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书画家政治家刘墉（1719～1804），字崇如，号石庵，另有青原、香岩、东武、穆庵、溟华、日观峰道人等字号，诸城县逄戈庄（今属高密市）人。
刘墉是乾隆十六年的进士，做过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刘墉的传世书法作品以行书为多，这些作品总体上都表现了墨色浓厚，笔势浓肥，线条轻重粗细变化随心所欲的笔画特征。他的书法经历了三个阶段：早年学习董其昌，字体秀媚妍润；中年，学习颜真卿、苏轼各家，笔力雄健，丰泽厚实；晚年则锋芒内敛，造诣达到了高峰。
刘墉于清乾隆十六年（1751）中进士，一年后散馆，授编修，进入仕途，再迁侍讲。乾隆二十年（1755）十月，其父刘统勋（时任陕甘总督）因办理军务失宜下狱，刘墉受株连而遭逮治，旋得宽释，降为编修。次年六月，充广西乡试正考官。十月，提为安徽学政。任职期间，针对当时贡监生员管理的混乱状况，上疏“请州县约束贡监，责令察优劣”，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补救办法，“部议准行”。
乾隆二十四年（1759）十月，调任江苏学政。在任期间，他又上疏：“生监中滋事妄为者，府州县官多所瞻顾，不加创艾。（行政官员）既畏刁民，又畏生监，兼畏胥役，以致遇事迟疑，皂白不分，科罪之后，应责革者，并不责革，实属阘茸怠玩，讼棍蠹吏，因得互售其奸。”这一看法深刻而又切中时弊，因此深受乾隆皇帝的赏识，称赞其“知政体”，并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任命他为山西省太原府知府。
乾隆三十年（1765），升任冀宁道台。第二年，因任太原知府期间，失察所属阳曲县令段成功贪侵国库银两，坐罪革职，判死刑。乾隆帝因爱其才，特加恩诏免，发军台（清代西北两路传达军报及官文书的机构，即邮驿）效力赎罪。次年赦回，命在修书处行走。乾隆三十四年（1769），授江宁府知府，有清名。第二年，迁江西盐驿道。乾隆三十七年（1772），擢陕西按察使。第二年，其父刘统勋病故，回家服丧。
乾隆四十一年（1776）三月，刘墉服丧期满还京，清廷念刘统勋多年功绩，且察刘墉器识可用，诏授内阁学士，人直南书房。十月，任《四库全书》馆副总裁，并派办《西域图志》及《日下旧闻考》，任总裁。次年七月，充江南乡试正考官，不久，复任江苏学政。在任期间，曾劾举秦州举人徐述夔著作悖逆，要求按律惩办。是年底（乾隆四十三年），刘墉以劾举徐述菱著作悖逆事有功和督学政绩显著，迁户部右侍郎，后又调吏部右侍郎。
乾隆四十五年（1780），授湖南巡抚。时值湖南多处受灾，哀鸿遍野，无灾州县也盗案迭起，贪官污吏猖撅，百姓怨声载道。刘墉到任后，一面查明情由，据实弹劾贪官污吏，建议严办；一面稽查库存，修筑城郭，建仓储谷，赈济灾民，井准许民间开采硝石。仅一年余，库银充实，民粮丰足，刘墉赢得了百姓的爱戴。
乾隆四十六年（1781），迁刘墉为都察院左都御史。次年三月，仍入直南书房；不久，又充任三通馆总裁。此时，御史钱沣弹劾山东巡抚国泰结党营私等。刘墉奉旨偕同和珅审理山东巡抚舞弊案。刘墉至山东，假扮成道人，步行私访，查明山东连续三年受灾，而国泰邀功请赏，以荒报丰。征税时，对无力缴纳者，一律拿办；并残杀进省为民请命的进士、举人9人。及至济南，经审问，查清国泰已知贪赃案发，遂凑集银两妄图掩饰罪行。刘墉如实报奏朝廷，奉旨开仓赈济百姓，捉拿国泰回京。此时皇妃已为国泰说情，有的御史也从旁附和，和珅亦有意袒护国泰。刘墉遂以民间查访所获证据，历数国泰罪行，据理力争，终使国泰伏法。在处理国泰一案上，刘墉不畏权要，刚正无私，足智多谋，与钱沣一起挫败了皇妃及和珅等人的阻挠而成功地执行了大清律法，为民除了害。后来，民间曾据此事写成通俗小说《刘公案》，对这位“包公式”的刘大人大加颂扬。
国泰案结，刘墉被命署吏部尚书，兼管国子监事务。不久授工部尚书，仍兼署吏部，并充任上书房总师傅。乾隆四十八年（1783）六月，命署直隶总督。八月，又调吏部尚书，不久，充顺天乡试正考。是年底，充经筵讲官。次年五月，复兼理国子监事务。六月，授协办大学士。乾隆五十一年（1786），充玉牒馆（修帝王族谱之处）副总裁。
乾隆五十四年（1789）四月，以上书房阿哥师傅们久不到书房，刘墉身为总师傅而不予纠正，被降职为侍郎。不久，授内阁学士，提督顺天学政。乾隆五十六年（1791）初，迁都察院左御史，旋擢礼部尚书，并再次兼管国子监事务。五月，又署吏部尚书。嘉庆二年（1797）四月，授刘墉为体仁阁大学士。五月，奉旨偕同尚书庆桂到山东办案，并察看黄河决口的情况。察看黄河之后，他上疏请求于秋后在决口处“堵筑”，下游“宽浚”。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嘉庆四年（1799）三月，加太子少保。后奉旨办理文华殿大学士和珅植党营私、擅权纳贿一案。刘墉不畏权势，很快查明和坤及其党羽横征暴敛、搜刮民脂、贪污自肥等罪行20条，奏朝廷。皇上处死了和珅，没收了他的家产。
嘉庆四年底，刘墉上疏陈述漕政，对漕运中的漏洞体察至深，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嘉庆皇帝看后，深以为然。嘉庆六年（1801），刘墉充任会典馆正总裁。
刘墉不仅是政治家，更是著名的书法家，是帖学之集大成者，是清代四大书家之一（其余三人为成亲王、翁方纲、铁保）。清徐珂在其《清稗类钞》中称赞刘墉道：“文清书法，论者譬之以黄钟大吕之音，清庙明堂之器，推为一代书家之冠。盖以其融会历代诸大家书法而自成一家。所谓金声玉振，集群圣之大成也。其自入词馆以迄登台阁，体格屡变，神妙莫测。”刘墉是一位善学前贤而又有创造性的书法家，师古而不拘泥。刘墉书法的特点是用墨厚重，体丰骨劲，浑厚敦实，别具面目。刘墉之书，尤善小楷。后人称赞他的小楷，不仅有钟繇、王羲之、颜真卿和苏轼的法度，还深得魏晋小楷的风致。刘墉兼工文翰，博通百家经史，精研古文考辨，工书善文，名盛一时。著有《石庵诗集》刊行于世。
嘉庆七年（1802），皇上驾幸热河，命刘墉留京主持朝政。此时，他八十有余，却轻健如故，双眸炯然，寒光慑人。
嘉庆九年（1804年）十二月，刘墉卒于官，享年85岁。卒后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谕祭葬。
刘墉的家世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说刘墉他们家与乾隆皇帝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怎么就不一般了呢？刘墉他们家绝对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只是一般的汉族官宦之家，刘墉家世与清朝几代皇帝的关系非常特殊。
刘墉他们家可以说是清朝皇帝的忠实臣民，这要从顺治皇帝算起。顺治皇帝也就是爱新觉罗·福临，他继承清朝皇帝之位不久，1644年清军入关，随即迅速建立了对全国的统治。在清军征服中原的过程中，因为政策不是很对头，激起了汉族人民的纷纷反抗。在因为清朝政府的错误政策而导致人民群众的反抗方面，最为典型的事例便是“剃发令”了。
清军入关后，规定所有汉族男子一律要按照满洲男子的发式，“平定四夷，定鼎中原”。我们经常说的“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剃头挑子一头热”等等话语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出现的。严酷的“剃发令”激起了广大汉族人的反抗，“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血案就是因此而起的。
当然，刘墉的祖辈不属于那样的人，他们很早就归顺了清朝，早就剃发易服了。我这里交代一下刘墉先祖的情况。
刘墉的先祖原来是世代居住在江苏徐州砀山县大刘村（今砀山县属安徽，所以安徽人也认为刘墉是他们的乡亲），与汉朝的建立者刘邦是同乡、同族。元末明初社会动乱，他们迁居到今天的山东日照。明朝成化年间（1465年～1487年），又迁居到今天的山东诸城。所以，我们常常称刘墉是山东人。这一点，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里面没有说假话。
用“忠孝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来形容刘墉的家族一点都不为过。在山东诸城，没有一家敢与刘家叫板。
刘墉的高祖父刘通明末时曾考中了秀才。清军入关时，刘家率先归顺了大清朝，逐渐受到重用。此后刘家在历次的科举考试中接连得中，官运也逐渐亨通起来了。
刘墉的曾祖父刘必显于顺治九年（1652年）参加顺治朝的进士考试，一举考中。从这一年算起，到嘉庆十九年（1814年）为止，前后一百六十二年间，山东诸城刘家共计考中进士十一位、举人三十五位。
刘必显考中进士后当上了户部广西员外郎，是刘氏家族在外任职的第一任高官；刘墉的祖父刘后来官至四川布政使，刘的二哥刘果则官至江南学政。员外郎就是朝廷的备选官员，江南学政是主管江南地区学生学习及参加科举考试的官员。
刘墉的祖父刘是清代康熙年间著名的清官，曾和张伯行、陈鹏年等并称，入选《国朝循吏传》。
《国朝循吏传》是八卷本的《历代循吏传》中的最后一卷，《历代循吏传》是康熙、雍正朝时的著名大臣朱轼和蔡世远两个人合写的一本书。这里的“国朝”实际上指的就是清朝。本书写作的时间是在康熙年间，正式出版于雍正七年（1729年）。朱轼和蔡世远曾被雍正皇帝指定为接班人弘历——日后的乾隆皇帝——的老师。也就是说，乾隆皇帝在当皇帝前由其老师介绍，已经很了解刘墉祖父的为人了。
从刘墉的父亲刘统勋开始，刘氏一门出了“文正公”刘统勋、“文清公”刘墉、“文恭公”刘之祖孙三公二宰相，成为实实在在的名门望族。其中，刘墉的父亲刘统勋最受清朝廷重视，官居内阁大学士、漕运总督、工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刑部尚书、《四库全书》正总裁等要职，乾隆十九年又加太子太傅。刘统勋死后，清朝皇帝赐其谥号“文正”。
提起刘墉的父亲刘统勋，相信很多人都是从电视剧《天下粮仓》里知道的。历史上，乾隆年间的粮食问题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乾隆年间的粮食问题其实是人为的，直接责任者应该就是乾隆皇帝本人。
乾隆初年，乾隆皇帝出于备荒考虑，决定拿出银两采购粮食以充实国家粮库。他当时甚至采取了禁止以粮造酒、落榜生员可用银子买秀才等措施。但囤粮的效果却并不理想，十年时间国家粮库不过增加了六百多万石粮食。
由于忽视粮食流通这一最基本的规律，使得地方粮价高涨，引发多起民变，饥民抢粮抗租的事时有发生。
后来乾隆皇帝放宽了粮食政策，这场危机才渐渐平息下来。刘统勋与乾隆初年的粮食案其实没有多大的关系，而《天下粮仓》把这笔账算到了一些贪官头上，也是冤枉了他们。其实那个时候的贪官还不是很多，为什么呢？有以下两点原因：
第一，此前的雍正皇帝下手极狠，已经杀掉了很多贪官，使得很多官员只能夹着尾巴做官，哪里敢贪污呀！
第二，乾隆皇帝刚刚即位，很多官员还在察言观色、等待时机。清朝皇帝有上任就杀掉一批前朝重臣以确立自己权威的传统，所以当时就连清官都怕被砍头，更别提贪官了。此前有康熙皇帝擒拿鳌拜，此后有嘉庆皇帝杀掉和，这些都是活生生的例子。
刘统勋在官运上可以说是亨通了，他曾任工部、刑部、吏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上书房总师傅等职。由于他清廉有为，深为雍正、乾隆倚重。
也许有人看得出来，刘统勋所担任的这些职务很有意思。
我们先说这个容易的：工部相当于建设部，工部尚书相当于建设部部长。刑部相当于公检法机构，刑部尚书相当于公检法机构的最高领导人。吏部主管官员的考核和选拔，相当于人事部及组织部，下面分为四个具体机构，俗称为“喜、怒、哀、乐”：喜，指文选清吏司，主管选缺、补缺，故曰“喜”；怒，指考功清吏司，主管处分，故曰“怒”；哀，指稽勋清吏司，主管丁忧，故曰“哀”；乐，指验封清吏司，主管抚恤、恩荫，故曰“乐”。
再说这个东阁大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这都是什么官职呢？
大学士是唐朝的时候开始设立的，最初由宰相兼领。分书法、绘画、音乐、舞蹈四个馆，大学士的主要职责是陪着皇帝练习书法、欣赏绘画、欣赏音乐、协助编练舞蹈等。明朝的时候以儒臣为殿阁大学士，大学士成为内阁长官，负责起草诏令、批答奏章，成为事实上的宰相。
清代的大学士是荣誉官职。专以三殿（保和、文华、武英）、三阁（文渊、体仁、东阁）为名称，汉人非翰林出身不授此官（少数例外）。刘统勋担任的就是三阁大学士中的东阁大学士。
翰林院也是个官署名称，开始设置于唐朝，供职者称“翰林学士”。清朝时的翰林院掌修国史、记载皇帝言行、进讲经史，以及草拟有关典礼的文稿。其长官为掌院学士，所属职官如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和庶吉士等，统称翰林。刘统勋所担任的就是翰林院的最高长官——掌院学士。
由此看来，到刘墉的爸爸刘统勋这一代，刘墉家族与乾隆皇帝的关系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那么，刘统勋干过什么重大的事件，能够让乾隆皇帝看重？这些与刘墉日后的遭遇到底有多大的关系呢？
说到刘统勋让乾隆皇帝如此看重的原因，我们还要从乾隆皇帝的内心世界谈起。
乾隆皇帝最想成就的是“三立”。
什么叫“三立”？“立德、立言、立功”。古人曾说人有三不朽：“其上立德，其次立言，再次立功”。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三立先生的名字“三立”指的就是“立德、立言、立功”这“三立”。看来，马先生是做到了。
所谓“立德”，指的就是在政治思想上：皇帝的德行要好，要能够听从不同意见，也就是要虚心纳谏。
所谓“立言”，指的就是文化上：不但皇帝本人的文章要好，而且还要让天下所有的好文章发扬光大，也就是要重视文化事业的发展。
所谓“立功”，指的就是在军事上：皇帝在其统治时期的疆域要广大而且要不断扩大。
刘统勋作为一个汉族官员，他也必须要认真研究乾隆皇帝的内心世界，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以便投其所好，只有这样他才能赢得乾隆皇帝的赏识和重视。
那么，刘统勋是如何做到为乾隆皇帝的“三立”添光增彩的呢？
刘统勋如何为乾隆皇帝“立德”。
在为乾隆皇帝“立德”方面，刘统勋做得最为出色的是这三件事。
第一件事：清代新任命的地方大员惯例总是自带一批亲信，以备日后任用，而这些亲信往往形成私党。刘统勋为改革这个弊端，上书朝廷，建议今后一律停止地方大员自带亲信的这种做法。这个建议得到乾隆的批准，并交吏部实行。
第二件事：有一次户部上奏说，各省州县管理钱粮库的官吏多不尽职，弊端甚多。乾隆皇帝当时考虑，还不如将不尽职尽心者罢免而以笔帖式（秘书）代为管理仓库钱粮好呢。于是，乾隆皇帝找来刘统勋与他商议此事。
刘统勋沉默再三，回复乾隆皇帝说：“我老了，一时间也没有什么好主意，您容我回去思考之后再给您一个准确的答复吧。”第二天，乾隆皇帝又召见刘统勋。刘统勋向乾隆皇帝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州县官员是老百姓的父母官，只要他们能够为百姓效力，那么仓库之事自然可以解决，不必将各省州县管理钱粮库的官吏尽行罢免。其核心意思就是不要因噎废食。
乾隆皇帝点头，表示很同意刘统勋的看法。
第三件事：刘统勋监督河南黄河工程期间，一天晚上他走出驻地，微行河岸，看见几十个用大车送秫杆的老百姓都露宿在河旁，人和牲畜都是疲惫不堪，有的大人和孩子相对而泣。
刘统勋询问是怎么回事，那些人回答：“我们是某县的老百姓，离这里有三天的路程，奉县官的命令运送秫杆到这里。可是负责收料的某官员每车索钱数贯，拿不出钱，料便不能入。我们都是穷人，哪里来的钱？在这里滞留已近十天，所带的盘缠已花完，打算逃跑又走不了，所以在这里哭泣。”
刘统勋听后半信半疑，后来灵机一动，告诉他们：“我也是来送料的，与某官手下人是老相识，一会儿便能将料缴完，现在我去替你们去缴。”说完便赶起一辆车前去。到了收料场，拜见了某官员。某官员见刘统勋面色细润、衣着整洁，便断定他是乡间富绅，于是加倍索取，共十余贯钱。刘统勋略与之争辩，某官员便大发雷霆，命令随从挥动皮鞭将其驱走，并将其牛车扣留。
刘统勋一见该官员的所作所为，比老百姓反映的有过之而无不及，便急急赶回驻地，一面命随官手持令箭绑某官员前来，一面召集管治河工程的官员开会。
不一会儿，某官员被押至，刘统勋略加审问，即令推出候斩。管理治河工程的官员纷纷长跪为其请罪求恕。
坚持了好久，刘统勋才命令将某官员押回，罚以大杖杖数十，再戴上重刑具沿河示众。各料场官员闻讯惊恐万状，从此对来料随到随收，再也不敢欺负老百姓了。
刘统勋如何为乾隆皇帝“立功”
在“立功”方面，刘统勋做得最为出色的事情就是第二次大、小金川战役。
要弄明白这大、小金川战役，首先我们得搞清楚一个名词——土司制度。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设立一种名为“土司”的机构，任用当地少数民族首领担任长官，称为土司官。土司官与普通官员最大的不同点是，土司官是可以世袭的，而普通官员则是有任期限制的。土司官对于本辖区内的行政有自主权，但要按时向朝廷交纳贡赋、调兵从征，职位的继承也必须要取得中央朝廷的批准，这就是土司制度。
由于土司的职位可以世袭，往往会形成地方割据势力，不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有效统治。雍正四年（1726年），雍正皇帝采纳大臣鄂尔泰的建议，在西南广大地区大量委派流官代替土司，称为“改土归流”。但是，直到乾隆时期，四川省西部的金川地区尚未实行“改土归流”政策，也就是说，这一地区仍然由土司负责管理。
乾隆十二年（1747年），大金川的土司莎罗奔未经过清朝廷的同意，趁机兼并了小金川。随即乾隆皇帝派大军打败了莎罗奔，恢复了大、小金川地区的原状。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大金川土司莎罗奔的侄子郎卡继位后又不断滋事、恃强欺弱、对抗朝廷。向来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有了前一次用兵大、小金川的经验，决意再度用兵大、小金川，用武力解决问题。刘统勋考虑到金川地区自然条件恶劣，曾建议改用政治手段（也就是恩威并施的办法）加以解决。但是，乾隆皇帝没有听从刘统勋的正确意见，仍坚持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对金川地区用兵。结果不出刘统勋所料，前线接连传来战败的消息。此时乾隆皇帝“烦懑无计”，不知道是该“用兵乎”，还是该“撤兵乎”，于是，他急急忙忙召来刘统勋，问刘统勋今后应该怎么办？这时刘统勋考虑到连年用兵，双方损失都很巨大，不如一鼓作气彻底平息金川动乱，以解决土司制度，因而答曰：“日前兵可撤，今则断不可撤。”并推荐大学士阿桂接任原来的将领，最终取得第二次大、小金川战役的胜利。这也成就了乾隆皇帝“十大武功”其中的一个。
刘统勋如何为乾隆皇帝“立言”
在“立言”方面，刘统勋做得最为出色的是编纂《四库全书》。
乾隆皇帝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位“圣明君主”，“康乾盛世”的缔造者之一，尤其懂得思想统治的重要。他继位之初，就开博学鸿词科，扩充科举取录名额，搜罗天下人才为他效劳。同时下令开馆修书，先后完成“清三通”（即《皇朝通志》、《皇朝文献通考》、《皇朝通典》）等一大批史籍的编纂。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乾隆皇帝为了宣扬他的文治武功，进一步笼络天下的文人学子，决心要编纂一部囊括中国古今图书典籍的大丛书。在规模上，不但要超过康熙、雍正时编辑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而且要超过明代的《永乐大典》（两万两千八百七十七卷），创中国亘古未有之伟业。
可是，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历代书籍浩如瀚海，若想成此大业，非有学识渊通、博闻强记而且年富力强的奇才不足以担此重任。
乾隆思来想去，将朝野的文人学士一个个地排队，确信东阁大学士刘统勋能够担总裁之任，并由其他大学士以及各部尚书协理，在头脑中形成了总裁、副总裁一班人马的考虑，只是总纂一职却无人能够胜任。
这天，乾隆皇帝又把刘统勋召进宫来，商议由谁来担任总纂一职。乾隆皇帝叹道：“古来兵家常云，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编纂《四库全书》一事乃千秋伟业，比疆场征战更难啊！朕沉思已久，难道以中国之大竟无一人堪当此任吗？”
刘统勋早就有心想在皇帝面前举荐自己的门生纪晓岚。纪晓岚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因“漏言”案被充军发配新疆，这时正是为纪晓岚奏请开释的好时机。于是刘统勋慢吞吞地说道：“圣上乃真龙天子，当朝以后，天下太平，四夷臣服，可谓国泰民安，万民乐业，为旷古未有之盛世，文治武功皆胜于往昔，今圣上创千秋之伟业，成万世之宏章，地辅天助，定早已降下堪当此任的辅臣。只是老臣愚钝不慧，不敢贸然荐举。”
乾隆从刘统勋的话中听出他已物色好了人选，便催促说道：“看来你心中已有人选，何不从快快奏来？”
刘统勋看乾隆催促如此急切，欲擒故纵，更不肯直截了当地说出来，笑道：“哪个朝代都有杰出的人才，但往昔各代皆不可与国朝相比。依老臣看来，堪当此任者已侍奉圣上多年，也深得圣上垂爱，只是这位才子远离圣上几年，圣上一时想不起来罢了……”说到这里，刘统勋又故意十分惋惜地叹了一口气。
乾隆看刘统勋胸有成竹而又有意绕弯子，便又催促道：“老爱卿，此人是谁？你快快为朕奏来！”
刘统勋这个时候才说：“圣上操劳国事，日理万机，此人又久居边塞，所以圣上一时想不起来啊！这人就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当过侍读学士的纪晓岚啊！”
乾隆听刘统勋这么一说，若有所思地沉默片刻，然后问：“老爱卿，难道你是有意为他说情来啦？”
刘统勋连忙下跪，说：“圣上明鉴，臣蒙圣上恩宠，处以高位，自当鞠躬尽瘁，报效万岁隆恩。几十年来，臣以国事为重，忠心耿耿，今万岁爷求贤若渴，臣若知而不言，埋没了人才，岂非罪在不赦？臣尝思古人尚能‘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今吾皇万岁乃贤明圣主，广开言路，故而老臣敢直言以陈。纪昀虽是臣的门生，但他更是圣上的宠臣。中进士之后，他恭敬侍上，深得圣上嘉许。此后坐‘漏言’案发戍乌鲁木齐，乃圣上英明，爱惜英才，免其死罪，宽大至极。他在西域军中也勤奋不已，并深为往事愧悔，一旦赦免回京，定能不负圣上隆恩！”刘统勋侃侃奏来，入情入理，乾隆听着不由得频频点头。
这三年的时间，内廷中没有纪晓岚往来走动，乾隆总感觉缺点什么，遇有许多事情时常着想要是纪晓岚在朝中就好了，尤其在诗、联属和之时更感到如此。
但乾隆也有他难言的苦衷，不好将纪晓岚马上召回京城。自从动了纂修《四库全书》的想法之后，乾隆也在想，由纪晓岚主持总纂恐怕是最为合适的人选了。现在刘统勋奏请，正中下怀。乾隆于是顺水推舟，说道：“看在老爱卿的面上，朕赦纪昀回京。”
于是，乾隆颁下诏书，要纪晓岚火速回京。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六月，纪晓岚回到了北京，成为《四库全书》的总纂官。
《四库全书》的编校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乾隆年间的一桩盛举。对刘统勋来说，他于《四库全书》最大的贡献倒不在于他担任正总裁，而在于他推荐了一个很好的总纂官。因为刘统勋之后不久就去世了。
刘统勋之死和刘墉的继任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十二月，刘统勋黎明入朝，至东华门外，猝死在轿内，时年七十五岁。
乾隆皇帝亲自前去吊唁，因为刘府大门矮小，他的轿子去掉顶盖后才得以进入。乾隆皇帝十分感动，回到皇宫，流涕对诸臣说：“朕失一股肱！刘统勋乃不愧真宰相。”因而在其死后特赠谥“文正”。
中国古代，不管是皇帝还是大臣，死后都要由在世的大臣根据他一生的品行做出评判，并根据这个评判给出相应几个字的谥号。一般的大臣都是两个字，武将的第一个字是“武”，如岳飞死后的谥号就是“武穆”；而翰林出身的文臣的第一个字一般是“文”，第二个字则有些区别。
“文正”一词是清朝皇帝对于官员评价最高的谥号。文正，按谥法：道德博闻曰文（清朝时有个规定，谥号曰“文”的人必须是翰林出身，也就是必须在翰林院做过官），靖共其位曰正。也就是说，能够被赐予“文正”的官员，生前不仅德才兼备，而且要恪尽职守、忠君爱民。整个大清王朝一共有八位“文正”。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来说，刘统勋居第二位。
除了“文正”，其次好的是“文忠”，凡是谥为“文忠”的大臣都是真正实心为朝廷办事、受人尊敬，比如李鸿章、林则徐等。有武绩的大臣可以谥为“文襄”，典型的是福康安、左宗棠等。
刘统勋去世后，乾隆皇帝想起了刘统勋一家三代（刘必显、刘、刘统勋）一百二十多年来对大清朝的贡献，又想起了刘家的第四代刘统勋的儿子——刘墉，正式决定一旦等刘墉三年守孝期满，就将长期外放为官的刘墉调至自己的身边做事。这之后方有君臣俩之间嘻笑怒骂的逗弄及弹劾皇帝等极度荒诞的种种传闻，真真假假，都被编入相声、电视剧中。这是一个历史契机，隐藏了谜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