高低，在校学生已近千人，共有260余人参赛，卷上姓名采用密封方式，由教师集体评阅。范孙亲自参加，审慎评选。结果从40份优秀作文中，选定周恩来为全校第1名。周恩来所在的丁二班荣获集体第1名。范孙亲自书写“含咀英华”奖旗，颁发给丁2班。以资鼓励。
1917年6月，周恩来中学毕业。26日学校隆重举行毕业典礼，范孙出席，并邀请陈独秀等来宾出席。周恩来取得最优毕业成绩，并获“国文最佳奖”金质奖章，不久，周恩来离开天津赴日本求学。周恩来得知南开大学即将成立的消息后，五四前夕回到天津。9月经严范孙、张伯苓特别批准，免试进入南开大学文科。开学前4天，范孙在私宅设宴欢迎周恩来重返南开，同席的有黄郛、范源濂、张伯苓及直隶教育厅长等人。
1920年1月，周恩来指挥各校学生赴直隶省署向省长曹锐请愿。曹锐是范孙的妹夫。曹推脱不见，并将周恩来等人逮捕。5个多月后，周恩来出狱。范孙一如既往看重周恩来。他与张伯苓商议，动用他在南开设立的“严范孙奖学金”，资助周恩来出国深造。10月，他给驻英国公使顾维钧写信，为周恩来介绍去英国留学。
周恩来到达欧洲后，一直与范孙书信往还，联系密切。为资助周恩来，范孙特在自家帐目上为周开立户头。除第1年的用款是他交给周支票携走外，以后周恩来在欧洲的3年，都是他命人转寄。每半年一次，准时不误。如1921年日记载有：2月27日“李琴湘来，余将补助李福景、周恩来之学费，交伊持去。”周恩来对此十分感激。1922年旧历正月初五，周恩来之父周懋臣特去拜谢严范孙。周恩来在欧洲参加共产党后，有人曾劝范孙不要再给周恩来以资助，但他不为所动，以“人各有志”奉答，继续寄钱给周恩来。表现出范孙的气度与境界。
随着时代步伐的加快，国学沦丧，传统文化式微，全盘西化之喧嚣甚嚣尘上。而范孙赓续国学、阐扬中国传统文化之壮志始终未泯。1927年8月，他与华世奎，林墨青等人发起成立研究国学的团体，并声言：“窃查中国教育，近年取法欧美，日求改进，而于国学，不暇兼顾，致乏通才。修等鉴于此，爱集合同人募款，组织学会，以讲求国学，补学校所不及为宗旨，名曰崇化学会”。学会成立讲习科，分义理、训法、掌故等科目，招收学员，系统学习古代典籍，延请宿儒名师，定期讲授经义，按期命题试文，严范孙特辟私宅为讲堂，以自己藏书供学员阅读，“亲莅试所，亲书试题。”崇化学会的成立，是其“中学为体”理念在他晚年的反映。
昊天不吊，哲人其萎。崇化学会成立不到两年，范孙竟一病不起。1929年3月15日，范孙与世长辞，享年六十有九。
巨星陨落，举世同哀。当时各类媒体纷纷予以报道和评论。《大公报》于1929年3月16日发表社评《悼严范孙先生》，称范孙先生之逝世“诚为学界之大不幸”，并赞其为南开的发展所作出的孜孜努力。“以兴学为务，慨出私产，发起南开，筚路蓝缕，惨淡经营，至今日蔚华北一大学府。数十年前严氏提倡之诚，赴义之勇，饮水思源，有令人不能不肃色起敬者！”范孙逝世时，张伯苓正在欧美为南开募款事宜而奔波。闻此噩耗，不禁哀叹天不假人。离开南开远赴欧美之前，范孙尚一切安好，可等到满载而归时，与这位热心支持南开发展的“校父”已是天人永隔，甚至连最后一面都不能相见。情何以堪！伯苓满怀悲痛，召集南开学生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并发表悼文，以纪念这位一生支持教育事业、支持南开的老人。悼文云：“严先生道德学问，万流共仰，个人追随颇久，深受其人格之陶冶。南开之有今日，严先生之力尤多，严公逝世，在个人失一同志，在学校失一导师，应遵严先生为校父。”国内外的南开校友闻听此讯，纷纷捐款，在南开中学建成“范孙楼”，以兹纪念。
70年之后，即1989年3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二次会议上，严范孙的名字重又唤起人们的怀念。会议通过提案，褒扬严范孙一生矢志倡导新学的功绩和培育英才对祖国的贡献，1992年，南开大学为严范孙立了纪念铜像。至今，这座铜像仍安放在南开大学东门内的花园中，供南开学子瞻仰。
光阴似箭，时节如流，但岁月抹不去哲人之光辉。严范孙先生以燕赵英杰，翰林伟器；追求进步，与时偕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滋兰树蕙，桃李满园；品行高洁，日月同辉。诚为玉堂前辈中之佼佼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