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村里的王宝水结婚，梁夏也塞了五十块钱份子，中午待宾客，梁夏也去了，被安排跟一群年轻后生一桌。酒喝到酣处，各桌就相互敬酒。梁永过来敬酒时，座上的人都已经七八分醉。梁夏话虽少，酒却喝得不少。座上的明白人知他心情不好，一个劲劝他少喝些，可越是劝他他越要硬喝，一碗水酒下去，天地似乎就旋转起来，想到这些时日的遭遇，喉头就紧起来。这时恰巧梁永来敬酒。他敬了张宝刚，他敬了王春生，他敬了梁守礼，总之除了梁夏，这桌上的人他全一个个敬了。梁夏酒喝得有些多，但还是看得明白，就咬着舌头问：“永哥永哥，你啥人都敬了，为啥不跟我喝一杯。”
梁永舌头也短了，看了梁夏一眼说：“我为啥要敬你？”
梁夏说：“你为啥不敬我？”
梁永说：“你说我为啥不敬你？”
梁夏说：“我睡了别人，你就不敬我了？”
梁永白着一张脸没言语。
梁夏冷笑着说：“我根本就没睡她，信不？”
梁永说：“你要是让我信你，你就把你左手的食指剁下来。”说完转身去厨房拿了把菜刀过来。众人一看如此，慌忙去阻拦他。他大吼着将旁人喝退，将菜刀扔到梁夏眼前，大声说道：“你不是个爷们儿，你要是爷们儿，你要是没睡过萧翠芝，有种的就剁！”
事后，人们已经记不起梁夏是如何大叫一声把菜刀抢到手里、如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剁掉左手食指的。人们只记得梁永傻了眼，王宝水也傻了眼。当有人吵嚷着打电话找救护车时，梁夏用右手捏着着自己沾满尘土和菜叶的食指，坐在板凳上一声不吭。有人慌忙着用油光光的抹布裹住了梁夏的左手，有人慌忙着去冰箱里找冰棒，有人慌忙着去找赤脚医生……当王春艳挺着个大肚子慌里慌张着跑来时，梁夏已经昏过去了。他躺在一条狭长的凳子上，血迹将他的白衬衣几乎要染红了。
梁夏还是保住了自己的手指，只不过在医院里待了十来天。出院后他继续写信。只不过这信要别人来代笔了。说实话他也不明白为何无休止地写这些看似无用的东西，很多时候他用胶水把邮票贴好后，安静地凝望着信封，仿佛那里面隐藏着最甜美的秘密。
那天下午，梁夏刚把信邮走，便接到他连兄电话，让他去拉几袋麦子。连兄家住在段庄，跟梁夏走得颇近，晓得他把地都包了出去，吃粮食要从集市上买，故而每年麦收后都要梁夏去拉上几袋面。梁夏只得应允，傍晚时分开了面包车去了。到了连兄家，已然饭菜备好，煮的早苞米，炖的猪蹄和下水，连嫂跟孩子们都出去串门了，哥俩就斟了酒，在庭院的葡萄架下慢慢喝起来。喝着喝着连兄就说，哎，你那事，我听说了。梁夏“嗯”了声。连兄说，这种事，自古清官都难断，你这样整天跑上头有啥用呢？要是朝里有人，事怎的都好办，可咱们家净是穷亲戚，谁能拉你一把？梁夏眼睛就潮了。连兄说，我晓得你心里苦，可你也得为春艳想想，她都好几个月了，胎又坐得不正，听你嫂子说是要做手术的，你啊，早早收了告状的心思，好生伺候春艳吧。梁夏就把酒一口干掉，站起身跟他连兄说，哥你慢慢喝，我这就走了。不待他连兄回话，转身上了面包车。
夏夜的村庄依然是亮的，乡间路两旁全是粗长的白杨，愣眼瞅去，树冠似乎就要冲破云朵扎进月亮里。而月光从枝叶间洒落，地上明明暗暗，斑斑驳驳，伴着树叶的沙沙声，仿如不停歇的细雨。梁夏在半路上停了会儿，趴在方向盘上抽了支烟。等到家门口停了车，便看到门口恍惚着站了个人。这个人细细的犹如根竹子，抱了肩膀靠了墙，不是萧翠芝是谁？梁夏漠然地瞅着她。他原以为如果哪天见她，定会上前扒了她的皮肉喝了她的血髓。可现在，他心里倒格外静，仿佛这只是一个从来跟他没有干系的人。那晚月色很好，两个人面对面站着时，梁夏看到她的脸也是银白银白的，仿佛瓷器般洁净光滑。她盯着他瞅了半晌，这才幽幽地说，我那混账兄弟没把你打坏吧？你的手也没事吧？梁夏连哼都没哼一声。他突然又想起了在镇上时她狂热的样子，她手里捏着所谓他的体毛，在王干部他们面前眉飞色舞信口开河，跟眼前的样子比，真让人难以置信是同一个女人。他从她身边走过去，掏了钥匙径直开门。萧翠芝就是这时从背后揽住他的腰身的。她的双手气力还是那么大，梁夏挣扎了一下没有挣脱开，就冷冷地说，松手。萧翠芝并没有松手，她的前胸贴着他的后背，在这凉薄的夜里很是温暖。梁夏又重复了句：松手，别这么不要脸。萧翠芝这才将双臂挪开。梁夏将门打开，从里面插了，急匆匆进了房间。
王春艳已经睡下。这段时间她很少这么早就睡，看来她终归也是熬不住了。梁夏坐在炕上愣愣地盯着王春艳。王春艳的脸油油的浸着汗，梁夏就拧了湿毛巾帮她擦了擦。王春艳也没苏醒，仍睡得死死的。梁夏忍不住跳下炕，三两步迈到门前，手在门闩上停了停，终归还是没有打开。
翌日早早就醒了，帮王春艳煮了一锅稀饭，又烙了几张她最爱吃的葱花饼。然后穿戴齐整，开了车去市里。他是想明白了，既然给县长写的信都没有着落，那么他只有去市里告状了。他也想明白了，他现在的对手不光是萧翠芝，还有一个他看不到的、无影无踪的、巨大而透明的洞。他这样安慰自己，将车开得又快又稳。有那么片刻，他的心情突然间莫名地愉悦起来。过道两旁全是一人高的青玉米，一片一片荡开去，望不到头，也望不到人，偶尔有只野狗从庄稼地里溜达出来，神情高傲地打量着他的面包车，而后在车后面小跑着狂吠。树上的蝉叫得也比往年的清亮，时不时将尿洒到路人身上。
市里他可没少来，进货都是从市里进的。可市政府却是从来没去过。正在十字路口跟人问路，便接到个电话。电话里的人说，他是县政府督察办公室的，梁夏写给县长的信他都看了。这种民事纠纷他们也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果要想更好地解决，可以去市晚报社找记者，记者对这类街头巷尾的事倒比较关心，没准可以通过舆论宣传的方式帮他解决问题。
梁夏就在电话里大声感谢那人。那人说，我还可以把报社李记者的手机号码给你，我跟他是多年的朋友，你可以去找他帮忙，就说是我介绍的。梁夏就认真记下了李记者的号码，然后想了想，就给李记者打电话。李记者很痛快地接了。李记者说，他已经听县政府的小岑说起过这事，不过其中的一些详情，还要跟梁夏当面攀谈攀谈。然后让梁夏先行回家，明天再来找他。
由于李记者在山区里采访，信号不是很好，声音断断续续，梁夏听得也不是特别明自。不过有一点倒可以肯定，那就是他委实可以帮到自己。梁夏内心里便漾起小小的欢心出来，跑到专卖店里给王春艳买了一件加肥的睡裙，又给没出世的孩子买了个金锁、拨浪鼓，仿佛只有此刻忙碌起来，那种云开日出的喜悦才会维持得更长久些，心里也更安稳些。买完东西就开了车回家。路过一个野村落时，看到麦场上金黄的麦秸子垛，就下来撒了泡尿。尚未撤完就接到王春艳的电话。王春艳的声音似乎有些颤抖。除了孩子的事，梁夏倒很少听到她用这种声音说话，她小声询问道：“你在哪里呢？你在哪里呢？”
梁夏就说：“我在市里。”
王春艳说：“你去市里做什么？”
梁夏说：“你说我能来做什么？”
王春艳在那头沉默了会儿，梁夏就说：“我来市里给你买裙子。”
王春艳说：“夏天都过去了。”
梁夏说：“今年穿不得，明年不会穿吗？”
王春艳又是一阵沉默，梁夏就问：“你怎么了”
王春艳说：“我没怎么，是萧翠芝出事了。”
梁夏木木地问：“出事了？她能出什么事？疯子从来都是最安全。”
王春艳说：“萧翠芝死了。”
梁夏问：“死了？怎么死的？”
王春艳说：“上吊死的。”
梁夏木木地问：“啥时候的事？”
王春艳说：“该是昨晚上吧？今儿晨起她兄弟来看她。她在厢房里已经死了。”
梁夏说：“哦，死了……死了……”
王春艳又急急地说道：“你先到亲戚家住上几天吧。人家说，他兄弟传话出来，要找你算账。你可千万当心些！”
梁夏挂了电话，长出一口气，身子不禁往后一靠。麦秸扎在身上软软的，有些痒，梁夏觉得很舒服，忍不住用了用力气，身子就整个陷到麦秸里去了。金黄的、脆酥的、长短不一的麦秸瞬间就把他淹没了。良久，梁夏张开眼，透过麦秸仰望着天空，此刻天空也成了橙黄的颜色，几只纺织娘在半空中悠闲地飞来飞去。他突然觉得眼角有些痒，以为是麦垛里的蚂蚁爬上来，就伸了手指去摸，摸了半天却什么都没摸到，将手指在眼前晃了见，只有几滴潮湿晶莹的液体，放舌尖舔了舔，咸咸的。有那么片刻他觉得世界安静极了，所有的喧嚣都被这麦秸垛挡在了耳朵的外面，他痴痴地想，要是能一辈子这样躺在麦秸里，该多好啊。
原载《中国作家》2010年第3期
点评
张楚的小说有种不同寻常的执拗，他总是固执地要打开人的灵魂，向内追问和挖掘，字里行间弥漫着挥之不去的痛感。《梁夏》亦是如此。梁夏不停地告女人萧翠芝，原因是这个女人强奸他未遂后，反倒去村里诬告他，搞得他身败名裂。梁夏为了还自身清白，一再上告，备受心理磨难。这种秋菊式的偏执，显然是一种对真相的坚守和对清白的信仰。
《梁夏》是张楚再次对身陷绝境的社会底层人物的悲悯书写，不同于前的是他放弃了以往作品中精美、准确而又繁复的语言，而用平实的语调饱含同情地讲述着主人公困境中的挣扎，以及他们内心的波折与苦难。萧翠芝的爱与欲，梁夏的黑暗与清白，女人的死与男人的罪，自杀的荒诞与自救的艰难，背后柔软的麦秸和眼前坚硬的时代，重重纠结在一起。整部小说充溢着荒诞和吊诡的意味，梁夏庄严执着的清白追求，却成为他人眼中荒唐而又滑稽的笑料，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夏》是堂吉诃德式叙事的补充、拓延与深入。
张楚是个擅长将揭示人物的丰富性与社会的复杂性结合在一起的作家，如果说小说中梁夏愤懑难堪的境遇揭示了人类共有的孤独无助感，萧翠芝则展示了人性中暧昧难言的部分，而梁妻、萧弟、梁永、王干部等人则隐喻地指向了这个荒诞而残酷的时代。如此，梁夏上访不仅仅是“个人”的故事或“社会”的故事，而成为一种具有精神症候的“事件”。
（张元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