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先生追悼会的灵堂，有一幅陈侠先生的挽联：上联是“学贯中西，移译教育名篇，几代学人思厚泽”，下联是“术通今古，注释论学巨著，千年遗产畅流传”。陈侠先生在他所写《傅任敢教授〈大教学论〉和〈教育漫话〉跋》中说：上联指的是他译的教育名著，从30年代到80年代，至少已有三代人读到他译的书，从中得到教益。下联说的是他注释和译述了中国古代的教育名著《学记》，在整理祖国遗产方面作出了贡献。因为现在能读懂古文稿的人不多，经过译述，可以使现在许多写教育文章的人，“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毛泽东同志四十年前的这种批评，我看现在还是适用哩！”陈侠先生的挽联及所作的说明，对傅先生在学术上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和深远影响作出了极其准确的恰于其人的概括。
傅先生就读于清华大学教育心理系，在求学时就有志于中外教育理论及实践的研究，翻译了有价值的教育心理论文多篇，在《教育杂志》、《学衡》、《民铎》、《中华教育界》、《清华周刊》等期刊上发表。其翻译的论文，如介绍克伯屈1927年发表的论文《克伯屈文化与教育》，《后得遗传性问题之实验研究》介绍了麦独孤的实验报告；《情感与理智》《蜗逊心理保育论》则是行为主义者华生的心理学业论文以及《罗素怀疑论丛》、《罗素东西幸福观念论》、《罗素未来世界观》、《罗素论怀疑之价值》、《桑代克论教育领域》、《天明变迁下的教育》。其发表撰写的论文，有《人格教育与国民道德》、《教育界之恐慌》、《介绍心理论著提要》、《伏生与教育》、《罗素论机械与情绪》等等。
此期间，他还创办并主编《知识周报》，发表《革命青年的失学问题》、《中国新教育行政制度研究》、《中国优生问题》、《萧伯纳社会主义指南评》等论文。同时参加《弘毅周报》的编辑工作，摘载王国维、梁启超的讲稿，得到陶孟和、翁文灏、吴宓等学者的赞许，誉之为“著作等身的青年学者”。1930年到1933年在长沙明德中学任教务主任期间，在担负繁重的行政和教学工作的同时，他还发表了《法国中等教育之演变》、《英国中等教育之鸟瞰》、《美国教师专业概观》、《明德中学教务概要》、《明德中学高中部教学规程》、《湖南教育一瞥》等结合教育需要和教育实践的论文。1933年到1938年在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室任秘书期间，他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教育学及教育史的研究，在《中华教育界》撰写了《同文馆考》、《同文馆记》、《雍正年间意大利中国学院》，并应此刊之邀从1935年7月起，刊发《近代中国教育人物像传》，并发表了《辑印〈近代中国教育人物像传，缘起〉》一文，叙起缘由及简介：“按月刊印两位的照片，两位的小传”，“人物内容，限于同治初年创办新教育以来，其中有关系的、已经去世的人物”，从1935年1月到1936年8月刊印58人之多。此期间傅先生有感于“五四”以后启蒙时期的教育理论多借鉴于西方，但西方教育经典著作却极少中文本，于是他决心承担起这一工作。他从1935年到1940翻译的《贤伉俪》、《生活的科学》、《教育漫话》、《大教学论》、《莉娜及其他》5本书，均被商务印书馆列为《汉译世界名著》出版。人民教育出版社在20世纪80年代将《教育漫话》、《大教学论》列入《外国教育名著丛书》再版。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将此二书列入《教育经典译丛》出版。从1938年到1949年结合他所担任校长的重庆清华中学和长沙清华中学的教育教学实践，刊发文章20余篇，其内容均在前面所述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之中。另有译文《幼稚恩师福禄贝尔自传》一篇。
解放后，傅先生在亲身感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步步胜利之时，教育事业蒸蒸日上的情境中，倾心担负着繁重的教育行政工作和教学工作，还更加勤奋地从事教育译著，从1951年到1953年他写的《二二一制中学》、《再谈二二一制中学》、《改进作业检查方式，提高教学质量》等文章，陆续在《光明日报》《人民教育》等报刊上发表。他认为“按改革的次序说，首要的是‘学制’，次之是‘内容’，即课程与教材，再次是‘教学法’”。据此他提出了自己改革的主张。1954年调北京师范学院任教育教研室主任后，他结合教育教学实践及其需要研究教育理论，当年完成了《教育学讲义》。1957年《〈学记〉译述》出版。他在“引言”中说：“《学记》是早期儒家学派的教育理论概括和教育实践的总结，是我国最早的一本教育学。”“它是中国古代教育文献中很早而又很全面的教育文献。”陈侠先生在挽联中赞为“注释论学巨著”。此译著在1962、1982、1983、1990年上海、北京、湖南等地的出版社一版或再版。同年还发表了《体育之研究》、《对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体会》、《夸美纽斯对几个重要教育问题的主张——纪念夸美纽斯诞生365周年》等文。还修订了《大教学论》、《教育漫话》，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再版。在反右派的斗争中，傅先生成为扩大化的受害者，他虽然身处逆境，仍然积极接受领导安排的工作，执着的钻研教育理论。在他的追悼会上的悼词中特地指出：“他在逆境中仍然怀着对党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忍辱负重，认真工作，撰写了《教育心理学》和《夸美纽斯及〈大教学论〉注释》，并参加翻译了《西方的没落》等著作，在此期间他还在1959—1960年主编了《教育社论选辑》、《高举党的教育方针的红旗，千方百计地提高教学质量》、《毛主席教育言论辑》三本书。”1979年在脱离教育教学20年以后，重新回到教育教学岗位，回室工作时，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从事教育事业已49年，现在虽已达74岁，还有些病，但我觉得我编的顺口溜所说的莫道人生七十古来稀，于今干到八十不出奇；天地翻覆万事新，七十少年数不清。”他以此表示对事业的忠诚，要将余年献给党的事业。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政治上、学术上对孔子的教育思想，向报刊寄送所研究出的学术成果，当有编辑建议修改某些段落和一些提法以便适应当时的尚有余悸的境域时。傅先生态度鲜明地表示：“文章可以不发表，看法不能隐讳”，还说，“对的为什么不可以讲？如果错了我就改，百家争鸣学术才能进步嘛！”他写的《孔子说的‘有教无类’到底是什么意思》、《夫子之门何其杂也？》、《〈论语〉教育章句析解——孔子教育思想初探》、《研究孔子的前提》等十余篇文章，相继在《教育研究》、《教育丛刊》、《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他所具有独特的见解，获得了好评。他还翻译出版了《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现代史部分》（第一、第二分册）、《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后者被商务印书馆列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979年还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翻译以下资料：《共产党和古巴革命形势》、《巴西共产党在为民主而战斗》、《共产国际七大前夕拉美各共产党的形势》、《争取智利人民阵线胜利的行动纲领》、《巴蒂斯塔·格瓦拉和通向全国统一的道路》等资料。他不顾体弱多病，在80年代初提出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理论为指导，系统地总结我国古代的教育教学法。并约同所内的两位从事教育教学法研究和实践的教师合作，采取由他拟题，提出设想，共同讨论，分头执笔，由他定稿的方法，以“学点教学法”为栏目，以“漫话”的形式，论文的实质，刊载于《院刊》，撰文数十百来篇后，待成熟时，在此基础上写出中国自己体系的教育教教学法。1981年夏季，傅先生病势日渐转重，但他仍坚持研究和著述。1981年夏季，在酷暑中他还挥汗赶写《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教育条目。他说，我的时间有限了，必须尽最大的可能利用它。坚持写完了才去住院治疗。在医院病床上他还口述着要写的几个题目。他就是这样，为人民、为教育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在悼词中指“口述着要写的几个题目”中如《大教学论》和《教育漫话》就是由夫人杨仁一句句念给他听，由他一句句口授校改完成的。傅先生的这种“老牛明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的治学态度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永远是后人学习的榜样。
四、自律以德，育人以德、不畏强、不阿贵的爱国、民主、进步的教育家
在傅先生的学友和学生撰文中，在献给母校六十周年校庆《傅任敢校长纪念文集》文中说：“任敢沉毅有识，明敏笃实，遇事独抒己见，侃侃而谈，不畏强力，不喜阿附”，“既善于学习，又干练多才，待友诚信，以此为同校学友所推重。”还说：“他经常参加进步的学生运动。”在清华大学两次驱除病恶势力改革学制的学生运动中，他都被推举为代表，与当时政府有关当局干涉。当发现其负责人企图挑拨同学之间的良好关系，是政客，当即严正声明，拂袖而去，回校后即公布真相，深受全校师生赞扬。他在清华参加进步学生运动的事迹，当年同学尚传道在《纪念人民教育家傅任敢逝世一周年》一文中是这样介绍的：“1926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北京群众发起了一次广泛的纪念活动。清华也在13日下午举行纪念会，请李大钊同志和陈毅同志，来校演讲，傅任敢受到很大鼓舞。从此，他不仅专心学术，而且积极参加学生的进步活动。”1926年3月18日北大会后举行示威，向政府请愿……在段祺瑞政府的屠杀预谋下，发生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清华有二十多位同学受伤，大一同学韦杰三壮烈牺牲，任敢当时走在韦烈士之后是请愿队伍亲历险境的幸免者，从此，他对军阀政府更增痛恨。1932年傅先生在长沙明德中学任教务主任兼英语教师，当时的教育厅通知学校，蒋介石将来校参观，学校负责人决定筹备欢迎盛典，停几节课进行童子军操练，傅先生认为不必如此踵事增华，小题大做，在全校遵命停课时，唯独傅先生的英语课照常上课，这种不畏强、不阿贵的精神，被学生们赞为“蔑视权贵，铁骨铮铮”。“七七”事变后，清华南迁，傅任敢等五人留校保护校产，在校内多次受日本军人的压迫与侮辱，傅任敢当时还兼任成府小学的校长，他把该校剩有的一万六千元基金经叶企荪教授联系，支援了吕正操将军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1938年7月，董必武指示中共重庆方面领导人罗清“应该在重庆这个地方创办一所我们党领导的中学，培养大批思想进步、具有党的优良作风的青年。”于是清华中学应运而生。该校成立不久就建立了清华中学党支部。傅任敢担任了首任校长，从创办到解放离渝赴京就任北京十一中校长长达12年。他是怎样担任校长的呢？
傅先生在自传中是这样写的：“我们与国民党的关系始终是绝缘的。……我们最初只觉得大环境太腐恶了，想保持一片小天地中的清洁，后来才进展到有意掩护在学青年的自求进步。”傅先生是如何从政治上保持住清华中这一片小天地中的清洁的呢？他作为一位爱国主义者、进步的热爱民主的教育家，抱着教育救国的思想大义凛然、兢兢业业的办学。他清华大学同学尚传道撰文《纪念人民教育家傅任敢逝世一周年》中说：“傅任敢办重庆清华中学的指导思想很明确，一是继承清华大学一贯的优良传统——求实和严格的精神。”纵观傅先生的一生为人确是这样做的，他洁身自爱，以德律己。他自始至终没有加入国民党，一次全川中学校长举行集体入党时，他借故不到会，两次中央训练团指名调训，他称病推托未去。1946年在他兼办长沙清华中学时，国民党教育界在长沙的头面人物，给傅先生送来一纸委任状，委任非国民党员的傅傅任敢为国民党河西区党部的筹备委员，以示拉拢。傅先生指着桌上的委任状说：“谁要上厕所拿去用吧。”随手将其撕碎。对国民党的一切反动措施，他采用各种方法抵制拒办。如社会局曾令傅先生在学校建立三青团组织，他用拖的办法了事。当命令停止订阅《新华日报》时，他说既然让印，就可订阅，不予执行。当他发现有个别特务分子混入学校时，立即解聘。不执行国民党学生实行监视的训导组织制度，采取实行班导师制的进步措施，训导主任不用国民党员，最后一任训导主任是共产党员。对于国民党实行禁锢思想，残害青年的党化教育而规定学校必开的“公开课”、“军训课”、“童子军课”及纪念周活动都予以取消。从而掩护了进步势力，学校的师生得到了保护，这也是为什么解放时，重庆和长沙两所清华中学地下党团员那么多的原因。1950年12月，重庆市委政策研究室编的《解放前的重庆概况》一书对他的评价是：“较开明，不大干涉学生思想活动，学校里的教师中多进步分子，学生甚活跃。”傅先生对国民党教育当局的反动措施，采取坚决抵制，而对师生阅读进步书籍和参加革命的政治运动却不干涉。图书馆内有《新华日报》和进步书籍，可供师生读，还可以自选订阅，地下党和进步学生举办的读书会，传阅着《新民主主义论》、《联共党史》、《共产党宣言》、《大众哲学》、《西行漫记》等书籍。重庆地下党组织的油印《挺进报》也曾在校内传阅。学生可以自由结社办壁报，实行言论自由，学校不加干涉。1948年校内的《学风周报》壁报，竟然刊登了《红色五月在陕甘宁边区》的长篇报道。长沙清华中学还演出《兄妹开荒》，在当时恶劣的形势下简直是难以置信的。足见校内学术空气和民主空气之活跃。傅先生对学生正义的爱国行动都是积极引导和鼎力支持的。如抗战胜利不久，国民党当局煽动反苏游行，清华中学也有学生受蒙蔽而参加。傅先生当即加以劝阻。事后又请人作有关蒙古情况的演讲，使学生明白了真相。但对学生参加“反内战、反饥饿”的游行和罢课，则不加阻止，有位教师因此而被捕，他多次设法营救。这位教师出狱，即迎回学校继续任课。1949年4月8日，清华中学全体学生和进步教师集体步行到沙坪坝去联合重庆大学、南开中学等大、中学校师生几万人召开大会，声讨南京国民政府血腥镇压请愿的“四一惨案”，第二天他亲自去看望师生，支持他们的正义行动。1946年，傅先生又创办长沙清华中学，当时正值国共两党决战时刻，他巧妙地与当地的国民党当局周旋，避免他们的干涉，放手地贯彻爱国、民主和开放办学的主张，国民党、三青团组织进不了学校，对学生参加学生运动，积极支持、引导和保护，拒交黑名单，顶住了教育厅要处理学生的指令，而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党支部很快建立起来了，党的队伍发展很快，很多学生参加了党领导下的游击队，学生张运道、何文仁等7人途经湘潭去参加党领导下的游击队时，还曾在傅先生岳母家借宿，受到掩护和接待。
在此文行将结束时，下面引用傅先生在各个时期学习和工作时的同学、同事和有关方面对傅先生的评语作为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