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軍が敗れて牡丹江の林口付近まで追い詰められた。そのとき十一人の女性兵士が、負傷者を肩に負い放歌高吟しながら牡丹江に身を投じ自決した、日本軍の注意をひきつけ、主力の撤退を助けた。
这是从日本番町书房《关东军与开拓团》一书中摘录的，对中国军队一次失利的描述，翻译过来就是“战败的中国军队被追赶到牡丹江畔林口附近，此时，（中国军队中的）11名女战士背负伤员，高声唱着歌，投入牡丹江中自尽而死。（她们的行动）吸引了日本军队的注意力，帮助了主力的撤退。”
作者没有说明这次战斗的时间，但是对比中日史料，我认为此处所描述的，应该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一师1938年在乌斯河畔的战斗，史称“八女投江”（这里日方记载是11人，与中方记载不同）。
在八年的抗战中，我国军民曾饱尝失败的痛苦，那种最后时分的惨烈场面，又何止一个“八女投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战败，是为中国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一幕。苦战八年的中国军民欣喜若狂，集团军总司令冯治安将军挂上腰鼓冲到街上的庆祝人群中边敲边舞，动作癫狂，直到泪流满面……
冯将军的失态可以理解，1937年7月7日，正是他所部的三十七师在卢沟桥奋起抵抗，揭开了这次救亡战争的序幕。这一打，就是八年，佟麟阁、赵登禹，多少好兄弟战死沙场，他前任的集团军总司令官张自忠将军也是在湖北战场壮烈殉国。
我想，很多中国人都会想知道——那些横行一时的日本“太君”，当此战败之时，他们当时的表现和经历又是怎样。
接触过一些侵华战争中的日本老兵，但是，谈起战败投降那一刻，他们中的很多人却讳莫如深。
最初认为这是他们“顽固”的一种表现。然而，慢慢发现，他们不肯谈，有的并不是顽固，里面也有些难以说清的东西。
认识一个叫松元的日本老者，八十多岁了，依然身手灵活。我到日本的时候，需要装电话，还得到过他的帮忙。2002年，在京都的一位中日友好雄鹰会的成员伊藤老先生去世，我去参加了他的葬礼。葬礼上，松元表现得极是伤心，下来后我问起他和伊藤的关系。
日本战败的时候，松元从被苏军押往西伯利亚的日军队伍中逃出来，想逃到当时称为“关东州”的大连寻机乘船回国。路上遇到同样逃出来的伊藤，两个人风餐露宿，靠吃山中的野果和橡子才活下来。
这样，我才知道松元当年是关东军中的日军军官，于是问他有没有和苏军作过战。松元苦笑一声，说还在行军战争就结束，一枪没放整个部队就投降了。他接到命令后随联队长到苏军司令部洽降，苏联人还用葡萄酒和大列巴面包招待他。
那，我随口问，既然如此你何必还要逃呢？
问完，却是半天没有回答。萨奇怪地转头去看，却见松元站在那里，二目微闭，身体僵硬，不自觉地变成了一个类似立正的姿势。
好久，松元才极为艰难地开口道：“这没有什么好说的。”
随后，就闭紧了嘴巴，嘴角向上抿，脸上的肌肉绷得极紧。以我经验，这是一个典型的表示拒绝的身体语言。这让我感到很是惊讶——难道他当时是为了什么“武士道”的精神才逃走的？
细看去，却见他的鬓角，竟然淌出了点点汗迹，而他的眼神分明带了一种难言的——恐惧。
对，就是恐惧，一种隔了几十年依然在瞳仁里面闪烁的恐惧。
这时，主持葬礼的南部先生在我肩膀上拍了拍，摆摆手，示意我不要再问了。
葬礼结束后，我坐南部的车走，在车里逮了个机会问他——为什么不让我问松元那个问题？
南部似早就想到我有此一问，点点头，说：“松元从来不谈他战败时候的事情，你这样问，随后低声说，有很多那个时候的事是我们不愿意回忆的。”
“你们？那么，南部先生当时也在中国的东北？”
南部先生点点头：“我在西伯利亚的俘虏营干了六年苦力，对不起，我那时也是关东军。”
“那么，所谓不愿意回忆的事情，是哪些事情？能举个例子吗？是觉得投降丢脸吗？”最后一句是我的采访策略。
南部先生看了我一眼，说：“不……是。”他把车停在路边，停了片刻，对我讲了他在战败时候的经历。
那时，南部还是一个“初年兵”，他们向苏军投降之后，苏军收缴了日军的武器，然后让他们行军到附近的一个村子，列队坐在空场上。
然后……然后就是枪声。四百个日本兵，被打死了两百多名，每一个都是脑后中枪。
南部当时坐在队列里，看着一个苏联兵提着一支转盘机枪，从后面走到前面来，枪口还在冒烟。而后，苏联军官下令剩下的日本兵挖坑埋葬死者，回营房吃饭。南部记得当时被打死的日本兵，都是队列后排的，一排一排地打，不分军官和士兵……
“你们没有反抗或者逃跑？”我忍不住问（没问他武士道精神呢？）。
“败了，什么都没有了，就看着别人来杀，一点儿反抗和逃跑的心都没有。心里很平静，好像被杀是很正常的事情。”南部慢慢说道，“那时候就是用枪对着我的头要打，我也不会想跑。”
一瞬间，我想起了南京草鞋峡被俘和遭到屠杀的中国军人——有人曾经责怪他们那样多的人，为何不起来反抗就被屠杀，甚至有人说那是因为中国人懦弱……
末了，南部苦笑一声：“你知道苏联人为什么杀我们吗？”
日军中有人密谋反抗？苏军报复？立威？几个答案都被否定了。
原来答案很简单，苏联人在这里只准备了150个人的饭，可是来的俘虏有400人。怎么办呢？再做250人的饭？还是让俘虏从400变成150？
显然后一个办法省事得多……
南部后面说的话在日本现在这一代人中很少能听到了，他说：“我去过南京的纪念馆，这是——因果。”
我问他：“松元就是因为这样的事情，才逃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