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汉学界在过去的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用英语写成的或直率或含蓄地声称旨在对中国诗歌进行批评性研究的书和论文如雨后春笋般多起来。刘若愚在此书《引言》中针对这种现象提出了三个问题：这些写书的人是谁？他们写作为了什么？他们为谁写作？刘若愚自己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大概说来，用英语写有关中国诗歌论著的批评家可以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以中文为母语的人（不管哪种方言），他们在中国出生接受教育，但现在居住在说英语的国度或至少在以英语为主要教学媒介的学术机构中工作；第二种是以英语或其他欧洲语言为母语的人，他们将中文作为研究对象，以教学或研究中国文学为职业。
刘若愚自己显然是第一种身份的批评家，像宇文所安则是第二种身份的批评家。虽然也有些交叉情况，但大致仍可划分为两类人士：如有的人第一语言是某种中国方言，接受的教育却主要是英语；还有的人，他的母语是英语，但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上述这两种类型的学者都可以称为跨语际的中国文学批评家。
至于“为什么写”这个问题，刘若愚的回答是：愤世嫉俗的人也许认为实际上所有写有关中国诗歌论著的书的人都是学者。在他的想像中，学者的生计就是写作出版，否则只有毁灭。但是，除开实际动机，刘若愚认为大多数人真诚地希望他们有关中国诗歌论著的著作能够给他们自身和读者提供一些精神上有意义的东西，尽管他们这种目的一般很难清晰地确定。
关于“为谁写作”的问题，刘若愚认为，尽管可能为一种以上的读者写书，但如果是为不懂中文的西方读者写作，就有必要做一些简单的技术化调整，比如将专门讨论放到脚注里，把书目里的中文作品和那些用西方语言写的分开。
对上述三个问题的回答，实际上体现了作为一位语际批评家对自己身份位置的反思与自觉性的思考。在确立了语际批评家身份的基础上，接下来的问题是：“写什么？”和“怎么写？”
关于“写什么”的问题，刘若愚说，他意识到有些西方学者认为用英文写有关中国诗歌论著的书应该局限于翻译和参考注释，不应尝试进行批评。这样的谦逊当然值得表扬，但不能完全把人们从共同承担具体批评的阐释和评价这些麻烦的责任中解脱出来，因为翻译是阐释的一种形式，尽管既不是必要的（除了在跨语际的情况下），也不是足够的，而且所翻译诗歌的选择暗示了一种优于其他的价值判断，即使这不是独立见解的而是从本土批评者中借鉴过来的。个人当然有权把自己局限于翻译和参考，但不能阻止他人想公开阐释和评价。
关于“怎么写”的问题，刘若愚主张采用中西比较的方法。他首先批评生搬硬套西方文论术语的学风：
一些人无论承认还是不承认，实际上都是从这种或那种西方现代批评流派中借用术语、概念、方法和标准，他们使用像“原型”和“文本间性”这类词语却没有仔细审视它们精确的意义或考虑将之套用到中国诗歌的适用程度。相似的情况还有把最详细枯燥的符号分析套用到没有名气的中国诗歌最简单的类型上，并带有让人印象深刻的图表，实际上却没有真正的理解。
其次，刘若愚虽然不赞同把现代西方批评术语、概念、方法和标准不加区别地应用到中国诗歌上，但他也不同意走到另一个极端，坚持只能采用传统的中国方法来研究中国诗歌的观点。他提出如下四点理由：
第一，传统中国批评并不是一种单一的方法而是包含着各种诗歌观念，这点刘若愚在其他地方已经说过。确实刘若愚强调中国传统关于文学的思想的多样性，在刘若愚看来那些希望描绘出“中国文学观”单一图画的人流露出了和制造出所有中国人看起来都是一样的这样一个流行神话的人相同的心态。
第二，中国传统批评术语和概念在被用到英语以前本身就要求阐释。
第三，传统中国批评者所面对的是有共同教育和文化背景的知识精英读者群，所以觉得理所当然不需要说明他们使用的术语或指出参考注释对象，而用英文写作的批评者丝毫不认为这些理所当然。甚至今天用中文写作的人们也不假设读者熟悉中国古典文学的整个传统。
第四，不管愿意与否，用英文写作这一事实本身使语际批评家成为比较主义者。只要人们一使用“诗歌”这个词，他就假设认为英语中的“poetry”和中文里的“诗”有共同之处。这儿我们已经陷入麻烦中，因为还有一些既可以又不可以被认为是“诗歌”的文学类型如“词”、“曲”、“赋”。采取比较方法确实有更积极的理由。如同乔治·斯坦纳（George S teiner）已经正确观察到的，“文学应该用比较的方法来教学和阐释”和“文学中没有沙文主义的容身之地”。
通过比较的方法使学习中国诗歌的学生意
识到他国诗歌和批评传统，使学习西方诗歌的学生意识到中国诗歌和诗学，有助于避免文化的沙文主义和狭隘主义。同时，这样一种方法也使人们以更宽广的视野来看待文学，提供了对文学的新理解，因为人们常常通过比较意识到一种特定语言写成的诗歌如果不是唯一的至少也是区别于其他的特征。例如对其他语言一无所知的中国批评者可能不会知道调式是中国诗歌的独特特征。
刘若愚本人的学术道路可以作为语际批评家身份的确立和对比较诗学方法的认同的一个绝佳的案例。
作为一位语际批评家，刘若愚很自然地受到中西许多作者的影响。当他在《中国诗学》一书中第一次勾勒出“诗歌是对‘境界’和‘语言’的双重探索”的理论架构时，这个理论就一部分源于他原来命名为妙悟主义者后来命名为形而上学者的某些传统中国批评家——严羽、王士祯、王国维，另一部分则来自如马拉美和艾略特的象征主义和后象征主义者。而在对中国诗歌处理的方法逻辑层面上他受到了新批评家理查兹和燕卜荪的影响。最后他在《中国诗观再探》一文中进一步阐明和发展这个理论，其中他提到（不一定赞同）理查兹、韦勒克、威尔逊·奈克和温赛特等等。再后来，当他写《中国文学理论》时开始阅读现象学者像胡赛尔、梅洛-庞蒂、罗曼·英加登和杜夫海纳等人的作品，他为自己和英加登、杜夫海纳的某些文学观点的相似性感到万分惊讶。例如，当他写到：“每首诗歌都表现了自己的境界”，它是“诗人外在环境的折射和一种全部思想的表达”，或当他写到“当诗人想在诗歌中表现一个境界时他探索了语言的所有潜能；而读者跟着诗歌的文字结构重复这个过程再创了这个境界”时，他还不知道英加登和杜夫海纳在对文学作品艺术的描述中已经表达过相似的观点。而且当他写到“在他看来一首诗被写成时仅仅是一个有可能性的存在，要一直到人们读到它并进行具体化，在更多或更少的程度上根据读者的能力去重新创造这首诗歌，它才是现实的存在”时，他尚不知道到杜夫海纳不止一次地坚持说“一首诗歌只有当被读者感受和被这种感受神圣化时才能真正存在”。英加登虽然强烈反对心理主义，却肯定“（一部文学作品）的每个抽象化过程必然属于相应的主观体验，只有如果，而且仅仅如果体验存在它才会存在”。当他提出把诗歌结构描述为“复调式”比“层叠式”更合适时，他对英加登的文学作品层叠结构理论还没有直接了解，只是看过韦勒克的简短介绍，后来他才知道英加登本人认为韦勒克陈述有误；他也没有意识到英加登已经用过“复调式”这个词语，尽管它指的是“审美价值特质”而不是作品结构。
他认识到这些相似点不是全然巧合，而是（除了他感觉到的从这些理论家或影响他们的西方更早的西方思想家可能产生的间接影响外）源于这些西方理论家和某些中国批评家，尤其那些他以前称为直觉主义者现在更喜欢叫做持形而上学文学观的批评家的相似之处，他有意或无意从后者吸取养分形成自己的某些观点。这些相似之处其实来自作为基础的现象学与道家哲学的相似点，后者深刻影响了相关的中国批评家。
首先，中国认为“文学是宇宙之道的显现”这种形而上学观念可以和海德格尔所倡导，并由杜夫海纳详加阐释的那种认为“现象呈现缘于本体存在”的观点进行比拟。其次，有些中国批评者持形而上学文学观（即使他们仅仅排他性地坚持这种观点）声称“我、物一体”和“情、景不分”，正像一些现象学者所声称主客体一致，能思与所思不分。再次，受道家思想影响的中国批评者和现象学家们都主张一种第二直觉，这种直觉只有把判断从现实上悬置后才能获得。最后，这些人都认识到语言的悖论本质，它是表达不可表达的内容和重新发现主客体没有区别之前意识、前观念和前语言的本质的一种不适当却又必需的工具。
除了上面提到的外，他毫不怀疑还接受过其他思想影响，但他更关心的是思想的融合而不是影响，更关心中西观念综合的可能性而不是他自己观念的单一性。身为一名研究中国文学，尤其是诗歌的语际批评家，他经常想达到将中西批评观念、方法和标准综合起来的目标。他在这个方向上努力的最重要成果是一篇题为《中西文学理论的综合》的论文，这篇论文为他后续的讨论提供一个观念架构和理论基石。
林理彰评价刘若愚说：“由于他确实精通两国语言，他已经出版的将中国诗歌、散文翻译成英文的著作准确流畅，通常都是句法对等，恰如其分。他的批评方法一直在不断变化，开始同意理查兹、燕卜荪等新批评家的观点，后来转到现象学家像胡赛尔、梅洛—庞蒂、英加登、杜夫海纳等。象征主义者和后象征主义者诗学批评家如马拉美和艾略特对他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然而他从来没有仅仅采取西方批评家的观点和方法并全盘套用到中国文学上，相反的，他提出了融这些西方批评方法与中国传统内在方法于一体的批评理论实践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