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1075年），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吉州庐陵（今属江西）人。他不但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和金石学的创始人，而且是刚正不阿、廉洁奉公的清官之一。
欧阳修4岁丧父，从此家境困难。幸亏得到叔父欧阳晔抚养、教育，才得以继续求学。他21岁时考入北宋最高学府国子监，24岁中进士，从此走上仕途道路。
此后，欧阳修曾先后担任过40个官职。其间，随着宦海风云的变幻而多次起落。他曾一度任知应天府兼南京留守，堪称地方大员；也曾任龙图阁大学士且权知开封府，因此而成为包拯的前任；曾代表礼部主持过科举考试，也曾担任过参知政事，即副宰相。但无论公务多忙，他从未放弃他所热爱的文学事业，并在诗、赋、文多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从而成为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唐宋八大家”之一。
一、举荐贤能
欧阳修曾一度担任谏官，有权评论时政和朝臣的功过；代理过吏部流内铨，直接决定地方官员的升降赏罚；负责过三班院，主管武官三班使臣的注拟、升移和酬赏；还曾官至参知政事，进封开国公，成为当朝执政，获得了爵禄最高等级。其间，他广揽人才，培养、提拔了一大批新人，如包拯、张壤、苏轼、苏辙、曾巩、程颖、张载、俊彦、章望之、王回等等。还有人一一核实后说：在“唐宋八大家”中，唐代2人，宋代6人；而在这6人中，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和曾巩5位，都是欧阳修推荐提拔而成名的。
曾巩是欧阳修的江西老乡，比欧阳修年少12岁。他22岁那年赶考，结果名落孙山。欧阳修为了鼓励他，特意为他写了篇《送曾巩秀才序》，并收他为门人。数年后，曾巩再次赶考，终于中了进士。欧阳修很高兴，遂向宰相杜衍推荐他，说“进士曾巩者，好古为文知道理，不类乡间少年举子”，希望有所任用。不久，又写了《举章望之、曾巩、王回等充馆职状》的奏议，说“太平州司法参军曾巩，自为进士，已有时名。其所为文章，流布远迩。志节高爽，自守不回……臣今保举，堪充馆阁职任，欲望圣慈特赐甄擢。”还表示：“如后不如举状，臣甘当同罪！”恳请皇上予以重用。结果，曾巩被晋升为实录检讨官，接着又不断升迁，从而成为朝廷名臣。
对于朝廷要员，欧阳修也择优推举他们担任更重要的职务。例如：他写有《论韩琦、范仲淹乞赐召对札子》，向皇帝举荐韩琦、范仲淹可重用掌国。他还写有《论乞主张范仲淹、富弼等行事札子》，请求皇帝坚信范仲淹、富弼等人。
欧阳修一直到告老还乡之前，还向宋神宗推荐了3位未来的宰相人选：司马光、王安石、吕公著。当这一消息传出后，顿时在文武百官中引起了很大震动；因为这3个人都与欧阳修有着很深的矛盾。
首先是司马光。欧阳修和司马光在不久前的“议濮”事件中，简直是势不两立。“议濮”是指讨论濮王的谥号问题。濮王赵允让是宋英宗赵曙的生父，而宋仁宗赵祯则是赵曙的继父。赵曙应如何尊奉生父濮王？是称之为“皇”、“皇父”？还是称之为“伯”、“皇伯”？大臣们意见分歧很大。欧阳修坚持尊濮王为皇。他的理由是：“为人后者，为其父母降服三年为期，而不没父母之名。”司马光坚决反对这一论调，并攻击欧阳修是“邪议”，是“以枉道说人主”。因此，他要求罢免欧阳修的官。
其次是吕公著。欧阳修与吕公著之间的关系也异常紧张。早在庆历年间，范仲淹当权，行“新政”，欧阳修是大力支持者。新政失败，朝野沸腾。许多人落井下石，把范仲淹说得一无是处，还联合上书仁宗皇帝，要求罢免范仲淹。值此关键时刻，欧阳修毅然站出来，舌战群儒，并上书仁宗，慷慨陈词，竭力为范仲淹辩解。而吕公著此刻也站了出来，针对欧阳修的说词逐条批驳，还列举欧阳修如何支持范仲淹，甚至把他说成“范党”，要求仁宗也罢他的官。其结果，由于寡不敌众，弱不胜强，范仲淹被贬出京都。欧阳修也随之一落千丈，被贬为小小的夷陵县令，在地方一干11年，待重返朝里时已经须发斑白了。
至于王安石，欧阳修与他也有过极不愉快的事。那是王安石初仕之时不认识欧阳修，而分外关心王安石的曾巩劝他结识欧阳修。王安石生就的倔脾气，并由此人称“拗相公”，说什么他也不去。而欧阳修也曾一度过于清高，只佩服韩琦一个人，还曾因事叹息说：“累百欧阳修，何敢望韩公”。后来王安石见到了欧阳修，想起他那句自谦并称誉韩琦的诗句，就故意吟道：“他日倘能窥孟子，此身安敢望韩公？”用以嘲戏欧阳修。这对自负而资格又老的欧阳修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
但是，而今欧阳修一札荐三贤，而三贤又都是这些人。是欧阳修忘了司马光与他唇枪舌剑的“议濮”之争？是他忘了吕公著奏本致使他在外漂泊11年？是他忘了王安石作诗戏弄之辱？不少人百思不得其解。但了解欧阳修的人却认为：他之所以如此，完全是把个人恩怨置之一边，而一心想的是宋王朝的利益。
二、纠劾佞臣
在竭力荐贤的同时，欧阳修也在坚决辟佞。
在欧阳修《论凌景阳三人不宜与馆职奏状》中，说凌景阳、夏有章、魏廷坚“皆有赃污，著有刑书”；在《论赵振不可将兵札子》中，说赵振“人品庸劣，全不知兵”；在《论苏绅奸邪不宜侍从札子》中，说苏绅“奸邪天下共恶”；等等。不但给对方定了性，而且列举了大量事实，使仁宗皇帝不得不相信，不得不准奏。
当然，欧阳修也有攻劾的主要目标：那就是多年担任宰相的吕夷简。他曾先后写过《论吕夷简札子》、《论吕夷简仆人受官札子》和《论止绝吕夷简暗入文字札子》等，说“以夷简为陛下宰相，而致四裔外侵，百姓内困，贤愚失序，纲纪大隳。二十四年间，坏了天下”。还说：“人臣大富贵，夷简享之而去；天下大忧患，留与陛下当之。夷简恶贯满盈，劣迹彰著”，因此，他建议皇上不仅应当罢免吕夷简的官，还要断绝与他的一切往来。
数年后，陈执中担任了宰相。欧阳修鉴于他的所作所为，又将他作为众矢之的。在其《论台谏官言事未蒙听允书》中，怒斥陈执中“使陛下上不顾天灾，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学无识、陷邪狠愎之执中而甘心焉，言事者本欲益于陛下，而反损圣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不图至于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损也”。还说：“执中为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学无识，憎爱挟情，除改差缪，取笑中外，字私秽恶，流闻道路，阿意顺旨，专事逢君，此乃谄上傲下愎戾之臣也！”
欧阳修的这封奏议呈上不到一个月，陈执中便被罢免了宰相，贬任为毫州通判。
三、施惠百姓
作为谏官，欧阳修不但荐贤、辟佞，批评朝政的阙失，而且在如何防治自然灾害、直接施惠百姓方面，也写有许多奏疏。
当时，黄河在中原一带已成悬河，洪水来时，灾害极大。大臣李仲昌为消除黄河下游的水患，建议朝廷在六塔镇开一条新河，把黄河之水引入黄河故道，再从故道直接出海。欧阳修认为：黄河为水势凶猛的大河，夏秋间一旦泛滥，流量极大。若照李仲昌的方案行事，不但劳民伤财，还会造成误导。一旦有决堤之险，简直不堪设想。为此，他多次向有关人员进行劝阻。
恰在这时，北方的辽国之王去世，新主继位，仁宗委派欧阳修出使辽国。临行前，欧阳修又连续写了《论修河第一状》、《论修河第二状》，直接上奏仁宗。半年后，欧阳修完成使命刚回京，一听说有关部门已动用民工30万，工料不可胜数，正按李仲昌的设想而施工，又急忙向仁宗呈送了《论修河第三状》，坚决反对这一冒险计划。他大声呼吁：“更审利害，速罢六塔河之役，差替李仲昌等不用，选一二精干之臣，与河北转运副使，及恩、冀州官吏，相度堤防，并力修治，则今河之水不至为大患……不必求奇策立难之功，以为小人侥冀恩赏之资也。况功必不成，后悔无及者乎！”
然而，欧阳修这次一而再、再而三的谏阻却没有引起主政者应有的重视，六塔河工程仍在进行。待李仲昌决定把黄河水引至黄河故道的当天晚上，六塔河决了口，滔滔黄河水一泻千里，冲人华北大平原，致使畿内、京东西和河北一带被水淹了2个多月。面对成千上万的难民四处乞讨，政府不得不多方调粮，尽力赈灾。李仲昌由此而被流放英州。临行前，他深悔自己当初没听欧阳修的话。
此后不久，京师一带又暴雨成灾，全城大街小巷全都变成了大河小港，10多万人无家可归。欧阳修又连上了《论水灾疏》、《再论水灾疏》和《再论水灾状》，建议京东京西两路各差一使，具体负责赈灾事宜。他还巧借天灾示警，请求仁宗立太子、重良臣、防止手握兵权的将领发动政变等等。同时，还请求调拨50～70万石大米，以赈济大旱的江浙地区。
四、克己扬贤
欧阳修是个非常重视个人名誉的人。但为了顾全别人的名誉，他又往往不顾他人的诽谤，甚至主动将个人殊荣转让别人。
欧阳修有位好友名叫苏舜钦，也是北宋著名文学家。庆历革新时，苏舜钦积极参加范仲淹的新政。后来，他受其岳父杜衍宰相的“罪名”株连，被劾除名。直到庆历八年才复官为湖州长史。但为时不久，却因病而亡。遗憾的是，他当年“被劾除名”的“罪名”却始终未有平反。数年后，苏舜钦的妻儿迁葬其骸骨时，欧阳修毅然为他写了墓志铭。其中，除记载他的生平事迹，赞扬其文学才能，还称他“世之君子”、“当为国家乐育贤材”。他甚至还抱怨时人太势利，说“至今无复为君言者”！
欧阳修曾奉旨和宋祁等人一起撰写《新唐书》。脱稿后，仁宗又下诏：命他对自己撰写的纪和志两部分，以及宋祁撰写的150卷列传部分，一起加工润色，使该书文体一致起来。然后按照惯例，不管由几个人合撰，只署职位较高的人的名字。当时，欧阳修身为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而宋祁只是一般的翰林学士，显然是只署欧阳修的大名。但欧阳修认为：论年龄，宋祁比自己大；论辈分，宋祁比自己长；论编书所付出的努力，宋祁又比自己多。何况宋祁也是公认的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在学术上素有真知灼见，而且造诣颇深，怎好修改他的文章？哪能埋没他的功绩？于是，他反复奏请仁宗收回成命，既不要修改宋祁的文字，也不要漏掉宋祁的大名。仁宗深为欧阳修克己扬贤的精神所感动，完全采纳了他的意见。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新唐书》纪和志部分的署名是欧阳修，而列传部分的署名则是宋祁。
欧阳修享年69岁。他死后，哀荣甚隆。朝廷称赞他“以文章革浮靡之风，以道德镇流竞以俗，挺节强毅而不挠，当官明辨而莫夺”。随后赐谥号“文忠”。其后，朝廷对他追封不断。如宋神宗赵顼元丰三年（1080年）追赠太尉；元丰八年（1085年）追封康国公；宋哲宋赵煦绍圣三年（1096年）追封兖国公，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追封秦国公；而在政和三年（1113年），又追封为楚国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