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与日内瓦全体居民一道参加了隆重欢迎加里波第的大会。只是到第三天，9月11日，偶然遇到的奥加辽夫告诉陀思妥耶夫斯基，会议自由参加，他们才去参加代表大会的会议。安·格·陀日记中关于这次会议的记载，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涉及这次会议的信件的非常重要而具体的注释。它澄清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无可争辩地证明，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可能听到巴枯宁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这样一来，这次在激动的几千人面前的演说，便不是在斯塔夫罗金的形象中再现巴枯宁个性的最初推动力，像某些研究者所推断的那样。Л。П。格罗斯曼、В。波隆斯基，《关于巴枯宁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争论》，列宁格勒，1926年；А。博罗沃伊、Н。奥特韦尔热内，《关于巴枯宁的神话》，莫斯科，1925年；Л。П。格罗斯曼，《巴枯宁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莫斯科，1928年，等等。这个迷误的资料来源正是安·格·陀在《回忆录》中错误地认定，他们参加了代表大会的第二次会议安·格·陀，《回忆录》，页168。，实际上他们参加的是第三次会议。
德累斯顿与巴登时期的日记给作家的创作史提供的东西很少。这其中有几个原因。首先，——安·格·陀的日记也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在共同生活的最初几个月里，他们之间关系的性质还在形成之中；不仅还没有像未来那样亲密，妻子是他作品的第一个听众与批评者，甚至还不清楚这样的亲密关系将来能否出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尚未真正地接受她，在她身上还看到“许多稚嫩的二十岁的东西”。在德累斯顿尤其如此。与丈夫一道经历过巴登轮盘赌的全部几层地狱以后，他们的另一种关系开始逐渐形成。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表现出了罕见的坚韧与对丈夫的无限忠诚。因此在日记中，随着时间的变化，他们的精神交流也日渐加强——在日内瓦比在巴登多了许多。1867年8月，在从日内瓦写给迈科夫的第一封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比我了解和期待的要坚强和深刻许多，在许多情况下简直就是我的守护天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28卷，第2册，页205。
第二，1867年春天与夏天，在德累斯顿和巴登度过的时间，如果不是创作的停顿期，也仅仅是内心工作时期，长篇小说《白痴》秋天在日内瓦的多层次构思此刻还在缓缓酝酿之中（“……然而有许多感觉，产生了许多想法”同上。）。关于自己这几个月的生活，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这样认为的：“我想此刻就开始工作，却感到肯定不会顺手，没有那种感觉。我做了些什么呢？混日子。读读书，写点什么，无聊得难受，然后是热得难受。”同上。写点“什么”——指的是佚失的文章《我与别林斯基的相识》，它是在德累斯顿开始写的，但只是在日内瓦才全力以赴地写它。А。С。多利宁推测，随后其他一些研究者也这样认为，这篇文章后来在《作家日记》中得到了间接的反映（《老人们》）——大概是以一种比较成熟，因而比较平和的形式。而当时，在1867年，撰写关于别林斯基的文章在作家的思想与创作生活中是重要的，因而也是痛苦的历程。“……这篇万分该诅咒的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7年9月写道，“如果都算上的话，我写了五次，这五次又全都打上了叉子，从头再写。”同上，页216。这些写作中的煎熬，我们在安·格·陀德累斯顿与巴登的日记里见不到任何踪迹：仅仅隐约提了一下口授文章的打算。在日记的日内瓦部分，这篇文章提到过几次：这使人认识到它的写作是何等困难，文章最后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口授完成，并打算第二天寄走，而新的修改又要求重抄几乎半篇文章。关于文章的篇幅可以得出几个结论，安·格·陀后来有不同的说法：一会儿是四个印张，一会儿是两个印张。根据口授与修改占用的时间判断，文章未必能超过两个印张。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在与迈科夫的信中也说两个印张。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迈科夫关于这篇文章的通信中，清楚地表达了作家如何不能遂心如愿地写出这篇东西，他对自己作品的深深不满，这完全符合阅读日记时感受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焦躁情绪，符合其中写到的文章结束时的状况，他如何迫不及待地要写完这篇文章，不停地指责帮助他的妻子写得太慢。这一切都完全不像安·格·陀在《回忆录》中所叙述的那种从容情调安·格·陀，《回忆录》，页159—160。，——更不像在草稿中所写的：“他告诉我，他高兴有机会坦诚而自由地说出对别林斯基与西欧派的看法，对此他向往已久。”俄国立文艺档案馆Ф。212.Оп。1.Ед。хр。147.Л。149149об。
对于《白痴》的创作史，日记提供的直接证实材料也比较少。然而其中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活动的珍贵背景：这几个月的印象在小说中得到了反映，而最初记录在安·格·陀日记中的他思考的主题，他的情绪与意图的变化，在日记中表现得那么清晰，这是在任何文献中所没有的。日记中对他写作小说有重要而明确的交代（“他愁得要命，因为他的小说写不好，他担心一月份之前来不及寄走”见本书页460。），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他在报纸上读到的与乌梅茨卡娅案件有关的报道的详细记载，——这是转述他直接印象的记载，至今我们知道的仅仅是其印象在小说提纲中的艺术变形，而重要的是提供了把陀思妥耶夫斯基1867年秋天的生活记述，同《白痴》的创作笔记本中包含的许多重要日期作对比分析的可能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长篇小说的过程，准确地说，是拟订后来被作家放弃了的小说初步提纲的过程（大家知道，小说的手稿未能保存下来），当年已由П。Н。萨库林作了令人信服的研究。见П。Н。萨库林、Н。Ф。别利奇科夫主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档案·〈白痴〉·未出版的资料》，莫斯科，1931年。他是《白痴》创作笔记的第一位出版人。长篇小说的素材记录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个工作笔记本中，其中它与用于较早期（《罪与罚》）和较晚期（《永恒的丈夫》，关于库图佐夫大尉的中篇小说及其他）著作的笔记和构思夹杂在一起，萨库林有时候按照这些笔记本页码的顺序，有时候从后到前，认真鉴别资料，仔细研究这些注明日期的笔记的先后顺序与作者思想的发展，从中标出了八个互相替代的提纲与一个过渡性的提纲。在对《白痴》创作史的研究中，仍不时有小说新的版本与准备资料出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9卷），注意到萨库林指出的个别提纲的界限并未完全揭示“作者的材料分期”，因而只能用作基本的有条件的参考，И。А。比秋戈娃不建议另做分类，而在自己的分析中使用已被接受的萨库林的分类法。其中有的是前面提纲的末端分支，有的则是白痴这一个性的原始思想的发展——一个高傲的、孤独的和充满怨恨的人，他的部分特征后来渗透进了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形象之中，——只是到了这几个月的末尾，在这些相互冲突的方案中，一个新的白痴才开始出现——一个充满了精神原则的人物，作家道德理想的体现者。“梅什金的形象已经从所有主要方面描绘出来了，”П。Н。萨库林这样评价小说的第八个提纲。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根据这个提纲着手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的。然而，开始写于11月中旬的长篇小说，大约两个星期以后被抛弃了“我从新历12月4日想到18日，含18日。大约，我觉得，每天至少出现六个提纲。我的头已变成风车了。我不明白，我怎么就没有发疯。最后，在12月18日，我坐下来写新的长篇小说。1月5日（新历）我给编辑部寄去了第一部的前五章……”（《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28卷，第2册，页240）关于小说重新构思的原因和实质，见上述关于《白痴》的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9卷），又经过两个星期狂热的再思考，然后于12月末1月初开始并完成了小说出版稿第一部的最后定稿。
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少系统标注自己手稿的日期，不过在《白痴》的创作笔记本上的那些日期，已经完全可以确定长篇小说提纲拟订中的时间界标了。所以，按照萨库林的时间表，第一个提纲开始于9月14日，第二个提纲——10月4/16日，在第三个提纲中有日期，10月17日，第四个提纲——10月18日和22日，第五个提纲——拟订于10月27日与11月1日之间，第六个提纲——在11月1日至4日，第七个提纲上有日期，11月6日，最后，第八个提纲标明为11月10日。按照П。Н。萨库林的意见，所有记事本里的日期全部都是旧历。（萨库林的上述文集，页195）Л。П。格罗斯曼只认为第一个日期是旧历（格罗斯曼上述文集，页173—181），И。А。比秋戈娃则相反，认为一切日期毫无例外都是新历（上述文集，页338—339，463）。安·格·陀日记里大部分日期都按两种历法注明，这能帮助我们确定提纲里的某些日期，表明作家在自己的工作笔记中既用新历，也用旧历。
为了评价日记给我们提供的研究《白痴》创作史的机会，我们试图用这个时间线索和工作笔记本身《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9卷，页140—215；俄国立文艺档案馆Ф。212.Оп。1.Ед。хр。5，页6。下一个笔记本上写着用于小说后面几部的笔记，这已经是1868年写的了，我们自然未仔细研究。同安·格·陀的日记作一比较，既考虑到对作家创作小说的直接说明（这在日记里很少），也考虑到一切可以从其行文中得到的间接证据。我们来看一看，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利用小说的第一个提纲进行工作为例子，进行比较的结果。
小说的第一个提纲写在他构思《白痴》时用的一个工作笔记本的页26—32和页36—37上。在页26的最上方有作者写的日期“67年9月14日于日内瓦”。日期是用微黄色墨水写的，与开始写在这页下方的文稿所用的墨水相同。在日期与文稿之间留有相当大的空白，后来用比较黑的墨水（用这种墨水后来在第二个笔记本上写了第二个提纲）重复写上了“9月14日”，隔一行下面又写着“10月22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9卷，页140；俄国立文艺档案馆Ф。212.Оп。1.Ед。хр。5，页26。萨库林依据这一点认定，第一个提纲开始拟订于9月14日，并推测一直持续到10月4日（第二个提纲开始的日子）。注意到在第一个提纲里出现了奥莉加·乌梅茨卡娅这个人物，并详细叙述了乌梅茨基一家人的案件之后，他却未把这些资料与提纲的日期作对比，从而未弄清楚拟订它的时间。日记在这方面作了某些校正。
从日记中可以得到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1867年9月写作活动的如下信息：9月1日他开始给妻子口授关于别林斯基的文章，9月3日和6日继续这项工作。正是这一事实推翻了И。А。比秋戈娃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新历9月14日（即旧历9月2日）开始写作《白痴》的推测。9月7日全天都在写这篇文章，抱怨它太难写，晚上继续口授；9月8日和9日也是如此。9月12日凌晨癫痫发作；尽管如此，上午陀思妥耶夫斯基仍修改昨晚口授由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速记并翻译出来的稿子；9月13日他很高兴，准备将文章寄出去，然而，14日他“重读自己的文章，勾掉或者重写了许多”见本书页365。，建议妻子至少重抄二十页；然而文章还在继续加工，15日上午发现“有更多的地方要重写”，紧张与焦躁与日俱增，但15日终于还是把文章寄到莫斯科去了。后面两天，16日和17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休息：他写信，然后他们逛商店，散步；只是到了18日安·格·陀才一个人去游玩——这明确表明，她丈夫又开始工作了。19日她在日记里写道：“今天他开始撰写自己新长篇小说的提纲，将其记在笔记本上，那里面记载着《罪与罚》的提纲。每天午饭后，趁费佳不在家的时候，我总翻看他都记了些什么……”见本书页373。
从后面的笔记中可以得知，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项工作只能继续到9月22日：从23日至25日他是在萨克森浴场的轮盘赌场度过的；回来后经受了一次剧烈的癫痫发作，实际上还病了两天。大约从9月29日起，他又恢复了工作。安·格·陀于10月1日写道：“现在他每天都写些什么，草拟长篇小说提纲。”10月3日写道：“现在他晚上也写，一直在草拟长篇小说提纲。”见本书页399、403。10月2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给自己的妻子讲述报纸上关于乌梅茨基一家案件的报道（当然，在此之前他也可能读过这篇报道）。
从上述事实中可以得出几条结论：首先，写在有第一个提纲开始部分的那页纸上方的“67年9月14日”，未必就是实际上开始写提纲的日期。它有可能仅涉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一天写在记事本上的那些文字，就像他以书法家般的字体写在工作记事本上其实与之无关的那些字一样（如，就在那个记事本的页24上写着：加里波第，彼得保罗，等等）；在他留在下面的空白上后来又写了两行带有日期的字，这进一步肯定了这一推断。9月14日这一天，陀思妥耶夫斯基急欲写完关于别林斯基的文章，他不可能开始写新的长篇小说。他有可能开始写于9月18日，而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19日才发现。关于她每天读丈夫笔记的说明迫使我们相信她所说的日期。
在提纲第二页（页27）的页边上，在“满腔怨恨的明昂娜”旁边写着：“奥莉加·乌梅茨卡娅”。这一附笔属于后加的，使用的墨水与在页26上补写的日期以及整个第二个提纲用的墨水相同。但在第一个提纲中，只有在第4页上有一句话：“明昂娜事件就是奥莉加·乌梅茨卡娅事件”（页29）。这句话证明，其实，这个提纲的开始部分写得不会早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知道这个事件。乌梅茨基诉讼案的报道刊登在9月23和24日的《莫斯科》报上，转载于9月26—29日的《呼声报》上。即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到了比较早的《莫斯科》报的报道，也不会早于9月28日，因为据日记记载，他已经开始每天紧张地撰写提纲，在其整个结构中，明昂娜奥莉加·乌梅茨卡娅的形象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