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早早就起床了，我开始给妈妈写信，问她能否给我寄二十卢布来，以便把披肩赎回来。披肩是地道的尚蒂伊细花花边披肩，妈妈的礼物，我知道，披肩失去后她将非常难过。——安·格·陀注写完信，我便去了邮局，可在这里我收到了妈妈一封信，我立刻在邮局就读了这封信。天呀，我真难过死啦！妈妈写道，帕沙去过她那儿，他说，我怀孕了。妈妈自然非常生气，因为这个消息她是听某个男孩子说的，而我本来应该，正如她自己写的那样，第一个写信告诉她这件事。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伊萨耶夫担心费·米有孩子之后给他的钱就会减少，便决定捣鬼。在与我妈妈谈话时他肯定地说，我怀孕了，看能否得到妈妈的确认。至于我们自己未将我们未来的家庭欢乐告知妈妈，第一，最初我们自己对此并不完全相信。第二，我们开始在金钱上出现困难，我只好向妈妈要钱，从而暴露我们在物质生活上的窘迫，我不敢写信告诉妈妈这件事，因为我知道，妈妈爱我，她会担心，怕我因为操心和不愉快影响我的健康。还有一个原因，那便是：我害怕妈妈坚持要我秋天回彼得堡去，为此她很可能不顾高利借贷，从而加重生活负担。这样一来，费佳和妈妈将共同要求并坚持要我回彼得堡，这是我在世界上最怕的一件事。我深信，我早已体会过的可怕的生活又将开始，我们的爱情还不十分牢固，还经受不住这种考验。从那时起，已经过去四十五年了，这也没能改变我当时的看法。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以及全家人肯定能把我们分开。而我无力忍受种种侮辱，也看不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坚决保护，我无法承受，就会离开他，带着孩子回到妈妈身边去。对此我确信不疑，因为我知道自己当时的性格。——安·格·陀注我还要说，关于卡特科夫信中一字未提，这使我们很是纳闷。我马上回到家里，指责费佳不该把我怀孕的事写信告诉帕沙，说妈妈为这事很生我的气也就是，这个她认为的好消息不是从我这儿，而是从另一个人那儿得到的。——安·格·陀注。然而费佳要我相信，这事他没有写，说他已经很久没给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写信了，这肯定是帕沙自己的杜撰。的确，这很奇怪，她们怎么能一点也不提卡特科夫这件主要的事呢。而且万尼亚并没有把信交给玛莎，因而我不能指望得到玛莎的帮助。费佳开始指责我们的亲人，说他们怎么什么也不写。我对他说，他们可能没收到信；他认为他们办事不认真，他最好把自己的事委托给另一个人，那就会好多了。可是委托给谁呢？委托帕沙把四十卢布交给普拉斯科维亚·彼得罗芙娜，他只给了她三十卢布，十卢布没给。那么这以后我们的事怎么办呢？我给妈妈写了一封长信，请她原谅，并解释我为什么没有写（怀孕的事），也说明了我的真实处境，并要钱。这封信写得很长，我已经把信封好了，费佳突然说，他也想写几句话，为什么我不让他写就要送走信。我建议把信封拆开，把他写的信放进去，然而他说什么也不肯。他开始写自己的信，又说：“他们能理解吗？”我回答说，如果，在他看来，他们不能理解，那就不必写了。这时候费佳勃然大怒，满脸通红，开始挥动胳膊大声吼叫，责骂帕维尔·格里戈利耶维奇和玛莎。我很生气，便走了。走时告诉他，如果他想骂人，我便走一整天，免得影响他。
今天我遇到了我们的女房东，请她等一等，说我正要去邮局给俄国寄信。后来，从邮局回来时，我又遇见了她，便指着收到的信对她说，钱这两天便汇过来。此刻我从家里出来，先到邮局把信送走，从邮局又去了昨天那条林荫路。白天在这里散步好极了，遇到的行人不多，空气新鲜，浓荫怡人。我在几条长凳子上都坐了一会儿，然后走上了通向门希科夫别墅的大道。在别墅的大门前有一个不大的凳子，我坐了下来。现在时间是两点，我实在不知道到四点以前我能做什么。四点我便可以回家吃饭去。我不想早一点回家，因为跟一个看什么都来气的人在一起有什么乐趣可言呢。我坐了也许有一刻钟，突然看见费佳在路上。他边走边四面张望，——看来他是在找我。我坐在树丛下面，但他还是发现了我，便向我走来，我也做了个看见他了的手势。他面色惨白，走到我面前说：“难道这是你吗？”我回答说：“是。”他说：“是上帝把我引到这条路上来了。你离开家后我非常难过，便出来找你。”费佳确实异常激动，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差点哭了，声音里带着哭腔，还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我安慰他，说我也很难过。我不想让行路人看到我们的激动。等后来我们坐了下来，我伤心地哭了。我请费佳不要生气，他说他从来不生气。我们在长凳子上默默地坐了一会儿。这时候我想：这就是说，他爱我；我不在家，我伤心地离开家走了，他心里难受，就是说，他爱我。后来我们去散步，走了很长时间。我们沿着去贡彭巴赫的方向走，来到了加加林别墅。这里的俄国人都有自己的别墅，他们在这里过夏天。不过，说实在话，根本不值得在这里住，我觉得，还可以找到比这儿更好的地方。我们深入腹地已经走了相当远，但并未发现什么好的东西，太阳无情地烤着，简直不能再走了。我们转身往回走，四点之前便回到了家中。在返回的路上我们买了十个梨，每一个十字币给五个梨。我觉得，这是树上掉下来的梨。但我们现在顾不上管这个了：既然我们没有钱，说实话，能吃上这样的梨也不错。到家后，我把这些梨藏了起来，因为不好意思让别人看见：从前吃那么好的水果，现在买这样的破梨。晚上我们又沿着那个方向去散步，走了很长时间。费佳今天工作的时间很短，因此这一天他是白浪费了。这就是家庭纠纷的结果。为了丁点琐事人们突然开始躁动，几乎要达到发狂的地步。而我呢，难道我乐意与他吵架吗？我自己为此深感不幸，然而却发火，吵架，激怒他。这一切是多么愚蠢啊！散步之后我们走进阅览室，开始读报纸。前不久费佳突然想起来说，如果卡特科夫突然死了，——“嗯，要是我们突然在报纸上读到，在某一天，米哈伊尔·尼基福罗维奇·卡特科夫逝世。啊，那时候我们将怎么办呢？”这个想法使我大为震惊，我很难想象该怎么办。我几乎是恐怖地把《莫斯科新闻》拿了起来。今天我旁边坐着一位可笑至极的先生，我不能肯定，但我觉得他有一点醉意。他坐在那儿，面前总放着一份德文报纸，但他绝对不读，却一直往我的报纸上看，后来又看着我如何把它折起来。总之，他很影响我读报，我真想给他脑袋上来一下子。他一直蠢而又蠢地微笑着，当我把报纸放下后，他把它拿了起来，开始翻看。我觉得，他这是第一次见到俄文字母，非常感兴趣，就像他不是俄罗斯人，而是日本人。我们回家早一点，因为我在阅览室里又开始恶心。这真让我气恼，我一去阅览室，肯定开始恶心，总得被迫提前回家。我和费佳自然已经彻底和解了，我们根本不想斗气，但非常担心我们的东西，因为如果在星期日之前钱不到的话，我们的大部分物品就将彻底失去，这将是非常痛心的事。我和费佳道别时聊了很长时间，他告诉我，他很珍视与了解我的性格，尊重我的性格，但有时候我也会暴怒。我请他原谅。的确，我感到遗憾和自责，我有时竟挑起争执，不会控制自己。然而我以为，这与我怀孕也有关系，它败坏我的心情，使我有时候变得固执和任性。我忘记说了，费佳晚上去见梅斯默，我们经常在他那儿买茶叶，这次想赊一些茶叶、糖和蜡烛，这些东西我们都用完了，又没有钱买。他回来以后说，老板没在家，有一个店员在，还有一些旁人，因此他很不好意思赊借。可怜的，可怜的费佳呀，对他来说这是什么样的煎熬啊！
星期二，8月13日/8月1日
今天我们一起床便冥思苦想，如何才能搞到钱。今天是我们吃午饭的第四天，一定得送钱去，否则就有可能不给我们送饭来。必须把我那件紫色连衣裙典当出去了，这是我们剩下的唯一可抵押的东西，——再也一无所有，全部资源告罄。我不想让费佳去见魏斯曼，最好是我自己去想避免意外事端的发生，并尽可能多得一些钱。——安·格·陀注，不过自然不说出我的姓名，不让他知道我是费佳的妻子。就这件事我和费佳争论了很长时间，但费佳决定，无论他如何痛苦、如何懊丧，他也要亲自去抵押。必须设法不让女房东看到我们拿着包袱出去。为此我把它放在一个很小的包袱里，费佳手里拿着自己的大衣，把小包袱塞在大衣下面，虽然这样他感到非常别扭。他在十二点时走了，我趁他不在家的时候洗了他的衬衫和两条手帕，然后去买来了淀粉。商铺里可能没听明白我的意思，要派人去商店，可能是去皮鞋店，我好不容易才说清楚，这是我熨衣服要用，而不是干别的用。我用四个十字币买了四分之一磅。回家后便开始熨衣服。已经两点了，费佳还不回来。一个想法开始使我担心：可怜的费佳去了郊区某处魏斯曼的家里，现在正在等待某个约定的时刻；另一个想法也使我害怕，就是费佳拿到钱之后去了轮盘赌场，又输了。这是最糟不过的了，因为我们绝对没有了别的生活资金，而汇款更是遥遥无期。最后，在两点钟，费佳回来了。他说，魏斯曼没在家，他姐姐建议费佳坐下等一等。她和另一个长着喉结的老太婆在吃饭，长喉结的老太婆吃着饭还睡着了，费佳就这样坐了一个多钟头（可怜的，可怜的费佳呀！他这样可爱，这样有天赋，这样高尚，却只得坐在某些犹太人那里，因为魏斯曼可能就是犹太人）。费佳想走，可是他姐姐说，她已经派人到市里找魏斯曼去了。“这可倒好，——让他放下别的事情回来，”费佳想，“仅仅是为了要他收下抵押的衣服：自然，他可能一生气，便一个小钱也不给。”最后，费佳忍不住走了，说是一会儿还回来。他顺路去了约泽尔那儿。让费佳感到无比惊讶的是，约泽尔，据他妻子说，已经七十岁了，他妻子三十来岁，但看相貌不会超过二十五岁。而更让人吃惊的是，想想看，这个约泽尔竟有一个四岁的儿子，长得跟他一模一样。还有一个一岁半的吃奶的婴儿，也是他的，而他已经七十岁了。真厉害呀，——多么强大的生命力啊！他似乎处于自己妻子的严厉管教之下，一切唯她之命是从。看来，他为连衣裙的美丽与贵重所震惊，所以答应给二十法郎。这样的价钱魏斯曼为世界上任何好东西也不肯出的，最多给十或十五法郎。费佳请约泽尔的妻子精心保存好连衣裙，她在包着连衣裙的头巾外面又包了一层布，这才放进了衣柜里。这样看来，连衣裙在他那儿是能保持清洁了。条件规定为三星期，到9月3日，在这段时间里他提成四个盾。应该说，这个利率高得吓人——三个星期，从九个盾里提成四个盾。魏斯曼就厚道多了：他从三十法郎里只拿了两个法郎，这个利率非常小。而约泽尔的女儿让费佳喜欢得不得了，他带着特殊的爱给我描述她那双可爱的小眼睛。费佳回来后把收据放在了我的熨衣板上，然后就出去兑换钱，买烟卷。我熨好了衬衫，当然，不如洗衣房里的女工熨得好。可是，如果没有钱怎么办呢，必须自己尽力去做，总比穿脏衣服好一些。甚至让费佳感到满意的是，衬衫的前胸浆得那么挺实。总的说来，在熨衣服上我超越了自我，衬衫熨得相当成功。我们付了三个盾的午饭钱，还剩下将近五个。吃过午饭后，费佳小睡了一会儿，醒后我们去了邮局。费佳要我相信，今天我们没有什么好等的，可我们还是去了。邮局工作人员一见我就说有我的，并赶紧找我的邮件。邮件上写的是费佳的名字，但因为是万尼亚签的名，所以趁费佳签字的时候我就把信封拆开了。甚至没有像第一次那样朝我们要护照。因为邮局的人说，既然我们来问，就说明邮件是我们的。我打开信后得知，给我们寄来了一百卢布，折合一百五十六个盾。从邮局出来后，我们去了我曾兑换过一次钱的那家办事处，那里面的人让我们去找梅耶尔。我们一开始没有看清楚，这张汇票不像上次那样，是开给巴黎银行的，而是开给巴登巴登，给银行家梅耶尔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这条滨河大街上散步的时候，我依稀记得某个银行家的名字。我们往那个方向走去，虽然费佳坚持说我领他走的不是那个方向，但我们还是很快就找到了他，费佳从他那儿拿到了一百五十六个盾的纸币，每五个盾一张。因为担心丢失，他把钱分开了，他拿着一百个盾，我拿着五十个盾。我拿着钱，一路上提心吊胆，生怕把钱丢了。后来我们去散步，一路上都在盘算，现在我们可以赎什么，怎么做。可是我们算完账，发现如果把东西都赎出来，我们就一点钱也剩不下了。费佳这时建议去找莫佩尔特，或者按费佳的叫法，本德尔，从他手中把耳环和戒指赎回来。我担心我们的钱会轻易花掉，如果我们把东西赎出来便牢靠多了，所以当即同意这么做，可是，没有票据他可能不给，所以决定回家去拿票据。在路上我们从三个女商贩手里买了些水果。这里的水果很贵。买半磅葡萄我们花了三十个十字币，十二个李子花了十八个十字币，——对于这里来说，这已是很高的价格了。苹果这里根本没有，商贩们自己就说苹果还没有熟，是酸的。但我早就想吃苹果了，便给自己买了一个。我们往家里走，费佳建议我跟他一起去，我很累，还不舒服，而且也需要把东西送回家去。我开始请求他去赎东西时不要去轮盘赌场，说如果他不向我发誓保证，我便只好跟他一起去。费佳听了觉得委屈，他问“跟他一起去”是什么意思，是我能制止他去轮盘赌场吗。我回答说，我会劝他不要去，恳求他。后来我说，他似乎生气了。他说没有那么回事，说他不会生我的气，我甚至有权完全不给他钱。他走了，我想招呼女房东，可是她没在自己的房间，我便把交房租的事推迟到了明天。我一再看表，心里想，如果再过一刻钟费佳还不回来，我一定到轮盘赌场去找他。然而他回来了，带来了耳环和戒指。收了他七十八个盾零十个十字币，这样一来，从戒指中仅提取了两法郎。这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