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巢领导的起义军，在藩镇较密的北方，受到唐朝廷和各藩镇重兵的到处堵截，起义军几面受敌。于是黄巢采取避实击虚向藩镇力量较弱的江南进攻的策略。先是黄巢摆出进攻洛阳的姿态，诱使唐统治者急忙调兵往洛阳集中，而黄巢却突然引兵渡过长江，避开了与敌人主力的正面接触，攻入江西，经淮南进入浙东。接着这支起义军又以顽强的意志，惊人的毅力，斩荆棘，劈峻岭，开出一条长达七百里的山路，由衢（音渠qú）州（今浙江衢县）通过建州（今福建建瓯）突入福建，占领福州。这条山路以后就成了从浙江到福建的一条通道。不久，起义军又冒着炎热酷暑向广州进军。公元879年秋，攻破广州，活捉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在广州短期休整后，就发布了进关的文告。文告中列举宦官专权，恶人当道，贪官害民，科举制度败坏等弊政，痛斥唐朝廷的罪恶，并向全国宣告，腐败的唐政权必须推翻。宣言的最后，署着“百万义军都统黄巢”的名字。接着进军桂林。在湘江水涨时起义军乘大筏而下，连破衡州（今衡阳）、潭州（今长沙），并乘胜直逼江陵。但在进攻襄阳时误中伏击，伤亡极重。于是渡江向东进击，转战湖北、江西、浙江、安徽一带。起义军自采石渡江，过淮河入河南，占领洛阳，队伍已发展到六十万。接着大军向潼关进发，经过两天激战，占领潼关，进入长安。唐僖宗狼狈逃往成都。黄巢在头裹红巾、衣着鲜丽、刀光闪烁的起义军簇拥下进入长安，百姓们夹道瞻仰这位英雄的风采。大将尚让向大家宣告说：“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并把钱帛分给穷人，对于人民所痛恨的皇族、贵戚和大官僚，起义军则毫不容情，立即处死。一个官僚曾哀叹“天街踏尽公卿骨”，“甲第朱门无一半”。其实这正是他们应得的下场。公元881年1月16日，黄巢做了皇帝，国号“大齐”，建立了新政权。这时起义军的力量发展到了顶点。
“大齐”政权建立了，唐朝的统治面临崩溃。唐朝廷和各藩镇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势和财富暂时联合起来，包围了长安。黄巢派尚让率大军五万进攻凤翔的敌人，但由于起义军骄傲轻敌，甚至行军都不列队，结果中了敌人的埋伏，造成两万人的重大伤亡。无耻的唐统治者，为了镇压起义军竟去收买和勾结屡次骚扰山西北部的沙陀族酋长李克用，让他会同藩镇，进攻长安。起义军处于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占领地区逐渐缩小，几十万大军由于粮食紧张，甚至不得不以树皮草根充饥。在严重关头，起义军重要将领朱温又无耻叛变，并为虎作伥，对起义军反戈相向。公元883年5月18日，黄巢率十五万军队杀出长安，退往河南。后来，虽然又坚持了一年多，也打过胜仗，破过城池，但终不能挽救危局。公元884年，起义军被围于泰山东南的狼虎谷（今山东莱芜县），只剩下一千来人，黄巢宁死不屈，悲壮地自杀了。
黄巢牺牲后，他的侄儿黄浩带领农民军七千人，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坚持斗争达二十年之久。
黄巢起义是中国历史上流动性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奋战十年之久，人数发展到六十万，横扫当时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建立了大齐政权，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基本上摧毁了魏晋以来横行几百年的士族门阀势力，推动了历史的进步。起义军打出“平均”的旗号，是农民革命思想的重大发展，对以后的农民起义有深远的影响。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从根本上动摇了唐的统治。而藩镇实力在镇压农民起义中却日益强大，彼此争战不休。公元907年，朱温废掉唐朝最后一个皇帝，自立为帝，国号梁。从此，我国历史进入了五代十国的混战时期。
反对帝国主义走狗北洋军阀的斗争
原载《中国近代史知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1年1月
北洋军阀是清朝末年由袁世凯开始建立的封建的、买办的军阀集团。1911年发生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反动的清王朝，但胜利果实却被袁世凯所篡夺。这个清朝的总理大臣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依靠北洋军的实力，运用卑鄙的两面派手法，摇身一变，成了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从1912年3月到1927年蒋介石新军阀反动统治的建立，是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时期。
袁世凯窃取国家政权以后，革命党人企图依靠孙中山公布的《临时约法》来实现欧美式的民主政治。当时同盟会的实际负责人宋教仁联合了几个小党（其中有不少官僚、政客），把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主张实行责任内阁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袁世凯鉴于革命党人还控制着南方七八个省的地盘和十几万军队，国内要求民主的政治气氛又很强烈，因此在虚伪地表示要“发扬共和之精神”的同时，收买了由立宪派分子、官僚政客及拉拢部分同盟会成员组织的几个政党，将其合并为进步党，用以同国民党对抗。
1912年12月到1913年2月的国会选举中，国民党得到了多数的席位。宋教仁准备以多数党领袖的地位出来组阁。这对阴谋独裁的袁世凯来说，是不能容忍的。3月，宋教仁在上海车站被刺身死。4月，“宋案”真相大白，原来主使行刺的正是下令“迅缉凶犯，穷究主名”的袁世凯！这一来，袁世凯知道国民党一定会起来反抗，于是决定先发制人，他一方面调兵遣将，一方面出卖中国主权，向英、法、俄、德、日五国银行团借款两千五百万英镑做军事费用，想用武力消灭国民党在南方的实力。“宋案”和“善后大借款案”发生以后，孙中山认清了袁世凯的反动面目，认为“非去袁不可”，号召国民党立即兴师讨袁。1913年6月，袁世凯先动手了，他一连下了三道命令，免去国民党人担任的江西、安徽、广东三省的都督。他攻击孙中山、黄兴“除捣乱外无本领”，要“举兵征伐之”。7月，北洋军开始进攻，国民党被迫还手。江西都督李烈钧通电讨袁，并组织讨逆军。黄兴也在南京宣布讨袁。接着，安徽、湖南、广东、福建、四川等省先后宣布独立。但由于国民党内部涣散，行动不一致，又缺乏群众基础，不到两个月，就被北洋军打败。从此，北洋军阀的势力扩大到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由于这次讨袁的军事行动发生在辛亥革命之后，因此称它为“二次革命”。
袁世凯为了实现他的政治野心，在镇压“二次革命”之后，进一步走向独裁。他强迫国会先选总统，后订“宪法”。在选举那天，他授意派出几千名打手，号称“公民团”，包围会场，叫嚷：今日不选出公民满意的总统，选举人不许离开会场一步！议员们从早晨8点到晚上10点，连续三次投票，袁世凯才如愿以偿，取得了正式大总统的称号。“公民团”在“袁大总统万岁”的呼啸声中撤走。第二天又选黎元洪为副总统。
选举总统的闹剧刚刚停锣辍鼓，袁世凯又感到国会是搞独裁的障碍物。于是，袁世凯就制造假证件，借口国民党议员和“二次革命”有牵连，下令解散国民党，派军警收缴了国民党议员的证书、徽章，并统统赶出国会，使议员不足法定人数而无法召集国会。这时的国会也就名存实亡。1914年1月，袁世凯宣布解散和撤消了国会和各省议会，同时成立了一个御用的“约法会议”来制订约法。5月1日，袁世凯以大总统名义公布了一部《中华民国约法》，取消了《临时约法》。这部袁氏约法把总统的权力扩大到跟专制皇帝一样。《临时约法》的废除，表明了辛亥革命仅留下来的革命成果也随之泯灭了。接着“约法会议”修改了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可以无限期的连任，下任总统由现任总统推荐，被推荐者并无限制。这样，袁世凯不但可以做终身总统，还可以传位给子孙后代。但是，他并不满足于当一个具有专制帝王权力的总统，他还要当名副其实的皇帝。于是，他决计出卖更多的国家权利，去换取帝国主义的更大支持。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乘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卷入战争漩涡，无暇东顾之际，阴谋独占中国，就借口对德宣战，出兵山东，夺取了德国在那里的一切特权。袁世凯一心想当皇帝，为了取得日本的支持，对它的侵略不作任何反抗的表示。日本帝国主义也看透了袁世凯的心事，就明里暗里怂恿袁世凯恢复帝制，并于1915年1月向袁世凯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作为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条件。“二十一条”的主要内容是：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承认日本在南满及东蒙享有特权；中国沿海港湾和岛屿不得租借和割让他国；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中国警政和兵工厂由中日合办。日本公使向袁世凯递交条文时说：“若开诚交涉，则日本希望大总统再高升一步”，“总统如接受此种要求……日本政府从此对袁总统亦能遇事相助。”袁世凯面对这丧权辱国而且比过去任何不平等条约都苛刻的“二十一条”，竟然低首笑纳。消息传出，引起全国人民的反对，纷纷指责袁世凯反动政府的卖国罪行。但是袁世凯为了做皇帝，甘心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残酷地镇压人民的爱国运动，同时，几乎全部答应了日本“二十一条”的要求。
袁世凯恢复帝制的活动，美、英、法、俄等帝国主义也采取赞助的态度，希望袁世凯稳定其反动政权，保护他们的在华利益。他们一方面与日本在侵略中国的问题上相互达成谅解、一方面又劝告袁世凯“若中国无内乱，则随时可以实行”帝制。
1915年8月，袁世凯授意美国顾问古德诺抛出一篇臭名昭著的《共和与君主论》，污蔑中国民智低下，因此实行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作为复辟称帝的理论根据。与此同时，袁世凯又指使杨度等人组织“筹安会”，公开鼓吹复辟帝制。筹安会组织各种各样的“请愿团”，并给他们写好请愿书，到参政院上书请愿，要求袁世凯当皇帝。不久，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参政院召开了一次所谓“国民代表大会”，并举行国体投票。投票结果，共得票一千九百九十三张，全都赞成君主制，票票都选袁世凯。“一致委托”参政院为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就这样，袁世凯费尽心机，终于当上了“中华帝国皇帝”，并宣布1916年元旦正式登极，把“中华民国五年”改为“洪宪元年”。
袁世凯登极之际，也正是他走进坟墓之时。因为经过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共和政体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人民再也不容许任何人出来称王称帝了。因此，袁世凯复辟帝制，必然激起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
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以后，于1914年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宗旨。在袁世凯帝制丑剧开场以后，中华革命党就发出了《讨袁檄文》，指出袁世凯“既忘共和，即称民贼”，号召“戮此民贼，以拯吾民”。同时，在上海、山东等地发动了几次小规模的反袁武装斗争。
1915年12月25日，立宪党人蔡锷和国民党人李烈钧等人在云南宣布独立，并组织了“护国军”武装讨伐袁世凯。护国军兵分两路向四川和广西等地进军，其他各省也都纷纷响应。袁世凯调军队十几万人对抗护国军，但因军心涣散，节节败退。在全国各地掀起反袁斗争的浪潮中，袁世凯的大将段祺瑞、冯国璋等人和袁世凯貌合神离，也采取拥兵观望、看风使舵的态度。各地军阀纷纷宣告独立。袁世凯看到大势已去，不得已，才在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恢复总统制度。但是，人民再也不买他的账了。反袁的风暴越来越大，连他最宠信的部下四川的陈宦、湖南的汤芗铭，也因不愿与他同归于尽而宣告独立。日、英、美等国看到袁世凯已陷于孤立，也相继撤消了对他的支持。袁世凯这个篡权窃国大盗，在人民群众的打击和唾骂声中，在内外交困，众叛亲离的忧惧中结束了可耻的一生。
中国人民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的斗争，历史上称为“护国运动”。护国运动摧毁了袁世凯恢复帝制的阴谋，遏止了封建帝制在中国重新出现的逆流，在近代历史上是有功绩的。
袁世凯死后，大大小小的军阀，各据一方成了土皇帝；他们各以不同的帝国主义为后台，展开了各派的军阀混战。他们这些军阀以段祺瑞（安徽合肥人）为首的“皖系”军阀，掌握着北京实权，控制安徽、浙江、山东、福建等省，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工具；冯国璋（直隶河间人）、曹锟一派形成“直系”军阀，主要控制江苏、江西、湖北、直隶几个省，以英美为后台；盘踞东北的是“奉系”军阀张作霖（奉天海城人），受日本支持，与皖系勾结而与直系对抗。另外还有拥兵徐州，勾结日、德的张勋和与英美有联系的西南各省地方军阀等等。
1916年6月，黎元洪继任总统，冯国璋任副总统，但是操纵北京政府实权的是国务总理段祺瑞。段祺瑞继承袁世凯的反动政策，不肯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孙中山坚决反对；西南军阀为了骗取人民的信任，也表示反对。面对这种情况，段祺瑞只好让黎元洪下令恢复《临时约法》和重新召集国会。
1917年春天，第一次世界大战仍然在进行，段祺瑞在日本给予贷款的怂恿下，力主对德宣战，企图借此扩大皖系势力，美国为了和日本争夺对中国的控制权，就支持黎元洪起来反对宣战。5月，段祺瑞因国会否决参战案，迫使黎元洪解散国会，而黎元洪却在美国“允为后盾”的支持下，免去段祺瑞总理的职务。由此，这段历史被人们称为“府院之争”。“府院之争”实质上反映了美、日两国之间在中国争权夺势的斗争，然而，段祺瑞是有实力作后盾的。因此，他被免职后，立刻到天津唆使皖、奉系军阀宣布独立，并组织了独立各省总参部，以对黎元洪施加压力。黎元洪虽然是总统，但没有军队，面临段祺瑞的威胁，一筹莫展，只好请自愿当调停人的张勋入京，张勋是一个主张清朝皇帝复辟的封建老顽固，人称“辫帅”，他在与段祺瑞取得默契之后，带领着一律留着辫子的“辫子军”三千人入京，逼黎元洪解散国会，辞去总统职务，并抬出被废弃的清朝皇帝溥仪再坐龙廷。
复辟消息传出以后，“全国民情，莫不反对复辟”，各界人士纷纷口诛笔伐声讨张勋复辟。孙中山先生也愤慨地表示“誓不与共天日”，并发表《讨逆宣言》，段祺瑞见赶走黎元洪的目的已达到，立即组织“讨逆军”攻入北京，赶走了张勋，做了十二天皇帝的溥仪宣布退位。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张勋复辟”。
段祺瑞以“再造民国”的“功臣”复任国务总理，黎元洪被迫自行下台，由副总统冯国璋继任总统。1917年8月，段祺瑞下令对德宣战，并以编练参战军为名，向日本借款达五亿日元之多，用以扩充自己的实力。为了取得这些借款，段祺瑞出卖了东北和内蒙一带的铁路、矿山、森林等主权，出卖了军队训练和参战指挥权。当日本提出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时，段祺瑞竟表示“欣然同意”。日本后来就以此为口实，不肯把山东归还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