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从先秦伊始，下迄当代社会，在历史和文学上所谓“侠”的踪影，不仅未曾断绝过，而且在各个时代以其蜕转的形貌，发挥深切而显著的影响。
游侠现象自有其学术研究价值。鸟瞰现代有关游侠研究，大约从章太炎的《儒侠》和梁启超的《中国之武士道》开始。其后，鲁迅《流氓的变迁》（1930）、冯友兰《原儒墨》（1935）、陶希圣《西汉的客》（1937）、顾颉刚《武士与文士的转换》（1940）、钱穆《释侠》（1943）、郭沫若《十批判书》（1942）、劳干《论汉代的游侠》（1950）等，陆续有所论列，基本上是由文化的角度切入，探讨“侠客”的面貌。尽管各家所持观点不一，且片面化居多，但总算开启了游侠研究的一页。20世纪50年代，日本学者增渊龙夫发表《汉代民间秩序的构成和任侠习俗》等文，是中国社会史方面的重要论著。
60年代，刘若愚的《中国之侠》作为“继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之后第一部综合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学上的游侠的专著”，在理念之成熟，体例之完备，资料之系统等诸方面，为中国游侠研究和中西侠客比较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周清霖曾预言，在刘若愚这部拓荒之作的带动下，中港台学术界将会推出研究侠和侠义精神的巨著。今天，他的预言可以说有部分得到实现。根据台湾学者林保淳的综述，中国武侠小说研究自1979年金庸的作品在大陆解禁以来，已经走完了“从荒原到苗圃”的艰难历程，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
具体成绩，中国内地以武侠小说史见长。1988年，王海林的《中国武侠小说史略》完成出版；其后，罗立群的《中国武侠小说史》（1990）继踵而起；刘荫柏的《中国武侠小说史》（1991）、陈山的《中国武侠史》（1992）、曹正文的《中国侠文化史》（1994）、汪涌豪的《中国游侠史》（1994），张志和、郑春元的《中国文史中的侠客》（1994）、郑春元《中国社会民俗史从书——侠客史》（1999）相继出版，不仅论述文学史发展，而且更广泛地触及了与武侠相关的文化、历史背景，皆各有所长。尤其是陈平原1992年初版、2002年增订出版的《千古文人侠客梦》，被誉为“武侠文学的登堂入室之作”。
香港方面有邝健行的《武侠小说闲话》（1994）。台湾方面有关游侠文学史的论述，龚鹏程的《大侠》（1987）、叶洪生的《武侠小说谈艺录》（1994）、林保淳的《侠与中国文化》（1993），皆见功底。年轻一代则以硕博士学位论文见长，自1975年孙铁刚的《中国的士和侠》开始，到2001年李顺慧的《〈鹿鼎记〉中韦小宝研究——语言学的角度》，共二十六部学位论文，其中四部是博士论文，研究学门包括中文、历史、英国文学和新闻学。
观察上述成绩，可以说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武侠小说热的推动下，游侠文学史的研究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
然而在有关中国游侠与西方骑士的比较文学研究方面，两岸三地虽然有不少论文涉足于此，但在理念的深度和范围的广度上，似很少能出刘若愚的范围。倒是台湾学者田毓英的《西班牙骑士与中国侠》（台北，商务印书馆，1988），以其对西班牙文学语言之熟悉见长。麦震清的硕士论文《〈忠义水浒全传〉与〈罗宾汉传奇〉中“侠义”之比较》（高雄，中山大学2004年度），采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来讨论“侠义”如何变成“正义”，对“游侠”促进社会变革意义的认识比较深入。
上述新著多受到刘若愚著作的启示，可见刘著仍然是此研究领域内一部不可替代的重要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