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胸狭小者多半以算计别人为特长，尽可能从别人身上挖利润，这种人常常鬼头鬼脑，信奉着“只要自己捞一把，宁可得罪一帮人”的小人之道。相反，对人具有宽容之心，才能获得最多的人缘，而人缘就是成功的源泉。凡是深懂此道者，都明白：你对别人宽心，别人就对你放心。只要大家互相放心，什么事都好办，什么鸡零狗碎的事都可不用计较。
曾国藩宽以待人，是包含着儒家“守诚信”的为人处世之道的，所以他在各种场合都能赢得赞成票。曾国藩的这种性格有三个特点：一以宽心对待有用之人，让他们时时都有出大力的欲望；二以宽心对待爱闹别扭的人，让他们自己解开矛盾，重新合作；三以宽心对待左右同僚，让他们觉得自己的确是个好人。这三大方面是曾国藩爱人、用人、交友最主要的原则，是他成功的“阀门”，的确，不讲宽心者，一定会在小心眼中穿来钻去，让自己变了模样。（一）察人性格：
多看一眼，就多明白一次交诤友，交益友
宽恕不仅是爱心的体现，而且是极高思想境界的升华，宽恕是一种博大的交友境界。表面上看，它只是一种放弃报复的决定，这种观点似乎有些消极，但真正的宽恕却是一种需要巨大精神力量支持的积极行为。宽恕更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品质，一种正确的自我意识的体现。一个人只有正确地认识自己，才会有宽容的胸怀。宽容得到的收益是人际关系的协调和适应。我国有一位着名心理学家曾经说过：“人类心理的适应，最主要的就是人际关系的适应，人类心理的病态，也主要由人际关系的失调而得来。”而人际关系的失调对身体健康有极大的损害，所以必须学会宽容。
中国有这句成语“宽则得众”，交友虽然多多益善，但要交诤友、交益友，不能交狐朋狗友。同时，不能让朋友下不来台，丢朋友的面子，这也是交友之重要原则。曾国藩主张对己要严，对友要宽，尤其主张交友要有雅量，这样如果一时有意见相左，也会最终不伤和气。这一原则在他在《答欧阳勋》的信中充分地表现出来：春季承蒙惠赐，收到您寄来的信札及一首诗，情意深厚而且期许很高，有的不是我这浅陋之人所敢承当的。然而鉴于您教导我的一片心意，不敢不恭敬从命。由于我天资愚钝，无法凭自身求得振作、进步，常常借助外界的帮助来使自己不断向上、完善，因此一生对友谊一向珍视，谨慎而不敷衍。我曾经思虑自己如果心胸不够宽宏、器量狭小的话就不能博取天下的美德，因此不敢拿一个标准来强求他人。哪怕是一点长处、一点善行，如果它有益于我，都广泛汲取以求培养自己的德行；那些以正大之词、劝勉之论前来告知我的人，即使不一定投合我的心意，也从来都没有不深深感念他的厚意，认为他对我的关心，和其他人的泛泛之词迥乎不同。去年秋天和陈家二位兄弟见面，我们一起讨论争辩，其中有十分之六七的观点和我不一致，但我心里还是十分器重他们，认为他们确实是当今出类拔萃的人物，其见解虽不完全合乎大道，然而关键在于这些是他们自己悟到的，不像是一般读书人仅从读书、道听途说中得到的；其观点虽然不一定臻至炉火纯青毫无杂质，然而他们所批评的切合实际，完全可以匡正我的不足、欠缺。至于说到我们彼此之间的情投意合，又别有微妙难言的默契。离别之后惟独经常思念他们，觉得像这样的人实在是朋友中不可缺少的，丝毫不敢以私心偏见掺杂其中。平时我之所以不断勉励自己，并且大体上还能相信自己，原因就在于此。要做到交诤友，颂雅量。这是曾国藩的看法。
“恩怨尽时方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昔人之以咏张居正者，亦可以此诗来论定曾国藩。当时他的朋僚歌功颂德的话，我们不需一一征引，只看左宗棠对他如何论定吧！曾国藩死后，左宗棠寄其子孝威书云：“念曾侯之丧，吾甚悲之，不但时局可虑，且交游情谊，亦难恝然也。挽联云：‘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盖亦道实语。君臣友朋之间，居心宜直，用情宜厚，后前彼此争论，每拜疏后，即录稿咨送，可谓往去陵谷，绝无城府。至兹感伤不暇之时，乃复负气耶。‘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语亦久见章奏，非始毁今誉。儿当知吾心也。吾与侯有争者国事兵略，非争权竞势也。同时纤儒，妄生揣疑之词，何值一哂耶。”曾国藩对左宗棠始终有赞扬，无贬词，甚至说：“横览七十二州，更无才出其右者。”左宗棠之进用，亦由曾国藩所荐，但二人性情不同，“有争者国事兵略”，不是私人的权力之争，故皆能持大体。
孔子说：“切切，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之间相互批评，和睦共处，就可以叫作士了。
1843年2月的一天，曾国藩的好朋友邵蕙西当着曾国藩的面数落了他几件事：一是怠慢，说他结交朋友不能长久，不能恭敬；二是自以为是，说他看诗文多固执己见；三是虚伪，说他对人能做出几副面孔。
蕙西的话虽少，但件件是实，句句属真，直截了当，锋芒所向，直指曾国藩的病处。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直率啊，我的朋友！我每天沉溺在大恶之中而不能自知！
这事给曾国藩很大的刺激，他在另一篇日记中写道：我对客人有怠慢的样子。而对这样的良友，不能产生严惮的心情，拿什么吸收别人的长处！这是拒友人于千里之外啊！接待宾客尚且如此，不必再问闲后的时候了。偃息烟火，静修容颜又怎么说呢？小人啊！
朋友有了过错，蕙西不指出来，那是蕙西的过错；朋友指出了过错，曾国藩不改正，那是曾国藩的过错。现在是一个直言不讳，一个表示痛改前非，正如朱熹《四书集注》中所说的：“责善朋友之道也。”
在曾国藩的师友中，李鸿章也可以算是他的一个诤友。这在曾国藩弹劾李元度事件中就可看出。
1860年，曾国藩为杜绝王有龄分裂湘系的企图，在进至祁门以后，遂奏请咸丰皇帝将李元度由温处道调往皖南道，并派他率军3000，进驻兵家必争之徽州。至徽州不满十日，李世贤即攻克徽州，李元度不逃往祁门大营，却败退至浙江开化，这是李元度明显倾向王有龄的迹象。及至祁门大营，丝毫没有闭门思过的迹象，竟然擅自向粮台索饷，并擅自回到了湖南。这使得曾国藩悔恨交加，决心弹劾其失徽州之罪，以申军纪。曾国藩此举，本无可厚非，但文武参佐却群起反对，指责曾国藩忘恩负义。李鸿章“乃率一幕人往争”，声称“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说：“我自属稿。”李鸿章表示：“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侍矣。”曾国藩气愤地说：“听君之便。”
后来，李鸿章负气离开祁门，辗转波折，欲复归至曾的门下，曾国藩则大度相容，并写信恳请李鸿章回营相助。
一次，李鸿章在与曾国藩畅谈时，直率地指出他的弱点是懦缓，即胆子小与效率差，这两个字入木三分地刻画出曾国藩的致命缺点。
曾国藩既有邵蕙西、李鸿章这样的诤友，也有吴竹如那样的挚友，这也是曾国藩德业能够不断长进的一个重要原因。
还是1843年2月的一天，吴竹如与曾国藩促膝谈心，谈到他平生的交道，把曾国藩以知己相许，他说：“凡是阁下您所有的以期望许诺下的古语，信了它就足以滋长您自以为是的私念，不信它又恐怕辜负了您相知相许的真情，我只好自始至终怀着恐惧的心理。”几句话，不愠不火，不恼不怒，字字力若千斤。曾国藩当即记下了他的感受：
“听了吴竹如的几句话，我悚然汗下，竹如对我的敬重，简直是将神明收敛在内心。我有什么道德能担当得起呢？连日来安逸放肆，怎么能成为竹如的知己？实在是玷污竹如啊！”因曾国藩处世交友贵雅量，所以他从不苛求于人，而是待人以诚。
一个人的成功与失败，关键在于他能否把与自己交往密切的人力资源转化为自己的资源，把他人的能力，转化为自己的能力。曾国藩就是一个善于把别人能力化为为己用的人。
曾国藩早在办团练伊始，就发布《招某绅耆书》，招人入局：
“我奉命协助帮理团练，稽查捉拿贼匪，接受任务以来，日夜忧心忡忡，唯恐有误，担心自己见识不广，考虑不周，因此孜孜以求，希望家乡的贤人不要嫌弃我，肯慷慨前来相助，借此来广泛地采纳众议，周密地听取意见，以求补救我的疏漏。所以我经常或是寄信请人出山，或是热情欢迎来宾，广招英雄豪杰，咨询高见妙法，这一片耿耿之心，想来能得到大家的体谅……大厦非一木所能支撑，大业凭众人的智慧而完成。如果能使众多的贤士都汇集而来，肝胆相照，那么，即使是坚固的金石也能穿透，又有什么艰难不能克服呢？”
曾国藩对他的弟弟说：求别人辅佐自己，时时刻刻不能忘记这些道理。获得人才是最困难的，过去有些人做我的幕僚，我也只是平等对待，对他们不是很钦敬，但今天看来，这些人是多么的不可多得。你应该常常把求才作为重要的任务，至于那些无能的人，即使是至亲密友，也不应久留，这主要是担心有才的人不愿与他们共事。
后来，曾国藩领兵出征，官至督抚、钦差，更加注意时时网罗人才。不仅自己如此，对他弟弟也发出如此忠告。他在《致沅弟》信中说，成大事的人，以多选助手为第一要义。满意的人选择不到，姑且选差一点，慢慢教育他就可以了。就是说要时时注意笼人，不能因为没有十分可意的就不去用人。
而对于那些才华出众之人，曾国藩不论何时，一旦得知便千方百计笼络过来，为己所用，如对郭意诚就是这样。
郭意诚，字昆焘，湘中名儒。因颇具文才，咸丰、同治年间，中兴诸老无不与他交往友好，各自都想将他罗致自己幕下。但郭意诚极爱其妇，日不远离，故总是力辞不就。
曾国藩也最赏识郭意诚其才。为了把他引出来帮助自己，曾寄书戏谑郭。书中云：“知公麋鹿之性，不堪束缚，请屈尊暂临，奉商一切。并偕仙眷同行，当饬人扫榻以俟。”郭意诚出自对曾国藩的信服，接书后立即赶至湘军营幕见曾国藩，但并未偕仙眷同行。故曾国藩又命他速归，并作书曰：“燕雁有待飞之候，鸳鸯无独宿之时，此亦事之可行者也。”郭意诚得书，一笑置之。但接受了曾国藩的邀请，决心出来供职。
据说，郭意诚在曾国藩幕下是干得很好的，成为曾的得力助手，不少奏折函件都出自郭之手。曾亦对他关怀备至，或准他的假，让其多回家，或命他将夫人接来，不影响他们的夫妻生活。1858年，郭意诚有一段时间告假居家，因故未及时归营，曾国藩连续发过几次信催其速归。曾国藩于1858年6月4日，在《致澄弟信》中说：“公牍私函意诚均可料理”，足见曾国藩对郭意诚的信任。
曾国藩就是这样，时时不忘求人自辅。只有时时不忘，才能抓住时机，笼人有术，把别人招纳不来的人才吸引过来，以佐事业之辉煌。
有很多人，遇到挫折后，不是去寻求方法克服困难，而是把一切原因都归结到别人身上，喜欢迁怒别人。
迁怒别人只能给自己的人际交往带来障碍，对排除困难没有好处。因此，克服挫折应该首先想到善待别人。
社会逆境引起的挫折，其根源都是人为的。对于有意为自己设置障碍的人，受挫者该如何对待呢？是耿耿于怀，视为永远的敌人？还是宽容大度，化干戈为玉帛呢？应该是后者。
宽容不是对原则问题的一种让步，而是对他人的一些非原则性的缺点和过失的一种宽容和谅解。宽恕看起来是一件很矛盾的事，但如果不宽容而去伤害只能导致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那么就会出现“冤冤相报何时了”的后果。同时，不肯宽恕别人的人往往使自己吃苦，他们会因此失眠、肠胃不适，甚至还会引起高血压。然而一旦宽恕别人之后，他们就会超越一次巨大的挫折——一种可以称为再生的心灵净化过程。当然，受到伤害的人必须有时间处理自己的愤怒，认清自己对整个事件所负的责任以及拒绝宽恕会带来的后果，然后宽恕才能发挥最好的功效。
大人有大量
俗话说“大人有大量”、“宰相肚里能撑船”，说的是胸怀和气度。人的职位越高，气度应该越大，二者是正比关系。曾国藩最爱读《资治通鉴》，他十分钦佩唐代宰相，认为他们都有胸襟，所以国家气运旺盛。他总结了开国宰相与中兴宰相的不同，认为前者必须见识远，有大胸襟、大气度。中兴宰相则侧重于具体事务，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曾国藩还特别注意到：古往今来的大失败者包括那些英雄们，也都败在不能“降龙伏虎”上，即不能自我控制，没有气度。
人生中总有些不顺心的事情时常发生；但是，要想获取成功性格，必须克服为这些小事所累的心理，做到以大事为重，处处呈现英雄气概。曾国藩对自己的密友说：获取成功性格全在英雄大气；否则就会毁于细小之事的缠绕。那么什么是“成大器须靠英雄气”呢？当然，“成大器”就是获取成功性格。
下面我们将用比较的方法来谈这个问题。
曾国藩主张三种“英雄气”，一是在应战之刚毅：曾国藩的刚毅性格，在他兵困祁门时有充分的表现。1860年，曾国藩驻扎在祁门。当时安徽南北十室九空，从金陵到徽州八百余里，遍地都是太平军，没有哪一天没有战斗。徽州刚失陷时，休、祁一带大为震惊。有的人劝曾国藩将军营移到别的地方，他说：“我初次进兵，遇到危险就退却，以后的事情怎么说呢？我离开这里一步，就没有死的地方了？”何等的倔强！敌军到后，四面围攻。他亲笔写下遗嘱，营帐上悬挂佩刀，从容布置迎敌，没有改变平常的态度。死守了二十来天后，征召鲍超一起大战一场，将敌军驱赶到岭外。他的幕僚曾总结说：以十余年来共同诛杀未果的狂妄“敌军”，曾国藩领军4年，就依次予以荡平，都是因为在祁门刚开始时的倔强和不胆怯，才能够使敌军胆寒而使我军振作士气。
二是做事忍耐：曾国藩对曾国荃缺乏忍耐性格，说：“难禁风浪”四字条幅已完好归还，我很高兴。古来豪杰皆以这四个字为大禁戒。我们家祖父教人，也以懦弱无刚四字当作大的羞耻。因此男儿立身行事，必须有倔强的大丈夫气概，仅几万人被困于城下，士气最容易消沉，弟能鼓舞起数万人的刚气而长久不使它消沉下去，这正是你比别人高明之处，更应当在这些地方下些功夫。曾国藩又以“忍耐”勉励他的好友冯树堂等，在他得知冯树堂因参加考试被大雨困于场屋之事后，写诗道：却笑群儿薄心胆，瑟缩啾唧良足哀。
丈夫守身要倔强，虽有艰厄无愁猜。
我今高卧舒两膝，深檐大栋何恢恢！
白日鼾声答雷雨，残滴初歇清梦回。
甘眠美食岂非庆，又闻逸乐生祸胎。
数君健强齿尚未，正可磨炼筋与骨。
三是为人之坦荡：曾国藩强调为人不可刚愎，他说：至于强毅之气，决不可无，但强毅与刚愎不同。古人说：自胜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好，皆自胜之意。如不习惯早起，而强制天未亮即起；不习惯庄重尊敬，而强制参与祭祀仪式；不习惯劳苦，而强制与士兵同甘共苦，勤劳不倦，这就是强。不习惯有恒，而强制自己坚定地持之以恒，这就是毅。不这样做却以气势胜人，是刚愎。二者表面相似，其实有天壤之别，不可不察，不可不谨。曾国藩在处世中把大度与戒怒、宽容与倔强糅合得如此贴切，而又把强毅与刚愎区分得如此明晰，真可谓处世之楷模。
曾国藩还把度量的大小列为区分君子小人的又一重要标尺。他说：所谓小人者，识见小耳，度量小耳。“致使君臣、朋友、父子、兄弟、夫妇之间”此皆量褊而易以滋疑者也。君子则不然，广其识，则天下之大，弃若敝屐；尧舜之业，视若浮云。宏其度，则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曾国藩以此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指导思想。
不顾是非的掣肘，是常见并最易引起相互报复而结仇的现象。曾氏在面对这类情况时，正是秉着宏其度、反求诸己的精神去处理的。1862年，他同江西巡抚沈葆桢因厘金分配问题发生争执，沈要扣下应解湘军的厘金自用。除了双方上报朝廷裁定外，曾国藩这样解剖自己：日内因江西藩司有意掣肘，心为忿恚。然细思古人办事，掣肘之处，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恶其拂逆，而必欲诛锄异己者，权臣之行径也；听其拂逆而动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无敌国外患而己为虑者，圣贤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石厉我之德性，其庶几乎！当时，曾国藩正以钦差大臣、两江总督的身份统辖包括江西在内的四省军务，巡抚也归其“节制”之列。此事虽最后由朝廷裁决，但其严于责己的精神无疑是可贵的。只有具备了这种精神，才能更易于与人精诚合作，共成天下大事。
中国古代历来推崇那些胸怀宽广、大度容物的品格，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即言此情。曾国藩在讲求“广其识”、“宏其度”的同时，又不忽略倔强与骨气的成功性格素质的作用，则是一种深层次的修养。
不善用人者为庸人
交人要交那些心地坦诚、肝胆相照的人，选将选兵自然也要选那些“忠义血性”之辈，至于朴实耐劳、智略才识当然亦是断不可少。从曾国藩所规定的选将标准来看，湘军的选将制度较为严格，大致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忠义血性；二是廉明为用；三是简默朴实；四是智略才识；五是坚忍耐劳。
曾国藩在选将中，将“忠义血性”放在第一位。所谓“忠义血性”，就是要求湘军将领誓死效忠清王朝，自觉维护以三纲五常为根本的封建统治秩序，具有誓死与起义农民顽抗到底的意志。他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则请勇必不悦服；不勤则营务巨细，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仍可效命，故次之。身体羸弱者，过劳则疾；精神乏短者，久用则散，故又次之。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万不可带勇，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选用具有“忠义血性”者为将领，可以为整个军队起到表率作用，“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余”，这样便可以带动全军效忠封建的统治，从而能够使这支新兴的军队——湘军，不但具有镇压农民起义的能力，同时还具有“转移世风”的政治功能。
曾国藩强调“廉明为用”。对于“廉”、“明”二字，他解释说：“弁勇之于本营将领，他事尚不深求，唯银钱之洁否，保举之当否，则众目眈眈，以此相伺，众口啧啧，以此相讥。唯自处于廉，以私出入款项，使阖营共见共闻，清洁之行，已早有以服弁勇之心，而小款小赏，又常常从宽，使在下者恒得沾润膏泽，则惠足使人矣。明之一字，第一在临阵之际，看明某弁系冲锋陷阵，某弁系随后助势，某弁回力合堵，某弁见危先避，一一看明，而又证之以平日办事之勤惰虚实，逐细考核，久之，虽一勇一夫之长短贤否，皆有以识其大略，则渐几于明矣。”
“廉”，对于军队来说是极为敏感的问题。绿营将帅克扣军饷，冒领缺额以自肥的现象，早已是公开的腐败行径。这深为士兵所不满，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那么，曾国藩在新组建的军队上，要做到与众不同，就必须在选将问题上高度重视，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湘军的战斗力。
“明”是指将领要做到赏罚分明，是非不淆。“人见其近，吾见其远”，曰高明；“人见其粗，吾见其细”，曰精明。对于一般将领要求其“精明”，而对于高级将领，则要求其必须高明，这样才能够具有远见卓识。
曾国藩反复强调将领要具备“廉”、“明”的品质，这对于改善官、兵关系，提高战斗力，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第三，选取将领，专取“简默朴实”之人。曾国藩对于绿营军官气深重，投机取巧，迎合钻营的腐败风气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他深感积习难改。“国家养绿营兵五十余万，二百年来所费何可胜计。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战之用，实以官气太重，心窍太多，漓朴散淳，其意荡然”，曾国藩从内心里慨叹：即使“岳王复生，或可换孱兵之筋骨；孔子复生，难遽变营伍之习气”。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曾国藩规定，一方面湘军不用入营已久的绿营兵和守备以上官；另一方面，他强调挑选将领要侧重“纯朴”。所谓“纯朴”是指脚踏实地，无官气，不浮夸虚饰。曾国藩经过遴选，将大量“纯朴”之人委以重任，这对于提高湘军战斗力和耐力极为有效。
第四，“智略才识”是曾国藩选将的又一标准。曾国藩认为：“大抵拣选将材，必求智略深远之人，决不能选用冗冗者。”他指出：“其冗冗者，虽至亲密友，不宜久留，恐贤者不愿共事一方也。”曾国藩力求从书生中选拔人才。借助于他们知书达理，努力克服绿营将领缺乏韬略的弊病。
第五，要求湘军将领还应具备“坚忍耐劳”的特点。
上述五个方面，是曾国藩用权考察下属的五种办法。
曾国藩认为，世上怕的不是没有人才，而是用才的人不能正确使用人才，此论确有振聋发聩之功用。从历史上来看，往往是那些善于发现人才，又善于运用人才的人最后取得了成功。关于这一方面的历史事实是很多很多的。
战国时期的魏国执政公叔痤患重病，魏惠王前来探视，对公叔痤说：“万一你故去，我如何安排国家的事务？”公叔痤回答：“有个叫公孙鞅的，可把国家大事委付与他。但是如不想用，就把他杀了。以免为别国所用，危害我们国家。”惠王在回归的路上不以为然地说：“公叔痤这样有才智的人，让我把军政大权交给公孙鞅处理，未免太糊涂了。”惠王走后，公孙鞅来服侍公叔痤，公叔痤把他对魏惠王说的话告诉了公孙鞅，公孙鞅未加理会。不久公叔痤死了，惠王并未重用公孙鞅。有人知道公叔痤曾向惠王建议如不重用即除去公孙鞅的事，劝公孙鞅快逃走，但公孙鞅仍专心致志地处理公叔痤的丧事。有人问他：“难道不怕惠王将你杀了吗！”他答道：“君王既然不听公叔痤的话重用我，又怎么能听他的话来杀我？”公孙鞅后逃到秦国，为秦国所重用，变法图强，奠定了后来秦统一六国的基础，被秦孝公封在商的地方，称商鞅。
所以，曾国藩所说的“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可谓至理名言。
反对巧诈的为人品性
诚实是一种美德，人们从来也未能找到令人满意的词来代替它，但很容易找到“虚伪”这个词来反衬它。诚实比人的其他品质更能深刻地表达人的内心。诚实或不诚实，会自然而然地体现在一个人的言行甚至脸上，以至最漫不经心的观察者也能立即感觉到。不诚实的人，在他说话的每个语调中，在他面部的表情上，在他谈话的性质和倾向中，或者在他待人接物中，都可显露出他性格的弱点。
虽然此处似乎只是论述如何借用别人的力量，但也提出了品性问题。诚实、真诚、守信用和成功在事业中是交错在一起的，一个人具备了其中的第一种——诚实，就能在他前进的道路上获得其余三种。当然，虚伪是与诚实相反的最令人痛恨的一种性格。
曾国藩把人性诚伪作为人的基本品格来认识，认为只有诚实的人才能和他交往，才能有信誉可言。
穆彰阿对曾国藩早年有知遇之恩，曾发达后对穆也极为感激。即使在穆被罢斥后，曾每过穆宅，总不免感慨一番。20年后，曾赴任直隶总督前进京见陛时，还专程拜访穆宅。后来曾赴天津办理教案，恐自己再无机会进京，又专门写信令其子曾纪泽再次前往穆宅，向穆彰阿的儿子萨廉致意。
正因如此，曾国藩特别讨厌那些狡诈的人。曾国藩在两江做总督时，官署中有一个很高的亭子，凭栏远望，可以看见官署的内外情景。一天，他在亭子中徘徊，看见有一个头顶戴着耀眼花翎的人，拿着手版，向仆人做着苦苦请求的样子。仆人摆手拒绝他，举止非常傲慢，那个人无奈地离去了。第二天登亭，又看见那个人，情景和昨天一样。第三天，看见那个人摸索袖中，拿出一包裹着的东西，弯着腰献给仆从，仆从马上变了脸色，曾国藩看到这里，心中有点疑虑。过了一段时间，到了签押房，仆从拿着手版进来，通报说有新补的某位监司求见。曾国藩立即让其请进来，原来就是连日来在亭子上所看到的向仆从苦苦哀求的那个人。问他何日来这里的，答说已来三日。问为什么不来进见，则支支吾吾不能对答。曾国藩对监司说：“兄新近就任，难道不缺什么办事的人吗？”监司回答说，衙署中虽是人满为患，如果您要是有推荐的人，也不敢不从命。曾国藩说：“好说。只因这个仆从实在是太狡诈，万万不可以派以重要的差事，只让他得一口饭吃就足够了。”监司点头称是。于是召那位仆从进来，严肃地对他说：“这里已经没有用你的地方了，现特推荐你到某大人处，希望你好好侍从新的主人，不要怠慢。”仆从不得已，弯一条腿以示谢意。等到退出去以后，大为气愤，携带行李去了别的地方。
清朝朝考选拔贡生，取得知县的官位，以到一省的先后作为补缺的顺序，授予职位后就去拜见吏部的负责管理签发授职凭证的官员。一旦取得了授职凭证，没有不立即前往赴任的。曾国藩做侍郎的时候，有两个门生，都取得了直隶知县的职位，同时去拜谒曾国藩，曾国藩问他们赴任的行期，其中一人为杨毓楠，就回答说：“已经雇好了车，马上就要动身了。”另一位则说：“还得等待准备行装。”曾国藩怀疑杨毓楠为奸巧的官吏，但很快又听说先去赴任的乃是另外那位，因而感叹地说：“人真是难以看透啊！杨毓楠所回答的，正是他拙诚的体现。”曾国藩后来多次写信给直隶大吏，赞扬杨毓楠的贤良。后来，杨毓楠又到曾国藩那里，曾国藩便问他上司对待他怎样，杨毓楠回答说：“上官待属吏皆很好，待毓楠也好。”曾国藩大笑说：“你真诚实啊。好，好。”杨毓楠后来做官至大名知府，另外的那一位却因事被参劾，正如曾国藩所说，杨淡于宦情。曾国藩做直隶总督时，欲委署道缺，竟辞归。于是赠他一联，写道：“已喜声华侔召杜，更看仁让式乡闾。”
曾国藩这种崇尚拙诚，反对巧诈的待人品格，使他的周围聚集了许多忠直廉敬之士。
不要自己总拿第一名
从曾国藩身上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一是要善于做人，二是要会策划人生，三是要会抓住时机。特别是善于做人，非常重要，例如不要独霸功名——不要自己总拿第一名，让大家一起向前冲，都是确保自己获取成功性格的良策。
有难同当，有功独享，是事业的大忌。曾国藩提出“有难先由己当，有功先让人享”的观点，认为“此乃事业之基”。他还把与别人分享功劳当作是减祸之道，是加福添寿之药方。
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围攻金陵久攻不下，曾国藩就以此开导曾老九：近日来非常担心老弟的病，十一日收到初七日弟交袁差官带来的信以及给纪泽、纪鸿两儿的信，字迹有精神、有光泽，又有安静之气，言语之间也不显得急迫匆促，由此预测老弟病体一定会痊愈，因此感到很宽慰。只是金陵城相持时间很久却还没有攻下，按我兄弟平日里的性情，恐怕肝病会越来越重。我和昌岐长谈，得知李少荃实际上有和我兄弟互相亲近、互相卫护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奏上朝廷请求准许少荃亲自带领开花炮队、洋枪队前来金陵城会同剿灭敌军。等到老弟对我这封信的回信（不过十八九日回信就能到），我就一面上奏朝廷，一面给少荃去咨文一道，请他立即西进。如果苏州李军齐到而大功告成，则老弟承受其辛劳，而少荃坐享其名。既可以一同接受大奖赏，又可以暗中为自己培养大福。大约单独享受大功名乃是折损福气的办法，和别人分享功名也许是接受福分的途径了。如果苏州李军到达，而金陵守城敌军仍然像过去那样坚守，金陵还是攻不下来，则对我们的责难也可以分散一些，我们的责任也可以稍微轻一些。昨天我已经给少荃发咨文，让他派炸炮到金陵会同剿敌。细想起来，老弟的肝病在身，不宜再忧伤两个月，而饷项也断然难以支撑到三四个月之久，所以决定奏报朝廷，请求派少荃前来金陵。苏州李军近来也仅能够开五成的军饷，并不是供给十分充足，来金陵也不担心会有夸耀富裕的问题，想来老弟能察我的苦衷。为了劝曾国荃，他还将父母从“地下”请出，在一封信中说：请少荃助攻这件事我犹豫了好久，仔细思量我们的父母今天如果还健在，我拿这件疑虑的事请示双亲意见，他们一定会说：立即请李中丞来会同剿敌，不要让你沅弟长时间忧闷呀。因此我就决定了。但李鸿章也深知曾国藩的脾气，他不愿做摘桃子的人，他要保全老师的脸面。这时朝廷又下令李鸿章速率军助金陵。李的麾下也跃跃欲试，认为有一个立大功加官晋爵的机会。有的说：“湘军百战之绩，垂成之功，岂甘为人夺？若往，鲍军遇于东坝必战。”也有的说：“湘军之中疾疫大作，鲍军十病六七，岂能挡我巨炮？”李鸿章终不为所动。但李鸿章如果抗旨不出兵也不行，他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一是上奏朝廷，说曾国藩完全能够平此大乱，金陵即日可克。二是请派他的弟弟携大炮到曾国藩处听其指挥、助攻。正当曾、李为此大费脑筋时，金陵城终于攻下。据说，大功告成之日，李鸿章亲往祝贺。曾国藩迎于下关，亲执李鸿章之手，说：“曾家兄弟的脸面薄，全赖你了！”李鸿章自然谦逊一番。报捷时，曾国藩将自己的名字列于湖广总督官文之下，并一再声称，大功告成，实赖朝廷的指挥和诸官将的同心协力，至于他们曾家兄弟是仰赖天恩，得享其名，实是侥幸而来，只字不提一个“功”字。对李鸿章当然要多多美言。
曾国藩谈到收复安庆的事，他总是归功于胡林翼的筹谋划微，多隆阿的艰苦战斗。谈到后来攻下金陵，则又归功于各位将领，而没一句话提及他弟弟曾国荃。谈到僧格林沁进攻捻军的时候，赞扬他能吃苦耐劳，说自己比不上他的十分之一二；谈到李鸿章、左宗棠，称他们是一代名流，说自己不是说自愧不如，就是说谋略莫及。
曾国藩镇压捻军没有达到速效。捻军进入湖北时，曾国荃为湖北督抚，派遣将领追剿他们，这些为贼的骑兵飘忽不定，不可以和广东的太平军之匪凭城据守相比，湘军初逢劲敌，屡战失利。李鸿章闻之不免讥笑讽刺。当时曾国藩上疏中有这样的话：“臣不敢以一战之功，遂自忘其丑陋。”疑有所指。他日文庄见李鸿章而告之，李鸿章惊恐地说：“有是哉？”文庄曰：“是则然矣。”命取邸钞视之，果也。是后，李鸿章谈湖北的事情，亦稍稍谨慎了。此事等于曾国藩又足足地给李鸿章上了一课，其疏既有不要以一时一事看人，不要以己之长攻人之短之意，以寓有功过不应由己任之深意。
在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人都想获取成功性格，但是又不得要领，不知从何处入手，直气得团团转、浑身冒汗。看看曾国藩获取成功性格的策略，不免让人想到许多问题，即为什么有些人不显山不露水，突然之间能够腾空而起。为什么有些人狂喊乱叫，却始终默默无闻？
选择朋友是人生第一要事
多一位好朋友，就使你多了一颗智慧的头脑。一个人获取成功性格是智慧的较量，因此，要善择友。曾国藩的择友目的很明确：既让自己获取成功，也让大家获取成功。
人的一生如果结交了好的朋友，就可以患难与共，相互砥砺，不仅可以成为情感的慰藉，也可以成为事业成功的基石。1864年7月20日，曾国藩在写给他的次子曾纪鸿的信中说：选择朋友是人生第一要事，必须选择志趣远大的人。
曾国藩的处世经可以说是他广交朋友的处世经。他的立功、立言、立德三不朽也可说是在朋友的相互砥砺和影响下取得的。因此，他深刻地领会到了人生择友的重要性。所以无论是在生活、为学，还是在事业上都时时注意广交益友。这一点他在京城的13年生活中，就有充分体现。
他在写给家里的书信中，曾介绍过当时所结交的部分朋友：现在朋友愈多，讲躬行心得者则有唐镜海先生、倭仁前辈，以及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数人；穷经学理者，则有吴子序、邵惠西；讲习文字而艺通于道者，则有何子贞；才气奔放，则有汤海秋；英气逼人，志大神静，则有黄子寿。又有王少鹤、朱廉甫、吴莘畲、庞作人，此四君者，皆闻余名而先来拜。虽所造有深浅，要结有志之士不甘居于庸碌者也！京师为人文渊薮，不求则无之，愈求则愈出，近来闻好友甚多，予不欲先去拜人，恐徒标榜虚声；盖求反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标榜以盗虚名是大损也！曾国藩所交之友对他个人的影响和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作用。
刘传莹，湖北汉阳人，专攻古文经学，精通考据。曾国藩通过与刘传莹的交往，大大弥补了自己古文字上的不足。1846年，曾国藩在城南报国寺养病，于是便向他请教古文经学与考据。刘传莹也正因为自己只在古文经学方面有造诣，遂向曾国藩请教理学。于是，二人互相切磋，取长补短，成为至友。曾国藩通过与刘传莹的交往，拓展了学识，在学术领域走上全面发展的道路。他在给同乡好友刘蓉的信中，表达自己在学术上的见解和志向时说：于汉、宋二家“欲兼取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为文复臻于无累”。不计门户，取长补短向来是成功的方向。
何绍基，字子贞，精通书法，擅长吟咏。曾国藩与其交往中，觉得何绍基所长，正是自己的不足。从此以后，他非常重视写作和赋诗。
另外，他还经常与吴廷栋、何桂珍等人讨论理学，向邵懿辰请教今文经学。
这些朋友，在京城都颇有名气。同他们的交往不仅增长了学识，也大大提高了曾国藩在京城的个人声望。他在家书中称自己“昔在京颇着清望”。这也是他在京城迅速发迹的原因。
曾国藩在交新友的同时，也十分注意联络旧时志向相投的朋友。这一时期的学术观点和思想上比较相近的人主要有刘蓉、郭嵩焘、江忠源、欧阳兆熊、罗泽南。
刘蓉，字孟蓉，号霞仙，湖南湘乡人。郭嵩焘字筠仙，湖南湘阴人。曾国藩在赴京科考途中在长沙认识了“少有志节”的刘蓉，又通过刘蓉认识了正在长沙参加乡试的郭嵩焘，于是三人“欣然联欢为昆弟交”。
江忠源，字岷樵，湖南新宁举人。在北京，经由郭嵩焘的引见，与曾国藩相识。交谈过后，江忠源告辞，曾国藩对郭嵩焘说：“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当时承平日久，众人都十分惊疑。刘蓉称赞江忠源，“交友有信，与士卒同甘苦，临阵常居人先，死生患难，实可仗倚”。在与曾国藩的交往中，以有血性、有胆有识，被引为益友。曾国藩称赞他“儒文侠武”。日后江忠源果真成为湘军的主要干将。
罗泽南，字仲岳，号罗山，与曾国藩是同县人。他家境十分贫寒，却能“溺苦于学，夜无油炷灯，则把卷读月下，倦即露宿达旦”。他的道德学问，时人称他为有数的人物。他研究程朱理学，标榜自己为宋儒。年轻时，他连遭不幸，丧母、丧兄嫂相伴而来，继而长子、次子、三子连丧，其妻连哭三子之丧，双目失明。罗泽南并未因此沉痛的打击而一蹶不振，反而“益自刻厉，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因此，曾国藩十分敬重他。常在书信中表示敬慕之意，称他为家乡的颜渊。后以儒生的身份带兵征战，立勋名于天下。颜渊，即颜回，孔子的学生，家境贫寒，一生没有做官，住在简陋的小巷里，用竹简吃饭，用瓜瓢喝水，却自得其乐。
欧阳兆熊，字晓岑，湖南湘潭人。1840年，曾国藩病在果子巷万顺客店中，病情沉重，卧床不起，幸遇欧阳兆雄，在他的精心护理下，才没有死去。从此，二人成为好朋友。
曾国藩所交益友，对他的人生及事业起了重要作用。其中有给他出谋划策者，有赏识提拔者，有危难之时，两肋插刀者。从各个角度烘托着他的事业。因此，他比别人更深刻地体会到：“择友为人生第一要义。”
当今的社会更说明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当我们每个人开始进入社会开创自己的事业时，他在中学和大学期间所形成的友谊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深厚的友情不仅为他打开了不同寻常的机会之门，而且也大大增加了他的知名度。
换句话说，由于众多朋友的帮助，他的能力也扩大了许多倍。他似乎拥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能够在做任何一件事时获得朋友们无私而热心的支持，朋友们好像总是全心全意地增进他的利益。
很少有人对自己事业生涯中朋友的作用做过恰如其分的评价。绝大多数成功人士都认为，他们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是因为其自身卓越的才能，是因为他们自身的拼搏努力。他们总是津津乐道于自身的辉煌业绩。他们把自己的成功全部归因于自身的聪明、才智、精明、努力以及积极进取。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众多的朋友就跟无须报酬而又无处不在的商人一样，在任何一个时候都会对他们的事业提供服务与帮助。
科尔登就曾经说过：“真正的友谊就像健康一样，其价值通常只有在失去它时才会认识到。”
此外，你的朋友们的个性和立场将对你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此，我们试图给你开一份防止孤僻性格的处方：在选择朋友时，必须确立这样一种原则，那就是尽可能地选择那些比你优秀、在各方面领先一步的人做朋友。必须努力地和那些你所仰慕和推崇的人交往，这并不是意味着要结交那些在金钱上更富有的人，而是结交那些有着高深的文化素养、受过良好的教育、并有着更广泛的信息来源的人。只有和这样的人交往，你才能尽可能多地汲取有助于你成长和发展的养料。而且在与他们的接触过程中，你也逐渐会提升自己的理想，追求更远大的目标，并付出更大的努力，以便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够成为一个强者。当然，我们希望你走出孤僻的性格，成为善交朋友的高手！
善借朋友之力
交往是每个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条件。但结交什么样的人，尤其是当自己未发迹之时如何结交，关系就更重大了。
由于曾国藩靠着平时的苦读及其深厚的学业功底，不仅使他能够金榜题名，而且在仕途上获得了超乎常人的升迁。而他的升迁与善交人有直接关系。
曾国藩被点中庶吉士以后，在1840年庶吉士散馆，他的考试成绩列二等第十九名，名次仍很高。因此，他被授职为检讨，留在翰林院供职。当时仅是七品官。
7年后，他升至从二品的内阁学士，从此他步步高升、一帆风顺。
清代末年，仕途冗滥，升迁很难。而出身“寒门”的曾国藩却十年七迁，连跃十级。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连他自己都感到十分的意外。他在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时，给祖父写信说：“六月初二日孙儿荷蒙皇上破格天恩，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在当时清政府内，湖南人中由科举取仕而获得阁学者只有季九师、张小浦和曾国藩三人，而在37岁即升二品的，仅曾国藩一人。
曾国藩升迁如此之快，究其原因不外有二：
第一，是他自己养之有素。他在翰林期间，向来苦读积学，用功不懈，历次考试成绩皆很突出，也就是说确实有真才实学。
第二，是他在京期间，把握住了有利的时机，广泛交际。清代的京城，不仅是政治、经济中心，而且是文化中心。京都人物渊薮，13年的京宦生活，使他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与朋友相互切磋，不仅在学业上有所长进，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成为日后曾国藩事业上的帮手。
曾国藩在京师的发迹，就得力于师友穆彰阿相助。
穆彰阿，字鹤舫，姓郭佳氏，是满洲镶蓝旗人，1805年进士。道光时期甚为重用，1828年加任为太子少保，既而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后又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历任兵部、户部尚书。1834年，任协办大学士，后升太子太保。1836年，穆彰阿担任上书房总师傅、武英殿大学士，负责管理工部。1838年，穆彰阿晋拜为文华殿大学士。后来有人评论他说：“在位20年，亦爱才，亦不大贪，唯性巧佞，以欺罔蒙蔽为务。”这个说法比较适合他的实际。
道光即位以后，忧虑大权旁落，选择官员十分谨慎，时时防之。而唯独与曹振镛、穆彰阿“有水乳之合”。
曹振镛性情模棱两可，善于逢迎谄谀，又最为忌贤妒能。他的做官妙诀是“多磕头，少说话”。曹振镛死后，穆彰阿继之。他最善于窥测道光皇帝的意向，进而施加自己的影响，党同伐异。鸦片战争前，道光皇帝决心查禁鸦片，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穆彰阿不赞成林则徐的禁烟爱国行为，当鸦片战争爆发，他窥知道光皇帝已改变了禁烟的主意，于是怂恿道光皇帝与英国人妥协和议。遂使道光皇帝罢免了林则徐。道光皇帝厌战，而穆彰阿则顺其意，竭力主和。终道光一朝，穆彰阿受宠不衰。穆彰阿自嘉庆以来，典乡试3次、典会试5次。大凡复试、殿试、朝考、教习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没有一年不参予衡文之役的。他的门生、旧吏遍布朝廷内外，知名之士多被他援引，一时人们号称“穆党”。
曾国藩戊戌年会考得中，总裁即为穆彰阿，于是二人便有了师生之谊，曾国藩抓此机遇遂经常与之往来。由于他勤奋好学，颇有几分才干，对穆彰阿经常以求学的身份向其请教，实际是以此接近穆彰阿。因此，他也甚得穆彰阿的器重和赏识，处处得到穆彰阿的关照。1843年曾国藩参加大考翰詹，穆彰阿为总考官。交卷之后，穆彰阿便向曾国藩索要应试诗赋。曾国藩随即回住处将诗赋誊清，亲自送往穆府。这一次拜访似乎成为曾国藩迅速升迁的契机。在此之前，曾国藩的品位一直滞留未动。从此之后，则几乎是年年升迁，岁岁加衔，5年之内由从七品跃为二品。其前后的变化十分明显。
徐珂在《清稗类钞》中，对曾国藩官运的转机做过生动的描述：一天，曾国藩忽然接到次日召见的谕旨，遂连夜到穆彰阿家暂歇。第二天被带到皇宫某处，环顾四周，发现并非平日等候召见的地方，无奈白白地等了半天，只好又回到穆府，准备次日再去。晚上，穆彰阿问曾国藩说：“汝见壁间（白天被带去的地方）所悬字幅否？”曾国藩答不上来，穆怅然曰：“机缘可惜。”踌躇久之，召来自己的仆从对他说：“你立即用银四百两交给某内监，嘱他将某处壁间字幅秉烛代录，此金为酬也。”当天夜里，仆从将太监抄录的壁间字幅送给穆彰阿。穆彰阿令曾国藩熟记于心。次日入觐，则皇帝所问皆壁间所悬历朝圣训。因为奏对称旨，曾国藩大受赏识，道光帝还谕穆曰：“汝言曾某遇事留心，诚然。”从此，曾国藩便“骎骎向用矣”。
纵观曾国藩在京仕途迅速升迁之过程，一是靠自己平时的努力和积累，二是靠机遇。当然没有穆彰阿的知遇之恩及援引之功，无论他多勤奋上进，聪明能干，要在10年之内，连跃十级，那也只是天方夜谭。但是如果没有平时的努力与素养，怎么又能有穆彰阿的赏识；即使有穆彰阿的赏识，没有曾国藩自己的主动策应，又怎么能使穆彰阿一再举荐。正如所云：“机会只属于那些学有素养、有所准备的人。”因此曾国藩在看重善与人交际的同时，更特别注重平时的自强不息。他说：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吾九年以来，痛戒无恒之弊。看书写字，从未间断；选将练兵，亦常留心。此皆自强能立工夫。奏疏公牍，再三斟酌，无一过当之语、自夸之词。此皆圆融能达之工夫。至于怨天本有所不敢，尤人则常不能免，亦皆随时强制而克去之。其目的就是求得养之有素，抓住机会，实现理想。曾国藩的“结网术”，可谓高明！
交朋友，并不让人觉得太轻松，因为有人要叛变；无朋友，更是不行。选择几个真正有用的知心友，就可以给你垫好获取成功性格的砖头。曾国藩认为“未发迹时善交人”，讲的就是在获取成功性格时，善交知心朋友的道理。
牢牢记住曾经帮助过你的人
善于助人是美好的品德，这一点在孔子的人生观中就有体现，对于有才能的人来讲，如果他不忌妒人才，而是抱着该帮助就帮助，该举荐就举荐的目的，就一定能够获得一片赞誉声。
每一个事业有成的人，在成功的路上，都曾经受到过别人的许多帮助。因此我们应该帮助别人作为回报，这是公平的游戏规则。
有一些人常犯一种通病，忘记不该忘记的人。这样，常会引起一些麻烦，会遭受外来打击。实际上关心有助于己的人，既是一种美德，也为你下一步获取成功性格铺平道路。你知道，有多少人都是被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打败的，这是教训。因此，获取成功性格是全面智能的深刻体现！曾国藩也是这样一个人。1868年，已离京17年的曾国藩由两江总督调直隶总督。他到了京师后，先去看望了他的理学老师、当时的相国（大学士）倭仁。17年弹指一挥，曾国藩把他人生最宝贵的时光都交付给了金戈铁马。17年后，他以侯爵、大学士、直隶总督的多重显贵身份回访京师时，已是两鬓斑白。他的老师倭仁此间也步步高升，成为朝廷倚重的大臣。两人有美好的交往史，又有着共同的锦绣前程，自然话也投机，直到次日三更，曾国藩才回寓所。
曾国藩还要为倭仁老师做说客。平生以“不干预公事”奉为为政三大法宝之一的曾国藩这次却是破了例。那是为倭仁兼管部务的事。清朝立国之初，诸王兼管六部事务，这也是皇族势力膨胀操持国家事务的非常时期。以后诸王势力衰落，部务由大学士兼管。但时此时彼，往往据人而定。同治时期，慈禧虽以皇帝母亲之尊，握有大权，但恭亲王奕稳操朝政，因此，一般人事任免奕有很大的发言权。曾国藩赴总督衙署的前一天，吃过中饭后即到恭亲王邸，拜见这位权倾朝野的亲王。曾国藩并没有开门见山，而是“泛论他事”，谈得倒也投机，“久谈约六刻许”，临至末了，才提及倭相国仍管部务的事。奕当然不能驳这个面子，不久倭仁即兼管部务了。
曾国藩在京城还专门拜访了多次提携他的大恩人——穆彰阿府邸。咸丰一朝，穆彰阿颇受非议，到同治时，穆彰阿属隔代重臣，人们倒有些淡忘了。但曾国藩并没有忘记。
他很注意当时人对穆彰阿的评价。还是在出门拜客之际，曾国藩在轿中仔细阅读《穆彰阿年谱》，对有疑问之处，还标上了许多记号。12月28日，曾国藩亲往穆宅，拜会了志向相同的七世兄萨善、九世兄萨廉。昔日的穆府显然已衰落了，虽有三二个下人进进出出，给客人上茶点蔬果，但从穆家的摆设及人们的眼神中，曾国藩作为见证人，分明感受到了今不如昔的无情。他带了一些礼物，留了一些银两，说上一些无关痛痒的安慰话，除此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呢？他看不出，这就是昔日那位能让自己一飞冲天的老相国的宅院，昔日那位权炙可热的皇帝宠臣，你在哪里？曾国藩又一次感受了盛衰的无情。当天夜里，他回到寓所，仍有“不胜盛衰今昔之感”。
曾国藩还没有忘记看望塔齐布的老母亲。塔齐布是曾国藩初练湘军时的主要帮手之一。勇猛善战，兼有智略，后执弟子礼师事曾国藩。咸丰四年（1854）战死疆场。星转斗移，塔齐布的母亲此时已年过八旬。当她得报曾国藩来访时，直接延入上房，具酒相待。塔母谈及弟也于今年八月病卒。塔齐布的母亲让两位失去丈夫的儿媳一同出来拜见曾国藩，多少有点“亲不拘礼”的意思。曾国藩得知，塔齐布三兄弟都没有留下子嗣，“亲房无可承继之人，实为可惜”。塔齐布的妹妹有儿女也随后拜见了曾国藩，并哭着向曾国藩请求“提拔其婿”的事，曾国藩自然少不了一番安慰，也多了几分感叹。随即，曾国藩馈给塔齐布家里一笔丰厚的银两而别。
曾国藩在京城的活动很多，日程排得很满。但他还是没有忘记去拜望对他一生有过重要帮助的人，就此观之曾国藩不是个势利之辈，可说是个血性之人。
如何对待有德于你的人，不单是检验个人的品格如何，更是此人有没有凝聚力、向心力的关键所在。
（二）大度性格：
胸中以“大”为境界体会日常应酬的滋味
为人处世离不开应酬，但并不是所有应酬都神清气爽，相反常常令人厌烦。面对这种矛盾，曾国藩怎样做呢？曾国藩平生以品鉴人才自诩，这主要得自他的经验和观察。他能从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透视人的品格个性。对于吃、请、送等应酬礼节，他也能从中观察人情厚薄及世风高下。
同治七年（1868）底，曾国藩以协办大学士、直隶总督、一等勇毅侯爵、钦差大臣的多重显赫身份回到了阔别17年的京师。他的弟子黎庶昌在为其师做《年谱》时写下这样几句话：“时在廷诸臣，想望丰采，退朝之际，千官瞩目焉。”这并非夸张之词。17年前，曾国藩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墨絰从军，经十数载艰苦卓绝之努力，终于把定都金陵十数年，几乎推翻清王朝的太平天国镇压下去，这在未曾参加这场惊心动魄的朝中大臣而言，曾国藩创造了一个“神话”和“奇迹”，在朝臣的眼中，他不仅是功臣，更像是一位“英雄”。并且，十七载星移斗转，当年的高官显贵早已物故人非，对于朝中的新贵而言，无论是资历，还是功绩，他们都难以望曾国藩之项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只能仰视这位在宫中下马处弯着腰走下软轿的58岁的重臣曾国藩。
在京的一个多月里，曾国藩分明感受到了生命中的“辉煌”和仕途中的“得意”。他的日程排得比平时还要满，除了每天要接见十余次来访者外，他还要外出拜访各界人士。他需要太多的应酬。因为在他看来，拒绝别人则是“傲”之一端，是脱离官场、走向败落的一大忌。这里是他应酬的具体情况：
同治七年十二月廿一日，他应湖广籍官绅之邀，赴湖广会馆之宴，听戏、饮酒，自中饭后一直折腾至次日三更，才抱着疲倦不堪的身体，带着二公子纪鸿离开他十分熟悉的湖广会馆，告别各位同乡。
次日同一时间，他应各科门生公请，至文昌馆赴宴。曾国藩多次担任考试官，他的门生可谓多矣，这次六科三十余人共同宴请曾国藩。一曰癸卯四川乡试，二曰丁未汉教习，三曰己酉顺天乡试复试，四曰庚戌朝考阅卷，五曰庚戌拔贡朝考阅卷，六曰庚戌考学正学录阅卷，酒后观戏，二更归寓。
二十三日，甲午、戊戌两科同年公请，又直隶京官之大者公请，“两处各吃一顿”。
二十四日，江苏通省公请，曾国藩又赴文昌馆宴。
二十五日，应倭仁、朱、瑞三位大学士公请，曾国藩至愿学堂赴宴……
曾国藩过去在京师做过几个部的侍郎，在地方任两江总督后节制四省，因此，凡是他做官之处，都有各部、各省公请。
对这种吃请宴送，曾国藩十分熟悉，但这次他是以主客的身份参加，当然今非昔比。请他的人一是联络感情，二是希望关照。因为曾国藩“宠眷”未衰，受朝廷倚重，他的话自然朝廷要尊重的。为巴结取悦这位重臣，有一位尚书不但在席间盛赞曾国藩所做《江忠烈神道碑》，而且还“背诵如流”，不遗一字，令曾国藩不胜感慨。
在应酬往来之际，曾国藩感受到京师远非久留之地，他感到有千手千眼在抓着他、看着他。他感到还是在外面、在地方为官自在。他在《日记》中说：“在京酒食应酬，每日疲精以徇物，远不如外省之得以自由。自问胸次，添出许多鄙俗之念，殊无谓也。”他每天拖着疲倦之躯，奔走赴宴，无非是“徇物”，即给别人面子，让别人说好话。这与他在地方为官，每天弈棋几局，倦极即睡，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他痛切地感受到人心风俗之不可改变。崇尚权势，朝野大臣们都眼盯着权势，巴结、顺从、阿谀、媚态，种种令人看不惯的东西已经几十年了，自己怎能改变呢？但他又必须成为交际战场上的“尖兵”，才能成就一生。这就叫矛盾！
人最忌轻薄肤浅，没有内涵
自负者的性格弱点是自作聪明，其实“聪明”是人们渴求的评价，它表明具有这种评价的人，要比其他人智商高出一截。但是有些自作聪明的人，却会反被聪明误。例如自以为是、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总喜欢对别人说“不”等习惯，都是这些人常犯的错误。自作聪明的人表面上在智商上比别人有优势，实则他的危机却是非常明显的，即以自我为中心去处理人际关系。这种人的挫败随时都会发生，给这种人的忠告就是：请别自负，学会尊重每一个人！
用好一个什么样的人，不是一般的小问题，而是大问题。曾国藩的用人术是：让明白人留下，让糊涂人走开。一个人的成功与失败，关键在于他能否把与之有关系的人的能力，转化为自己的能力。只有时时不忘求人自辅，才能抓住时机，创造人生的辉煌。曾国藩认为，人最忌轻薄肤浅，没有内涵，几番接触，就会使人感觉俗不可耐，或令人生厌。大凡有一定学识或修养的人，都能够沉着稳练，谦谨坦荡。
曾国藩对于轻薄有更深层次的理解，他说：大凡人寡薄的品德，大约有三端最容易触犯：听到别人有恶德败行，听得娓娓不知疲倦，妒忌别人的功业和名声，庆幸别人有灾，高兴别人得祸，这是薄德的一端；人受命于天，臣受命于君，儿子受命于父，这都是有一定之数的，但有些人不能接受命运的安排，身居卑位而想尊贵，日夜自我谋划，将自己置在高明的地方，就像一块金子，冶炼时自认为是莫邪、干将一类的宝剑了，此是薄德的第二端；胸中包蕴着社会上的清清浊浊、是是非非，但不明确去表示赞成或者反对，这本来是圣人哲人的良苦用心，如果要勉强去分什么黑白，遇事就激动张扬，这是文士轻薄的习气，娼伶风流的形态，我们这些人不体察就去效仿它，动不动就区别善恶，品评高下，使优秀的人不一定能加以勉励，而低劣的人几乎没有立足之地，这是薄德的第三端。我现今老了，这三端还要加以防戒。因此曾国藩最反对幸灾乐祸、狂傲自大、妄断是非、自以为是的那些人，而他自身就是自修严谨，更多地看到别人长处的人。他尤其是一个极富怜悯心的人，一些有功业名声的人遭了灾难，即使在戎马倥偬自身难保的艰难岁月，他也绝不无动于衷，而是尽量地给予照顾。
咸丰年间，曾国藩驻守祁门，险象环生，储备极其困乏，是他一生行军中最艰难的时候。一天，忽然想起安徽那一带多有经学大师，遭受战乱，颠沛流离，生死未卜，于是派人四处寻问，生存的人给以书信，约他们来军中的幕府相见，死去的人对其家小给予抚恤，索取他们留下的文章保留。像桐城的方宗城、戴均衡，歙州的俞正燮，贵州的程鸿诏诸家大师，都靠这种帮助而脱离了险境。
跟随曾国藩从军打仗的人很多，尤其是出谋划策的幕僚和下属，都希望得到曾国藩这位“盟主”的举荐而飞黄腾达。曾国藩对下属和幕僚确也不吝举荐，但他举荐人又有条件的，那就是要确实为他干事，不怕艰苦，不讲条件。否则，他是不肯保举的。此外，还有三种人曾国藩不愿保奏，一是才高德薄名声不佳之人，一是才德平平迁升太快的人，一是个人不愿出仕者。
第一种人如周腾虎、金安清等，往往一经保举，即遭弹劾，心欲爱之，实却害之。例如，周腾虎刚受到奏保，即遭连章弹劾，遂致抑郁而死，使曾国藩大为伤感。他在1862年9月的《日记》中写道：“接少荃上海信，知周腾虎在沪沦逝。老年一膺荐牍，遽被参劾，抑郁潦倒以死。悠悠毁誉，竟足杀人，良可怜伤。”曾国藩从此接受教训，其后屡遭弹劾、名声极坏的金安清在幕中为他出力效命之时，力排众议，坚持只用其策，不用其人，并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解释说：“眉生之见憎于中外，断非无因而致。”“今若多采其言，率用其人，则弹章严旨立时交至，无益于我，反损于渠。余拟自买米外，不复录用。”
第二种人如恽世临、郭嵩焘等，皆经曾国藩直接间接地奏保，于二年之内连升三级，由道员超擢巡抚，复因名声不佳，升迁太快而被劾降调。曾国藩亦从此接受教训，待1865年10月清政府欲令李宗羲署漕运总督、丁日昌署理江苏巡抚而征询曾国藩的意见时，曾国藩即直抒己见，并提出自己的理由：认为一岁三迁已为非常之遭际。该员廉正有余，才略稍短，权领封圻未免嫌其过骤。丁日昌虽称熟悉夷务，而资格太浅。物望未浮。洋人变诈多端，非勋名素着之大臣，不足以戢其诡谋而慑其骄气。该员实难胜此重任。总之是不同意这种安排，以杜升迁太骤之弊。结果，清政府接受了曾国藩的意见，随即撤销此议。
至于第三种人，本人不愿出仕或不愿受人恩德，受保之后本人不以为恩，反成仇隙，说来颇令曾国藩伤心。虽未知其姓名，却可断定确有其事。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谈到奏保之难时说：“近世保人亦有多少为难之处。有保之而旁人不以为然反累斯人者，有保之而本人不以为德反成仇隙者。余阅世已深，即荐贤亦多顾忌，非昔厚而今薄也。”这可以说是曾国藩的阅历之得，经验之谈。
把“敬”、“恕”这两个字时常记在心中为人处世，应当敬以持躬，恕以待人。“敬”则小心翼翼，不论大事小事，都不敢有丝毫的疏忽。以“恕”待人，则凡事都为别人留有余地，不独自居功，有过也不推卸责任。如果能把“敬”、“恕”这两个字时常记在心中，则可以长期担当重要职责，前途不可限量。
曾国藩主张，对欺侮或欺骗自己的人不要轻易去计较。在他读书期间以及在招幕求才期间的两年广为传诵的事就充分体现了他的这一性格特征。
曾国藩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有一位同学性情褊躁，因曾国藩的书桌放在窗前，那人就说：“我读书的光线都是从窗中射来的，不是让你遮着了吗？赶快挪开！”曾国藩果然照他的话移开了。曾国藩晚上掌灯用功读书，那人又说：“平常不念书，夜深还要聒噪人吗？”曾国藩又只好低声默诵。但不久曾国藩中试举人，传报到时，那人更大怒说：“这屋子的风水本来是我的，反叫你夺去了！”在旁的同学听着不服气，就问他：“书案的位置，不是你叫人家安放的吗？怎么能怪曾某呢？”那人说：“正因如此，才夺了我的风水。”同学们都觉得那人无理取闹，替曾国藩抱不平，但曾国藩却和颜悦色，毫不在意，劝息同学，安慰同室，无事一般，可见青年时代曾国藩的涵养和气度之一斑了。
曾国藩后来任两江总督时求才心切，因此也有被骗的时候。有一个冒充校官的人，拜访曾国藩，高谈阔论，谈笑风生，有不可一世之概，曾国藩礼贤下士，对投幕的各种人都倾心相接，但心中不喜欢说大话的人。见这个人言词伶俐，心中好奇，中间论及用人须杜绝欺骗事，其人正色大言说：“受欺不受欺，全在于自己是何种人。我纵横当世，略有所见，像中堂大人至诚盛德，别人不忍欺骗；像左公（宗棠）严气正性，别人不敢欺。而别人不欺而尚怀疑别人欺骗他，或已经被骗而不知的人，也大有人在。”曾国藩察人一向重条理，见此人讲了四种“欺法”，颇有道理，不禁大喜，对他说：“你可到军营中，观我所用之人。”此人应诺而出。第二天，拜见营中文武各官后，煞有介事地对曾国藩说：“军中多豪杰俊雄之士，但我从中发现有两位君子式的人才。”曾国藩急忙问是“何人”？此人举涂宗瀛及郭远堂以对。曾国藩又大喜称善，待为上宾。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位置，暂时让他督造船炮。
多日后，兵卒向曾国藩报告此人挟千金逃走，请发兵追捕。曾国藩默然良久，说：“停下，不要追。”兵卒退下，曾国藩双手捋须，说：“人不忍欺，人不忍欺。”身边的人听到这句话，想笑又不敢笑。过了几天，曾国藩旧话重提，幕僚问为什么不发兵追捕。曾国藩的回答高人一筹：“现今发、捻交织，此人只以骗钱计，若逼之过急，恐入敌营，为害实大。区区之金，与本人受欺之名皆不足道。”此事在令人“喷饭”之余，亦足见曾国藩的“远见”与“胸襟”。
对这两件事，常人很难容忍，尤其是对那些好逞一时之勇的，人们往往认为这是懦者之举。而曾国藩的做法，正和所有成大事者的做法一样，该忍的一定要忍，不可因小失大。
获取成功性格就是在与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使自己脱颖而出。那么要做到获取成功性格，首先要有这样一套本领，不要被别人的恶语破坏自己的心态，要学会在进退之间见锋芒。你别小看这一点，取大舍小，坦然应对，足见一个人是否登上获取成功性格的宝座。
一个人不可能事事都得到每个人的赞许，但是如果你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在得不到赞许时便不会感到沮丧。你应把反对意见视为一种自然现实，一种对自己的激励，因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对世事有自己的看法。
环顾我们生活的周围世界，我们会十分明显地感到一点，要想使每个人都对自己满意，这是十分困难而且不大可能的。实际上，如果有50%的人对你感到满意，这就算一件令人愉悦的事情了。要知道，在你周围，至少有一半人会对你说的一半以上的话提出不同意见。只要看看西方的政治竞选就够了：即使获胜者的选票占压倒多数，但也还有40%之多的人投了反对票。因此，对一般的常人来讲，不管你什么时候提出什么意见，有50%的人可能提出反对意见，这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情。
当你认识到这一点之后，你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他人的反对意见了。当别人对你的话提出异议时，你也不会再因此而感到情绪消沉，苛责别人或者为了赢得他人的赞许而即刻改变自己的观点。相反，你会意识到自己刚巧碰到了属于与你意见不一致的50%中的一个人。只要认识到你的每一种情感、每一个观点、每一句话或每一件事都总会遇到反对意见，那么你就可以摆脱情绪低落的困扰。当我们做事之前已经意想到某种后果，而一旦出现这种后果时，你就不会出现很大的情绪波动，或者措手不及。因此，如果你知道会有人反对你的意见，你就不会自寻烦恼，同时也就不会再将别人对你的某种观点或某种情感的否定视为对你整个人的否定。
以亲人为交往之法
人是社会中的人，越是走向高位，人际关系也越复杂。因为社会关系不仅仅是“友道”，而要打上很多互相借助、互为利用的印迹。通常说人是最复杂的动物，实际是说人我之际很难处理。曾国藩一路冲杀，从乡野之民走向二品大员，在中央十余个部门任职，在地方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等要职，由此可以推想，他的人际关系是复杂的。这里交待的是他走向仕途最初的交际网络以及各项原则。
道光二十一年（1841）的春节，是曾国藩在京城度过的第一个传统节日。大年初一，他起得很早，作为翰林院的一员，他要参加黎明时在太和殿举行的朝贺大典。隆重的仪式举行完毕后，曾国藩回到家中，拜见父亲后即去各处拜年。此后接连4天，曾国藩每天都是马不停蹄，先走完皇城，随后走东城、西城。
他拜年的顺序是先拜老师，这些是曾国藩学习的榜样，而且也是朝中的大员，他们多在内城居住，因此曾国藩初一当天，即从棉花六条胡同的寓所拜见了他十分敬重的老师们。这是曾国藩关系网中的第一个层面。
初一这一天，曾国藩前往各处拜访湖广同乡。当时湖南已独立了省份，但明朝时还归湖广省管辖，因此曾国藩拜访的同行不仅包括了寓居京师的湖南籍官员，而且包括了湖北省籍人。这则是曾国藩交际圈中的第二个层面。
第三个层面是所谓的“同年”，即同学，按《曾国藩日记》载，这又包括甲午乡试同年及戊戌会试同年两部分人。道光十四年（1834），曾国藩中举戊戌是道光十八年（1838），这一年曾国藩正式跻身士林，成为曾门的第一个进士。这也是曾国藩走向社会的关系基础。
对于师长辈的，曾国藩在交往中贯穿一个“敬”字，比如对他的老师吴文，逢年过节，自然拜谢有加，吴升任江西巡抚赴任时，曾国藩早早起来，一直送到彰仪门外。
祁隽藻，号春浦，当时颇得皇帝宠信，也属师长辈，曾国藩自然少不了与之往来。他知道祁喜爱字画，于是亲自到琉璃厂买了最好的宣纸，为祁写了一寸大的大字百六十个，恭恭敬敬送上，让祁高兴不已。
对于乡辈同僚，他在交往中贯穿一个“谨”字，即一定距离，不可过分亲近，但必须尽职尽责。比如他主持湖广会馆事务，每逢节令时日，他都想得很周到。
对于同年，他在交往中贯穿一个“亲”字。曾国藩说，同学情谊在所有亲情之外最相亲谊的。这种感情不源于天然，但又胜过天然。因此，他主张对同年要有求必应，尽己力而为之。
“获取成功性格”有两个关键词：“人”和“地”。“人”意味着关系，“地”意味着局面。在各种各样的关系中能够巧妙周旋脱颖而出，意味着成功。
多找几个能人帮忙
做人不可高高在上，颐指气使，否则恐怕难免走向衰败。因此，做人要有自知自明，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只有把这种心态调适恰当，才能愿意多找几个能人来帮忙。
曾国藩自出办团练直至去世，身边一直有一些秘书人员帮助他出谋划策、办理事务。这些人与曾国藩关系最为密切，随行有专门的车、船，驻扎有专门的宅院，在所有幕僚中地位最尊，情面最厚。曾国藩称这班人为“幕府”，实际上是他的“秘书处”。秘书人员的主要工作是帮助曾国藩草拟奏、咨、批札，办理书启、文案。各项工作都有专人负责，草奏的只管拟奏稿，办批札的只管拟批稿，甚至负责草拟奏稿的人也有分工，如赵烈文就只代拟涉外奏稿，陈方坦则只代拟与盐务有关的奏折、函札。办理书启的人员不仅负责对来函提出处理意见，还负责代拟复函。为明确责任，处理过的信函，都要盖上自己的名章。在一些曾国藩收函的原件上，至今保留着“要”、“复”、“应复”、“不复”、“已复”、“自复”等处理意见和收函时间、编号、办理时间以及“旉”、“筱”等个人印章。
曾国藩前期身体较强，精力较好，对幕僚依赖也较少，“遇陈奏紧要之件，每好亲为草稿，或大加削改”。直到同治四五年间，虽然“精力日减，目光逾退”，但仍“沿此旧习”。到了晚年，由于目疾加剧，“看文写字深以为苦”，但“其最要者，犹不假人”。
咸丰五六年间，由于“幕府乏好帮手，凡奏折、书信、批禀均须亲手为之”，“拂乱之余，百务俱废，接人应事恒多怠慢，公牍私书或未酬答。坐是与时乖舛，动多龃龉”。直到咸丰十一年春天，将大营移至安徽东流江边时，仍在感叹：“此间现无幕友，奏咨信缄皆本店一手承造，颇以为保案为苦。”要找到好的秘书人员实际上并非易事，而其中尤以好的草奏人员最为难得。因为要拟好奏、咨、函、札，不仅需要学识渊博，文学优长，还要有一定的政治经验，懂得公文程式。有些人，例如刘瀚清，虽然“学问渊博，文笔亦雅，特章奏笺牍不甚合式”。这就很难得心应手。因此，曾国藩幕府中虽然人才济济，好手如林，仍不时发出幕中乏才之叹，谓“空言泛论者求之较易，拟奏拟信拟批者求之较难，即善书者亦不易得”。因为人员经常流动，而好的秘书人才又失之甚易（主要是调动和保举升迁），得之甚难，所以曾国藩有时不得不临时拉人为他草奏，并非秘书人员的左宗棠、张树声也都曾为他拟过奏稿。
曾国藩认为躬亲要事，保证大事不出漏洞，多找助手，可以将自己的意图通过他人之手贯彻下去。实际上，无论人的精力多么充沛，也不能事必躬亲的，关键是要会抓要事。
在曾国藩看来，获取成功性格并不是说要高高在上，而是要能走下其位，去接近大家，做些实事，多找几个能人来帮忙。曾国藩常常告诫自己“切忌骄纵”，正是出于此。
牢记做人“三戒”
不欺人也不自欺，是曾国藩一生之本，因为这关系到一个人的忠信、廉耻。曾国藩的思想，实可用来作为修身的必备条件，作为人本质上至纯、至善、至美的追求。“骄傲”乃人生最糟糕的本性。如果把获取成功性格与骄傲简单等同，那就大错特错了。真正获取成功性格者所做的事：谦虚！曾国藩做得如何？人的一生都可能有一件两件成功的事情，而成功之后，往往会犯骄傲的毛病，曾国藩也有这样的时候，但是他却能在因骄而败之后，立即戒躁，改弦更张。曾国藩改过迁善的事，大致有如下三端：
一是戒多言。
曾国藩在今人眼中似乎是个手执羽扇、不苟言笑、沉稳木讷的君子形象。实际上这代表了他成熟时期的性格。早年的曾国藩多言健谈，爱出风头，喜于交往。他自己也深知“言多尖刻，惹人厌烦”，也为此下定决心，减少往来，但就是难以改过。“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他还说这种心理已深入隐微，“何时能拔此根株”？
一次，窦兰泉来切磋，曾国藩并未理解好友的意思，便“词气虚矫，与人谈理”，本来是一件增益学业的事，却适得其反，二人不欢而散。《日记》中说：“彼此持论不合，反复辩诘，余内有矜气，自是特甚，反疑别人不虚心，何以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己也？”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初九这一天，曾国藩四次出外，先是到岱云家为其母拜寿，本是喜庆之事，曾国藩出言不慎，弄得别人十分尴尬，宴席一散“宜速归”。随即又到何子贞家。回家后读了《兑卦》，又到岱云家吃晚饭，“席前后气浮言多”，与汤鹏讨论诗文，“多夸诞语”。当天他在《日记》中说：
凡往日游戏随和之处，不能遽立崖岸，惟当往还渐稀，相见必敬，渐改征逐之习；平日辩论夸旋之人，不能遽变聋哑，惟当谈论渐低卑，开口必诚，力去狂妄之习。此二习痼弊于吾心已深。前日云，除谨言静坐，无下手处，今忘之耶？以后戒多言如戒吃烟。如再妄语，明神殛之！并求不弃我者，时时以此相责。由于曾国藩好多言，自以为是，有时伤害了朋友间的感情，他与小岑间的矛盾即由此而起。他平日以小岑为知己，但偶有不合，就大发脾气，他说这完全是自己平日修养不够啊。
对此，好朋友看在眼里，但知道曾国藩的性格，都不愿相劝。只有岱云敢于揭破。点出曾国藩的三个毛病。其后，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岱云言余第一要戒‘慢’字，谓我无处不着怠慢之气，真切中膏肓也。又言予于朋友，每个恃过深，不知量而后入，随处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龃龉，大者凶隙，不可不慎。又言我处事不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须步步留心。此三言者皆药石也。”
几天后，曾国藩在家为父亲祝寿，小珊也前来，席间二人的言语碰撞，客人走后，父亲与曾国藩谈起做人的道理，尤其讲了一大堆给人留分寸的话。曾国藩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遂亲自往小珊家中表示歉意。当天的日记他总结自己有三大过：小珊前与予有隙，细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见信？苟我素能礼人以敬，何至人有谩言？且即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谩骂，忿戾不顾，几于忘身及亲若此！此事余有三大过：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比时一语不合，忿恨无礼，二也；龃龉之后，人之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此之不知，遑问其他？谨记于此，以为切戒。曾国藩的父亲看到他身上确有不少毛病，回到湖南后又立即给他去信一封，曾国藩的日记谈到了来信内容：大人教以保身三要：曰节欲、节劳、节饮食。又言凡人交友，只见得友不是而我是，所以今日管鲍，明日秦越，谓我与小珊有隙，是尽人欢竭人忠之过，宜速改过，走小珊处，当面自认不是。又云使气亦非保身体之道。小子读之悚然。小子一喜一怒，劳逸疴痒，无刻不萦于大人之怀也。若不敬身，真禽兽矣。
岱云的话和父亲的信对曾国藩触动很大，但以后曾国藩仍重蹈旧辙。二十三年（1843）正月十九日，湖广籍的举人同学在文昌馆举行团拜，曾国藩当时主持会馆事宜，无论于公于私都应尽力招待好昔日的同学，但他“陪客时，意不属，全无肃敬之意”。他承认“应酬有必不可已者”，他如此怠慢同学，“忧悔并生”。
曾国藩检讨自己的同时，又有走向另一极端的倾向，他有意与朋友们疏远，认为不常在一起，反增加一分敬意，他又想到吕新吾的一句名言：“淡而无味，冷而可厌，亦不足取。”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不合群”。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吴竹如开导曾国藩说，交情虽然有天性投缘与否，也由尽没尽人力所决定。但说到底还是人能胜天，不能把一切“归之于数”，如知人之哲，友朋之投契，君臣之遇合，本有定分，然亦可以积诚而致之。故曰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自此以后，曾国藩在处事待人方面日渐成熟，他自以为是的毛病也大有改观。给人留面子这一点尤其成为以后待人交友的一个重要原则。
二是戒怒。
曾国藩早期的个人修养也并非像后来那样宠辱不惊。相反，一遇不顺就勃然大怒，脾气性格很不稳定。在他早年的《日记》中，这方面的事例颇多。
道光二十三年（1843）正月初三日，曾国藩的二位同年来看他，饭后，下人有不如意事，国藩大发脾气，忿不可遏，歇斯底里，完全忘记自己的身份。虽经友人劝阻，仍然肆口谩骂，绝无忌惮。事后曾国藩检讨自己，又很后悔。过了几天，好友冯树堂来访云：“心中根子未尽，久必一发，发则救之无及矣。”《日记》曰：我自蓄此忿，仅自反数次，余则但知尤人。本年立志重新换一个人。才过两天，便决裂至此。虽痛哭而悔，岂有及乎！真所谓与禽兽奚择者矣。过几天，曾国藩出门拜客，又因为下人不得力，屡屡动气。说自己每日间总是“忿”字、“欲”字往复，“知而不克去，总是此志颓放耳！可恨可耻”。三月十六日，他出门拜客，在友人家吃了酒饭后，等候下人，久候未至，“大怒，不可遏抑。惩忿无功，溃决至此”。
曾国藩认识到自己性格中的缺欠，开始有意识地调整。同时，他坚持写作《治心经》以惩戒不好的东西。他的《日记》中载，六月初五日，写《治心经》反省以前之事。六月初八日，写《治心经》一本。初十日，又写《治心经》一册。
道光二十四年（1844）五月初一日，下人因事与曾国藩争辩，曾国藩又动气，一怒之下将两位下人一同开遣，“心不快者一日”，次日《日记》又说：“尚为昨事心绪烦乱。”
曾国藩性格之完善，为人处事之圆通，还是经历多次磨难后才形成的。尤其是咸丰八年再次出山后，性格大变，几乎是换了一个人。这期间，曾国藩经历了成败胜负的多次考验。
三是戒“忮”、“求”之心。
忮是妒嫉，求是贪求。
曾国藩认为，人生固然需要有理想，有追求。但追求过分，就犯了通病，即他所说的“忮”心、“求”心。“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类、势位相近之人；求不常见，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仕进相妨之际。”将欲造福，就得先去忮心，所谓“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将欲立品，就得先去求心，所谓“人能无穷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
忮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曾国藩说，“余于此二者常加克治”，遗憾的是尚未能扫除净尽。进而他认为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别着一物，他说：“人必中虚，不着一物，而后能真实无妄。盖实者，不欺之谓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别着一物，心中别有私见，不敢告人，而后造伪言以欺人，若心中不着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别着私物也。”
曾国藩据自己的经验得出：克服心理障碍应以“广大”二字为“常用药”。而这广大，则应把自己看得渺小，他说：“静中细思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大地数万里，不可穷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耳，夜仅一榻耳。古人书籍，近人着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之一毛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粟耳。”
曾国藩正是经常把自己摆在一个渺小的位置上来保持自己的心态平衡的。他总是感到“我不及人者多”，就是“不能与诸贤并论”的樊哙，他也认为有“不可及者二”。越是能看到自己不足而又有信心的人，就越能有所长进，就越能更多地拥有别人的长处，就会有更大的成功之可能。
曾国藩改掉缺点毛病的决心之大、意志之坚，是不多见的，对他一生性情方面的修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成功的关键在于三个字：不自欺。他认为人之所以修己不利，做事无恒，无非是自欺二字作怪，自欺所以欺人。只要能做到不自欺，就任何事情都能够坚持到底并取得实效。因此，他要求自己“禁欺如火”。
为了发现和改正缺点毛病而不自欺，曾国藩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给弟弟们去信，向朋友们打招呼，请他们时常指出自己的缺点；二是记日记，借以每天对自己的言行进行反省。一百多年过去了，当时朋友兄弟怎样指出曾国藩的缺失，我们已难察考，不过其日记中却白纸黑字，记了很多。如：季师意欲余致力于考试工夫，而余以身弱为辞，岂欺人哉？自欺而已。暴弃至此，尚可救药乎？（癸卯二月日记）
窦兰泉来，言理见商，余实未能心领其语意，而妄有所陈，自欺欺人，莫此为甚！总由心有不诚，故词气虚矫，即与人谈理，亦是自文浅陋，徇外为人，果何益哉？（壬寅十一月日记）
客来示以诗艺赞叹语不由衷，余此病甚深。孔子之所谓巧令……欺人自欺，灭忠信，丧廉耻，皆在于此。切戒切戒！（壬寅正月日记）
观人作应制诗而谀之，不忠不信，何以为友？圣人所谓“善柔便佞之损友”，我之谓矣。（癸卯二月日记）
人必中虚，不着一物，而后能真实无妄。盖实者，不欺之谓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别着一物……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别着私物也。（壬寅十一月日记）
言多谐谑，又不出自心中之诚，每日言语之失，真是鬼蜮情状，遑问其他？（癸卯二月日记）
昔年于慎独居敬等事，全未用功，至今衰老，毫无把握，悔之晚矣！（庚午闰十月日记）自己警告自己者，必有所为；自己欺骗自己者，必有所败。人们要盖房子，必须先打好地基，如果地基不坚，再好的房子也不能持久。如果盖的是高楼，地基能否打好就更加重要。人生的成功与修身的关系也是这样，志愿越高，就越要打好基础，越要改掉自己的缺点毛病，造就完善的人格。这个道理，“四书”之一的《大学》说得最好：“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曾国藩对这一点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他说：“古之君子修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强，而后有振兴之家；必使人悦神钦，而后有骈集之祥。”那么怎样才能为人生的成功打好基础呢？曾国藩提出了“悔缺”之道，即通过反省自己的缺点过错，坚决彻底地加以改正。
（三）相和性格：
做人不要“别”着来与人为善是第一妙着
“与人为善，取人为善”是曾国藩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准则，它使曾国藩的事业兴旺发达。曾国藩与人为善的事，俯拾皆是。因此他的幕僚多对曾国藩尊之为师，极为崇拜，事事效法，奉为楷模。因此，有幕府如水渠之说，这些幕僚皆深受曾国藩的影响，或效其坚忍，或师其勇毅，或明其大道，或法其坦诚。
“与人为善，取人为善”源自《孟子》。曾国藩继承这个思想并将之做了详尽的解释：“思古圣人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以言诲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熏人，是以善养人也：皆与人为善之事也。然徒与人则我之善有限，故又贵取诸人以为善。人有善，则取以益我；我有善，则与以益人。连环相生，故善端无穷；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师儒之道，亦莫大乎此。”是说孟子强调的是虚心采纳各种意见，那么在曾国藩那里，取、与两件事成了相互推动、永不终结的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
与此同时，曾国藩还把这确定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根本原则之一。他在《日记》中写道：“九弟来久谈，与之言与人为善、取人为善之道……无论为上、为下、为师、为弟、为长、为幼，彼此以善相浸灌，则日见其益而不自知矣。”而且在他权力所及之处，他还力图将这个原则化为必须遵守的制度。1859年他在给部下的一封信中谈道：“前曾语阁下以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以后望将取诸人者何事，与人者何事，随时开一清单见示，每月汇总账销算一次。”这不是把既定的原则化为制度或工作方法了吗？
“与人为善，取人为善”是曾国藩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准则，它使曾国藩的事业飞黄腾达。
曾国藩取人为善的事例亦不为鲜见，如听人之谏纳、举事，采纳僚属意见婉辞皇帝意旨，等等。大事如此，小事亦能如此。如免“进场饭”一事，更能说明曾国藩的取人为善。
曾国藩守其父星冈先生之教，天不亮就起床，明炮一响即布席早餐。在东流大营时，欧阳兆熊及李肃毅、程尚齐、李申甫共饭，群以为苦，曾国藩知道后，尝笑曰：“此似进场饭。”克复安庆后，欧阳兆熊要在9月朔期归家，置酒为饯，席间从容进言：“此间人非不能早起，但食不下咽耳。吾今归矣，欲为诸人求免进场饭何如？”曾国藩一笑颔之。故欧阳兆熊以书调笑李肃毅说：“从此诸君眠食大佳，何以报我？古人食时必祭先为饮食之人，君等得不每饭一祝我乎？”李肃毅复书：“进场饭承已豁免，感荷感荷！唯尚齐、申甫皆须自起炉灶，恐不免向先生索钱耳。”此虽一时戏谑之言，当时情事亦可想见。
免“进场饭”这件事虽小，但可见曾国藩取人为善的姿态。他最初在京师时，也横挑鼻子竖挑眼，倚才傲物，因此得罪了一些人，后来他躬自检悔，觉得“与人为善”是不树敌的第一妙着；而“取人为善”是完善自己的绝好药方。
相交以诚，大度宽容者胜
关于“诚、恕”二字，曾国藩说：“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又说，“吾辈总以诚心求之，虚心处之。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终有顺理成章之一日；心虚则不动客气，不挟私见，终可为人共谅。”
曾国藩初办团练时，手中无一兵一勇，脚下无一寸土地，身无一分一文，虽然是个京官，在丁忧平缺期间，实际上等于一个普通乡绅。而当时在湖南，已有江忠源的楚勇，罗泽南的湘勇和王錱的湘勇，各有一定的势力。其中江忠源的楚勇出境至广西，有着名的蓑衣渡之战，后来保卫长沙、转战江西均有战功。可是，曾国藩却能成为他们的精神领袖，协调各部的行动。后来虽与王錱关系破裂，也是有多方面原因的。而且江忠源战死后，接领其部队的刘长佑、萧启江等；罗泽南战死后，接领其部队的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沣等，也都接受曾国藩的指挥调度。在逐渐发展过程中，一些非湘籍将领也陆续来到曾国藩身边，如满族人塔齐布、蒙古人多隆阿、河南人李孟群、广东人褚汝航、四川人鲍超、福建人沈葆祯等。
是什么力量，使这些英雄豪杰、仁人志士聚到了曾国藩的旗下？除以保国安民、维护名教、立志杀贼为目标这个共同点使他们心心相印外，就是曾国藩的人格力量。这人格力量产生于他所极力倡导并躬履实践的“诚”、“恕”二字，即“待人以诚，容人以恕”两条。所谓“以诚恕加天下，则群伦影从”。
“待人以诚”，应该是所有为官、为将、为领袖者的一项基本品德。待人以诚，则人也可能待己以诚，这叫作以诚换诚；即使少数人不以诚待己，也终会遭到舆论的谴责，使之悚然省悟。如果待人以权术，恃盛气，挟私见，也可能得势于一时，但最终会遭到历史的唾弃。曾国藩洞悉世情，明彻史实，深有感情地对诸弟说：“管子云：斗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手人以概之。霍氏盈满，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诸葛恪盈满，孙峻概之，吴主概之。待他人来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这真是促人猛省的真知灼见！
曾国藩所提倡的“恕”，中心内容是《论语》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如果想得到什么，就要考虑到别人也会想得到什么，推己及人。曾国藩说：“人孰不欲己立己达？若能推以立人达人，则与物同春矣！”反过来说，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不欲人以虚伪待我，我便应不以虚伪待人；不欲人以权术待我，我便应不以权术待人，如此等等，都是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
曾国藩说：圣门好言仁，仁即恕也。曰贫，曰贱，曰成，曰荣，曰誉，曰顺，此数者，我之所喜，人亦皆喜之。曰贫，曰贱，曰败，曰辱，曰逆，此数者，我之所恶，人亦皆恶之……吾兄弟须从“恕”字痛下工夫，随在皆设身以处地。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所谓立也；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有以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曾国藩强调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不怨天，不尤人。认为如果“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则人必不服……凡遇牢骚欲发之时，则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气？猛然内省，决然去之”。凡不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人，最终也不能立己达己，历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证明了这点。所以，曾国藩一向主张“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
相交以诚，大度宽容，不仅使曾国藩自身增加人格的魅力，博取人们对他的支持和真诚相助，给周围的人产生了好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也使曾国藩少树了许多仇敌。
爱面子的人是不易成大事的
爱面子是很多人的性格弱点，的确面子是个大问题，因为人人都要争面子、抢面子，为的是不丢面子。实际上正是由于怕丢面子，有很多人做不成大事，害怕自己做不好什么就丢脸，让人难为情。成大事者必须放下架子，不怕丢脸面，才能最后为自己挣回脸面。
一个人获取胜局了，会引来许多麻烦。当然，自己的面子可能就难保了。爱面子的人是不易成大事的，有的人往往因为“爱面子”常常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而曾国藩虽然是一个很讲面子的爱谦让之人，但当他久久期盼的机会来临时，他则毫不犹豫地立刻抓住这一机会。
湘军准备展开安庆之战的时候，太平军李秀成与陈玉成用计一举攻破了清军的重要军事防线——江南大营。而这一军事形势，给曾国藩及其湘军将领带来了一个期盼已久的机会，就是掌握地方实权的机会。而这个机会的来临，倒也不是那么的简单，多亏了肃顺的推荐和斡旋。
咸丰皇帝在北京听江南大营被攻破的消息，惊恐万状。他知道，清军绿营的最后一点家当，这次全部输光了。多少年来，他始终在做一个梦，想让湘军攻打长江中游的太平军，而由绿营攻打南京地区的太平军。这样，硬仗由湘军来打，而胜利的果实却可以由绿营来摘取。湘军正因为能够打仗，所以他不想让它得到太多的荣誉。否则，这支武装到时候骄横不可一世，谁也控制不住它，它真要到北京来造朝廷的反，或者来个藩镇割据，那怎么得了？可是现在，江南大营的溃败，使得咸丰皇帝不得不从梦中醒来，他必须面对新的现实。他把能打败太平天国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湘军的身上，寄托在曾国藩和胡林翼等人的身上。
当咸丰皇帝还在梦中似醒非醒之时，肃顺在暗中推了一把，将曾国藩推上两江总督的官位上。
当两江总督何桂清被革职之后，咸丰皇帝本来准备让胡林翼出任两江总督。肃顺得知之后，便向咸丰皇帝进言道：胡林翼在湖北，政务军务一切都处理很好，不能将他挪走。不如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这样，长江上下游便可得而治。
咸丰皇帝采纳了肃顺的建议。就这样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这一极为重要的官位。
事实上，除了曾、胡之外，当时确实再难找出两江总督的人选。对这一点，湘军内部也有认识。对于江南大营溃败后的这种深刻变化，曾国藩和其他湘军将领，似乎早有预感。当江南大营被完全击破的消息传到安徽和两湖时，湘军将领丝毫不为自己同类的悲惨结局而伤心。相反，他们一个个都充满了喜悦之情，深感鼓舞，额手称庆，以为是湘军出头的日子到了。左宗棠在湖南听说后，发出了长长的感叹：“天意其有转机矣！”
身旁的人问他为何这般感叹，他解释道：“江南大营将蹇兵罢，万不足以讨贼，得此一彻底洗荡，而后来者可以措手。”他所说的“后来者”当然指的就是湘军。
6月17日，咸丰皇帝的上谕递到安徽，曾国藩捧读之下，泪流满面。这是朝廷送给他的一份重要的礼物，给他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的大好机会。他已经盼望了好多年，现在终于盼来了，此番的心情真是无以言表。他赶紧给咸丰皇帝拜发谢恩折，就怕这到手的官位一不小心便会溜走一样，他要将它抓得牢牢的，绝不再松手。在谢恩折中，他再也没有像过去那样的客气，那样的推辞言语，字里行间所表露出的完全是踌躇满志，还有准备大显身手的决心。他说：国家多事之秋，岂臣子怀安之时！计惟有殚心尽力，啮指誓师，揽辔而志澄清，尽收疆土；下车而生疾苦，速拯痍，庶几仰答高厚于万一。
胡林翼在湖北听得这一消息，也表示：“朝廷能以江南大事交付曾公，天下事不足平也。”
△曾氏宽心性格之现代释用：
宽恕乃成功之本曾国藩认为，一个善于做人的人，总是以去除嫉妒的方式去宽恕别人。我们知道嫉妒就是对才能、际遇、名誉、地位比自己好的人怀有怨恨的情感。这是一种负面的做人之道，是人际交往中的不利因素。做人应当有宽容之心，不可有嫉妨之恨。你是一个耿耿于怀，视别人为永远对手的人？还是一个宽容大度，化干戈为玉帛的人呢？宽恕别人是为了什么？为了求得成功的资本。
宽恕不是对原则问题的一种让步，而是对他人的一些非原则性的缺点和过失的一种宽容和谅解。宽恕看起来是一件很矛盾的事，但如果不宽容而去伤害只能导致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那么就会出现“冤冤相报何时了”的后果。同时，不肯宽恕别人的人往往使自己吃苦，他们会因此失眠、肠胃不适，甚至还会引起高血压。然而一旦宽恕别人之后，他们就会超越一次巨大的挫折——一种可以称为再生的心灵净化过程。当然，受到伤害的人必须有时间处理自己的愤怒，认清楚自己对整个事件所负的责任以及拒绝宽恕所带来的后果，然后宽恕才能发挥最好的功效。
宽恕不仅是爱心的体现，而且是极高的做人境界，表面上看，它只是一种放弃报复的决定，这种观点似乎有些消极，但真正的宽恕却是一种需要巨大精神力量支持的积极行为。宽恕更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做人品质，一种正确的做人自我意识的体现。一个人只有正确地认识自己，才会有宽恕的胸怀。做人宽恕得到的收益是人际关系的协调与和谐。
美国第三任总统杰佛逊与第二任总统亚当斯从恶交到宽恕，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杰佛逊在就任前夕，到白宫去想告诉亚当斯，说他希望针锋相对的竞选活动并没有破坏他们之间的友情，但杰佛逊未来得及开口，亚当斯便又咆哮起来，“是你把我赶走的！”二人的友情自此破裂，中止交往达11年之久。直到后来杰佛逊的几个邻居探访亚当斯，这个坚强的老人仍在诉说那件难堪的往事，但接着冲口而说出：“我一向都喜欢杰佛逊，现在仍然喜欢他。”邻居把这话传给了杰佛逊。杰佛逊也不计前嫌，他主动请了一位彼此皆熟的朋友传话，让亚当斯也知道了他的心里话。后来亚当斯回了一封信给他，两人从此开始了美国历史上也许是最伟大的书信往来。
可见，一个人只要持有宽恕的做人原则，就能赢得对方的尊敬，并为自己的成功打下良好的基础。那么，怎样才能以宽恕为做人之本呢？这里想提出几条参考建议：
（1）做人必须具有向上精神：嫉妒别人的人往往是把宝贵的时间用在嫉妒别人身上，而自己却产生焦虑、悲哀、猜疑、消沉、烦恼、敌意等不良情绪，这是一种最愚蠢的做法。为什么要嫉妒他人呢？你把对方的长处学习、借鉴过来，不就成了自己的宝贵财富么？光阴似箭，人生苦短，与其将有限的精力耗在嫉妒他人的成功上，不如抓住时机做几件实实在在的事，不更有意义吗？就像鲁迅说的那样“不要只用力于抹煞对手，使他和自己一样空无，而应该跨过那站着的前人，比前人更加高大”。鲁迅的话语重心长，因为别人有所建树并不妨碍自己。我们可以把鲁迅指的前人理解为走在自己前面的人、比自己先成功的人，包括和自己生活在同一生活时间和空间的人。生活中的嫉妒主要发生在同一环境，同一领域中的人中间。普列汉诺夫曾说：“在人类智慧发展史上，因为某一个人物成功而妨碍另一个人物获得成功的情形是稀少得无比的。”一个观点的提出，一项研究的成功，留给后人的是新开拓的领域和道路，因而供人驰聘的天地更加广阔无比。在科学的领域里如此。在其他领域里也如此，只要你肯于奋斗，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和竞争的心理素质，你一定能以真才实学赶上或超过别人。嫉妒这种负面情感是阻止青年前进的拦路虎。当你全心全意地去为自己的事业奋斗时，就不会有时间去嫉妒别人了，因为“嫉妒是一种四处游荡的情绪，能享用它的只能是闲人”。
（2）做人必须去“酸葡萄”而取“甜柠檬”：“酸葡萄”心理是指自己得不到的东西，便故意贬低它的价值，以使自己感到心安，抵消心中的不服气。伊索寓言中，狐狸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故事众所周知。这说明想吃葡萄而吃不到的人用贬低葡萄的办法来求得心理平衡。意思是说，不好的东西我得不到也无所谓，这虽然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办法，但只要能安慰自己不去嫉妒别人也算是可取的。甜柠檬心理是指一个人知道自己眼下的境况很不理想，却强迫自己说：“这不是也挺好的吗。”
（3）做人可以帮助敌对者：当你发现你所嫉妒的人需要有人帮助去办成一件事情时，你就应全心全意地去帮助他。这时，你与他的目标一致了，就会由嫉妒他的心理而转向为共同的目标奋斗的心理了。当这件有意义的事情完成后，你从他身上学到了不少长处，你们也由敌意者变成合作者了。
嫉妒别人是庸才的做人方法。你应该用欣赏的眼光去看待别人的进步，然后试图超越他。没有赛跑对手，你就不会知道自己的能力有多少，找一个能赛跑的对手，你就会知道自己的不足之处，因而你就会进步更大、更快，不断鞭策自己永往直前，取得人生更大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