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所有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之和，可分为物质文化（包括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生产技术等）和精神文化（包括语言、文字、艺术、宗教、法律、风俗、制度等）两种形态。世界上凡是由人类创造的事物或经过人类活动改造的自然物都属于广义文化的范畴。自人类出现就有了文化，人类的历史有多久，文化的历程就有多长。文明是指文化发展到了较高阶段，通常以文字的出现、国家的产生和城市的出现等为主要标志。所以，文明的历史较之文化晚了许多。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和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内涵博大精深、历史悠久且传统优良的文化。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除了儒家文化这个核心内容外，还包含其他文化形态，如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在地理学意义上，是指发生、发展于今天中国版图之内的，或在历史上曾经属于中国版图之内的一切文化现象、文化成就。它的覆盖范围甚至包括受其影响的周边国家和地区，也称“汉文化圈”。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地理背景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理环境对文化有深刻的影响，是形成不同的文化类型的物质基础。在人类历史的早期，人类文化的创造受制于它的地理条件，随着时间的推移，地理环境施加在文化上的烙印也越来越深。它决定着一个地区人们的生存质量和心理状态。
中国
最初，“中国”并不具有国家实体的含义，而只是一个地域概念。中国的“国”字是个象形字，本义是城邑，“中”是中心。父系氏族公社以后，由氏族部落联盟首领演变而来的国君，普遍采用筑城而居的方式，统治本城邑及其周围地区（“野”）。由于居住在黄河中游一带的夏人处在地望的中心，故最早的“中国”指夏人所居之城，指的是以洛邑为中心的地区。夏人也就是中国人，《说文解字》：“夏，中国之人也。”随着华夏族及后来汉族活动范围的扩大，“中国”一词包含的范围也在扩大。商人灭夏，周人灭商，中国版图已不仅限于黄河中游，而且黄河下游、江汉流域、今华北大部都被纳入了“中国”，由此出现了“中国”一词的其他说法，如“九州”、“华夏”、“中华”等。中国之外则被称为“四夷”、“四方”、“四国”。西周以后，无论谁占据中原，都以“中国”自居，即便是少数民族也不例外。然而，“中国”一词虽历朝沿用，却没有一个朝代以“中国”为国名。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们习惯上称明朝或清朝为“中华帝国”，简称“中国”。从此，“中国”才作为主权国家的专称。
中国地理环境的第一大特点是四周天然阻隔、地形相对封闭。中国地处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除东南及东部面向海洋外，东北、北部、西北、西部、西南皆与亚欧大陆连接，却被河流、沙漠或高原峻岭所阻隔，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具体来说，中国西部是被称为亚洲中轴的帕米尔高原，它向四方伸延出几条大山脉，把亚洲分为东亚、西亚、南亚和北亚。这里高山峻岭，山路崎岖，虽有丝绸之路通往西域，但属于干寒荒凉之地，在古代仍然是难以逾越的；中国西南是世界上最高的山脉——喜马拉雅山，它是中国与南亚的天然分界。另外，西南的横断山脉及其江河、热带丛林也是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天然阻隔；中国北部是广漠无垠的草原和沙漠，地势起伏不大，然而在中国古代，因气候严寒等原因，从贝加尔湖到外兴安岭一线，南、北族人几无交往；中国东部及东南是广阔的海岸线，因水运不发达，与外界交往甚少。
中国地理环境的第二大特点是地势西高东低，自西向东呈现出三大阶梯式的地形地貌。具体来说，青藏高原为第一阶梯，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号称“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以北、以东为第二阶梯，海拔在1000～2000米，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四川盆地相间分布，地形复杂多样；第三阶梯北起大兴安岭，经太行山，南至巫山、云贵高原东侧一线以东的中国东部地区，平均海拔在500米以下。海拔200米以下的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黄淮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及江南红土盆地都分布在这一地区。
中国地形地貌及历史上人群的分布
历史上，青藏高原地区曾居住过吐蕃人和羌人。靠近青海地区地势向东南倾斜，是大江大河的发源地。这个地区羌人居住较多。吐蕃人主要居住在今西藏地区，因距印度较近，佛教文化十分兴盛。
从青藏高原往东和往北，是第二阶梯。这里分布着高原和盆地。最南的云贵高原，崇山峻岭，地势复杂，是古代所谓“西南夷”杂居的地区。云贵高原的北部是四川盆地，盆地的周围是林立的高山，居民成分复杂，南面大体属于“西南夷”，北面是大巴山地区的古代巴人、氐人、羌人分布的地区；盆地的中央是富饶的成都平原，历史十分悠久，汉族人在秦汉以前就已大量居住在这一地区。再往北越过秦岭是黄土高原地带，此地是黄河及泾河、渭河流过的地区，沃野千里，是中原文化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历史上许多王朝都在这里建都，养育过辉煌的古代文化。这一地区，是四塞之地，黄河在它的西、北、东三面环绕，南面是秦岭山脉，西北有六盘山、贺兰山，北有阴山山脉，东有吕梁山脉及潼关之固，真可谓表里山河！而且南接巴蜀汉中，东连伊洛地区，有富裕的经济后方，方便的交通，进可攻退可守，中原王朝长期在此建都，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
黄土高原的北邻是蒙古高原，这是一个草原、沙漠、戈壁交错的地带。历来也是北方草原民族进入中原地带的要冲。特别是今阴山以南的河套地区，从来都是中原人群与草原人群的必争之地。黄河在东西向流经今内蒙古地区之后，转而向正南，横穿黄土高原。黄河的东侧就是今山西高原。山西高原的东西两侧是太行山和吕梁山，中间夹着一条宽平的谷地，即汾河谷地。谷地呈东北—西南走向，南与渭河平原相接，也是中国文化重要的发祥地。据说尧舜时期就曾在谷地的偏南地区建立过都城。山西高原的北部与蒙古高原相接，这个地区是内迁的北方民族进入中原地区的要路；太行山脉中某些断裂处，又可以直通华北地区。所以历来有山西居“天下形势”之说。
太行山的北段是东西向的燕山山脉，再向北越过蒙古高原东侧一段多山地区，就是广阔的东北平原了。东北平原的西侧是大兴安岭，东侧是长白山脉。土地肥沃，居住着许多以狩猎和耕种为生的民族。几个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人群，如鲜卑、契丹、金人、满族等，都起源于这一地域。东北平原通过狭窄的辽西走廊与华北平原相接壤。华北平原有黄河和海河水系，东部还有泰沂山地，是中国文化又一摇篮。这个地区自古以来就有发达的农业，是汉民族的聚集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也是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之一。华北平原直接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相连。长江中下游平原与丘陵相间，由江汉平原、鄱阳湖平原、长江三角洲平原构成。这一地区气候湿润，湖泊众多，经过长期开发，是古代重要的农业区，唐宋以后，还是中国的经济中心。这一带原来有所谓苗蛮山越等族，随着江南的开发，或南迁或融合到汉民族之中。长江中下游以南直到台湾岛、海南岛及漫长的海疆领土，是丘陵、低山广布的地带，间有小的河谷平原。珠江水系和闽江水系一带在秦汉时为百越民族的居住地，后来还有傒、俚、僚等族，随着民族的融合，也大体都消失了。
——《中国文化概论》
中国地理环境的第三大特点是季风气候显著，各地干湿冷暖差别悬殊。就干湿度而言，中国大陆以距离海洋远近形成了从东南向西北由湿润、半湿润、半干旱到干旱的逐渐递变。第三 级阶梯除华北以外一般湿润多雨，第二级阶梯除云贵高原以外一般为半干旱、干旱气候，西北内陆成为最干旱地区。就冷暖度而言，由南向北以名山大川为天然分界，呈现出热带、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寒温带的渐次递变。
中国的地理环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地形地貌方面，从辽东湾到杭州湾的大部分沿岸地区都是最近两三千年陆续成为陆地的。许多大江大河都有过决口和改道的历史，尤以辽河、海河、黄河、淮河最为突出。许多湖泊的形状、面积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有的甚至消亡，如洞庭湖、罗布泊、梁山泊等。此外，植被减少、水土流失、草原退化、沙漠扩大等现象越来越严重，尤其是在中国西北地区，在地质史上曾经是温暖湿润的地方，猿人时期今华北一带也比现在要温暖湿润得多，那时，森林茂密，河流纵横，沼泽四布，虎、豹等凶禽猛兽时常出没，马、牛、羊、鹿等食草动物成群结队。因气候变迁，许多绿洲和繁华城市消失，如古楼兰文明。
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农业又是受气候影响最大的一种经济行业，因此气候变化对历史事件的影响首先通过影响农业状况而发挥作用。广大的东部地区处在季风气候区内，四季分明，降雨量呈明显的季节性；灾害性气候也不少，旱灾特重，其次是洪涝，以及与此相关的蝗灾病虫害等。因此，备荒、救荒都是古代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大事。
将数千年来气候的冷暖波动、干湿变化与中国北方民族政权疆域南界的纬度变化三者用一个时间坐标绘制在同一图上后发现，无论是王朝的兴衰，还是游牧民族的阶段性南下及其南迁的幅度，都与气候的周期性变化及其变化程度存在着大体同步的共振关系。绝大多数战争“高发期”阶段均与气候的寒冷期一致。变化的气候表现在地理的改变上，进而又和历史相互影响作用。游牧民族的内迁，楼兰的灭亡，黄河无数次的改道和决堤，每一次都与气候变动相关。气候的变化在历史、文化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中国特定的气候对节气文化、中医文化、诗词创作、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和建筑文化都有重大影响。
气候可能决定朝代的更替。仰韶暖期，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亚热带气候，年平均温度高出现代2℃～3℃。先民在这里创造了仰韶—龙山农业文化，继而出现了光辉的黄河流域文明。隋唐暖期，黄河流域气候温暖，国都长安的冬季无冰无雪，梅、橘等亦可在皇宫中生长、结果。由于黄河流域雨量丰沛，水利事业发达，农业丰收，经济繁荣、政局稳定，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太平盛世。从南宋开始的长达800多年的寒冷期，对中国经济重心迁移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由于气候变寒，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使北方地区农牧界限南移，人口南迁，严重制约了北方地区农业的发展，而长江流域经济发展起来，南方地区成为全国经济中心的地位更加巩固。明朝正处于一个明显的小冰期，气候的变化导致蝗患四起乃至庄稼歉收；老鼠滋生，导致瘟疫横行。明朝一国之中，病夫盈市，饿殍遍地。再加上明末皇帝的不作为，根本无力抵御强悍的后金铁骑的冲击。在这之中气候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清朝的康雍乾盛世，也一定程度上归功于气候条件的改善。
天气影响历史则往往表现在对一场决定性军事行动的影响，如黄帝与蚩尤的战争，正是因为气候的变化使战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试想，如果没有那场大雾，也许“炎黄子孙”这个词今天将会是另一种说法。
文化依附在人和人的历史之上，气候对其的影响可以从千古流传的文物、器皿、诗句、篇章中找到蛛丝马迹。如果没有气候影响，那么就不会出现“一骑红尘妃子笑”的名句，也不会出现“金戈铁马”的悲壮。
气候影响一群人，一群人影响历史，一段历史成就一种文化或一个文明。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地理特征
（一）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特征的影响
1.文化的多样性与多元一体格局
中国有着辽阔的国土，复杂的地形，植根于这一国土上的文化，在地域上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考古发现，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地面上已有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两大地域文化以及岭南、辽河流域到北方草原文化的分行。至春秋战国时，出现了各有特色的秦、三晋、燕、齐鲁、楚、吴、越、巴蜀、岭南等地域文化，从秦汉开始，上述各区域文化融合，形成文化地域，并以此为中心形成了地域上包括周边草原、山地文化在内的中国大文化。
中国地理环境的特点导致中国东部低平而湿润，西部高亢而凉干。因此，在中国古代就形成了东南、中原以农耕为主，而西北以畜牧为主的人文生产景观。同时，由于从南到北温度和干湿度的变化，决定了淮河—秦岭以南的产业结构以稻作农业为主，以北至长城以粟作农业为主，而长城以北则以游牧业为主。由于历史时期的中原地区自然环境相对优越，文明起步较早，形成了各民族内聚、多元文化类型融合的趋势，从而出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多元一体格局。
2.文化的封闭性大于开放性
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特点，使中国古代一直缺乏对外开放、向外进取的条件和动力。但相对优越的地理环境，加上中华先民的勤劳智慧，使古代中国在西方近代文明兴起之前，长期成为世界东方乃至整个世界最富足、最强大的国家。
长期以来，由于绝大部分人口都集中在地理环境相对优越的中原、东南农耕区域，因而造成了人口增长与土地面积不足的矛盾，人们只能在有限的土地上，精耕细作，集约经营，对土地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时日积久，便养成了中国人安土重迁、安分守己、乐天知命的民族性格，并由此培养了对乡土的眷恋和对故国的深切情怀，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如中国古代“五刑”（死、流、徒、杖、笞）之中，流刑仅次于死刑，就是强迫犯罪的人远离故土，利用地理环境和心理因素对之进行惩罚。戍守岭南的50万秦朝罪徒就是这种刑罚的反映。
（二）地域的广泛性决定中国文明的道路和文化方向
中国大陆地域广阔，是一个族群林立的国家；而这个国家的整体性，影响着中国文化走向统一。中国文明时代的开始，家国社会的建立，正以这一基本情况为前提。古埃及和巴比伦都仰仗大河的灌溉，而周围广大地区是浩瀚沙漠。古希腊文化产生于地中海的半岛和岛屿，各地理单元都有着很大的独立性。中国文化的发祥地虽也是河流流域——黄河，但它所依赖的不是黄河干流本身，而是它众多支流、河汊所形成的河曲湿润地区。这就决定着中国古代不可能走古希腊式的商业形态的城市民主文明道路。
中华祖先在创建它的古代文明时，首先面临着多族群的特点——如何将这众多的来源不同、文化互异的人群融合为文化整体。在西亚古国，各族群经常为争夺沙漠世界的生存地而进行着一个族群对另一个族群的残酷征服。但在中国，虽然也有战争和征服，但古代文明的形成最终依靠的是成功的联合与融会。中国文明道路既不同于古埃及、巴比伦，更不同于古希腊，独特的地理条件制约着它独特的文明形态和文化方向。分裂与统一是中国历史的两大现象，统一总是占主导倾向的追求。这样的追求来源于广大地域上人群的迁移及人群间许久以来的相互交流。
“大一统”观念
甲骨文中就有“四方”的明确记载，到西周时，“天下”的观念已十分清晰。大体从商朝开始，王朝就已按着距离的远近，对天下人群采取不同的政治策略，如周王朝那些几千里之外的人群，认为只要他们承认周王的合法就可以了。而历朝历代的皇帝，又无不以边远的四裔民族的“来朝”为荣耀。“天下”观念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追求统一。尽管中国历史上的分裂不在少数，时间也不算短，但追求统一始终是政治观念中的基调，也是历史的基本倾向。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意识，是威力持久的中国理念，对中华民族的不断发展壮大，有重要作用。
（三）地缘的特征性与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
从地理的角度观察中国文化历史发展，应特别注意中原文化中心形成后与北方边地草原人群的地缘关系，那里藏着中国历史命运的重要秘密。在西北方向，帕米尔高原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分隔着东方与西方两大文化世界。但在北方，中原文明必须长期面对一个由草场、山地、沙漠戈壁构成的辽阔地域和以游牧为基本特征的文明区域。在这个区域上，截至蒙古族人兴起，没有一个民族是它的固定主人。从文献记载可以看到的最早的人群是猃狁，之后是北狄，秦汉以后有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党项、金以至蒙古、满族。除满族之外，基本都是在前一个民族迁徙、草原出现“真空”状态时，另一个民族从原来的居住地大举跃进，充当新的主人。在中原政治兴旺时，他们逡巡于它的周围，学习着中原文化制度，有的人群还被强大的中原王朝击溃，或远徙或内迁；当中原朝政陷于混乱衰弱时，他们便大举进攻，进而入主中原，导致中原固有居民向南迁移，而他们则成为中原文化的接受者和新的创造者。在短暂的迟滞后，新的文明沿着中原固有的文化方向升温、繁荣。隔一两百年或更长一点的时间，南迁的中原人不断强大，最终击败游牧民族，重新入主中原。这样的反复多次出现就是中原文明的历史命运。世界上几个古代文明，只是在地球的几个点上出现的，一旦文明世界形成后，人类内部就出现了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差异和矛盾，而人类也正是在由这差异带来的对峙、冲突、融合中，走向同步发展。古希腊、罗马文化带动着欧洲文明的同步，中原文化则带动着地域更加辽阔的东亚文明的同步化发展。
广阔的地域，为中国历史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回旋的舞台。世界古代文明中，古埃及和巴比伦文明是被毁灭了。其原因很多，有一点应当是与其地理条件有关的。在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的周围，是大片的沙漠，人类能够生存的地方实在太狭窄，因此人群之间为争夺生存居住地的斗争十分残酷。在中国，中华文化虽然起源于黄河流域，但是它广大的地域却为它准备了潜在的历史舞台。每当遇到北方边地民族大举南进的时候，中原文化人群都有一个南方作为他们的后方。因此每当北方进入民族融合时期的时候，南方则进入开发的高潮期。实际在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化的重心已经移到南方，接着才是经济中心的南移。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常常出现这样的南北对峙：南方的经济高潮与北方剧烈的民族融合同时并举，构成南北不同的历史景观。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同时充当着这对峙的文化高潮的两大历史舞台。文化中心与经济中心从西北向东南逐渐移动，是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的大势。广阔的回旋舞台，是中国文明历史悠久的前提条件之一。
不过，这种南北对峙在元明清时有了新变化，出现了政治中心在北方、经济中心在南方的局面。北方在经济上的相对落后，主要表现为单一的农业经济占上风；而南方，早已走过这样的阶段进入农工商贸全面兴旺的局面。南北对峙，变成政治与经济的对立和矛盾，中国文化发展的迟滞真正开始。
三、区域文化的形成与特征
对整个世界来说，中国文化是一个整体，甚至可以说是东亚文化的代表。但就中国内部而言，又有不同的区域文化。除了少数民族文化区外，汉族文化区内部也存在丰富多彩的区域文化。
（一）中国区域文化的形成条件
区域文化是指由于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不同，导致历史文化背景差异，从而形成了明显与地理位置有关的文化特征。
在一个辽阔广大的地域上，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和人群构成的不同，存在区域性的文化是必然的。在现代地理学领域，中国根据地理环境的自然特征可以划分为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和青藏高寒区，并可继续细分出一些自然区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区域文化职能可分为北方狩猎—游牧文化、华北粟作文化、江南稻作文化、南方渔猎—稻作文化四大类。古代人也曾以山川为标志，将天下划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并详细记载了各州的土壤肥瘠、物产和植被情况。
九州
据《尚书·禹贡》载：“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中国九州分作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是古中原人的活动和思想所及的范围，并不是现今的中国范围，范围之外的是古人所说的化外之区；同时各州州名不一定就是现今的各州。
冀州起自黄河壶口，涉及今山西、河北、河南等省部分地区，地为白壤。
兖州起自黄河下游、济水，涉及河北、河南、山东，地为黑壤。
青州起自渤海、泰山，涉及河北、山东半岛，地为肥沃白壤。
徐州起自黄海、泰山、淮河，涉及山东、江苏、安徽，地为红色黏土。
扬州起自淮河、黄海，涉及江苏、安徽、江西及其以南的地方，地为潮湿泥土。
荆州起自荆山、衡山，涉及河南、湖北、湖南，地为潮湿泥土。
豫州起自荆山、黄河下游，涉及河南、湖北、山东，地为柔软的土，下层为肥沃而硬的黑土。
梁州起自华山、黑水，涉及陕西、四川、甘肃、青海，地为黑色松散的土。
雍州起自黑水、西河，涉及陕西、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地为最上等的黄壤。
地理条件的特殊或得天独厚是地域文化创造的重要因素。如古代燕齐地区东面的东海偶然出现海市蜃楼，使那里兴起浓郁的神仙崇拜信仰。晋商在明代兴起的原因很多，但其北靠蒙古、南接中州、右连陕西、左邻河北的交通，以及境内丰富的食盐资源，不能不说是两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以此类推，扬州及周围地区，盛极一时的商业文化，也大体属于得天独厚一类。
典范人物是一个地区的“民智资源”。典范人物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可以带动特定地域的文化特色。任何人都有自己的出生地，而且任何人对此都会有所觉知，乡土意识由此而来。一个地区典范人物在他乡创造的业绩，也能持久地感动他的乡亲，中间起重要作用的就是这种乡土意识。唐宋以来，中国各地有不少所谓的“状元乡”、“文化县”，政治经济之外的重要因素，往往是因为这些地区先贤的榜样作用。另外，地域文化的相互交融，可以产生文化的典范人物、典范著述，从而推进正统文化，并作用于地域文化的发展。历代京城，都是八方荟萃之地，不同地域的人们汇聚京师，互相交流、互相观摩、互相影响，各竞优势；不仅是京城，任何交通便利的都会、城镇都有这样的文化功能。
（二）中国主要区域文化及其特征
不同的文化，都产生在一定的、具有鲜明特点的自然环境之内。中国各区域文化，可以分为东部汉族农耕文化和西部少数民族游牧文化两大部分。在这两大部分之内，又可细分出若干不同的区域文化。
1.齐鲁文化
齐鲁之地，古称“海岱”，是因为它以大海和泰山为地理标志。新石器时代，东夷在这里创造了北辛、大汶口和龙山等文化系列，成为齐鲁文化的源头。之所以称为“齐鲁文化”，主要是因为西周分封，齐、鲁均为大国，春秋时期齐国曾为“霸主”，而鲁国实力虽稍弱，但因它保留了周代制定的礼乐制度，使其在文化上代表了华夏文化传统的正宗。由于齐国地处沿海，有渔盐之利，工商业发达，以临淄为代表的城市经济非常繁荣，思想开放而自由，荟萃百家的“稷下学宫”在全国享有盛誉，使齐国实力较为强盛。到战国时期，鲁文化逐渐融入齐文化之中，鲁国的原始儒学在齐国多种思想的影响下，向新的形态转化。因此，鲁的农业、齐的工商业，加上孔子、孟子、管子、墨子、孙武、邹衍等一大批生于并主要活动于齐鲁大地的文化巨人，构成了齐鲁文化的鲜明个性。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齐鲁文化一直具有文化和政治的象征意义。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孔子就被历代统治者尊为“至圣”，孟子则为“亚圣”，曲阜的“三孔”（孔府、孔庙、孔林）及邹城的孟庙为文人朝拜和皇帝尊崇之地。而东岳泰山的神圣性又吸引历代皇帝前去“封禅”，从而显示自己的正统地位。
齐鲁之地的农业发达，又因濒临沿海和京杭运河、黄河的影响使商业比较繁荣，民间手工业如陶瓷、纺织、冶炼等也颇发达。由于文化传统比较悠久，由济南菜、胶东菜和孔府菜构成的“鲁菜”闻名全国，是中国八大菜系之一。一般说来，齐鲁文化具有粗犷古朴、豪爽热烈的特点，这从潍县年画造型夸张、色彩鲜艳的风格；从表现有力、高亢激昂的山东梆子、快书、大鼓等民间曲艺；从“烙饼卷大葱蘸酱”的民间饮食风格；从《水浒传》描写的梁山好汉等，都可以看出这样的文化特点。
2.燕赵文化
燕赵之地，主要是指今天的河北、山西、陕西的中北部地区。周初封召公于燕，都城即在今天的北京琉璃河。赵国的前身是晋国，公元前5世纪三家分晋，赵国出现，其后才有了“燕赵”之说。由于赵国是“三晋”的一部分，所以燕赵文化与三晋文化有所重叠。但由于燕赵处在当时的农牧分界线地区，带有相近的文化风格，而与占据中州之地的韩、魏文化有所区别，故从“三晋文化”中游离出来。燕赵地区气候相对干冷，农业以粟、豆类为主，畜牧业也占相当地位，赵的城市商业也比较发达，与三晋的情况类似。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说明燕赵文化与边外游牧文化的密切关系。后有“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之说，经荆轲刺秦时“风萧萧兮易水寒”的验证，已成为燕赵文化的象征。
燕赵文化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依然保留了这种文化特征。这一地区虽属汉族农业文化地区，但自十六国和北朝、辽、金、元、清等朝以来，一直处在胡汉交融的状态，不仅在血缘上相互混杂，而且文化上也有强烈的胡族风格。为了抵御外侵，也必须习拳练武，于是形成勇武好搏击的特点。在历史上，这里名将辈出，如廉颇、乐毅、张飞、赵云、赵匡胤、杨家将等，并形成悠久的武术传统。河北吴桥为杂技之乡，其惊险灵巧的特点与武术的要求同出一脉。燕赵地区的戏曲、歌舞、音乐也都带有热烈、高亢、火爆的特点，同时加入了边外苍凉悲壮的风格。但是，自金开始，历代统治者在北京建都，都市文化的特点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燕赵文化，文化特点具有一定的“正统性”，文化娱乐等方面受宫廷和北京市民文化影响较大。
3.三秦文化
公元前206年，项羽统率各路诸侯西入关中灭秦，随后分封灭秦有功的将领。其中，他将函谷关以西，秦岭以北的原秦国疆土封给秦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三人，三位诸侯王都是秦降将，故人们称他们为三秦王。与之相应的，这三诸侯国之地称为三秦，沿袭下来，“三秦”也就成了陕西的代称，即今陕西地区，同时包括今甘肃、宁夏的东南部。这里是黄土高原的腹地，以河西走廊与长城为北界，以秦岭、太白山为南界，既有黄河、渭河等流经的肥沃的关中平原，也有较贫瘠的荒漠丘陵。这里本是周族的发祥之地，后来秦人“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农田水利日益发达，人口十分密集，成为秦至唐的首都所在。秦人以法家思想治国，文化上具有鲜明的功利主义特点，加之其地理位置便于与北方和西域的文化交流，使其在农耕文化的基础上，具有包罗万象、兼容并蓄的特点，不仅留下了历史上各民族文化、各种宗教、各种艺术形式的痕迹，商业文化也很发达。由于文化中心逐渐向东南转移，这里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逐渐滞后，原有的文化开放性日益式微，同时也保留了较为传统的文化心态和文化特征，比如传统的窑洞居住形式，民间剪纸、窗花的质朴大方，秦腔的高亢激昂，都体现了这里的文化风格。
4.三晋文化
据前面提到的原因，三晋文化实际上就是“二晋文化”，除山西大部外，韩、魏二国还占有今河南的北部和中部，实际上可以说是“中原文化”的代称。三晋之地或中州之地，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在这里发生过许多次著名战役。战争的频繁干扰，自然使百姓深受其害。这里北接燕赵，南临江汉，西连三秦，东邻齐鲁，各种文化碰撞交流于此，使这里的文化呈现出一种共享性。在河南一侧，从周至唐，洛阳一直是统治者的“东都”。到宋之时，开封又成为首都和当时最繁华的城市，各种著名的寺庙和石窟建筑，显示着当年的辉煌。著名的洛阳牡丹花会也许正反映了一种“王者气概”或“富贵传统”的遗留。在山西一侧，保留了极古老的民间文化传统，可以从至今遗留在许多乡村中的寺庙戏台和农民一年四季的日常生活中，感受到身边就是历史。山西商人和票号更是驰名中外，还有出身本地的关羽被奉为“武财神”，商业的流动性和河南因水患、战乱和灾荒引起的人口流动一起，造成这里的人口频迁特点。特别是地处平原，四通八达，因此区域文化的特点不如其他地区明显。
5.楚文化
楚文化的分布，包括今天两湖、安徽、江西的西北部和河南的南部，其中以两湖和安徽的部分为核心地区，淮河流域和鄱阳湖流域等作为其边缘地区。在上古的三苗文化基础上，华夏文化的主流汇合了当地蛮夷文化的支流，共同构成了楚文化。以丘陵和江、湖为主要自然地理特征，加上丰富的民族文化源流，使楚文化极具特色。这里既是“鱼米之乡”，又是冶铜、丝织、漆器、竹器等手工业十分发达之地，而且由于文化独特，使这些制品的色彩、形状等极具特色。马王堆帛画的构思、随县编钟上的图案、庄子散文和屈原诗歌的神奇浪漫、民间生活的崇巫尚鬼习俗，都反映出文化上的一致性。
楚文化的特征一直保留到后世。传统的龙舟竞渡风俗反映了楚文化中勇武进取的性格，又借着纪念屈原而一直风行至今，传播于外。古老的丝织艺术以“湘绣”之名流传下来，成为中国“四大名绣”之一。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还体现在当地的民歌和口传故事中，甚至湖南、湖北作家的小说中也有流露，比如沈从文的作品，就带有浓郁的乡风乡情。楚中心地区的文化极大地影响了淮河流域部分地区和江西部分地区的文化，这是因为当年楚国的统治区一直覆盖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江汉平原上极流行的说唱艺术三棒鼓、碟子曲与安徽的凤阳花鼓，湖南与江西的采茶戏，安徽与湖南的花鼓戏，都有类似的艺术形式和风格。
6.吴越文化
吴越文化的上古源流几乎和黄河文化一样古老，又由于春秋时期吴国和越国的影响而传承下来，由吴文化和越文化构成。吴文化，主要指以江苏无锡、梅里为核心的环太湖区域的吴地文化；越文化，主要指以浙江绍兴为核心区域的越地文化，即以太湖为中心，包括今天江苏、浙江、上海地区，影响到安徽东部和江西的东北部。这里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水网密布，雨量充沛，农业极为发达。经过长时期的历史发展，中国经济和文化重心逐渐从北方转移到这里。到明清时期，沿海的地理优势充分显露出来，商业贸易迅速发展起来，城市极为繁荣，人口密集程度为全国之冠。因此便有了“风景领华夏之美，人文冠古今之绝”的美誉。这里自古纺织业极发达，“苏绣”为“四大名绣”之一，具有精美细腻的特点，而这里出产的瓷器有古“越瓷”的传统，与江西景德镇的瓷器一起，共同展示了中国瓷器均匀细腻的特点。以“吴侬软语”为特征的吴语，是汉语七大方言之一，构成独特的语言文化系统，强化了这里的区域文化特征。这里的水光山色之魅力，由“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而一语道出。此区内的江南丝竹音乐、戏剧中百戏之祖的昆曲、婉转柔美的越剧、说唱中的苏州评弹，以及“四大菜系”中的“苏菜”，均带有细腻、恬淡、婉转、雅致、清新的风格，与北方各区域文化形成鲜明的对比。
7.巴蜀文化
巴蜀文化是当地少数民族与汉族共同创造的产物。这里以四川为中心，辐射到陕南、鄂西和云贵部分地区，由川东的巴文化和川西的蜀文化共同构成。由于这里与中原地区存在自然阻隔，古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叹，有助于强化地域色彩浓厚的文化传统。巴蜀地区在独特的地理单元内，发展起自己的独特文化。成都平原土地肥沃，有“天府之国”的美称，农业发达，丝织业也很著名，“蜀锦”也是“四大名绣”之一。由于这里古称益州，所以秦汉时就有“扬一益二”之说，富庶程度在全国名列前茅。巴蜀文化的风格以热烈、诙谐、高亢为特征。武王伐纣的时候，就是“巴人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后来川剧的高腔和著名的川江号子，都反映了高亢激越而又热烈活泼的特点，而三国时蜀国的建立和以后历代统治者（比如安史之乱时的唐玄宗、五代时的孟昶、明末的张献忠、抗战期间的民国政府）偏安此地，赋予这里较强的地方历史意识，也强化了这里的地域性传统。
除了以上这些自古形成的区域文化之外，还有一些稍晚形成的区域文化。
8.岭南文化
从较宽泛的意义上说，岭南文化包括广东、海南、福建和广西的一部分地区性文化（台湾、港澳地区文化基本上属于这一地区的移民文化）。这里本是古南越族聚居之地，至秦汉时期才进入中原王朝的版图，文化联系仍不十分密切；而两晋之际“永嘉南渡”，大批汉族人携家迁居广东、福建，对这里的开发和繁荣起了重大作用。唐宋时期海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这里的经济进步，但与此同时，使这里开始带有浓厚的域外色彩。明清以来的历史发展，更使这里成为中外文化交汇的首要地区，这种色彩就变得更加浓厚。闽粤地区地少山多，农业发展受到局限，但商业贸易和沿海捕捞业发达，饮食方面受此影响，体现出种类和形式丰富多样的特征。由于距历代统治中心较远，家族组织和区域性宗教组织比较发达，并成为维系基层社会运转的组织形式。闽语、粤语、客家话构成汉语七大方言系统中的三种，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广东音乐、粤剧、潮汕戏、莆田戏等，与其他区域文化相比，都有不同的文化系统。而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使这里形成了华洋混合的新文化风格。
9.东北文化
东北地区长期处在少数民族文化影响下，汉族在此活动的时间较晚，所以作为汉族文化系统内的区域文化形成更晚。东北文化在辽、金、元、清时期具有浓厚的游猎文化特色，但在不断与汉族文化融合过程中，在辽东地区形成了农耕文化与游猎文化交融的特征。从清中叶开始，特别是晚清时期，大量汉族人口从河北、山东等地迁到这里，使这里得到大面积的开发，与本地文化传统结合起来，形成了有特色的区域文化。后人常用某些俗语来概括东北文化的特点，比如“东三省，三宗宝：人参、貂皮、乌拉草”，揭示了这里有特色的山林物产和经济活动特点。再比如“关东城，三宗怪：窗户纸糊在外，养活孩子吊起来，两口子睡觉头朝外”（也有说“姑娘叼着大烟袋”的），这都是因东北天气寒冷而形成的习俗。东北的民间信仰除与北方汉族地区相同的以外，还有崇拜“山神老把头”的，传说故事中则有“人参娃娃”的主题，这也是与特定环境密切联系的。至于流传至今的民间文艺形式“二人转”，冰雪艺术作品等，均为特定环境的产物。
以上简要概括了东部汉族文化区内部的各个区域文化，加上北方和西北的游牧文化和西南地区的多民族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整体。各区域文化虽有不同特征和风格，实际上，由于它们共处于同一个文化圈之内，文化上的共同性也是很多的，甚至在许多地区，共同性要大于文化上的差异性；不同的区域文化被包容在同一个文化结构之中，是后者的组成部分。对此，不能因为强调其不同而加以忽略。
区域文化的未来走向
虽然随着人类对自然界认识能力和改造能力的提高，人口迁移和文化交流的增加和次数的频繁，以及新的时代新型交通工具、通信工具的广泛应用，使不同区域的人们超越地理障碍而进行更深层次和更广范围的文化交流，以往由自然环境、民族、政治制度、风俗习惯、生产方式等构成的地域阻隔被打破了，原有的空间格局被改变了。但这并不是说，按照这样的趋势，汉文化圈内部的各种文化差异都将消失。因为客观上存在了数千年之久的文化差异绝不会在短时期内荡然无存，各区域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总是在原有文化的基础上，在与历史发展总趋势并不违背，与其他文化并不发生冲突的基础上，继续发扬光大自己的文化。另一方面，主观上人们所希望的文化趋同，是一种高层次的趋同，以追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现代化为目标的趋同，只是消除因民族对抗和仇视引起的差异，消除因地域的阻隔甚至封闭引起的差异。消除一切不利于各自发展和进步的差异，而并非要将好的或无所谓好坏的民族文化特色或地方文化特色消灭殆尽。因此，必须指出，文化交流和文化扩散的结果绝不是文化的单一化，而是由于各自文化选择机制上的“择善而从”性所造成的、不同层次上的同异统一体。
第二节 民族与民族文化
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人群共同体，是一种文化现象。民族存在于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之中。民族的不同，形成了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空间差异。正由于民族的地域性特征，在其发展进程中常具有宗教观念，形成独自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进而影响其文化创造活动及其创造物。有些民族甚至以其独特的宗教观念而著称，通过特定的宗教使其民族性得到强化。在中国，不同宗教往往以特定的民族为依托，有的宗教文化区实际上就是一个民族文化区。
中华民族包括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各民族在历史和文化上虽然发展程度不同，但他们互相联系、互相影响，共同发展、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多元性的文化共同体，这种多元性和多样性正好给中华文化增添了层次丰富的色彩和无限的魅力。
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经确认的民族共有56个。其中以汉族人口最多，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92%。另外55个民族人口较少，总共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8%，被称为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是壮族，满族、回族、苗族、维吾尔族、彝族、土家族、蒙古族、藏族人口也较多，人口都在400万以上。
中国民族具有大杂居、小聚居、相互交错居住的分布特点。这种分布格局是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间相互交往、流动所形成的。汉族的分布遍及全国各地，以东部和中部最为集中；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西南、西北和东北等边疆地区。中国民族成分最多的是云南省，有25个民族。中国几乎没有一个县或市是单一民族的。
中国主要少数民族的分布区域
新中国成立后，贯彻执行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的政策，在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建立了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民族乡等。各民族保留了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和传统的体育活动，这些民族文化的瑰宝是祖国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各民族地区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
55个少数民族名单
蒙古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苗族、彝族、壮族、布依族、朝鲜族、满族、侗族、瑶族、白族、土家族、哈尼族、哈萨克族、傣族、黎族、傈僳族、佤族、畲族、高山族、拉祜族、水族、东乡族、纳西族、景颇族、柯尔克孜族、土族、达斡尔族、仫佬族、羌族、布朗族、撒拉族、毛南族、仡佬族、锡伯族、阿昌族、普米族、塔吉克族、怒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鄂温克族、德昂族、保安族、裕固族、京族、塔塔尔族、独龙族、鄂伦春族、赫哲族、门巴族、珞巴族、基诺族。
二、多民族格局的形成
中国文化虽然相对封闭，但其交流仍然较为频繁，以迁徙、融合、贸易、战争为中介，中华各族文化以及中外文化之间都在相互交融与共进。中华民族由许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特性的多元统一体。其中更主要的是，作为这个多元一体的核心，即从华夏族到汉族，在不断壮大的同时，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凝聚作用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在中国疆域内许多民族联合成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成为中华民族。
炎黄文化起源于同一区域，原本比较相近，在随后的长期冲突、合作中逐渐融合为一，成为后来华夏族的主体。夏、商、周是中国境内民族形成最频繁、最活跃的时期，华夏族形成于此时，作为许多现代少数民族前身的古代民族也形成于此时，即所谓“蛮、夷、戎、狄”，至战国时已形成“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民族分布格局。从秦以后，华夏—汉民族成为主体民族，由于文明程度较高，其影响日益从中原向四方扩展。周边少数民族或内附融合于主体民族，成为其新鲜血液；或日益僻处边陲，成为独立的单元。此时汉人大量南迁，融合了居于长江流域的僚、蛮、越各支，由于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和生产方式与汉族的情况类似，所以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民族融合或“汉化”的速度较快。
隋唐时期是统一多民族格局形成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南北文化之求同存异已完全成为主流，长安成为世界瞩目的中心。在发达文明的吸引力和与周边民族交流增多的前提下，唐王朝对周边的政治控制增强了。这个时期以后，虽然中原王朝与周边各族的关系日益密切，但民族文化区的格局却基本上确定下来。随着各族文化的发展，在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之内，先后出现了若干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由政治组织强化了这些民族的民族性，这些民族几乎都曾进入中原腹地，甚至在中原建立过自己的统治，他们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大大加强。特别是元朝和清朝，由于他们是来自北方和东北的少数民族所建的正统王朝，促使东北、西北和北方少数民族地区进一步向心于汉文化中心地区，与中央政府形成较为牢固的行政统属关系才能维护其统治。上述地区，特别是西藏、青海和天山南北诸地，至此才成为汉文化圈的组成部分，中国统一多民族的格局终于正式形成。
中华民族成为一体的过程是逐步完成的，导致民族融合的主要原因是出于社会和经济的需要，但统一多民族格局的形成也和中国的地理环境息息相关。中国的周边地带分别是高山、浩海、大漠和戈壁，这种相对封闭、自成一体的地理环境在阻隔了与区域外交通的同时，又有利于区域内各民族的密切交往。各民族在历经迁徙、贸易、婚嫁，以及冲突甚至兵戎相见之后，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分布格局。同顶一片天，同耕一块田，同饮一河水，共生互补。
“天下”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先民的“天下”观念和“大一统”理念就逐渐形成。自秦汉开创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本格局以来，中国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心灵归宿。历代中原王朝的统治者，不管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以统一中国为己任，都把自己建立的王朝视为中华正统。大一统国家的长期存在，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中原文化通过各种途径向周边辐射传递，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和域外文化源源不断传入中原。兼收并蓄，博采众长，造就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赋予其统一性和多样性的鲜明特征。不以血缘论夷夏，成为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重要现象。文化的相互传播和认同，成为各民族亲近与交融的强大精神纽带。
三、各民族文化的空间差异
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中国多民族统一的格局到清代基本形成。在东部的大片地区，基本上是以汉族为主体，可以概括为汉族文化区，只有东北的一部分，生活着满、蒙古、鄂伦春、鄂温克、赫哲等民族，在东南的台湾省，有高山族等原住民。而主要的少数民族生活地区，分布在中国的北部（蒙古族等）和西部，包括西北和西南，即今甘、宁、青、藏、新、滇、黔、桂等省区，在四川、湖南以及海南等省的小部分地区，也生活着一些少数民族。
由于各民族的起源地不同，不同的自然条件决定了其经济生活和风俗习惯的差异，如北部和西北长期干燥多风的荒漠条件、大面积的草原，促使这一地区的居民多实行游牧经济，形成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食牛羊肉，饮奶茶，居帐篷，善骑射，耐寒冷，性格刚毅而剽悍，音乐高亢而苍凉，这些成为高原地区居民的共同特征。在蒙古高原、青藏高原以及甘、宁、新等地区的游牧民族，无论是蒙古族、藏族，还是哈萨克族等，都有这些共同特征。但在这一大的区域内，还有一些民族是半游牧半农耕的民族，或是绿洲农业民族，比如维吾尔族等，他们处在定居状态，文化与前者就有明显区别，主食以农产品为主，文学艺术风格活泼而诙谐。还有一些游牧民族，比如回族、满族等，后来逐渐从事定居农业，居住区与汉族接近甚至相混，生活方式上也向汉族趋近，民族特点主要靠特定的宗教信仰来保持。
中国人以蒙古人种居多，古代的华夏族、羌、狄、夷及其后裔都是居于北方的蒙古人种。虽然后来文明程度较高的汉族大量南迁，分布较广，但其他属蒙古人种的民族大都留居北方。南方及西南各族为古代羌、苗及百越的后代，亦多为蒙古人种，但也有部分为马来人种。在西北地区，也有一些少数民族属突厥人种。当然，也有认为后面的这些人种属于亚洲地理人种，即蒙古人种中的不同亚种。由于人种的区别，造成各民族不同的体貌特征、语言等的不同，从而导致不同的民族文化特点。
少数民族文化的空间差异，最为明显的是语言的差异和经济文化类型的差异。民族语言的差异是民族差异的重要表现之一，中国境内的语言分布主要属五大语系，其中除汉藏语系中的汉语族之外，其他四语系（阿尔泰、南亚、印欧和马来—玻利尼西亚）和汉藏语系外的其他语族，均为少数民族语言，它们的使用人数不多，但占据面积较大，如果划分语言文化区的话，它们将与民族文化区完全一致。关于经济文化类型，渔猎采集类型局限于东北的大、小兴安岭山林及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三江交汇处，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赫哲等族的经济文化属此类型；畜牧经济类型分布在大兴安岭以西的内蒙古草原、新疆、青藏高原大部，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柯尔克孜、锡伯等许多民族的经济文化属此类型。农耕经济类型除广大汉族地区采用水田稻作亚型之外，维吾尔、回、东乡等族为绿洲耕牧亚型；云贵地区的许多少数民族分别为山林刀耕火种亚型、山地耕牧亚型和山地耕猎亚型等，还有朝鲜、壮、白等族与汉族一样，为水田稻作亚型。
自然条件和经济文化类型的差异决定了社会组织、风俗习惯、文学艺术等方面的不同。比如处在渔猎采集类型和农耕类型的山林刀耕火种亚型的民族，往往保留着氏族制末期的社会组织形式。北方游牧民族多食牛羊肉，着长袍、风帽、长靴，住帐篷毡房；南方民族的衣着则少有皮毛制品，女子着裙较为普遍（如傣族和景颇的筒裙、彝族的百褶裙、佤族和黎族的短裙等，湘西土家族在清中期以前男女皆着八幅罗裙），住房则以上下两层的干栏式建筑为主，以适应炎热而潮湿多雨的环境。少数民族的文学艺术十分丰富而又各有特点。文明程度较高、文化传统较长的民族，往往有长篇的英雄史诗，较为原始的民族则保留着古老的神话故事；北方的音乐舞蹈热烈奔放，南方则多细腻婉转，西北则苍凉诙谐；在北方及西北民族的聚会中，往往有赛马、摔跤等力量型表演，而西南民族的对歌则是其节庆聚会的特征。但是，某些文化因子在一些民族那里具有普遍性，某些则具特殊性，有的民族文化区具备几种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也有几个民族文化区同属一个宗教文化区。文化的空间定位与民族的空间定位并不完全一致。
从民族文化空间差异的形成和保持来说，自然的因素十分重要，但人为的或文化的因素却是强化或弱化这种差异的后天因素。以藏族来说，本是羌人的后裔，由于其逐渐定居在青藏高原上，基本是生活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之内，在过去交通等条件十分不便的情况下，民族之间的交往不频繁，特别是自隋唐以来，藏族发展起了一套较完整的文化系统，因此强化了自己的民族特性；而同样是羌人一支的党项族，后来逐渐东迁，到了与中原文明接近的陕、甘、宁地区，虽然也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西夏，但逐渐与汉族融合，原来的民族特性便逐渐淡化了。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众多，在云、贵等地，越是地处偏僻、人迹罕至的山林之中的民族，其文化传统与汉族差别就越大，民族特性就越能得到保留；而广西壮族与汉族生活地域接近，民族文化差别就要小得多；即使是在云南的边疆地区，生活在平原上、从事农业的民族（比如傣族），就比生活在高山上的民族（如基诺族）更容易与汉族或其他民族交流。蒙古族和满族的情况也颇能说明问题，这两个民族都曾在中原建立过统一的王朝。但蒙古族在消灭南宋、建立元朝之前，“汉化”程度较低，建元之后，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原有的、适合游牧民族文化的各种制度，因此与中原汉族文化发生较大碰撞，立朝90余年后灭亡，依然退居蒙古大草原，恢复其游牧生活。在其后的明、清两朝，双方多次发生冲突，但蒙古戈壁依然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政府不可能把那里变成农耕之地，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差别依旧，因此蒙古族的民族特性基本保存了下来。相反，满族在入关前“汉化”程度就较高，而且绝大部分满族人进入关内，与汉族杂居，这使清朝统治者在统治全国时较为得心应手，但淡化了其民族特性。
思考与练习
1.分析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产生的影响。
2.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的地理特征。
3.比较中国各主要区域文化及其特点。
4.举例说明中国各民族文化的空间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