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此刻，天地一片寂静，只有他那动人的琴声在一望无际的田野里轻轻地流淌着……
至此，按照袁隆平起初对杂交水稻的理论设计——雄性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三系”配套宣告成功！
“三系”的配套成功，预示着我国率先利用水稻杂交优势的时刻即将到来。
袁隆平成功地开创了我国杂交水稻的高产之路，他用自己的成果对美国经济学家布朗的质疑作出响亮的回答：高科技养活中国人！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党委书记左连生说：“袁隆平的世界观突出地表现在他崇高的民族自尊心上。他潜心于杂交水稻的研究，致力于创新。他的科研成果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中国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党委书记全永明说：“袁先生是智慧、勇敢、坚忍的象征，是无私奉献的典范。因为有了这些美德，他注定要在高科技杂交水稻研究中获得成功。”
1973年10月，袁隆平赴苏州参加中国农业科学院在这里召开的水稻科研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袁隆平宣读了他的又一篇论文《利用“野败”选育“三系”的进展》，他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农业科学家正式宣告我国籼型杂交稻“三系”配套成功！
袁隆平在宣读完论文后，又针对美国经济学家布朗的质疑，意味深长地讲了下面一段话：
我们是炎黄子孙，我们为之自豪。我们不曾卑微，因为在人类长长的生命链条中，我们承前启后，正在从无限走向无限；
我们也不曾骄傲，因为人类创造辉煌历史的长河中，我们未来的路依旧很长很长……
袁隆平的论文和讲话，在这次会议上引起极大的震动。
回长沙以后，袁隆平写了这样一张纸条挂在自己的书橱上：“灵感在科学研究中与在艺术创造中一样，具有几乎同等的重要作用。”
袁隆平从在稻田中发现水稻的杂交优势，到寻觅“野败”，都表现出一种思维上的突破性，袁隆平把这种思维上的突破称为“灵感”。
1974年新春佳节，邓哲到广东出席生物防治会议，她趁此机会顺道到海南看望丈夫。
大年初一那天，袁隆平带着邓哲来到三亚的天涯海角，他们看到茫茫的大海上，一只只海鸥，正张开强劲的翅膀，搏击着狂风巨浪，向前奋飞。袁隆平触景生情，对身旁的妻子说：“我们过去只不过是洞庭湖边的麻雀，现在却要做太平洋上的海鸥了！”
1974年，袁隆平培育出强优组合的“南优2号”，并于当年试种成功。
1974年春天，袁隆平将自己育成的我国第一个强优势组合“南优2号”杂交稻种子，拿到安江农校去试种。
袁隆平在安江农校试种的结果是“南优2号”杂交中稻亩产628公斤；他耕作的晚稻示范田20多亩，平均亩产511公斤。
攻克制种高产难关
杂交稻“三系”配套已经完备，高产优势也已经呈现在眼前，然而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当年，他们制种试验田的产量很低，每亩生产杂交种子只有5.5公斤。
如果按这种产量来计算，那么，平均每公斤种子要达到73公斤普通稻谷的比价，也就是说，这种种子的价格应该是常规稻种的73倍。虽然杂交稻的用种量只需常规稻的20％，但是单位面积的种子成本还是要高于常规水稻70倍以上。
如此昂贵的稻种，农民是绝对不可能接受的。农民如果不授受，推广杂交水稻就显得毫无意义了。
因此，提高制种产量，又成为袁隆平科技攻关的新课题。
这一新课题能否攻克，成为杂交稻能否大面积推广的关键。
这时，反对研制杂交稻的人又有了新的话题，他们说：“水稻是白花授粉作物，花粉量少，花粉寿命短，柱头弱小，且多数品种不外露，每日开花时间短，这些特征都不利于异花授粉，因此制种产量非常低，难以大面积推广。”
袁隆平在“制种低产论”面前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当时，袁隆平的一个学生唉声叹气地说：“难啊，干成一件事真是难啊！”
袁隆平对他的学生们说：“一个人的一生，顺利是相对的，不顺利是绝对的。我们应该有走向成功的决心和信心，也应该有承受坎坷、承受不幸的勇气。如果我们能够把前进道路上的风风雨雨化做动力，我们就会走向成功，走向辉煌……”
袁隆平环视一下周围的学生，又接着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真正打败我们，除非自己打败自己。在挫折面前，一定要激流勇进。失败往往是成功的前奏，总结了失败的教训，也就将要看见成功的背影了。没有挫折与失败，我们就不会懂得成功的艰难，就不懂得奋斗的可贵。”
袁隆平面对“制种低产论”者的嘲笑，丝毫也没有畏缩，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攻克制种高产这一关。
此时，袁隆平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最低限度需要多高的制种单产，才能开始使种子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都有利可图，从而开始乐于接受杂交水稻。
从此，袁隆平不分昼夜地守护在自己的制种田里。在如火的烈日下，在狂暴的风雨中，他也不肯躲避。他戴着一顶破斗笠，在制种田里，忘我地观察着，思索着……
袁隆平在长期的观察中发现，杂交水稻制种产量的高低，与花粉数量虽然有关，但主要并不取决于花粉数量，而取决于父、母本扬花的时间能否一致，即双方能否在花期相遇。
袁隆平知道杂交水稻是异花授粉，父、母本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品种，因此，彼此的生长发育时间肯定会有一定差别。
此时，袁隆平意识到如果母本和父本的花期一早一晚，不能同时，那么，父本散发的花粉再多，也是白搭。
昏黄的灯光下，袁隆平有一种茅塞顿开之感，他断定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
袁隆平忽然扔下铅笔，在桌子上猛拍一掌，站起身来，欣喜若狂地叫醒了所有正沉醉在梦乡的湖南组科技人员，把自己思考的结果告诉了每一个人。
接着，袁隆平兴奋地对大家说：“我们从明天开始，就必须认真研究气温、水肥、土壤，以及叶龄等等与杂交制种的父、母本花期之间的关系，摸清父、母本之间的生长和开花习性等、方面的不同特点，然后准确地计算出它们在各种不同条件下，从播种到开花所需的不同生长期，以及开花、盛花和谢花的具体时间。”
大家都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袁隆平，认真地听着他说的话。
袁隆平环视一下大家，又接着说：“以后，我们要依据它们的不同生长期，采取父、母本分期播种的办法，以及利用温度、水肥和施用生长激素等办法来调节它们的花期，使它们尽可能完满地重合。为了防止万一调节无效，我还想到一个办法：除父、母本分期播种之外，我们还可以围绕着母本的开花、盛花和谢花时间，再将父本也分三期播种，分别把三批父本的盛花期，连接不断地对准母本的开花、盛花和谢花时间，这样，即使第一批父本的盛花期没有和母本的盛花期重合，第二批、第三批，总有一批能重合。这样就可以确保万无一失。这是今后我们必须紧紧把握的第一条准则。”
大家都鼓掌叫好，袁隆平面带微笑，又接着说：“我还制定了第二条准则，以前你们以为制种产量低是因为花粉不足，主张多栽父本，那是不对的。在一定的单位面积内，多栽父本，就必然要少栽母本；父本过多浪费土地和花粉，母本少了，果实就少，同样影响产量。因此，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科学计算花粉足够的前提下，尽量少栽父本，多栽母本……”
大家都惊讶地望着袁隆平，对他这种大胆的想法感到吃惊。
袁隆平正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之中，他从容不迫地接着说：“过去你们以为把母本栽得离父本越近越容易受粉，我现在想到这也不对；花粉飘散也会有一个死角，母本离父本太近，正好处在死角里，反而受不到粉。因此，我认为正确的栽法应该是母本成畦，父本成行，排列成阵，这样才能确保母本均匀受粉……”
袁隆平说完自己的这些想法，才感到有些口渴，他端起面前的茶杯，一饮而尽。
大家却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变得毫无睡意了。
1975年春，湖南省协作组培植的27亩制种田，平均亩产29公斤，其中高产亩产超过50公斤。
1977年，袁隆平系统地总结了制种攻关的实践经验，写出《杂交水稻制种与高产的关键技术》这篇重要论文。
这篇论文发表以后，在科学界引起极大的关注。
从此，袁隆平正式确立了杂交水稻制种的科学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宣告杂交水稻制种技术的初步成型。
随着时光的推移，袁隆平和他的助手们掌握杂交稻制种高产的方法越来越熟练。他们依据杂交稻不同的生长期，采取父本与母本分期播种的办法，并采取调节温度、控制水肥、施用生长激素等办法，调整父本与母本之间的花期，使之尽可能完满地重合。
于是，杂交水稻大面积高产制种的时机成熟了。
1976年，袁隆平将试验范围进一步扩大，而各个试验点都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一般每亩增产稻谷50公斤至100公斤，比当地优良常规稻种子增产20％以上。
到此时为止，袁隆平初步探索出一条杂交水稻制种高产之路。袁隆平认为，只要认真做到，就可以选育出一批兼具营养优势和生殖优势的优良组合，就可以做到制种高产。
袁隆平和他的助手们经过仔细观察，又发现父、母本花器包颈的问题。
起初，他们用人工割叶和剥包的办法来解决，效率很低。
这时，罗孝和想到“920”对植物细胞有伸展作用，他就试探性地在父、母本抽穗扬花阶段，适时喷施“920”，结果，他高兴地发现母本包颈少了，颖花外露增多了，穗形松散了，开颖角度也加大了，有效地增加了授粉的概率。
罗孝和的这一发现，使袁隆平十分欣喜。
就这样，袁隆平和他的助手们，通过他们的辛勤劳动，揭开了我国杂交水稻大面积制种、大面积推广的序幕，并把杂交水稻的种植技术迅速推向全国，为中国农民带来了杂交水稻大面积高产的希望之光……
1975年冬天，湖南省组织8000人，任命袁隆平为技术总顾问，赴海南制种3．3万亩，隆重地拉开全国大规模在南繁制种的序幕。
制种的结果让人们万分欣喜，首次试种，亩产即普遍超过50公斤，最高亩产达到150公斤。
杂交稻遍地开花结果
1976年，杂交水稻先是在湖南，随后在全国遍地开花结果。
当年推广208万亩，增产幅度全部在20％以上。试种杂交水稻的农民无不喜笑颜开，称赞杂交水稻是黄金水稻。
贵州金沙县农业局技术员张本，是袁隆平的大学同学，毕业后分配在贵州省农科院，1957年被打成“右派”，妻子也与他离婚了，他被流放到金沙，挂名在县农业局，实际长期在某大队接受劳动改造。
1975年，袁隆平得知张本的遭遇以后，叫助手寄给张本2.5公斤“南优2号”种子。
1976年，张本按照袁隆平在来信中交代的技术规程，将种子播下，再栽插成2.5亩试验田。
当地农民看到张本独特的栽种方工，都嘲笑他。但到验收时，这些奇妙的水稻，亩产居然高达850公斤，比常规稻亩产翻了一番多，当地农民都惊得目瞪口呆！
该县县委书记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亲自来视察，然后，他十分尊敬地邀请袁隆平赴金沙“传经送宝”.
袁隆平来到该县以后，受到很高的待遇，连上厕所都有警员跟随。还有年轻漂亮的女服务员递烟递茶递手巾，随侍左右。
袁隆平从未享受过如此隆重的礼遇，他反倒被弄得很不自在。
此时，袁隆平的同学张本也身价大增，他被任命为县农科所所长，还娶了一个漂亮的媳妇。
袁隆平用5斤杂交稻种子，拯救一名老同学跳出苦海的故事，一时成为人间的传奇故事。
没过多久，杂交水稻以其不可抗拒的巨大魁力，成了广大农民争相购买的神奇稻种。
袁隆平也受到广大农民的高度赞扬，声望一天比一天高。
1977年，《中国农业科学》杂志发表袁隆平的学术论文《杂交水稻培育的实践与理论》。他在这篇论文中这样写道：
现在，我们可以确定无疑地向世界宣告，这项工程技术已由我国先于世界正式完满地研究成功，并同时先于世界投入实际应用。
……
植物有无杂种优势，并不取决于它们固有的生殖方式，水稻和其他植物的杂种优势，受共同的规律所支配。水稻有无杂种优势或优势大小，关键在于选配亲本。这与异花授粉植物具有很大的共同性……
在这篇论文中，袁隆平认真总结了10多年来研制杂交水稻良种的丰富经验，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上，阐明了杂交水稻研究中几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他还有力地批驳了持“显性学说”观点的某些学者。
与此同时，袁隆平也详细地论述了选育杂交水稻“三系”的基本原则。他在文章中写道：
从选育水稻“三系”和利用其杂种优势的目的出发，我们要求的不育材料应该是所谓核质互作型，因为这种类型比较容易做到“三系”配套。而用远缘杂交进行的所谓核置换，是创造核质互作型雄性不育的有效方法。
并非一切远缘杂交的核置换都能造成雄性不育和实现“三系”配套……运用核置换方法求取雄性不育和“三系”配套的实现，必须把握两点：一是亲缘关系的远近要适度；二要以在系统发育上处于低阶段的品种做母本。
……
这篇论文的发表，对于杂交水稻的发展、扩大“三系”杂交稻的成果，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1977年8月上旬，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党和政府提出重视教育、重视科技人才的问题。袁隆平听到这个消息后，深受鼓舞，他预感到科学的春天即将来临……
1978年2月，袁隆平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赴北京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1978年3月，春天的北京披上了美丽的春装。春风拂面而来，浓浓春意令人陶醉……
就在这时候，袁隆平怀着兴奋的心情步入全国科学大会的会堂。
这次科学大会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各个科学门类的2000多位科学精英。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致辞中说：“我们得到了第二次解放……科学的春天来到了。”
在这次科学大会上，袁隆平一直十分激动。他真正明白了知识分子的价值，明白了“科学家”的含义。他深刻感受到党和政府对于知识分子的高度重视，并且深受鼓舞。
随着袁隆平的科研成果的广泛传播，杂交水稻在全国的种植面积迅速扩大。杂交制种技术已从技术人员手里转移到了寻常百姓家，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
许多农民每当看到杂交稻田“金镶边”、“银镶边”的夏收景象时，都异口同声地赞扬杂交稻是“幸福稻”、“翻身稻”！
湖南省有一位农民十分高兴地说：“我们解决吃饭问题靠‘两平’，一靠邓小平；二靠袁隆平。”
这位农民说出中国亿万农民的心声。
在过春节的时候，一些农民怀着对袁隆平的无限尊敬与爱戴，写下这样的春联：
上联：发家致富靠邓小平
下联：粮食丰收靠袁隆平
在农民眼里，袁隆平已经成为能够带领他们发家致富的“米菩萨”，种植“三系”杂交稻逐渐成为千百万农民的生财之道。
袁隆平和他发明的杂交水稻，深入到广大农村的千家万户，对于农村的经济发展，对于农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都起到了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