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立刻对001号监室这个叫周云的女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是,我又在她写的这份材料中发现一个问题。如果从她的讲述看,她所说的事情是发生在1935年春,而她当时是18岁,那么这样计算她现在就应该是66岁。但我清楚记得,在她的犯人登记表上填写的出生年月是1915年8月,也就是说,这样算她的实际年龄应该是68岁。不过我想,这也并不奇怪,在那个年代,尤其是在赣南地区那样的农村,很少有人用公元去记自己的出生年月,一般都是后来经过换算才确定的,这也就有可能出现一些误差。
也就从这以后,我开始注意这个周云。
我再走过001号监室的门前时,就总是有意放慢脚步。我想观察一下这个周云平时在监室里都干些什么。我发现,正如别的同事告诉我的,她在监室里似乎只做两件事情,要么趴在墙角的小桌上埋头写材料,要么一边喃喃自语着不停地走来走去。一天,我终于忍不住了,就在001号监室的门前停下来,隔着铁门上的窗洞朝里面看着。周云仍像平时一样一边喃喃自语着在监房的中间来来回回不停地走。她走路的样子并不显衰老,两腿很有力,步子也迈得很坚实,因此看上去还给人一种矫健的感觉。只是来回走得有些茫然,似乎在思考着什么令人焦虑的事情。突然,她也发现了我,于是立刻停住脚步,愣了片刻,就朝这边一步一步地走过来。她来到铁门跟前站住了,微微侧过脸,隔着那个小小的窗洞与我对视着。我发现她的脸上虽然已经满是沧桑的皱褶,眼睛却仍然很亮,而且像婴儿一般清澈。
她就这样与我对视了一阵,忽然说,你是新来的。
我稍稍愣了一下,问,你怎么知道我是新来的?
她说,我过去从没见过你。她说话带着浓重的江西赣南口音,但吐字很清楚,给人的感觉也很清醒,似乎不像是疯疯癫癫的人说出来的。我刻意不让自己的脸上有任何表情。我对她说,你应该正常吃饭。我已经听同事说了,这个周云的食欲很不好,经常一整天不吃一点东西。周云显然将我的话听进去了,她又很认真地看看我,然后问,你……真的关心我吗?
我说,我在这里的工作,就是关心每一个接受改造的犯人。
她摇摇头说,你如果真的关心我,就不应该只是吃饭问题。
她这样说罢,仍然盯住我用力地看着。
我沉一下问,你说,应该是什么问题?
赖春常,说的都是假话。
她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赖春常?
赖春常是谁?
她忽然笑了,说,你会不知道赖春常是谁吗?
我又努力想了一下,还是想不出她说的这个赖春常究竟是谁。
好吧,她说,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赖春常曾经是咱们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当年不知害死过多少我们的同志,这样的人,他说的话怎么可以轻易相信呢?她这样说罢,又摇摇头自言自语地说,哼,虽然他改了名字……我也知道他是谁……
她这样说着就转过身,又朝监室的深处走去。
周云的这番话更加引起了我的兴趣。
在这里我要说一句,我得承认,如果是在今天,我不会在意这个周云说了什么,更不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探究她的案情,因为这些年我已经见过太多的事了,在我感知器官的表面已磨出一层厚厚的老茧,我已经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但在那时候,我毕竟只有二十几岁,还是一个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又是一个刚穿上警服的年轻狱警,因此怀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所以,我当即决定,要想办法将这个周云的案卷调出来看一看。进入八十年代以后,我们国家的司法制度已经开始重新建立起来,那时在监狱羁押的犯人,一股情况下案卷都是存放在法院,但公安机关也会有一个副本。我工作的劳改局是公安局的下属机关,所以跟他们联系应该方便一些。于是,我在一天上午就给市局那边负责案卷的部门挂了一个电话。那边一听说是自己系统的人,果然很客气,但还是公事公办地告诉我,要想查阅犯人案卷,必须要有单位的证明信。这对我显然是一个难题。我去查阅周云案卷这件事并不想让单位领导知道。我想了一下,觉得只能求助在大学时的那个同学李大庆了。李大庆的父亲是公安局的副局长,这点事打一个招呼,应该不成问题。
于是,我立刻给李大庆挂了一个电话。
这时李大庆还是分来市公安局,被安排在八处工作。我知道,八处是一个要害部门,几乎掌握着这个城市公安系统所有人员的情况。但让我没想到的是,李大庆一听说要求他父亲办事,竟立刻一口回绝了。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父亲当领导之后一直跟家里人有一个约定,无论谁,无论什么事,都不准向他开口。所以,李大庆说,要想找他父亲是不可能的。不过……李大庆想了一下又说,这件事他可以试一试。我听了立刻眼前一亮,对啊,李大庆是李副局长的儿子,这在局里是尽人皆知的,他打电话和他父亲打电话还不是一样,况且他现在又在八处这样的要害部门工作,负责案卷那边的人也总要给一些面子。
我连忙说好好,那你现在就给那边打个电话吧。
果然,时间不长,李大庆的电话就又打过来了。
他说,你现在过去吧。
我问,你……说好了?
他说,说好了。
没问题了?
你去吧。
李大庆说罢就将电话挂断了。
我立刻来到市局。负责案卷的人一听说是我果然没再提证明信的事,立刻就将已经准备好的周云案卷拿出来。但他们又对我说,案卷是不可以拿走的,只能在这里查阅。我看了看这个满是灰尘的卷宗夹,虽然不算太厚,但要想把里面的内容看一遍也需要一定时间。负责案卷的人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就朝旁边的一个房间指了指告诉我,那里有一个阅卷室,是专供查案卷的人使用的,但一般不会有人来。
我听了点点头,就来到阅卷室。
周云的案卷并不复杂,除去一些相关法律程序的文书,还有一张判决书。这张判决书显然是六十年代写的,所以给人的感觉不是很规范,案情记述也很简要,只说是在1935年春,中央主力红军战略转移后,由于斗争环境残酷,周云意志动摇,先是私自脱离革命队伍,继而被敌人逮捕之后又贪生怕死,变节投敌,而且由于她的出卖使我党遭受重大损失,直接导致一位当时很重要的领导同志和十六位游击队员全部遇难。判决书上最后说,周云以上的犯罪事实清楚,且有充分的人证和物证,据此判处她无期徒刑。
我在这张判决书的下面,又看到一份证明材料。
这份证明材料是一个调查笔录,被调查者是一个叫赖春常的人。周云曾对我说,赖春常说的话都是假的。我想,她指的是不是这份证明材料?接着,我又想起来,周云还曾说,这个叫赖春常的人曾经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当年不知害死过多少革命同志。那么,这样一个人,他又怎么会为周云的事作证呢?我立刻将这份材料拿出来。材料的开头先是介绍赖春常的基本情况:赖春常,男,汉族,1917年出生,职业农民,家住东岰人民公社下屋坪生产大队。然后是记载事情的经过,1958年,赖春常突然揭发出周云有叛变投敌的历史问题,这件事立刻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于是当即派人前往下屋坪村向赖春常核实情况。
接下来就是调查者在下屋坪村,向赖春常核实情况的笔录。
调查者问得开门见山:你根据什么说周云曾经叛变投敌?
赖春常的回答也很干脆:这件事,是我亲眼看见的。
问:你亲眼看见周云叛变?
答:是的,我亲眼看见的。
问:这件事还有谁可以证明?
答:再有……就是田营长了。
问:田营长?田营长又是谁?
答:是……一个国民党军官。
问:国民党军官?
答:不过,你们恐怕已经找不到他了。
问:你能详细说一下这件事的经过吗?
答:当然可以,这件事的经过很简单。
接下来就是赖春常的陈述。
那是1935年夏天,具体是五月还是六月,已经记不清了。一天夜里,周云突然从山上跑下来,藏到下屋坪村她丈夫罗永才的家里。当时在下屋坪村附近的前樟坑村,刚好驻扎着一支国民党的清剿部队,是田营长的队伍。田营长听说了此事,又知道这个周云曾是红军游击队的人,第二天下午就带人来到下屋坪村,直扑罗永才的家把周云堵在了屋里。周云一被逮捕立刻就吓得说不出话了,接着田营长又威胁她,说是如果她不肯招供,就把她送去靖卫团,让靖卫团的那些人把她糟蹋够了,再拉去山里活埋。周云一听田营长这样说就吓得哭起来,接着也就全招了,她告诉田营长,山上的游击队刚刚接到上级一个特殊任务,说是要护送一位重要领导去粤北。然后,周云又告诉了田营民游击队准备走的详细路线。就这样,田营长立刻派了一支队伍连夜上山,在游击队要经过的路上设下埋伏。到后半夜时,果然就将游击队等到了。当时游击队的人由于连夜赶路已经很疲惫,看到路边有一个纸寮,就进去想休息一下,等天亮再走。纸寮是当地一种特殊建筑,一般都是用竹子搭建的简单棚舍。那时山里人还习惯用竹子造一种土纸,这种纸寮就是专门用来造纸用的。但是,就在游击队的人进到那个纸寮里,田营长的队伍也迅速在外面将这个纸寮包围起来。他们包围了纸寮却并没有急于行动,只是耐心地等待天亮。就这样,天亮以后,田营长的队伍突然向那间纸寮发起攻击。当时在纸寮的四面都架起机枪,所以游击队的人一冲出来立刻就被猛烈的火力压回去。其实田营长事先已有命令,要尽量捉活的。但那些游击队的人都不怕死,硬是顶着子弹拼命往外冲,就这样,十几个人全被打死了。这时田营长的队伍才冲上去,将那些还在冒着烟的尸体拖出来清点了一下,整整是十七个人。于是就将这些尸体都抬回来。
赖春常说到这里,就被调查者打断了。
调查者问,当时为什么要将这些尸体抬回来?
赖春常说,田营长想查找,究竟哪一个是游击队要护送的人。
调查者说,好吧,你继续说。
赖春常说,在那个下午,周云向田营长提供了游击队的情况之后,就被放回家去了。这时,田营长又派人把她抓回来,让她去山上辨认尸体。就这样,周云被带到山上,将那些尸体一具一具辨认之后,就找出了那个游击队要护送的人,他的前胸中了两枪,脖子上还中了一枪,于是田营长就命人将这具尸体抬出来,弄到上级那里请赏去了。
这时,调查者突然又将赖春常打断了。
调查者说,等一等,这里有一个问题。
赖春常问,什么……问题?
调查者说,你说的这个过程这样详细,你是怎样知道的?
沉默。赖春常没有回答。
调查者又问,你刚才说,你是亲眼看到周云叛变的?
赖春常答,是……我是……亲眼看到……她叛变的。
调查者问,你是怎样看到的呢?
调查者又问,当时,你在场吗?
调查者说,这应该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如果你无法回答,那么你说的这些情况也就都不能成立,不仅不能成立,你还要解释清楚,你为什么要这样说。
赖春常说,好吧……我说,我当时,确实……就在现场。
调查者问,你为什么在现场?你是以什么身份在现场呢?
赖春常说,我……我在当时……是前樟坑村的伪甲长。
调查者问,国民党政权的伪甲长吗?
赖春常说,是,可这是……他们逼我干的。
调查者说,好吧,你再把其他细节想一想,我们还会找你的。
赖春常说,好的……我如果再想起什么,会立刻告诉你们的。
这份调查笔录就到此为止。
三
我从市局回来,心里还一直在想着这个叫赖春常的人出具的证明材料。如果从周云的案卷看,这份证明材料显然对她起到了致命的作用。周云的公婆,也就是罗永才的父母后来相继去世,于是解放后,周云就来到这个城市投奔罗永才的一个远房叔叔,后来又进了一家服装厂做工。如果没有这个叫赖春常的人揭发,周云已经生活得很平静,在这个城市也没有任何人知道她的过去。但是,这个赖春常却突然说出这样一件事。从这份证明材料的时间看,应该是在1968年春天。1968年,在那样一个时间突然揭发出这样一个问题,后果是可以想象的。而如果按这个赖春常所说,他当时是前樟坑村的伪甲长,发生这件事时又在现场,那么他的揭发和证明也就应该最直接了。但是,这里又有一个问题,如果赖春常是前樟坑村的伪甲长,那么去下屋坪村抓周云时他怎么会在场呢?此外还有两个细节。这两个细节在周云那份残缺不全的申诉材料中曾经出现过,这次在赖春常的证明材料中又再次出现。
首先,周云的申诉材料中曾提到一个叫赖顺昌的人,而且据周云讲,在她被架去山上认尸时,这个赖顺昌也一直在场。但她的材料中却并未提到有赖春常这样一个人。而在赖春常的证明材料中,又始终坚持说自己当时就在现场。接着我又想起来,周云曾经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她说,赖春常说的话都是假的。这也就是说,周云是知道有赖春常这样一个人存在的,那么,这个赖春常又究竟是什么人呢?“赖顺昌”和“赖春常”,这两个名字在谐音上很相近,从这一点看,这两个人会不会是同个人呢?此外还有个更重要的细节,周云曾在她的申诉材料中提到,在她被押上山去认尸时,曾经注意到,一共是十七具尸体,而她清楚记得,当时游击队一共是十八个人,她离队之后,如果再加上那个被护送的领导同志应该仍然是十八个人,这时怎么会只有十七具尸体呢?而这个细节在赖春常的证明材料中也再次出现。据赖春常说,当敌人冲进那个已经被打得稀烂的纸寮,清点那些身上还在冒烟的尸体时,整整是十七个人。这个说法与周云所说刚好吻合。如此看来,当时这支游击队的队员并没有全部牺牲,应该还有一个人幸免于难。那么,这个人又到哪去了呢?
我想到这里,就决定再向周云询问一下。
这天晚上刚好是我值班。傍晚六点钟,别的同事都下班以后,我就来到监房。我先是不动声色地在监房的楼道里走了一趟。经过001号监室的门前时,我迅速地朝铁门上的那个窗洞里看了一眼。我发现,周云竟然也正在朝外看着。她一定是听到了我的脚步声。在我朝窗洞里看去的一瞬,与她的目光碰到了一起。我感觉到她的目光里有一种渴望和期待。于是,在我折身回来,又走到这扇铁门的窗洞跟前时,就站住了。这时我发现,周云竟然已经等在窗洞的近前。但她只是隔着窗洞静静地看着我,并没有说话。
我沉了一下,问她,赖春常……是什么人?
赖春常?
对,赖春常。
你是……从哪里知道这个人的?
我立刻被她问得愣了一下。我不想让她知道,我已经去市局查阅过她的案卷,于是想了想就说,是你告诉我的,你说,赖春常说的话都是假的。
哦……
她皱起眉想了想,点点头。
我又问,你还曾说,他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
是的,她说,他确实曾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
我问,就因为他当过国民党政权的伪甲长吗?
周云立刻问,你怎么知道……他当过伪甲长?
她又摇摇头,说,我没对你说过这样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