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本书的念头，萌发于两年前与几位学生的一次交谈。他们感到近年一些哲学论著愈写愈繁，且几近一个模式：人物记传、“块块”结构、“两军”对垒……因而思想被分割，内在联系看不清，整体特征被淹没，许多分析也不尽符合中国哲学逻辑思维的特点，并希望我能写一本与此有所不同的书。对学生们的看法我不完全赞同。我认为，人物传记固然成了一种通行模式，且未脱旧臼，但这种微观研究也是有合理方面的，甚至可以说是研究的必经阶段，其未必不可采用；至于把一个哲学家的思想从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等“块块”分别加以研究，并坚持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一哲学基本问题为指导，分清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一定的意义上说也是必要的，本质上也无可厚非。
不过，学生们的说法虽略嫌偏颇，却也道出了一个事实，即我们在上述方法的运用上也确有某些教条化、简单化的倾向，也曾出现过以西方哲学的某些范畴或思维方式套解中国哲学的情况，这些则是应着力加以克服的。要写出一本如学生们所希望的更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史，在我来说是难能为力的，但学生们的说法却启发了我的思路，即能否变换一种方法或一个角度，尽可能地突破较流行的纪传体和“块块”结构，努力避免出现某些简单化的倾向，注意把哲学家的思想放在中华民族特定时代的文化背景下和理论思维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把其作为中华智慧发展的一个环节来考察，进而撇开那些外在的、次要的因素、方面，突出哲学的时代精神和哲学家的精华思想或精华体系，这样也许能较好地把握各个时期哲学思想发展的总体特征和内在的逻辑联系，揭示出中华民族理论思维的主线和某些基本规律。于是，我逐步有了这本书的构想。
此外，书稿之所以形成现在这个规模，也与我在思想方法上的一些考虑有关。我认为，哲学史不仅是要提供关于世界或历史的客观性知识的体系，更应当对人类理论思维发展的过程作出一些反思。正如黑格尔所说：“哲学不应当去叙述什么东西在发生，而应当去认识在发生着的东西中什么是真理的。”（转引自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或某一阶段，没有它，也许后面更高级的东西就难以出现，所以都需要以审视的目光加以研究。可是，这并不意味着要把每位哲学家的全部思想都写进哲学史，而应着重凸显出他比前辈提供的更新的东西。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在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列宁全集》，第2卷，第150页）我认为，如果能对历史上不断出现的那些“新的东西”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思想史进程加以反思，就可能形成一部活生生的、有着矛盾和冲突、前进和迂回但本质上是发展着的哲学史。
总之，出于以上诸方面的考虑，我把近年在本科和研究生的教学及平时科研中的一些体会加以整理，同时吸收了时贤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写成《中国哲学的历程》一书，几经变换，形成现在这种结构。虽然我尽可能地殚思竭虑，孜孜以求，无奈才疏识浅，水平有限，因此这可能是一次很不成功的尝试。不过令人欣慰的是，拙稿写成后，部分内容在对一些研究生讲演时还意外地受到了欢迎，这也总算是对学生们之所望有了回应，也了却了我的一个心愿。我想，这一尝试即使失败了，但若能为人们提供一些经验教训，也是有益于世的。不过，书中的错误和缺点一定不少，诚望同志们恳切地指出来，我将十分感激。
拙稿撰写过程中，得到许多师长、亲友的指导、支持和鼓励，王志武教授、赵馥洁教授、赵吉惠教授、田文棠教授等还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书出版之际，我为那些曾亲切教诲、精心栽培、热情关怀过我的所有师长、亲友致以由衷的敬意并表示衷心的感谢！这里，我尤其要感谢陕西人民出版社姜民生编审，他不顾年高体衰，不仅精心地审定了书稿，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修改意见，而且可以说，没有他的“为人作嫁”的牺牲精神和负责态度，这本书的出版几乎是不可能的。
书中引用了诸多先贤或时贤们的研究成果，有的已在书中注明，如有少量尚未标出的，诚望各位学者见谅！
作者
于陕西师范大学28号楼
1991.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