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个报道称，京城一得知康有为获救并被英国当局安全带至香港，太后立即向牛庄一个将军下令，命他在山海关聚集八千精锐部队；命董福祥将军带着甘肃军队的一万两千人聚集到北戴河附近；命天津的罗将军率七千军队驻扎在大沽和北塘；命梅将军率八千军队奔赴大沽西南北戴河海湾的一个港口。荣禄因为担心英国舰队在北戴河的所作所为，两夜未能入睡，害怕英国舰队已经听到了蓄谋政变的风声，他此时命令袁世凯和聂自成军团中抽出的一万军队进驻北京。
政变之后，太后立刻急着在总理衙门中把李鸿章官复原职，却遭到了荣禄的反对，他告诉她“在天津的时候听说如果这么做，英国舰队将占据牛庄”。克劳德·麦克唐纳爵士的报复心似乎起了一些功效。但是荣禄特别组建的部队是为了保卫自己还是皇上就不甚明了了。不仅如此，有好一阵时间中国每个人都不相信皇上还活着。甚至当一个法国医生在九月为皇上开药方——政变后立刻就报道说皇上病了，而且那之后的报道中他再也没好过——有些人仍旧认为医生看到的是个别人假扮的皇帝。似乎没人怀疑，杀死光绪是满族人的意愿，但是外国公使馆的态度，大概还有军队领导荣禄的态度使得他们犹豫了一阵子之后放弃了。
在9月份甘肃军的总指挥董福祥接到太后召见，他恳请允许率军对抗外国公使馆护卫军，作为对整个欧洲宣战的初步行动，他担保他和他的甘肃士兵能把所有入侵中国的外国人逐回海中。
让每个人都大吃一惊的是，李鸿章未被允许镇压黄河流域叛乱。太后读过山东总督苦恼不已的上书之后，召来李鸿章并且和他进行了长谈——据悉这是他自从1895年以来的以年迈体衰为借口却没有用，然后致电中国驻华盛顿和伦敦公使，请他们打听一切可能获得的关于美国、埃及、印度的信息，并且在12月6日带着一大批随员启程——一位年事已高的老人在中国北方的寒冬踏上这样的旅程。巴黎臭名昭著的陈季同总领事也在这批随员中。
戊戌政变之后，更多的宦官遭到惩罚，更多的改革领袖生命受到威胁。他们中有几位向同一位无力拯救皇上的理查德先生致电，恳请他为他们向英国寻求保护。他呆坐着，悲哀地想自己去向英国公使馆求助也无济于事了，就在这时，曾去访问康有为的《时代周刊》记者进来了。“噢，把那份电报给我，”他说。“啊！这很可能是我能对之做出的最有益的事了，”理查德先生悲痛地说。那位记者立即把电报转发给了《时代周刊》。第二天英国外交部询问英国公使：“寻求英国保护的中国改革者都有哪些？”公使馆没有人知道，因此这个问题被转发给上海的总领事。他也不知道，但是他知道可以从谁那里得到答案，然后立刻传唤来了理查德先生。就这样，兜了一个完全没必要的圈子之后，那些年轻人的性命当时才在英国的干涉下获救。
二月份（1889年），李鸿章忽然被命令迅速返回京城职位上。在1月26日，亲王们都带着他们的孩子齐聚宫中，讨论了将他们中一个立为继承皇位者的问题。
然而李鸿章的返京也许和这件事并无瓜葛。因为太后正在调查对山东总督挥霍无度的控诉。当李鸿章被任命为河道总督时，山东总督为他预备的接待奢华到了极点，甚至还摆上了极为昂贵的家具和器皿，自从他们来到省会济南府，一天的吃喝玩乐开销不少于200英镑。不仅如此，李鸿章随员中身份更尊贵的还被送了一笔钱作为“住宿费用”，“从这个程度上来说，”指控者，一位翰林评论说，“李鸿章所有随员的渴求都得到了满足。”自李鸿章抵达之日起，状书说“每一天都上演着奢侈的大摆筵席和寻欢作乐”。
关于上述奢侈无度，李鸿章受到太后的责问，问他为什么身处这一切却没有当即制止并且将山东总督告至朝廷，而是接受了这些荒淫。但是李鸿章给出了太后自己的解释，虽然长期在中国任职以及时任加州大学讲师的福莱尔博士将李鸿章描述为“一座死火山，一个出尔反尔的人，一个秘密反对外国文明影响的人，而且仅仅因为一次援助太后的军事战略行动，就成了皇室的宠儿。”
李鸿章上交了关于黄河的报告，其中包括“一个永久控制”的计划和一个“暂时缓解”的方案——的请求，但是没有就此颁布诏令。就在那时，在太后的主持和荣禄的协助下，军机处会议研究了一项高级机密；每个局外人都被令在会议期间退出听力所及范围。
就是在那时，李鸿章强烈推荐任命山东新总督毓贤——如今读到这个名字使人不寒而栗——为黄河治理工事的总管。报纸上的评论是：“任何有效率的事都不太可能做成了，除非外国公使们敦促总理衙门赞成西方的用人制度。”
在这个节骨眼上，当英国和俄国刚就中国事务达成了一项有些含糊的协议时，北京一个记者报道了一位身居要职的英国人和李鸿章之间一场有趣的对话。
李鸿章评价说他不能在英、俄协议中看到任何英国鼓吹的对中国的友谊。“你将在南方为所欲为，不受俄国阻挠，俄国将在北方自由行动，英国不会有任何异议。这难道是对中国深厚友谊的强烈表达吗？我国三分之二的国土都被瓜分，而汝国还声称‘英国是中国最好的朋友。’我不得不说我可没看出来。”
解释并不容易，但是即便如此英国还是声称自己是中国真正的朋友，“因为没有这个协约，俄国的侵略将更加迅疾，中国的肢解也会更迅速。由于无法阻止俄国的发展，英国已经竭力对之进行延迟和限制。在这种情境下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我可没法说，”李鸿章说；“但是后果全都只对你们有利而对我们有害。你们的解释使这件事刚好处于我所说的实情中。不论如何，你们和俄国最终都要得到中华帝国的三分之二，而我们却要失去这些。我怎么可能从这里看到英国对我们任何好意的证据呢？”
在所有这些事情中，董福祥的骑兵继续“慢慢小跑着，五十骑紧密排列在一起；缎带摇晃着，大红斗篷飘动着，带有红缨的长矛在他们手中像芦苇一样轻颤着，他们掠过乡间宁静小道的样子立刻令人想到战争的声势浩大。他们看上去对自己的力量以及摧毁外敌的能量非常自信，一旦收到命令，他们就更加怀着怜悯的蔑视而不是厌恶看待外国人。
当一个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民在一个月里都听到这种声响，他就会清晰地明白，将有不同寻常的事发生；如果慈禧太后开始彻底转变中国的对外政策，她就已经专心汇集足够的兵力以确保该政策的大获全胜，不论如何残忍。（此处指慈禧太后决意要对外宣战，她想借助义和团的力量彻底铲除在中国的西方势力。）冷酷的结论是，所有农村人口在这两个月的炮击中被征入伍。在城市和乡下都传言说所有的外国人都将被杀或被驱逐，他们的日子没几天了。这些话很少单独讲给外国人听——虽然已经这样在通州街道上当着外国人的面说了——但是中国帮手和信徒满耳都是这些。”
上述引自接近1898年12月月底通州一位记者向上海一份报纸所写的报道；我们都读了这篇报道，而我们中的一些人——想了许多许多。
义和团叛乱（1899—1900）
查尔斯·贝雷斯福德勋爵称他以商旅的身份来到中国，得到了和王子一样的接待。在武昌，与学识渊博的总督张之洞谈话时，他事实上直率地说：“当然了，我们可以取走长江流域，你知道的。”这位中国政要带着高贵的沉着静静说：“噢，当然。”然后机敏而坚定地转移了话题，熟知中国礼节的人耸耸肩。只有后来留下的苦痛和不信任显示了查尔斯勋爵在武昌和南京留下的印象。
查尔斯勋爵事先保证过避免提及这一话题，却立刻深深陷入这一话题。在天津，他表现得更过分，事实上，他向袁世凯提议说他应当长驱直入北京，抓住慈禧太后，又说自己愿意亲自随他去。然后，当这一谈话泄露出去，他无比震惊：“我从未见过中国这般古怪的地方。当时在场的只有袁世凯，我和我的秘书。会是谁讲出去的？”“啊，当然是总督本人了。你不明白你是严重谋反么？如果被发现我听到这些却什么都没说，我就会被斩首，所以，我当然要立刻把它讲出去保住自己性命。”
由于查尔斯勋爵是一个特别受英国君主信任的特使，我们不用描述就可以想象，表面上是“商旅”却没做过什么生意他被丢在中国，心里该如何充满怨恨。接着这位英国特使出了一本书，书名叫做《中国的坍塌》，这本书当然未受限制被译成中文，然后广泛传播开来。然而在这之后，人们还是继续愚昧地把中国官员分为排外、反英、和亲俄。既然每个人的手都伸出来攫取利益，中国人怎么可能会反对所有其他国家——只是被迫选择立场，一阵和这个国家站在一边，一阵又和另一个国家靠到一边，作为保护自己对抗其他国家罢了。
据记录，这时的李鸿章在1899年7月和俄国公使进行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神秘会见。
也是在这一年，李鸿章的兄长圆脸的李瀚章在安徽的祖宅中去世了，享年八十岁，死于癌症，他所有的儿孙都聚集在合肥最后一次为他尽孝，1901年李鸿章也随他而去了。
李鸿章在那之前就从总理衙门告假，并且得到了在宫内乘坐两抬轿子的特权。他如今被任命为死刑犯最后一次上诉法庭的主席。似乎这位不知疲倦的老人必须接受所有任命，况且还能有比他更合适的长者吗？
关闭了金连山刚刚在上海高调开办的女校。金连山是个能力出众的广东老人，也是上海的电报业一把手，双耳已经完全丧失听力，然而他思想开明，敢于坚持自己主见。康奕在另一场合中的讲话中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人们最近喜欢开办学校。这些学校教育出的好多人一旦学了点西方的东西，讲了几句外文，就立刻想变成卖国贼，而狡猾奸诈的商人又对资助这种学校表现得极为热心。我必须说，我对此种行为感到深深的愤慨。”
从这个观点看来，我们可以领会他在军纪上的观念：“我看到最近团指挥都开始依照外国的方式操练士兵。这实在是个有害的习惯。他们把剑、矛和盾牌扔到一旁，谈论的内容只有让士兵们整齐划一。他们犯了个大错误，慢慢就会发现自己的损失。在如今的战斗中，奋不顾身向前冲的勇气才是获胜之道。这样与战友整齐划一，士兵们该如何向前冲呢？唉，这种训练法学到的只是如何输而不是赢。”
人们开始注意到，别的将领正在北京周围聚集兵力，宦官警卫队装配了武器，有许多关于太后在宫中建造保险库的秘密报道；有些人说这是为了预备在最糟情况下确保她自己的安全；还有人说是为了关皇上——他仍被囚禁在一个大湖中央仙境般的岛上，围绕着各种华美的亭台楼阁，精致小巧的亭檐闪闪发光，金黄色的琉璃，奇异的凉亭，树木盆景，处处美不胜收；在这里看着远处的大殿，一颗心可能会因渴慕而生病，那里宫顶轻轻翘起的屋檐两端恰似岛上囚徒从未得到过的权力，以及可能永不复得的自由。
据一份中方报纸报道，连接小岛和湖岸的吊桥上一块木板掉落了，这既是背叛也是友情；皇上带着几个随从想要穿过吊桥逃跑，当时护卫和太监们都慌乱不已，却没一个敢碰他一下，含着泪恳求他，说：“这条路能为您带来自由，但是您知道如果那样，明天我们就命丧黄泉了。”光绪用那双黯淡哀伤的眼睛——这双眼中的浓重悲伤曾经甚至使冷酷无情的公使馆秘书们被召见后写下了悲哀的描述——看着他们，知道他们的话分毫不差，就折回了那个属于他的亭子，做一个心甘情愿的囚犯。
大概在这时，中国的基督与常识传播协会办公室为皇上拿出了许多书籍。他先前的老师，现任驻英中国公使告诉我，他经过学习英文已经讲得相当流畅；他仍旧相信自己能坐上更高的位子，还满脑子都是让自己更胜任的想法。自那以后，中国的皇帝还是否有能力执政几乎成了一个种族问题，法国和俄国人说他是个废人了；而英国人，还有中国人都会说他是个才智出众的人，也并不虚弱，只是他因学习工作太过劳累而过度损耗了精力。在所有那些见证了重返北京的报社记者中，只有一个日本人有机会见到皇上和他随员中的绅士们进行诚恳生动的对话。
在这时，太后希望任命李鸿章重新担任他在天津的职位，但是荣禄——康奕的死敌，许多人的眼中钉，作为“一个将很快高兴地回家玩他的弓箭的人”——尚且不能下定决心放弃对佩阳陆军的指挥权。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汉人——而不是满人——上书反对罢免皇上，使得太后作罢。李鸿章对于离开北京只有感激。我清晰地记得当时见到他的人如何不断讲到他对离开几乎孩子般的欢呼雀跃！
在1899年12月，他被任命为广东总督。这一任命是否是由于北京策划了什么，为了控制一下暴烈的广东人？因为只有李鸿章才能把一个省管理得井井有条。或者这么做仅仅是为了把他打发走？因为李鸿章的欧洲朋友们都声称如果李鸿章留在直隶总督的职位上，就不会发生义和团暴乱。
人们普遍认为比我们的阳历新年晚一些的春节之前会发生另一场政变。几个月之前，皇历编纂者接到指令，暂时空出皇上的名字；出现在苏州的皇家丝绸专员收到命令，制作十六件和皇上身上穿的龙袍相仿的宫袍，而且很明显不是为将要被宣布为继位者的那个孩子做的；而且在某个地方议会，所有的高级官员都被令带着权杖出席，平常只有皇上登基才会这么做。确实流传着各种谣言，最普遍的一条是光绪将被处决，接着在1900年1月24日，他“被迫签下退位书”。这是一个在场的中国人给出的描述：
我和别人一起站在旁边拿着供皇上用的砚台和毛笔，太后亲自为他拿出笔。可是到了这时候，皇上还是犹豫着要不要接过笔，签上已经预备好并被递给他的退位书；但是右下角已经有了一个御印，太后朝他皱着眉，用锋利恶毒的眼神注视着他，似乎使得皇上迷了心窍，立刻伸出一只颤抖的手，接着叹息一声，做了一个绝望的手势，似乎做了一件要命的事，然后太后胜利地从他外甥手中夺过“诏令”。
接着突然出现了变化，她周围那些人已经司空见惯了。太后的脸庞立刻满是笑容，她的眼神变得柔和善良，她对自己的皇甥完全是一副和善和慈母般的关爱！他这位失势的皇帝，签完那张生死攸关的文件后跌入椅子，他的面容忽然呈现出极度的苍白，过了片刻，他吐出的血染到了袍子和下面的地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