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承乾，山东济宁人。
1949年从青岛港撤往台湾。1959年在台湾高雄心脏病突发去世，时年41岁。1989年其妻李梁芬玉回祖国内地寻亲。
目前李梁芬玉女士在台湾高雄定居。
采访时间：1997年5月。
采访地点：山东省济宁市。
采访李梁芬玉女士实际上已是两年前的事了。那是1997年，她第二次回来探亲，而我正在济宁一家企业采访，那家企业的厂长在晚上的酒宴上介绍了他的合资方代表，那就是李梁芬玉女士。
那时的她已经是77岁高龄的老人了，但是仍剪了一个非常短的男式分头，保养得非常好的皮肤化着淡妆，一袭大红的外套使她显得非常精神。
听厂长那样介绍她，她笑着说：“哪里，哪里，现在我早已放权给儿子，这次我不过是回济宁探亲，纯粹的私人活动，厂长硬要盛情款待，我是恭敬不如从命啊。”
酒过三巡，席间就我们两位女士，自然成了谈点悄悄话的好朋友。听我说老家是青岛，李梁芬玉女士露出淡淡的惆怅，“我跟丈夫就是从青岛港去台湾的，这一去就是40年，我的女儿要是还活着的话也该是40岁的人了。”
她的话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我们相约回到宾馆后再细谈。
那夜回到宾馆已是10点左右，也许勾起了许多往事，李梁芬玉女士直接到了我的房间洗漱完毕，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
已经把脂粉全部洗掉的李梁芬玉女士，此刻是一副慈祥的老祖母的形象，让我感觉亲切了不少，要不是那件鲜红的外套使她处处透着洋派，她一口浓浓的乡音让我觉着很像在跟邻居大妈聊天。
1949年，我29岁，丈夫31岁，女儿敏敏刚刚八个月。
我丈夫当时是国民党部队的见习教官，正在青岛港的军舰上服务。平时，他难得回一次家，我只有带着女儿跟自己13岁的妹妹在一起相依为命。
我的家庭特别复杂，我母亲在我妹妹刚刚1岁的时候，得了急病去世了，那时我父亲在青岛做生意，家里的老人在没有征得他的同意的情况下，又给他从老家济宁娶了一个女人做填房，这就是我的继母。
因为当时我和妹妹都在济宁老家，跟着我的舅舅、舅妈过日子，舅妈人很凶，对我们姐俩很刻薄，我姥姥看不下去了，就做主给我们找了个后妈。
可我父亲因为在青岛做生意多年，根本不喜欢老家这个土里土气的媳妇儿，但是老人做主又不敢违抗，所以，他就是娶亲的时候在家里待了一夜，第二天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那时我和妹妹就在家跟着继母，父亲偶尔捎回钱来让我们做件新衣服，可别的他就不管不问了。
我记得继母当时是个健壮的沂水姑娘，可嫁到我们家几年就干瘦枯黄地不像个样子。后来，她还给我们家生了个男孩，但5岁时那个男孩得了白喉死掉了，从此，继母就更加不受父亲的重视了。
为了小妹妹不受委屈，我结婚很晚，直到20几岁才把自己嫁掉。而且，婚后不久，丈夫被送到美国去培训，他很希望我把家安在青岛，那样我们之间书信来往会方便些。
我思来想去，觉得妹妹在继母身边我不放心，所以，结婚以后我还是和继母、妹妹住在老家，为的是处处照应刚刚长起来的小妹。
婚后一年，我生了女儿敏敏，当时丈夫已经从美国回来，在舰艇上实习，我在青岛安了家，把妹妹也接了过来跟我住在一起。
1949年5月，丈夫回来对我说，可能要到台湾去，要我赶快拿个主意，是带女儿走还是我留下他自己先走。
当时我根本没觉得事情有那么严重，我以为不过是暂时撤到台湾避一避，等战争结束了马上我们就会团聚。
我跟妹妹商量，让她回老家济宁去投奔继母，可妹妹哭着喊着要跟我走，那时她才13岁。因为从小没有母亲，她被我给宠坏了，与同龄的女孩相比，她显然懂事比较晚。
我再三跟她解释，部队只带妻子同行，那些儿女多的都不许全部带上，我和她姐夫不可能连她一块儿带走。再说这一去要在海上颠簸好几天，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会不会活着到达台湾，我不想让妹妹跟着我吃苦受累。
这时继母也从老家赶来，她踮着一双小脚走了几天几夜才赶到青岛，见我要带着八个月的女儿走这么远的路，她也不放心。守着丈夫和我，她说：“芬玉，你要是信得过我，就把敏敏留下吧，这么小的孩子跟着你们东跑西颠，我实在是不放心呀。你把她留在家里，我们娘仨相依为命，有我吃的，就有她们吃的，你到那边安顿好了，再回来接她们不更好吗？”
继母的话让我和丈夫一宿没睡，合计来合计去也觉着八个月大的孩子实在经受不了在海上几天几夜的颠簸。更何况那时我们对台湾一无所知，谁知道到了那儿是不是能吃上饭。就这样我们决定把女儿和妹妹一起留下，等台湾那边有了眉目，再回来接她们走。
走的那天风浪很大，继母和我妹妹抱着我那八个月大的女儿站在码头送我们，看着我们的船真的渐渐远了，妹妹疯了似的哭喊着，“姐姐，姐姐，你早点儿回来啊。你可一定要早点儿回来接我们啊！”
妹妹的哭喊把女儿也吓醒了，我看着她在妹妹的怀里挣扎着，哭喊着，可我已经再也够不到她了，我只依稀听见她的哭声。那时她还不会叫妈妈，可我知道她是在喊着“妈妈”，“妈妈”……我就是在这样的哭喊中离开了她。
我离开青岛不久，继母便带着妹妹和我女儿敏敏回到了济宁老家。继母那时还年轻，人也能干，平时靠给人家做针线活、洗衣服过日子。
我父亲在青岛城跟一个寡妇好上了，平时他开的饭店都交给别人去做，他没事就钻在那个寡妇的家里抽大烟泡儿，济宁的老家他也从来不回。
有时候，实在揭不开锅了，继母便打发我妹妹到青岛向父亲要几个钱。那时候，妹妹到饭店里找父亲，伙计们都偷偷地打发她到那个寡妇家里去找。
到了寡妇家里，父亲的瘾没有过足是不肯出来见她的。妹妹只好站在寡妇的门口等，一直等得又累又饿，才见着父亲托着个鸟笼出来，问她有什么事。
妹妹说家里没得吃，要父亲给她几个钱，父亲这边数着大洋刚要给，那个寡妇就在一旁风言风语地说闲话。有时候父亲本来想多给妹妹一点，可看寡妇不高兴，马上就变得小气起来。
那时候，父亲让妹妹见了寡妇要给她行礼，可性格倔强的妹妹从来不理睬她。这让那个寡妇又羞又气，就只好背后冲着我父亲发脾气。
寡妇自己也有个儿子，她丈夫本来跟我父亲是生意上的朋友，可后来很年轻就病死了，我父亲看她可怜便经常接济她。结果，也好抽一口的她便把我父亲拢在了身边。
那时父亲开的“春和楼”在青岛城很有名气，生意也不错，但是，赚的钱都贴补了寡妇和她念书的儿子。而我妹妹和继母却在老家济宁饥寒交迫，流离失所。
解放后，父亲的饭店被公私合营，父亲也到了国营单位去上班了。最后连他退休都是让寡妇的儿子顶替了他那份不错的公职，而我妹妹他根本连消息都不知道了。
刚开始在父亲偶尔的资助下，妹妹还念了几年书，可后来父亲抽上了大烟，他赚的钱还不够给自己糟蹋的，所以，妹妹不仅书念不成了，她和继母的生活都成了问题。
1952年，16岁的妹妹跟一个解放军的干部好上了，那时我女儿已经快4岁了，长得也很可爱，因为从来没有叫过我妈妈，她把我继母当成了她的妈妈。
妹妹17岁那年同那个解放军干部结了婚，妹夫比她大了10岁，当时已是个连长，老家也是济宁的。后来，他们南下到厦门定居，而我继母和女儿则仍留在老家。
妹妹结婚第二年，回济宁老家想把我女儿接到厦门去，准备让她在那儿读小学。可回到村里，却听说，我继母已改嫁，跟着一个卖竹器的外地人去了，而我女儿在她走之前已经丢了。
这个消息让妹妹简直不敢相信，她走的时候，继母答应的好好的，说是等一年后妹妹回来接她们到厦门去住，可怎么才刚一年的工夫就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
我妹妹不相信，到处打听继母的下落，那时我妹妹已怀着第一个孩子，可由于又急又担心，妹妹在老家小产了，那是个男孩，因为不足月很快就死去了。
妹夫在厦门听到这个消息，火速派人来接妹妹回去，可妹妹就是不走，她流着泪对妹夫派来的人说：“我姐姐走的时候千叮咛，万嘱托，让我好好带大她的女儿，可如今，孩子找不到了，将来我姐姐回来我怎么向她交代啊！”
妹妹在老家一待就是半年多，到处寻访继母的下落，可因为她嫁的那个人是个云游四方的生意人，居无定所，根本很难找到他们的踪迹。
没有办法，妹妹只好回到了厦门，托了老家的人，一有继母的消息，马上给她个信儿。
这样一过就是十几年，妹妹因为那次小产，又是在农村没有好好处理，伤口感染后产生了粘连，妹妹再也没有怀孕。
1970年，为了让已是厅局级干部的妹夫能留下后代，妹妹主动提出离婚。夫妻离异后，妹妹又回到了济宁老家，重新成为一个农村妇女，自己独立门户一个人生活。
1978年，已经70多岁的继母终于派人送来了信，得了肺气肿哮喘的她将不久于人世，她希望临死前见见妹妹，有些话要给妹妹讲。
终于有了继母的消息，已经42岁的妹妹喜出望外，她日夜兼程赶往继母定居的四川省达川县，想要在继母闭眼前见她一面，问问我女儿敏敏到底是怎么丢的。
可是，那时的交通特别不发达，妹妹乘火车换汽车，一路上走了一个多星期才赶到那个村子。继母已经在三天前去世，正在举行葬礼。而且，继母嫁的那个男人也在十几年前就死了，继母生前孤零零地一个人生活了这么多年。死后是她那小男人的侄子替她发的丧。
妹妹在继母的坟前哭得晕了过去，继母一死，我女儿敏敏的下落终于成了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妹妹觉得这太不公平了。
夜很静，我和李梁芬玉女士促膝而坐，仿佛连彼此的呼吸都能听到。
她那娓娓的诉说，在我眼前展开了一幅幅画面，那是许多人生最悲惨的场景的组合。那个终老在他乡的可怜的继母，那个失去了人生很多机会的妹妹，那个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消失了的女儿敏敏，这一切的发生都是那么让人猝不及防，又仿佛是在意料之中。
设想一下一个失去母亲关注的孩子，几个没有经济来源保障的女人，她们的结局除了随命运的安排，又能怎么样？
我相信李梁芬玉女士的妹妹，在随丈夫去厦门的那一刻，也是对未来有一个很好的设想。丈夫是南下的干部，到了那边自然会有不错的安排，这是她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她也希望借此改变继母与姐姐的女儿最终的命运，让她们过上好一点的日子。
可她也许从来没想过，生活会跟她绕这么大一个弯子，让她失去所拥有的，也得不到原该得到的。这个悲剧从姐姐离开的那一瞬间就开始了。
这段物是人非的命运安排了几个人的人生，我一边听李梁芬玉女士的叙述，一边在暗暗地匪夷所思。
与继母的侄子聊过几次后，妹妹心中对继母的怨恨也渐渐小了一些，她知道了继母临死念念不忘的就是那个还不到5岁的敏敏。继母闭眼前一再地说，她要到黄泉之下受惩罚，因为她把那个没娘的孩子给丢了。
可孩子到底是怎么丢了的，继母的侄子只是说，隐隐约约听我继母讲，那天她在家为邻居的老人赶做送老的寿衣，敏敏要到外边树林里去玩儿，因为她经常在那儿同村里的小孩子玩，继母也就没在意。可是，直到天黑没见着孩子回来，继母有些着急，出去找了个遍也没有找到。
我们那儿是山村，又没有电，天一黑家家户户都关门上床睡觉，继母跑了几家邻居都说没有看到敏敏。就这样直到第二天早上，村里的人才四处到山上帮继母找孩子，可是，没有孩子的踪迹。
继母又托人到村外去打听，有人说看到一个小女孩在山里迷了路哭着找妈妈，可问她是哪个村的，她也不知道，就这样那个好心的人把孩子领到了山路上，就走了。
可孩子顺着山路走向了哪儿，这谁也说不清。
这时继母接到我妹妹的信儿，说是年底回去接敏敏到厦门去。从来没有经过什么大事儿的继母吓坏了，她害怕见到我妹妹，因为孩子丢了实在无法交代。
她要是我们姐俩的亲生母亲也还好说，可是，她是继母。而且，后来还被我父亲一纸休书给休了，她知道自己负不起这个责任，所以，她就决定跟那个外乡人逃了，这使她远离家乡，一走就是几十年，最终老死在异乡。
要说继母的一生也真够上惨的了。我相信为了我女儿的失踪，她的一辈子是在担惊受怕中度过的。听说那个外乡人对她并不好，而且，很早就死了，可就是这样她也不敢回家乡，一个人在外面苦苦地熬着，我现在想想她也真是枉活了一辈子。
这些都是我回来找到妹妹后，听妹妹讲的，我觉得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儿。女儿敏敏就这样消失了，我不相信。生不见人那么死也总要有遗体吧，可是，妹妹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放弃打听，竟从来没有得到过什么消息。
冥冥中我总觉得女儿没有死，她肯定在好好地活着，在某个人家好好地生活，只是她从来不知道自己的身世，所以，她一直被淹没在这个世上。
也许这就是母亲的心，李梁芬玉女士坚持说她的女儿还活着，并且也已经生儿育女过得不错。
我想也许只有这样想，她内心的愧悔才能轻一些，对女儿的歉意才能少一些吧。
毕竟在女儿的身上她欠缺了那份母亲的责任，母亲的关爱，因此，无论女儿有什么样的结局，她都不会把自己排除在外。
可当初这岂是她能够选择的，她何尝不想尽一个母亲的职责。
我注意到在她的叙述中，关于她到台湾的前前后后，她几乎没提。我试探性地问她，那么，您到台湾后过得还不错，是吗？我想像她那在舰艇上做军官的丈夫，有了这个依靠，她应该是有不错的日子。
可提起在台湾的日子，一直情绪比较放松的李梁芬玉女士突然有些哽咽，没料到她有如此反应的我有点尴尬，知道自己问了不该问的问题。
我刚想说“对不起！”可她看出了我的歉意，用手中的纸巾擦了擦湿润的眼睛，又恢复了刚才的洒脱。“没事，你不用向我道歉，只是你这一问让我想起了那些我再也不愿想起的往事，与我妹妹相比，我前半生的命也够苦的了。”
我为什么一直不愿再讲在台湾的那些经历，就是因为那太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了。
刚到了台湾我们生活很困难，因为各方面条件都不行，丈夫在舰艇上有点好吃的都不舍得吃，留着等回了家带给我。
我们连房子也没有，住在四面透风的藤草搭起的棚子里，一遇上暴雨便全部给冲垮了，然后，雨下完了，我们就再搭。
那会儿丈夫好歹是个军官，每个月有配给的薪俸，我们饭还是吃得上的。到了台湾10年，我生了三个儿子，生活还算过得去。
丈夫人不错，就是爱喝酒，每天早晨一起床就喝，直喝到晚上上床睡觉。他要是在家休星期天，那要喝上几斤烈性酒，我知道他心里不痛快，在台湾这个孤岛待着，除了举目无亲便是回家无望，作为一个男人他有他的苦处。
平时他喝酒我很少去管他，三个不大不小的孩子已经让我忙得焦头烂额，我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总去约束他，只好随他去。
后来，他嫌在家孩子吵，便总在军人俱乐部喝酒、跳舞，常常深夜才醉醺醺地回家。到台湾几年原来在大陆时那个知冷知热的疼老婆孩子的丈夫不见了，他成了不折不扣的酒鬼。
1959年8月，他又一次被人从军人俱乐部抬了回来，照例是浑身的酒气，可这次他再也醒不过来了。他在喝了很多酒的情况下，又到舞池里去跳舞，一不小心摔了一跤，结果，突发心脏病，就这么一句话也没给我们留下就走了。那一年他才41岁。
当时我最大的儿子9岁，最小的那个才2岁，我们孤儿寡母就这样被他给扔在了台湾。
因为一直是丈夫赚钱养家，我从来没有出去工作过，也不知道该怎样自己谋生养活孩子们。
丈夫是死在军人俱乐部，也算是因公殉职，补发了一大笔抚恤金，可这笔钱我一分没动马上存进银行作为孩子们将来读书的基金，我想无论怎样困难，孩子们的前途是不能耽误的。
处理了丈夫的后事，我开始出去找工作。
我当时已经是快40岁的人了，一些好一点的比如站柜台卖卖东西了，饭店里的侍应生了，这些位置我都找不到，我只好到一家工地上去当搬砖运瓦的小工。
那时我早出晚归，头上包一块头巾在太阳下面一干就是一天，浑身都晒掉了几层皮。为了三个孩子，我什么苦都能吃得了。
说实在的在这之前，我连衣服都是家里的保姆洗，更不要说买菜做饭这些家务事。我丈夫虽说爱喝酒，可他清醒的时候也爱下厨做几个菜给我和孩子们尝尝，要不是他这么早就去世了，我们还真算是不错的夫妻呢。
我到处打零工，赚的钱仅仅让孩子们吃饱饭，为了养家，我的大儿子中学毕业便找了工作，他说为了两个弟弟能够念大学，他宁愿先赚钱。
这样大儿子在一家生产包装机械的公司做推销员，一直做了十几年，我们才用他赚的钱买了现在的房子，而他也要结婚了。
当时我想用他父亲留下的抚恤金给他另买房子结婚，可他坚持要把那笔钱留给弟弟读大学，而他出去租了一间很小的房子结了婚。
儿媳妇是个台湾本土的姑娘，她对儿子这样顾家非常不满意，两个人为了这事儿吵了不知多少次，最后还是我二儿子大学毕业做事情后把我接到了他那儿，小儿子也到大学寄读，把大儿子买的房子给他们腾了出来，儿子和儿媳妇的关系才好起来。
我二儿子在台湾大学读的是工商管理，毕业后在一家大公司做事，小儿子后来大学毕业，到了证券交易所做经纪人，孩子们总算都有了自己的归宿，我也算熬出了头。
1987年，二儿子到澳洲旅游，认识了祖国内地的一个商人，回到家里他跟我说起来，我马上让儿子托那个朋友给我回济宁老家打听妹妹和我女儿的下落。
结果，我们很快就联系上了。
当时妹妹只是催我快点回来，家里的情况都没有讲给我听。我虽然有不祥的预感，但从来没想到会见不到女儿敏敏。
1989年8月，在我走了正好是40年的日子里，我回到了祖国内地。那天在青岛机场，妹妹一见我就泪流满面地给我跪下了，我吓坏了，忙拉妹妹起来，那时，我也只知道哭，只知道妹妹老了，再也不是那个13岁的任性的小姑娘了。
我和妹妹哭着拥抱在一起，妹妹趴在我的肩膀上说：“姐啊，姐啊，你怎么才回来，我对不起你，没把敏敏带好，这孩子5岁的时候就不见了，到今天也没有音信，我这个妹妹没法跟你交代啊！”
妹妹的话让我如雷轰顶，我无法相信无法接受走时八个月的女儿，竟跟我从此永诀。
回到老家济宁在妹妹一无所有的家里，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悲痛，趴在妹妹的床上大哭了一场。直搞得犯了高血压的毛病，在床上躺着不敢动。
邻居们知道我回来了，纷纷来跟我讲我妹妹这些年的不幸。我的舅舅已经死了，可舅妈还活着，已经80多岁了，她知道我回到老家了，拖着拐杖来看我，见了面就数落我，当初怎么能把女儿扔下就走了。她说：“敏敏没了，这不怪你妹妹，她还是个孩子，只能怪你这个当娘的啊！”
我也是快70岁的人了，让舅妈这么数落心里也是难受得不知该说什么好。妹妹知道姐夫很早就去世了，也哭着对我说：“姐姐，这些年你自己带着孩子是怎么熬过来的啊。”
晚上我同妹妹睡在一张床上，妹妹跟我说她为了找敏敏怀孕几个月的孩子不幸小产，而她也从此丧失了生育能力，因此导致她与妹夫的离婚。
现在已经离休的妹夫虽然经常给她寄信捎钱来，可毕竟他又成立了新的家庭，有了三个儿女，对妹妹只剩下了客气和同情，实在也帮不了妹妹什么。
我跟妹妹讲她姐夫去世的前前后后，和我自己出去打工自谋生路的经历，讲我三个儿子与我如何地共渡难关，最终长大成人的过程。我们姐妹俩一边说，一边哭，一边哭，一边说，直到天都亮了，还有那说不完的话。
听妹妹讲继母的骨灰还在四川放着，而她临终的时候，一直希望能够回到家乡济宁。我和妹妹商量，去一趟四川达川县，把继母的骨灰接回来在家乡安葬。
就这样不久我和妹妹启程去四川，这时的交通已经很方便，我们先到了北京游览了一番，然后，又从北京坐飞机到成都，从成都雇了出租车前往达川县。
很快我和妹妹把继母的骨灰接回老家济宁，并在村里给她找了块墓地安葬了。做完这件事我如释重负，觉得无论怎么说，我对得起这位老人了。
为了女儿敏敏的事儿，我又到县里的民政局去查了半天，被人收养的女孩查到不少，我去看了几家却没有一个能与敏敏对起号来。这孩子看来真是凶多吉少。
因为我们那儿是个山村，四面都是山，山上全是密密的树林，很难说是不是孩子走进去再也走不出来。去找那个当年曾把敏敏领到山路上的山民，可他早已经死了，他的家人也从没有再听他提起过这件事。
我的女儿敏敏就这样像石沉大海，再也没有踪迹。妹妹为了这个孩子，本来好好的婚姻和前途变成了破碎的梦。她自己也至今孑然一身，没有再嫁，我觉得自己一辈子都愧对地下的母亲。
我第一次回祖国内地探亲住了一个多月，除了和妹妹去了趟北京和四川，又到青岛我原来住的地方去看了看。妹妹提起父亲和那个寡妇的儿子，我想想父亲真是那种最没有责任心的男人，我没有到他灵前去。我唯一的妹妹落到这步田地，不能说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我不想原谅他。
其实，那个寡妇和我父亲在解放后还是登了记结婚的，所以我父亲留下的一切都让寡妇的儿子继承了。
父亲原来开的“春和楼”早已经成了国营饭店，招牌也早已经改了，好像叫什么“阳春楼”，但是还在营业，看上去蛮热闹的，我不知道那个饭店最后的股份是怎么弄的，也没有心再去问，总之，父亲的一切都与我们姐妹没有关系了。
从祖国内地返回台湾，我的三个儿子都问我姨妈生活的情况。我除了把女儿敏敏再也找不到的消息告诉了他们，也把姨妈为了这个孩子搞得一生都很不幸的前前后后讲了一遍，这时三个儿子一致提议把姨妈接到台湾来住上些日子。
1992年，我给妹妹办好到台湾探亲的手续，把她接到了台湾，在这里住了三个多月。本来，我想让妹妹在这儿多住些日子，可妹妹住不惯，她说：“人老了就是恋那个老家，姐姐，我想你老了也回家住吧，在这里儿子们各忙各的，剩下个老人在家里也怪孤单的，不如在咱们村里，出门就是山，空气又好，那样活着多踏实呀。”
我当时很赞同妹妹的话，我也在想自己老了，一定要回老家去过完最后的日子，毕竟祖国大陆才是我的家，在台湾生活条件再好，我也有一种飘泊的感觉，那是因为我的根不在这里。
这时我的大儿子提出送姨妈回祖国内地的老家，并且要考察大陆的投资环境，准备在那里投资建厂。
那时大儿子已经在台湾自己开了一家包装设备加工厂，他很想到家乡去投资，也算是为了我在家乡还一点心愿。
就这样儿子回来考察了以后，觉得家乡的人好，环境也不错，便筹集了20万美金在这里建了一个合资的包装机械加工公司，很快产品就销往东南亚国家，并且，为家乡解决不了少劳动力就业的问题，成为我们那儿很不错的一家合资企业。
因为我经常要回来看妹妹，所以儿子便在合资方代表的一栏里填上了我的名字。其实，我对企业是一窍不通的，但是，每次来这边的厂长都很热情，一定要请我吃饭。
我本想带妹妹一起来，可她总嫌酒席上太吵不肯来，我那个妹妹习惯了家乡平静的生活，跟我的性格完全不一样，我知道她心里的伤口是永远不会愈合的。
为此，我反而得回过头来安慰她，因为敏敏的失踪绝不是她的错，她说：“那你说是谁的错？”
我让她问得哑口无语，是啊，这到底是谁的错，谁能说清楚。但我相信这绝不是妹妹的错，也不能算是继母的错，可是我的错吗？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那场灾难让我失去了女儿，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完整的家，包括妹妹完整的人生，这一切让我找谁去问清楚！
我现在最高兴的就是儿子在祖国内地的投资成功了，也算是为家乡做了点贡献。可最难的还是妹妹，转眼她也是62岁的人了，至今无依无靠，让我在台湾也牵肠挂肚。
我今年已经77岁了，再这么来回跑恐怕儿子们也不会放心了。所以，我们姐妹到老还是个分离，我想起来就挺伤心的。
现在我一回来就住上半年的时间，也不管儿子、儿媳总打电话让我回去，我想陪陪我妹妹，老姐妹了能陪多久我就陪多久吧。
与李梁芬玉女士聊完不觉已是夜里1点钟了。我怕她如此高龄有些吃不消，想扶她回房间休息，可她却说，“你要是不睡的话，咱们就索性聊它一宿，反正这个点儿，我回到房间也睡不着，这些伤心的事儿翻出来，我得一点一点儿再把它们放回去，可放不好我就又难受地要犯高血压的毛病。”
听她这么一说，习惯于夜间工作的我忙说：“好，好，只要您身体没问题，咱们就聊个通宵。”
把茶重新给老人换了一杯，我到老人的房间取来睡衣让老人换上，我也脱下为了场合不得不穿的职业装，换上轻松的睡衣，一股很快就出来的家居味，让我们之间又亲密了不少。
老人虽说不想睡，但的确是累了，她闭着眼睛在沙发上倚着，不停地揉着太阳穴，我说让她去休息，可她不说话一个劲儿地摇头。我只好这么默默地坐着，默默地看着她，默默地整理着我的笔记。
一会儿一阵轻轻啜泣从老人那儿传过来，我忙抬起头来，却发现她不知什么时候已泪流满面，看来她已经忍了很久了。
她问我，你这当作家的见多识广，故事也听的多，你说说看，我女儿敏敏，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是不是还活着呢？我已经77岁了，她再没有消息我可就真的等不了她了，那样我就是死了也不会安心呀。
这时的李梁芬玉女士与一直说她相信女儿还活着那位坚强、乐观的母亲判若两人，仿佛那些话她根本就不曾说过的一样，软弱而无可奈何。
我也是母亲，我也有自己的孩子，巧的是我儿子3岁时也曾经自己走丢过。最后，是一个好心的司机在马路边见到了大哭不已的儿子，并在天黑之前把儿子送到了我家。
那时我在家几乎昏了过去。那是一个初秋的傍晚。事后我曾无数次地想过，假如儿子不是碰到了那个心善的司机，假如他不是在天黑之前被送回了家，假如他走的不是人多的马路而是几乎没有人的田间小径。因为儿子是在姥姥家走丢的，而从我母亲那儿出来，往南走是庄稼地而往北走才是一个厂区前的马路。
这一切假如如果成为现实，那么今天的我可能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所以，我能理解李梁芬玉女士那颗时刻在受着双重煎熬的心。
因为这事与妹妹有关，她几乎不能当着妹妹的面提起来，一说这事她妹妹的脸色就会变得灰白，几天几夜地睡不着觉，于是，她只好把那种牵肠挂肚压在心底。
可是女儿到底是死是活，我想这将成为她活着就要去整天琢磨的事儿，只有死才能把她与女儿真正隔开，对这一点我确信无疑。
这是我两年前的一次采访。
当时虽然只是出于对李梁芬玉女士的经历的好奇而做的采访甚至曾经想把它做为一家成功的合资企业的背景材料，在我那篇关于对企业的报道中用上，可最后我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这个故事实在是不同于一般的骨肉团圆，它其中所牵扯的几个人的命运让我想起来，就不由感慨再三。
这便是那场分离带给人们的伤痕，它如山里的峡谷，深刻而永难愈合。
直到今天，李梁芬玉女士那低低的压抑着的啜泣声还在我耳边萦绕，让我想起自己的责任，把这段普通人的不幸真实地再现在人们眼前，为了和平，为了统一，为了不再有找不到女儿的母亲和失去了母亲的女儿。
这篇两年后才写的采访刚进入尾声，传来了台湾发生7.6级地震的消息。是夜我拨通了李梁芬玉女士家的电话，等她爽朗的声音从那边传过来，我已经确定她老人家安然无恙。
已经80岁的李梁芬玉女士一口让人忍不俊不禁的济宁腔。她说，她所定居的高雄距震中大约400公里，在家里只感到了轻微晃动，并没有更多的感觉。让我这个远方的朋友牵挂，十分感谢，她客气地说。
我说这是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嘛，十个指头咬咬哪个也疼啊。
李梁芬玉女士一听我这样说，忙说：“对啊，对啊，要不是一家人，我们哪里这么多牵挂，我现在最想做的事就是回家啊！”
电话挂断了，我匆匆忙忙找着笔。我要把李梁芬玉女士的话赶快记下来，连同她的平安一块儿告诉她还在山东的妹妹。
这是我现在最应该做的事情了。
回来见到娘的时候，她老人家82岁了，人已经有点糊涂。问她我是谁，她摇摇头不说话，好像是认不出来了。可是我要离开家再回台湾的时候，她用不知道积攒了多长时间的钱，给我买了一包水果糖，让我带给台湾的孩子们。娘啊，接过糖我望着眼神仍是直直的亲娘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