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此时的梁宗岱具有现象学的观点，并非仅仅依凭此信中的一些引句。梁宗岱在1924年发表的（也就是在《屈原》与《试论直觉与表现》之间）《非古复古与科学精神——试论中国学术为什么不发达》一文，在展示他对科学思想史方面的兴趣与知识之外，为这一“现象学”理解提供了佐证，更为他几乎放弃诗歌创作，从事制药工作这一人生重大的选择做出了某种逻辑的解释。
在这篇主要提出了“中国缺乏学术上的超然性与客观性”这一命题的论文中，梁宗岱再一次表现出对主客性问题的反思，以及对“直觉”这一概念的、建立在柏格森思想上的新认识。他在引用普安卡雷（Poincaré）（梁译普恩迦赫）提到科学发现的例子时，这样定义“直觉”：“直觉是一种超常的组织的想像力与抽象力。”这一“直觉”概念，已经非克罗齐体系中的“直觉”，而是柏格森的。正如20世纪法国大哲学家德勒兹在解读柏格森主义时指出：在柏格森那里，“直觉”已经上升到了某种“方法论”的地步，它已经具有排除问题（尤其是排除假问题）、提出问题（而提出问题就相当于找到答案）这样的组织能力与能动性。普安卡雷的思想深受柏格森的影响，两者有许多共同之处，是哲学史与科学史上人所共知的，梁宗岱对普安卡雷的例子的引用，必须联带有柏格森的思想。然而，正是同样对普安卡雷的思想的认识，为他带来了现象学的认识论，和一种新的主客观关系，即使在该文中，限于讨论的主题的性质，只是体现在科学中。
普安卡雷反对科学研究中的纯客观性观点，而是强调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之间的关系，照梁宗岱的说法，“他把科学底研究对象，从那一无装点的，完全在我们心外的世界引到那外在世界与我们心灵里所产生的感觉，或者，较准确点，引到我们底心灵和外界接触所产生的关系上”。梁宗岱敏锐地看到了，即使在最为严谨的“纯客观”的数学与物理学中，思想者与发明者的主观能动性也是不可忽视的。这一点已不仅仅限于科学与艺术、文学上的相通，或者科学与艺术、文学之间可以互相提供灵感，而是一种崭新的认识论与世界观的诞生。普安卡雷认为：“人类的智慧自以为在大自然里所发现的和谐是否离开这智慧而存在呢？决不。一个完全离构想它，看见它或感到它的心灵而独立的实体是不可能的事。一个那么外在的世界，即使存在，对于我们也是无从接触的。”
这样一种思想，当然合反对机械的自然主义、推崇心智的能动性的梁宗岱的意。柏格森的理论能够为象征主义者们带来新生，也是出于同样的机制。梁宗岱从普安卡雷的观点中，得出了现象学的结论：
科学世界的客观的实体不在外面的世界也不在我们底心内，而在两者底联系中。
他引用了布伦福维克（梁译白洪树微克）的“小孩数人”的比喻，说小孩子在数人数时，往往会把自己忘记，因为在数别人的时候，他是数数目的心灵，而忘了自己的身体，忘了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19世纪以前的科学家就等于那忘了把自己数进去的小孩，而现代的科学却是那被提醒了他自己的存在的。”再没有比这样一种观点更现象学的了。海德格尔正是强调了这样一种人与世界的关系而为整个现代诗歌带来了新的方向。
这样的现象学结论，不光来自普安卡雷一人的科学思想。渊博、好奇的梁宗岱把爱因斯坦的宇宙相对论思想，以及量子科学的理论的最新成果也考虑在内，指出在无限小的宇宙中，“空间的概念再不能和平常一样简单”，“再不能不把观察这件事实所引进观察者的东西计算在内了”。德布罗意（梁译德布洛义）的波动力学思想，也为梁宗岱提供了这一现象学论断的例子。饶有兴趣的是，浸淫在象征主义中的梁宗岱，在阅读德布罗意的著作时，也不忘“寻找象征”：
当我们与发生关系的不是一个独自在一定的力场里移动的微粒，而是一群互相排挤的微粒时，波浪底象征性更加明显了，因为我们再不能把波浪当作在普遍的空间传播了；那传播应该被想像为在一个性质抽象的‘空间形势’（configu-ration）里施行。这波浪象征地代表那从观察所供给的原始状态出发的概然性底进化。
照现代的译法，“空间形势”应当译为“空间形状”或“空间形态”。这段文字，明确表明“观察者的心灵所占的地位以及波浪——量子论对电子最新的解说——底抽象性和不决定性是很显著的”。德布罗意是在1929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他的思想在欧洲的理论界、思想界流行的时候，正是梁宗岱在欧洲留学之机。瓦雷里在科学上的知识渊博是著名的，他可能是通过瓦雷里了解到了这一理论。
正是出于这一主客观性相融的“现象”观，在梁宗岱《屈原》一文中，才会出现一个表面上看似矛盾的说法。李长之在《苦雾集》中评点梁宗岱的《屈原》时，指出作者有时为求美，而牺牲了逻辑，有些地方，文理不通。他举的一个例子就是“武断的现象”这一用法，他认为，“现象是客观的事实，为何可以‘武断’？大概作者是说‘武断的意见’”。殊不知，在此时的梁宗岱的思想中，现象已并非纯“客观的事实”，它是融入了观察者的“意见”的。
不管如何，在这篇有些与他的其他文章的主题显得有些“相异”的论文中，梁宗岱以讨论学术为借口，传达了他对科学思想以及哲学思想的最新认识，指明了他深刻的怀疑主义精神。这一新境界，伴随着他对当时学术界的强烈不满（“我们底学和术始终没有联成一气，而只有模糊笼统的纸上谈兵的学，和墨守成法的莫名其妙的术”），以及他本人对医药学的越来越强烈的兴趣，在某种程度上讲，直接促成了他的弃诗从药的巨大转变。在同一篇文章中，他用了不少笔墨提到中、西药的现状，以及他对只学西医的“术”的现象的不满。中医经过外国人的研究和提炼而功效显著于全世界的例子，激励他在寄语医务工作者们能使“我们底医药界”“放出灿烂的光华”的同时，自己也投身到“发现一种新元素”的事业中。
因为此时的他，在诗歌纯化的道理上，已经发现了一种相通的东西：蒸馏、三蒸、精炼、升华等一类词，本来就是（据他自称）他喜欢学“名誉祖师马拉美”而向化学移用的。而他在制药时候，“对于化学的兴趣和偶然做的实验”更使他“领悟这种应用的恰当”，既然科学与艺术是相通的，既然在科学中带有观察者的个人性，既然都是纯化的工作，那么，在制药与写诗之间建立起桥梁，进行直接的过渡，就是具有内在的逻辑性的，尽管在外人看来，这一过渡是突兀的、跨度太大的。
在《我学制药的经过》一文中，梁宗岱大量地引用了自己的这篇《非古复古与科学精神》论文，为自己的制药经历做铺垫，之后虽然有种种偶然因素的介入，但这一念头，已经是奠定了。他后半生投入大量心血而制成的“草精油”和“绿素酊”中的“精”与“素”两字，是他对纯诗追求的回声，虽然这一“上山采药”的梦想是他的“童年”梦。
如果确实如梁宗岱自己所言，在十五岁之前还根本不知诗歌为何物，那么，他的主要诗歌创作时间为1918至1944年。在黄建华等人编的《梁宗岱年谱简编》上明确表明，正是在梁宗岱发表《非古复古与科学精神》之后两年，在《试论直觉与表现》之同一年，梁宗岱开始致力研究中草药。这绝非偶然的现象。
二十六年的创作历程之后，诗人终于上山采药，将他的笔只用于翻译。然而，正如诗人自己所言，也许过分精明的意识和理智会窒塞那不很充沛的情感：“太精明的工程师和裁判也许会杀掉我们那并不富庶的资本家。”诗人甚至清醒地意识到了自己正处于这样一种意识的白炽化的状态，已经无法继续创作：“这或许正是我底现状”，但他的另一个声音马上在告诉他，给予他希望，指明别的方向：“这有什么关系？如果里面我们的诗人被窒死，难道另一方面我们不会有所获？”制药这一需要身体的直接投入，需要更多的理性观察而不需要来自情感、生活上的“资本”的工作，满足了他这一全新的状态，使他以同样的热情，“另有所获”。所以，梁宗岱的弃文从医，与兰波的突然从诗坛上消失这一彻底决裂性的行为不同，它是诗人的思想、性格发展的结果，而翻译这一同样需要理性与形式感的工作，则继续起了延续诗人才情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