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恒生，上海浦田县人，76岁。
1949年从上海去台湾，时年28岁。
1989年从台湾高雄回大陆寻亲。
1992年，回祖国内地定居，1998年在上海去世。
采访时间：1999年8月6日。
采访地点：姨妈上海的家中。
朱恒生老人的故事我实际上在几年前就听说了。
那时，朱恒生原来的老伴吴秀花老太太，是姨妈的牌友。
几个老太太都是铁杆牌迷，每到周末必玩个通宵。后来，这个牌局的解散，就因了吴老太的再婚。
而且，60岁的老太太再嫁的竟是20岁时的初恋情人，这段佳话当时让我特别感兴趣。后来，我才听姨妈说，那个娶吴老太的男人是台湾回来的老兵，已经68岁。
这以后这对饱经离乱的痛苦，终于在晚年走到一起的老人着实过了几年舒心的日子。因为，我经常在电话里听姨妈提起他们，什么又在哪儿买了新房了，老人拿出钱来让吴老太的儿子买车跑出租了。自然，这时候吴老太的全部心思都用在老公身上，姨妈的牌局因为长期的三缺一而不了了之。
遗憾的是去年的秋天，吴老太又开始坐到了牌桌前，姨妈的牌局又开张了，可吴老太太再也没有以前那种兴奋劲儿，因为她丈夫过世了。
这段来之不易的姻缘才维持了这样几年的时光，的确让人有些唏嘘，可是吴老太却说，他一个人在外面受了那么多苦，回家享了这几年的福，也值了。
几次想写这个故事，几次都因为没有一个特别的契机来同吴老太提起这个话题，毕竟，老人刚刚去世不久，人去楼空，许多东西还会触景生情，让人难过。
可这次采访台湾老兵大陆寻亲的这个选题，让我终于有了机会可以面对面地听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倾诉。
周末，吴老太如约而来。
这是个非常典型的南方老太太，虽然已是70岁的人，但是仍打扮得十分利索、端庄，处处透着一种大家闺秀的气质。
今天恰巧是三缺一，对麻将牌整个是“二把刀”的我仓猝上阵，与吴老太打上下家儿，这正好给了我让她打开话匣子的机会。
吴老太穿着质地考究的真丝麻绉家居服，花白的头发修剪得整整齐齐，腕上一个翠绿色的玉镯散发着柔和的光泽。
我觉着这是个话题，便惊叫起来：“吴家奶奶你老人家腕上的这个玉镯是很名贵的缅甸玉啊。”
正摸牌的吴老太听我这样一说，蛮有面子地用手摸了一下那个玉镯，“可是，想不到你年纪轻轻倒蛮识货的哩。”
姨妈这时忙插话说：“你吴家奶奶家里细软多了，人家本来就千金小姐嘛，到老还从台湾寻回个恒生哥哥，倒是蛮有老来福的。”
提起恒生哥吴老太刚才的得意变得有些黯然：“唉，要是真有福气，他不该才陪我这么几年。”
见吴老太对这个话题并不忌讳，我忙作好奇状：“真的，吴家奶奶，我听姨妈讲，你跟吴家爷爷是从小青梅竹马的恋人，后来他去了台湾，你嫁了人。40年后，一直没有成家的他又从台湾回来寻你，这么大个上海竟让他给寻到了，可当时年轻的时候你们为什么没有成亲，要是真的成了亲他也许就不会再到台湾去了，是吗？”
“当时……”
吴老太伸出白皙的手指扔出一颗“白板”，慢条斯理地边回忆边跟我聊起从前。
可聊归聊，她的牌一点都没出乱，这是个见过世面，能压得住阵脚的老太太。
我跟他呀实际上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当时我们家在上海的乡下有两家缫丝厂，他父亲是我们家的账房先生，一个蛮和气的老头儿。
他15岁就不读书了，整天跟着他父亲帮我家收账，出货，跑腿，当了伙计。
我那时才7岁，刚刚读了点书，有时候他没事就拉着我到处跑，教我背古诗，画画儿，我们俩就这么在乡下待了8年。
我是16岁被父亲送到上海读女校的，那会儿有钱人家的女孩都要进这种学校，为的就是将来嫁人时有个好的气质，女中学生嘛在那个年代还是蛮招人喜欢的。
他那时已经24岁，因为他父亲一定要在乡下给他娶媳妇，并且已经说好一家的姑娘，可他偏偏要到上海来，不想在乡下待着，于是，那个冬天我放学的时候就看到他远远地在墙角等着我。
因为我们家的司机他也熟，我叫上他，让他跟我一块儿坐车回家了。
那时，我父母及家里人对他都挺客气，也劝他听父亲的话赶快娶个媳妇，因为，在老人看来，他那个年龄还不成家是要出事情的。
可他说他不喜欢乡下姑娘，没文化，他要找一个知书达理的上海姑娘。
那时候他在上海一家绸缎庄帮人做事情，业余时间自己还在读书，我感觉他是个蛮有志气的男孩子，对他的好感也一天天增加。
可我的家里人对他都不以为然，觉得一个给人家做伙计的穷小子，还想娶个上海小姐做老婆有点异想天开。
从那以后，他觉出我的家里人对他都有点瞧不起，就不再到我家里来了。只是，偶尔地到我放学的地方跟走出校门的我谈上几句话，或者，塞给我几块小点心便匆匆走了。
那时，他穿着长袍的瘦长身体走起路来晃晃悠悠的，在夕阳下特别地可怜。可能我从那时起，就悄悄地喜欢上了他，并一心一意地想要嫁给他。
可读了两年书，我父亲就急着给我找人家定亲，让我在家学着做女红，整理家务。他说：“女孩子读书再多，一嫁人就没有什么用了，不如学着怎么持家。”
不能再到学校了，我跟他就失去了见面的机会，这样待了大约有半年多吧，他终于忍不住，上我家来找我。
那时我母亲正好在家，她早已经听司机讲过我们经常在学校门口碰面的事儿，因此，就不许我出来见他。
而他见了我母亲，竟紧张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一个劲儿地说他想娶我，说他会一辈子对我好，请我母亲答应他。
可当我母亲问他拿什么娶我时，他说，他只有一点钱，但是，他可以做事情赚钱养活我，所以，他希望我母亲能够给他一个机会成全我们的事儿。
那时我父亲已经到新加坡去了，因为快要解放了，像我父亲这样有店有厂的人都在想给自己留条后路。
而父亲在新加坡竟自己做主给我订了一门亲事，对方是一个富商的儿子，还在上海读大学，他的父亲希望他毕业后在上海娶个媳妇带回新加坡。
我知道父亲这样做主要是为他自己考虑，将来女婿是新加坡的，我又是家里的独生女，他的家产往那儿转移是顺理成章的事儿。
我跟这个大学生见过一面，那种蛮新潮的派头，有些盛气凌人，我一点也不喜欢他。
父母一回到上海，便张罗给我订婚，他一心想让我赶快嫁到新加坡，然后，他跟我母亲好一块迁到新加坡。
我那时18岁，受了一定的教育，知道婚姻大事应该自己做主，我跟父亲吵翻了天，从家里跑了出来。
我找到了他，要他带我走，随便什么地方。可他竟一再地劝我先回家，说我们家对他家有恩，他不能做这种拐人家女儿跑的事情。
我说：“你不是拐我跑，是我要跟着你跑的，你不是喜欢我吗？那你为什么不敢带我走？”
吴老太说着扔出一颗“八条”，神闲气定地看着眼前即将“和”起来的牌。
要不是她自己这样说，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几十年前要跟着情人私奔的那个富家小姐，跟眼前这位镇定自若，神态超脱的吴老太太合二为一。
她说着那充满悲壮的过去就像在谈别人的历史。
这也许就叫做岁月悠悠吧。
什么样的浓烈，什么样的悲情都会在岁月中层层淘洗，最后只剩下一些斑驳的暗礁，如果不触动它绝不会浮出水面。
我记得那是个很冷的冬天，晚上他送我回了家，谁知我父亲一见他就骂他没有良心，说他父子俩都是我们家养起来的，到这时竟反咬起主人来了。
为了让跑出来一天没有吃什么东西的我在他那儿吃上一顿饱饭，他把棉袍都拿出去当了。
从小娇生惯养的我根本不知道那些奶油点心，是他的棉袍换来的。后来，到了我们家我才发现只穿着件夹袍的他手都冻僵了。
我一心想让他进去暖和一下，可我父亲把他堵在门外骂个不停，我看着他含着泪默默地回头走了，瘦瘦的身影一晃一晃的，很长。
那是他留给我的最后印象。从此，我就和他失去了联系。
19岁那年，我嫁给了那个新加坡富商的儿子，可由于他喜欢上海，不想回新加坡，所以，我们就在上海安下家来。
我结婚第二年，上海便解放了，我父亲根本没有来得及转移什么家产，便被新政府给收编了，他成了工商界的积极分子，但是，他很快便去世了。我母亲是1971年去世的，他们两个到死都没有再提那个账房的儿子，可能他们早已经把他给忘了。
我丈夫因为是大学生，因此，解放以后进了徐汇区的一所中学教书。我在政府的动员下进了街道工厂做工，可干了几天要生孩子便一直在家里没有再去。
这样不久我有了一个女儿，一个儿子。
在“文革”中像我这样出身的人更是逃不过去，丈夫的出身也不好，他又是个知识分子，因此，受了很多罪。
在那种困境中，我们两个同病相怜，互相安慰着，一直没有什么感情的我们，竟在那时出奇地好了起来。
看到我虽是富贵人家出身，却也挺能吃苦耐劳，缝缝补补地过日子，拉扯儿女，他对我改变了以前的看法，真心真意地爱起我来。
就这样我们两个背着家庭出身不好的这个黑锅艰难地走了十几年，一直到改革开放，落实政策，重新回到正常人的生活中。
我的两个孩子直到80年代初才从下乡的地方回到上海。女儿考了大学，后来当了老师，儿子进了工厂，当了工人。
而1981年，正当我们的日子好起来的时候，老伴突然得了肺癌，在医院只住了三个月便走了。
我就像是一场噩梦刚刚做完，枕边就空了，他走得太急，让我有时想起来觉得都不是真的。
从结婚到老伴去世，这几十年我磕磕绊绊地走过来，自己的生活勉强能够应付，所以，对以前的事从来没有过多地去想。
可老伴死时我才52岁，有些要好的姐妹便劝我再找一个，说我前半生因为老有运动没有过好，后半生刚要好好过老伴又没了，因此，应该再找个老伴好好过下去。
我思前想后，觉得儿女都这么大了，该成家的也成家了，剩下我自己，有政府落实政策补下来的十几万块钱，后半辈子也算有靠，所以，找不找老伴都无所谓。
就这样我一会儿给女儿看孩子，一会儿又给儿子看孩子，一晃七八年过去了，孩子们也都上学了，我这才真的觉得身边空得慌。
这时我回了趟老家浦田县。
其实，说是老家已经没什么亲人了。一是我们家出来得早，二是有一年闹水灾，好多人都出门逃荒，再也没有回来。因此，我回去就是看看那个老地方，小时候我经常玩的地方。
这是1988年吧。
在老家待了八天，村里有个老人听说我回来了，赶来看我，一进门他就对我说，问我还记不记得恒生？
我当时一惊，觉得这名字耳熟，“他父亲给你们家干了20年账房。”老人见我一时想不起来，忙提醒我。
他这一说，一下子有个瘦瘦高高的身影在我脑子里晃了起来，我想起那个冬天含着眼泪从我们家门前走开的那个男孩。
我知道家乡的人也许会知道我跟他的事儿，他父亲实际上就是在他那次被我父亲骂以后被解雇的。听说，老人回到老家不久就死了，许多人说他父亲是被儿子给气死的。
老人见我终于想起来，忙说：“你不知道啊，吴家大小姐，恒生现在在台湾，40年前他跟部队过去的，前几天他托人捎信回来找亲眷，可他家里的人死的死，逃的逃，已经一个也找不到了。”
“他又托人找你，村里的人只晓得你在上海，是什么地址也不清楚，所以你这次回来，最好能留一个确切的信儿，等恒生再托人来，我替你告诉他。”
老人的热心肠让我很感动，可我已经结了婚，成了家，儿女都那么大了，再跟他提起那段往事，好像也没什么意思。
我想了想，只是问了问他在台湾好不好，我没有给他们留下地址。
回到上海，我突然有些后悔。
也许，他是因为家里已经没有亲人了才想起找我。也许，这么多年他还一直在等着我。
可无论如何我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我了，不知为什么，我有些怕见到他。我觉得他去台湾很可能跟我有关，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他这代价付出的太大了。
吴老太终于和了一把，这让本来说话说得有点累的她，兴致又高涨起来。
“我这么说，姑娘你不觉得烦吧。”
她一边洗牌一边笑着问我。
“哪里，吴家奶奶，我最喜欢听的就是这些过去的事了。”
“她就喜欢打破沙锅问到底，从小就这样。”
姨妈在旁边也不知道是夸奖我还是提醒我不要太过分。
“哎呀，讲故事还是要这个恒生来讲，他呀讲的那些事让我几天几夜不睡都喜欢听。”
吴老太说着叹了口气，“只可惜老天给他的寿限太短，要不然，我们也是蛮好的一对。”
1989年的中秋节，儿子带着媳妇和孙子都到我屋里厢来过。
那天晚上我们喝了桂花酒，儿子下厨弄了几个菜，孙子上学一个星期才到我这儿一次，我也是见了他就亲得不行。
这时有人敲门，儿媳妇去开门，却站在走廊里直喊我，说是找我的。
我以为是牌友找我打牌，一边说，今天这日子哪有空再去玩那个，一边出来看是谁。
一个瘦瘦高高的老头儿站在我的门前，西装革履的挺精神，只是头发已经雪白雪白，整齐地梳向后边，脸上还架着副眼镜。
我端详了半天，实在不知道这老头儿是谁，只好说：“您，是不是找错门了？”
也许看到儿媳妇站在旁边，那老头儿有些不好意思地低声说：“对不起，我找吴秀花女士，想来没有找错，我刚刚从台湾来的。”
一听是从台湾来的，我明白了八九分，我感到有些意外，可又觉得好像终究会有这么一天，他会找到我。
我说：“你……你是恒生……大哥。”
要不是儿媳妇在场，我差点要叫他恒生哥。
把他让进屋里来，儿子和媳妇一听我说是原来的同乡，刚刚从台湾回来找我，也挺热情地称他“伯父”。
这时他才知道我老伴已经去世快10年了，儿子、女儿都已成家，平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家过日子。
虽然，我看得出他有很多话要说，可是，守着我儿子、儿媳，他吞吞吐吐，说话非常小心。
而且，儿子他们一说要走，他也马上提出告辞，说改天再来看我，因为，他短时间内不会离开上海。
看着他下楼坐上出租车走了，我却好像是在做梦。
本来以为这辈子再也不会跟这个人见面，可没成想竟又在上海重逢。
我不知道他从哪儿知道我的地址，想必为了找我，他也费了不少功夫，可人海茫茫的大上海找一个人并不容易。
第二天是八月十六。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女儿带着女婿、外孙回来看我，我照样是忙了一天，顾不得去想这件事。
晚上，他从静安宾馆打过一个电话来，听我说女儿、女婿都在，他马上挂掉了。
看来，他对我的处境也有所了解，因此，也不想让我为难，几十年过去了，他还是能这么为我着想，让我感到有些欣慰。
第三天，八月十七，他问我有没有时间，要请我到外面吃饭。
我说，你还是到我家里来吧，这么多年没见，饭店不是可以叙旧的地方，我们在家里可以慢慢谈。
一直谈笑自若的吴老太说到这里，白皙的脸上竟浮起了红晕，有点像女孩子刚刚初恋的纯真。
我想，也许她真正的恋爱正是从这时才开始的吧。
那天晚上他来我家吃晚饭，我的手艺让他很吃惊，他说，“我一直以为你什么都不会做，就是个娇小姐。”
“可我现在是个不折不扣的老太婆。能吃会做，还会缝缝补补，算计着过日子。”
我跟他开玩笑。
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他用棉袍给我换奶油点心吃的故事，我说，“你怎么那么傻？冻坏生病怎么办？”
“可我那时就想对你好，不让你受委屈，所以我根本没有觉着冷。”
说到这里我们俩都有些尴尬，毕竟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
可你当初怎么会到台湾去呢？我问他。
当时，我从你们家门口走掉以后，就没有再回绸缎庄。
我心里难受得要命，我知道就因为我穷，我出身低贱，你父母就当狗一样地看我，并且，我父亲为你们吴家卖了一辈子命，你父亲竟连他也骂了，这让我最感到难过。
那一段时间，我没地方可去，便在码头上东游西逛打点零工，勉强混口饭吃。
那时我手里有一点积蓄，我想娶你过门以后，咱们盘下个小店自己做生意，苦几年日子也慢慢会好起来，可没想到你家里对我是这样地瞧不上，这让我彻底死了心。
过了不长时间，码头上因为国民党正在撤退而混乱起来。那些国民党军官把一车一车的细软和太太、孩子都送上船运往台湾。
我在码头打零工，自然忙得不可开交，整天替他们扛那些箱子、包袱，还得受他们的打骂。后来，我就想不干了，找个机会溜出码头。
可是，那会儿，已经是到处都在戒严的紧张时期，我们码头上的这些工人个个都被当兵的拿着枪赶着，替他们扛那些永远扛不完的东西。
直到最后一天，我送一个军官太太和她的两个孩子到头等舱，因为形势越来越紧张，船上挤满了人，有当兵的也有老百姓，我们绕了很多通道才赶到头等舱，可没等我离开，船就鸣笛启锚了，我站在甲板上，看着船离岸边越来越远，我吓坏了，差点从船上跳下来，可正在这时一个国民党军官抓到了我，他说：“你干吗？开小差也不能跳江啊，你这样跳下去只有死路一条，不如跟着我去台湾好，你可以编进我的部队里，当了兵就不愁吃喝了。”
说完，他拽着我的手腕，把我带到了底舱，那个又闷又热的底舱已经坐满了像我这样被抓来的人，就这样我被带到了台湾。
到台湾以后，我被编进了部队，因为我认识字，又会算账，后来，我被调到后勤处干文书，一直到后来做到后勤部主任，我这一做就是32年，1981年退役时我已经60岁了。
在部队这么多年，我每天最怕的就是晚上，夜深人静我就想在大陆的家，我想我的父母，他们也许以为我早死了，想你，不知道你会不会过得不好，会不会嫁一个对你不好的男人。
那时，我最后悔的就是没有带你走，而是劝你回家，我明明知道回去以后，你就不可能再见到我，可是，我总觉得即使你可以嫁给我，我也要明媒正娶，我不要你偷偷摸摸为我跟家里闹翻，毕竟，他们养育了你十几年。
后来，我在部队的职位升上去了，收入也不错，有很多人给我介绍姑娘，劝我在台湾成个家。
可我觉得台湾不是我想来的地方，我在这里即使成了家也找不到家的感觉，我何必要去找这个烦恼。
再说我一直没有忘记过你，我想即使你已结婚成家，我也要等着你，我15岁，你才7岁的时候，我就喜欢你，我无法改变自己的这份感情，除非是我们都不在人世。
就这样一年一年，我一个人挨了过来。陪我的就是你小的时候穿破的一双袜子。那是你因为破了扔在我们家的，我把它收了起来，准备让我母亲给你补补。
可我母亲说，即使补好了，你也不会再穿它，因为你是有钱人家的小姐，所以，用不着穿补过的袜子。
我当时才16岁，还不太懂母亲的话，只是因为喜欢，便把这双袜子放在了身边，直到今天，我已经是68岁的人了。
恒生当时说着真的把那双袜子拿了出来，那是一双上面有粉红蝴蝶结的白布袜子。我小时候脚贪长，所有的袜子都是大拇指前面有个洞，这双也不例外。
看着这双我8岁时穿过的袜子，从68岁的恒生的怀里掏出来，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这一辈子也有过爱，那就是在我和老伴都被揪斗过以后，我们两个互相摸着脸上的伤痕抱头痛哭。
那是一种由怜而生的爱，而且，非常地短暂。
与恒生给我的这场感情相比，我想即使让我再一次选择，我也会选择没有钱而且出身低微的恒生，这是不会改变的。
可感情归感情，生活归生活，我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无牵无挂的人，我有儿有女，有自己原先的生活，我不知道我的再次选择会不会得到儿女们的赞同。
可恒生给我讲了他找我的经过后，我就再也不想犹豫了。他告诉我，在找我之前，从1987年他就托人从美国和日本往家乡捎信，一方面告诉家里人他还活着，一方面，他想要回来探亲，投奔亲人。
可是，一连捎了两年信，都没有回音，最后，一个同乡回来探亲后告诉他，因为有一年闹水灾，他们村里的人都跑光了，他们家更是连原来的老屋也找不到了，听说都让水给泡在下面了。
恒生听了这个消息不太死心，又托了人回村里寻访，可是，的确，他们朱家已经一个后人也找不到了，父母在解放后不久就过世了，而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也不知道是死了，还是在他乡生活，反正家里是一个人也没有了。
恒生这才相信自己的家里真的这么惨。接到信以后，他三天没有起床，像是大病了一场。
身边的老兵不断地有人回家探亲，有的找到了亲人，干脆回家来定居，再也不回台湾了，这让恒生在台湾一个人越来越感到孤单。
1988年底，原来一个部队的一个老兵回大陆找到了失散40年的老伴，在回来探亲的前夕，请恒生几个老兵一起喝酒。
大家在一起说到了感情上的事儿，恒生忍不住便把当初因为想娶我，遭到我们家拒绝的事儿说了出来。
几个老兵一起给他出主意，让他回大陆来找我，说也许我还在等他，说即使我已另嫁他人，在死之前见上一面也好呀。
这几个老兵真的把恒生说动了心，他先是托那个老兵回老家打听我的地址，后来，那个老兵给他打电话，说地址虽然没打听到，但我还活着，并且有儿有女，这是很确切的事儿。
那个老兵鼓动他回来找我，就当回来探望亲人有什么不可以，说起来你们还是青梅竹马长大的呢。
老兵的话让恒生下了决心，而且，思归心切的他也就真的办了手续回上海来了。说来也是缘分，他回老家打听我的地址，本来，家乡的人根本不知道我住在哪儿，可他们知道我原来老伴上班的学校，就这样他又到学校去打听我的住址，终于，在八月十五那天找到了我家，见到了我。
对他这样地有心，我觉得很感动，可是，我当时想即使是我们成了家，他还必须回台湾，那岂不又是一场分离。
可他说，自从他退役的那天起，他就盼着回家，盼着在家乡上海度过后半生，谁知从部队上下来又是8年过去了，因为，大陆这边没有亲人可以投奔，他想回家也回不来。
而如果我们结了婚，他马上就可以申请回大陆定居，经济上他这么多年一个人生活，也俭省得很，有一定的积蓄。
看到我还住着老伴生前在学校里分的狭窄的公房，他说，我要给你买一座大一点的房子，我说过我不会让你受委屈，你还犹豫什么。
也许说了这么久，吴老太头一次感到是在说一个亡故的人，而且，这个人再也不能陪在她身边的了，她突然把眼前将要“和”的牌推开，“不来了，不来了，我没心情了。”
正听得入迷的我以为她没有心情再往下说，忙给姨妈使眼色，让姨妈再劝她说下去，可吴老太坐到沙发上，掉起了眼泪。
姨妈见她的老姐妹真的伤起心来，冲我直瞪眼，忙坐到吴老太身边陪她：“好了，好了，吴家姐姐，人都已经去了一年了，你再伤心也是枉然，自己身子是最重要的啊，有些话说出来，反而会好受些，是吗？”
我原以为吴老太真的不想再提了，只得打主意想下一次用什么方式再让她聊。
可她掉了一会儿泪，叹了口气又说了起来。
真的，姑娘，我觉得自己这辈子就像是一场梦一样，才要做得好的时候，梦便醒了，然后，那个人就走了，想想真是惨呢。
就像我和恒生两个人，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折磨，40年啊，人能活几个40年，可恒生他就整整等了我40年。
他说他有一次在台北看到一个女人特别像我，他就跟着人家，一路走到人家家里去，让那个女人的丈夫出来差点揍他一顿。
后来，他有了钱，有许多女人来找他，喜欢他的老实、忠厚，可他不肯，他说他有老婆，在大陆的上海等着他呢。搞得他那些老同事都以为他神经兮兮的。
他说这样才好，因为不会有人老来烦他，跟他提亲。
本来，我以为儿子、女儿会反对这件事，可孩子们在这上面特别开通。他们说，我上半辈子跟着他们的父亲没享几天福，如今，恒生伯又万里迢迢投奔而来，我们应该给他一个家。
这是我没想到的。
后来我们在新开发的澳门路小区里买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
恒生说多一间卧室等孩子们轮流回来住些日子方便。
因为在台湾孤独了那么久，恒生特别喜欢热闹。平时他最高兴过的便是星期天了，这时孩子们都回来，爷爷长爷爷短的叫得他乐呵呵的。
他对孩子们也总是挺周到的。前年，儿子单位不景气，儿子也下了岗，可是，恒生不但鼓励他振作起来，自谋出路，还拿出10万元钱让他买辆车跑出租。
这不跑了几年，儿子家就变样了，所以，孩子们也打心眼里没有拿他当外人，出来进去叫他爸爸。
我们再成家以后，恒生真的像变了一个人，他陪着我去新、马、泰、香港旅游，这不，这个缅甸玉镯子就是在泰国买的。他说：“我年轻的时候什么都想买给你，可是我没有钱。在台湾的时候，我有了钱，可是又看不到你。现在我要还我的心愿，因为，是你给了我这个家，让我在活着的时候回了家。”
我们俩自从见了面便光顾着高兴，从来没有掉过泪，可那天买完这个镯子，我哭了，我知道我盼这个东西已经很久了。
过去那个老伴在结婚前送了我很多东西，可无论多贵重我从来不动心，因为我知道他家里有钱，有些东西不过是钱换来的。
可是，恒生送我这个礼物不仅仅是因为贵重，因为有些东西是钱换不来的，有些东西是拿一辈子的时间换来的，譬如说恒生在台湾等我的这40年。
恒生是1992年5月才办好了定居手续正式回来的。
虽说这时间拖得挺长，可他三年里来回飞了很多次，每次回来就不想再走，可探亲时间一到，他就必须往回走。
有时候，到了台湾刚下飞机，在机场他就给我打电话，说他要马上再申请探亲回家，他说与我成了家便有了责任，他不应该让我为他再等待，因为，我们都已经不再年轻。
可台湾与大陆的这种情况一直让他很着急，他说其实两岸的民众早已是一家人，一条心，包括他在部队服役时，那些老兵哪怕是在台湾成了家的，都不会认为台湾就是归宿。
有的人攒钱，有的人锻炼身体，都为将来有朝一日能够回大陆看看，回家看看。这是一种老兵们到死也无法摆脱的情结。
恒生常说，与他们相比，他真的算是幸运的，虽说家中的亲人没有音信，可曾经喜欢的女人最终跟他在一起结婚成家，相互陪伴着走完生命最后的路程，他说自己所有的等待都值了。
我们这样的好日子一直过到1998年6月，恒生早晨起来说自己心脏不舒服，我说你先躺着，我买回小菜来喊儿子开车过来陪你到医院看看。
可是，等我回来，恒生躺在床上已经去了，他脸上很平静，看样子没受什么痛苦。
后来，医生说他是大面积的心血管破裂，造成心肌梗塞猝然死去，应该说是没什么痛苦。
我当时特别受不了，从心里怪自己，他说不舒服，我还去买什么菜，我应该先陪他到医院。儿子也怪我不先给他打个电话，哪怕他过来陪老人去医院都晚不了。
那些天我茶饭不思，想来想去觉得是我害了他，已经过了77岁生日的他是那么害怕一个人待着，可我让他一个人待着的时候走了，我越想越不能原谅自己，竟也有些轻微的中风。
儿子把我送到医院住了十几天院，我才算是能起床了。直到这时儿子才敢问我：“妈，恒生爸爸的后事什么时候办？”
我这才想起，恒生他人已在医院的冰柜里待了10多天了。再受不了后事也得办了，可我真的没有办法再去看他一眼。
儿子看我病歪歪的样子就劝我别再去医院了。恒生爸爸的后事由他来操办，他会把全过程录下像来回来放给我看，让我放心，一定给恒生爸爸好好操持一番，也算对得起他老人家。
自己实在撑不起来，我想也只好这样了。
就这样女儿在家陪着我，儿子、儿媳去操办了恒生的后事。
好在他在大陆也没什么人，只有同村的几个老人和后来在台湾的同乡回到大陆的出席了他的葬礼。
儿子办完后事后，把录像拿回来放给我看。我哭得晕了过去，再醒来，恒生已经不在了。“他”被装进了一个小黑匣子，被儿子捧着回了家。我想，他几十年等呀盼呀，千难万难也要投奔家里的亲人，如今，他真的回来了，我觉得我该好好活着替他守着这个家，别让他再孤孤单单一个人待着。
本来人声喧哗的房间里，因为吴老太的诉说倏然变得安静了。
这原本是上了年纪的人很平常的生老病死，因了这段不寻常的背景变得回味悠长。
那个想回家却没有亲人可以投奔的老兵，最后在自己等了40年的心上人身边离开人世，总算为这从一开始便是悲剧的人生增添了一抹亮色，使人不至于觉得这些老兵怎么几乎每个人都曾经在悲剧中挣扎一生。
当然，那段历史带给他们的也许只有无穷无尽的思乡和没完没了的想家。
回家，在他们的人生中当是一辈子的主题。
有的老兵为这种信念坚强的活着，直到古稀之年，有的老兵为这个心愿不知祈求了多少次，让上苍给他回家的路上多一点顺风。
吴老太给我讲完这段悲欢离合后，打传呼让儿子来接她回家。
20分钟后，一个酷似她的个头不高的中年人来接她，看样子儿子对母亲的这套功课非常熟稔，他甚至不忘与我姨妈约好下次的牌局。
他说：“姆妈，说好了哪天来我去你那儿接上你，把你送过来。”
吴老太边说：“再说，再说。”便同我们再见往外边走。
我想说，吴家奶奶，这么一把年纪了，干嘛不和儿子住在一起，也好有个互相照应。
可话到嘴边，我猛然把它咽了回去。
我想起吴老太的话：“我要好好活着守着这个家，别让他再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待着。”
是啊，人虽已去，可亡灵还在，那些音容笑貌还在。
虽然，他们40年后的团聚，也仅仅维持了五个年头，可对于相爱的人来说，这跑他们回味，咀嚼一辈子的了。
想来，吴老太有这段回忆支撑着，守着那个家也不会再孤单。
17岁他当了封建家庭的叛逆者，参加了国民党部队。当部队要开拔到台湾时，他为了逃回家乡跳进了大海。可是，救他的船仍是往台湾撤退的军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