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低调似乎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绝对是为人处世的一种智慧。所谓低调，也就是放低自己、抬高别人，可以迅速拉近与他人的距离，避免成为别人的敌对目标。低调做人说起来如此简单，但当一个人功成名就的时候，能做到低调做人的又有几人呢？
遇事低头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有了一点儿成绩就洋洋自得，自以为高不可攀，这样的人注定要摔大跟头。更多的人本来就在别人的屋檐下，也就更需要适时低头。民间有一句俗语，叫“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就是说，人在力量不如别人的时候，不能不低头退让。这句话，可以说洞彻世事人情，非常有智慧。然而，仔细看这句话的后半句，我们会发现“不得不”一词里隐含着太多的勉强和无奈，这是一种消极的、不情愿的低头。既然是勉强和不情愿的，做起来就不免流露出不满的情绪，这种不满如果让对方看到，很可能会影响你处世的效果。因而，我们要把这句俗语改成“人在屋檐下，一定要低头”。把“不得不”改成“一定要”并不是在玩文字游戏，而是要求权势和力量不如对方的人要积极主动地低下头来，变消极为积极，变不情愿为心甘情愿。
所谓的“屋檐”，通俗点说，就是别人的势力范围，也就是说，只要你在这势力范围之中，靠这势力生存，那么你就在别人的屋檐下了。这屋檐有的很高，任何人都可抬头站着，但这种屋檐不多，以人类容易排斥的“非我族群”的天性来看，大部分的屋檐都是非常矮的！也就是说，进入别人的势力范围时，你会受到很多有意无意的排斥和限制，以及不知从何而来的欺压，除非你强大到不用靠别人来过日子的程度。即使如此，你也不能保证一辈子都可以如此自由自在，不用在人屋檐下躲避风雨。所以，在人屋檐下的心态就有必要调整了。
所以，只要是在别人的屋檐下，就“一定”要低下头，不用别人来提醒，也不要撞到屋檐了才低头。
“一定要低头”，起码有这样几个好处：首先，你很主动地低下了头，不致成为明显的目标；其次，不会因为头抬得太高而把矮檐撞坏。要知道，不管撞坏撞不坏，你总要受伤的，尽管你的头是“铁”的，但老祖宗早就有“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古训。另外，也不会因为脖子太酸、忍受不了而离开能够躲风避雨的“屋檐”。离开不是不可以，但是必须考虑要去哪里。要知道，一旦离开，再想回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在“屋檐”下待久了，就有可能成为屋内的一员，甚至还有可能把屋内人赶出来，自己当主人。
在历史上，各种斗争极其复杂，忍受暂时的屈辱，低头磨炼自己的意志，寻找合适的机会，是一个欲成大事者必不可少的心理素质。西汉时期韩信的忍胯下之辱正是这种“一定要低头”的最好体现。因为他不低头就把自己弄到和地痞无赖同等的地步，奋起还击，闹出人命吃官司不说，还很可能赔上一条小命。
另一种“一定要低头”，属于更高一个层次，就是有意识地主动消隐一个阶段，借这一阶段来了解各方面的情况，消除各方面的隐患，为将来的大举行动做好前期的准备工作。隋朝的时候，隋炀帝十分残暴，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隋朝的许多官员也纷纷倒戈，转向农民起义军。因此，隋炀帝的疑心很重，对朝中大臣，尤其是外藩重臣，更是易起疑心。唐国公李渊（即唐高祖）曾多次担任中央和地方官，所到之处，他都有目的地结纳当地的英雄豪杰，多方树立恩德，因而声望很高，许多人都来归附。这样，大家都替他担心，怕他遭到隋炀帝的猜忌。正在这时，隋炀帝下诏让李渊到他的行宫去晋见。李渊因病未能前往，隋炀帝很不高兴，多少有点儿猜疑之心。当时，李渊的外甥女王氏是隋炀帝的妃子，隋炀帝向她问起李渊未来朝见的原因，王氏回答说是因为病了，隋炀帝又问道：“会死吗？”
王氏把这消息传给了李渊，李渊更加谨慎起来，他知道隋炀帝对自己起疑心了，但过早起事又力量不足，只好低头隐忍，等待时机。于是，他故意广纳贿赂，败坏自己的名声，整天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而且大肆张扬。隋炀帝听到这些，果然放松了对他的警惕。试想，如果当初李渊不主动低头，或者头低得稍微有点儿勉强，很可能就被正猜疑他的隋炀帝杨广除掉了，哪里还会有后来的太原起兵和大唐帝国的建立？
“一定要低头”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与当时的环境产生和谐的关系，把二者的摩擦降至最低，是为了保存自己的能量，以便走更长远的路，更为了把不利的环境转化成对你有利的力量。这是一种柔软，一种权变，更是最高明的生存智慧。
在人屋檐下是我们经常遇到的情况，它可能会以很多不同的方式出现。当你看到了“矮檐”，请不要“不得不”，而要告诉自己：“一定要低头！”
退一步才能进一步
面对矛盾，一般最简单的做法就是用强去争，但可能对方比你还强，你用强人亦用强，结果就不那么妙了。实际上，在聪明人看来，低头不单能缓和矛盾，也能化解矛盾，而争只有在极端的情况下才能解决矛盾，而在多数情况下只能是激化矛盾。在很多事情上，头低一些，退让一步，不但自己过得去，别人也过得去了。产生矛盾的基础不复存在，矛盾自然就化解了。彼此能够相安，离祸端就远了。
明朝年间，在江苏常州地方，有一位姓尤的老翁开了个当铺，有好多年了，生意一直不错。某年年关将近，有一天尤翁忽然听见铺堂上人声嘈杂，走出来一看，原来是站柜台的伙计同一个邻居吵了起来。伙计连忙上前对尤翁说：“这人前些时典当了些东西，今天空手来取典当之物，不给就破口大骂，一点儿道理都不讲。”那人见了尤翁，仍然骂骂咧咧，不讲情面。尤翁却笑脸相迎，好言好语地对他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不过是为了度过年关。街坊邻居，区区小事，还用得着争吵吗？”于是叫伙计找出他典当的东西，共有四五件。尤翁指着棉袄说：“这是过冬不可少的衣服。”又指着长袍说：“这件给你拜年用。其他东西现在不急用，不如暂放这里，棉袄、长袍先拿回去穿吧！”
那人拿了两件衣服，一声不响地走了。当天夜里，他竟突然死在另一人家里。为此，死者的亲属同那人打了一年多官司，害得那人花了不少冤枉钱。
原来，这个邻人欠了人家很多债，无法偿还，走投无路，事先已经服毒。知道尤家殷实，想用死来敲诈一笔钱财，结果只得了两件衣服。他只好到另一家去耍赖，那家人不肯相让，结果就死在那里了。
后来有人问尤翁：“你怎么能有先见之明，向这种人低头呢？”尤翁回答说：“凡是横蛮无理来挑衅的人，他一定是有所恃而来的。如果在小事上争强斗胜，那么灾祸就可能接踵而至。”人们听了这一席话，无不佩服尤翁的聪明。
中国有句格言：“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不少人将它抄下来贴在墙上，奉为座右铭。这句话与当今商品经济下的竞争观念似乎不大合拍，事实上，“争”与“让”并非总是不相容，反倒经常互补。在生意场上也好，在外交场合也好，在个人之间、集团之间，也不是一个劲儿“争”到底，有时忍让、妥协、牺牲也很必要。作为个人，适当低一下头也是一种宝贵的智慧。即使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隐忍退让仍然能够提供成功有效的经营策略。比如商人常说的“有钱大家赚”，就是让的一种表现。经营行为本来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原则的；如果你斩尽杀绝，不肯让利，就不会有合作伙伴。极端地说，根本也就不会有商品经济，因为全叫你垄断了，还有什么市场竞争呢？可见市场竞争也是以让为前提的。
学会以隐忍的态度做人
当你还没有充分的实力时，忍耐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在这时候，做大事者，能审时度势，不把那些小耻小辱放在心上。但是，光被动地忍还不行，还必须为了忍后的行动积极做准备。唐太宗李世民在争夺储位的过程中就是保存实力、边忍边动，后来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唐高祖李渊建立唐王朝后，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勾结，多次陷害立有大功的秦王李世民，兄弟间一场生死拼杀在所难免。
李世民身边的文臣武将屡次进言，劝李世民早作打算，抢先动手。每到这个时候，李世民便会面现苦容，叹息不止，说：
“我们乃是一母同胞，纵然是他们的不对，我又怎么忍心呢？还是委屈一下吧，时日一长，他们也许会知错能改，一切就烟消云散了。”
别人都十分着急，深怪他心有仁念，坐失良机。李世民对此如若未闻，暗中却把他的心腹将领尉迟敬德等人找来，对他们说：
“你们的好心，我岂能不知？不过现在我们安排未妥，事无头绪，又怎能草率行事呢？事若不密，为人察觉，只怕我们先得人头落地了。还望各位详作筹划，切勿泄露。”
李世民边忍边动，加紧布置。由于他表面从容，处处示弱，李建成、李元吉果真被欺骗，暗中得意。他们按部就班，一步步地实施整倒李世民的计划，心想假以时日，不愁大事不成。
不久，有报说突厥兵犯境，李建成便保举李元吉为帅，带兵迎敌。齐王请求李渊把秦王李世民的兵马归他指挥，李渊答应了他的要求。李世民和他的文臣武将一眼便看穿了他们的阴谋，李世民见群情激愤，故作痛苦的模样安抚众人说：
“皇上既已同意，看来我只能束手待毙了。这是天意，我又能怎么样呢？”
众人见此，信以为真，不禁泣泪苦劝；有的还要告辞而去，以示抗议。只有几个知情者以目示意，不露声色。
这时又有人进来密告李世民，说太子与齐王早已定下计谋，只等李世民等人给齐王出征送行时，便要密伏勇士，趁机全部杀光，然后太子登位，封齐王为太弟。
众人听罢，情绪更为激动。李世民见火候已到，这才长叹一声，对众人说：
“我是被逼如此，各位都是明证。事已至此，只有先发制人，我们才能铲除强敌，保全性命。”
李世民分兵派将，伏兵于玄武门。第二天，李建成、李元吉上朝在此经过，伏兵齐出，他们二人猝不及防，李建成被李世民射死，李元吉被尉迟敬德砍杀。
没过多久，李渊便让位于李世民。李世民登基为帝，终于实现了他的梦想。
李世民的“成功”告诉我们：以隐忍的心态做人，以积极的态度做事，大事可成。
做个表面上的弱者又有何妨
有些人看上去平平常常，甚至还给人“窝囊”不中用的弱者感觉。但这样的人并不可小看。有时候，越是这样的人，越是在胸中隐藏着高远的志向抱负，而他这种表面“无能”，正是他心高气不傲、富有忍耐力和成大事讲策略的表现。这种人往往能高能低、能上能下，具有一般人所没有的远见卓识和深厚城府。
刘备一生有“三低”最着名，他正是借此奠定了王业的基础。一低是桃园结义。与他在桃园结拜的人，一个是酒贩屠户，名叫张飞；另一个是在逃的杀人犯，正在被通缉，流窜江湖，名叫关羽。而他，刘备，皇亲国戚，后被皇上认为皇叔，却肯与关张二人结为异姓兄弟。他这一低，两条浩瀚的大河向他奔涌而来，一条是五虎上将张翼德，另一条是儒将武圣关云长。刘备的事业，便从这两条河开始汇成汪洋大海。
二低是三顾茅庐。为一个未出茅庐的后生小子，前后三次登门求见。不说身份名位，只论年龄，刘备差不多可以称得上长辈，这长辈喝了两碗那晚辈精心调制的闭门羹，毫无怨言，一点儿都不觉得丢了脸面，连关羽和张飞都在咬牙切齿。这又一低，一条更宽阔的河流汇入他宽阔的胸怀，一张宏伟的建国蓝图，一个千古名相。
三低是礼遇张松。益州别驾张松，本来是想卖主求荣，把西川献给曹操的，但曹操自从破了马超之后，志得意满，骄人慢士，数日不见张松，见面就要问罪。后又向他耀武扬威，引起对方讥笑，又差点儿将其处死。刘备派赵云、关云长迎候于境外，自己亲迎于境内，宴饮三日，泪别长亭，甚至要为他牵马相送。张松深受感动，终于把本打算送给曹操的西川地图献给了刘备。这再一低，西川百姓汇入了他的帝国。
最能看出刘备与曹操交际差别的，要算他俩对待张松的不同态度了：一高一低，一慢一敬，一狂一恭。结果，高慢狂妄者失去了统一中国的最后良机，低敬恭歉者得到了天府之国的川内平原。
在整个过程中，刘备胸怀大志，却平易近人，礼贤下士，慢慢地成就了自己的基业。与之相反，曹操心高气傲，目中无人，白白丢掉了富饶的天府之国，并且还因此耽误了统一中国的大计。单从这一点上看，刘备是真英雄，虽然他没有所谓的气势架子；而曹操则一副狂徒之态，傲气冲天，耀武扬威。他因此吃了大亏，其实一点儿都不冤。
一个人，无论你已取得成功还是还没有出师下山，其实都应该谨慎平稳，不惹周围人不快；尤其不能得意忘形，狂态尽露。特别是年轻人初出茅庐，往往年轻气盛，这方面尤其应当注意。因此心气决定着你的形态，形态影响着你的事业。
所以说，懂得胜不骄、有功不傲的人是真正懂生活、会做事的人，他们会因此而成为强者，成为前途平坦、笑到最后的人。
控制即将爆发的激动情绪
人与人之间经常会产生矛盾，有的是因为认识的水平不同，有的是因为对对方不了解，有的是原本存有某些偏见和误解。如果你有较大的度量，以谅解的态度对待别人，忍住最容易爆发的激动情绪，这样你就可能赢得时间，矛盾也可能得到缓和。
爱因斯坦博士是受全世界人尊敬的人，他是全球数学、物理方面无可争议的专家。这位创造相对论和原子理论的人，竟然也咽下过一口“气”。有一天，他上汽车后，正想一个问题，数错了钱。售票员大声讽刺他：“你这么大个人，会不会算数呀！”爱因斯坦一笑置之：“不会就不会吧！”
在社交的过程中，由于偏见和误解常常会使一方伤害另一方。假设另一方耿耿于怀，那关系就无法融洽；如果受伤害的一方有很大的度量，不念旧恶，那会使原先持偏见者的心灵受到震动。
度量问题不是个无关紧要的小问题。度量如海还是度量如杯，在重要关头，它就可以关系到事业的成败。为一点儿小事斤斤计较，争吵不休，既伤害了感情，影响了友谊，也无益于你成大事，结果不是双赢而是两败。因此，摒弃个人成见，不在社交场合为区区小利争斗，不为炫耀自己而去贬低他人，发扬一点儿忍让精神，对许多事情进行“冷处理”，摆脱相互之间无原则的纠缠和无必要的争执，不计较一切无关大局的小事……那么，你的风度将会获得社交场合中众人的青睐，你的事业也会如虎添翼，收到双赢的效果。
有位爱尔兰人名叫欧·哈里，上过卡耐基的课。他受的教育不多，可是很爱抬杠。他当过人家的汽车司机，后来因为推销卡车不顺利，来求助于卡耐基。听了几个简单的问题后，卡耐基就发现他老是跟顾客争辩。如果对方挑剔他的车子，他立刻会涨红脸大声强辩。欧·哈里承认，他在口头上赢得了不少的辩论，但没能赢得顾客。他后来对卡耐基说：“在走出人家的办公室时我总是对自己说，我总算整了那混蛋一次。我的确整了他一次，可是我什么都没能卖给他。”
所以，卡耐基的难题是如何训练欧·哈里自制，避免争强好胜。
欧·哈里后来成了纽约怀德汽车公司的明星推销员。他是怎么成大事的？这是他的说法：“如果我现在走进顾客的办公室，而对方说：‘什么？怀德卡车？不好！你就是送我我都不要，我要的是何赛的卡车。’我会说，‘老兄，何赛的货色的确不错，买他们的卡车绝错不了，何赛的车是优良产品’。”
这样他就无话可说了，没有抬杠的余地。如果他说何赛的车子最好，我说没错，他只有住嘴了。他总不能在我同意他的看法后，还说一下午的何赛车子最好。我们接着不再谈何赛，我就开始介绍怀德的优点。
当年若是听到他那种话，我早就气得脸一阵红、一阵白了，我就会挑何赛的错，而我越挑剔别的车子不好，对方就越说它好。争辩越激烈，对方就越喜欢我竞争对手的产品。
“现在回忆起来，真不知道过去是怎么干推销的！以往我花了不少时间在抬杠上，现在我守口如瓶了，果然有效。”
正如明智的本杰明·富兰克林所说的：
“如果你老是抬杠、反驳，也许偶而能获胜，但那只是空洞的胜利，因为你永远得不到对方的好感。”
因此，你自己要衡量一下，你是宁愿要一种字面上的、表面上的胜利，还是要别人对你的好感？你可能有理，但要想在争论中改变别人的主意，一切都是徒劳。那就不妨试试先咽下一口气再说。
要明白人生的风险无处不在
有这样一个颇有深意的寓言：
一个生前十分胆小、一辈子担惊受怕的灵魂，来到了万能的上帝面前，请求他给自己一个最安全、最快乐的来世之身。
上帝说：“那你就去做人吧。”“做人有风险吗？”灵魂问。“有，勾心斗角、残杀、诽谤、夭折、瘟疫……”上帝答道。“另换一个吧！”“那就做马吧！”“做马有风险吗？”“有，受鞭笞、被宰杀……”他又要求换一个。换成老虎，得知老虎也有风险。“啊，恕我斗胆，看来只有上帝您没风险了，让我留在您身边吧！”这个灵魂突然请求道。上帝哼了一声：“我也有风险，人世间难免有冤情，我也难免被人责问……”说着，上帝顺手扯过一张鼠皮，包裹了这个魂灵，把他推到凡间：“去吧，你做它正合适。”
这个寓言的含义也许有许多，但我们首先能从中感到这样一层意思，那就是在任何一种生命的历程中，风险几乎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妄想处于一个没有风险的世界，只能是天外奇谈。
那么，既然如此，对于这种冷酷的现实状况，我们必须拿出一个切实有效的对策来。
惧怕风险和打击是我们面对社会的一种强烈的恐惧心理，如果一个人从孩童时期就被灌输这种恐惧感，那么这种十分不利的心理因素往往将终生陪伴着你，这样，对于风险，你将始终处于一种被动挨打的境地。这显然将大为不妙。
而许多站在成功之巅的人则会放言：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风险和失败；所谓的外来打击，那只是因为自身太弱小的缘故。
这种说法虽然自有其一定的道理，但毕竟也属于“过来人”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表现。对于普通人而言，必须承认风险和打击的客观存在，在人生的征战过程中，既不能因此而畏首畏尾，缩手缩脚，也不能目空一切，不加防范。前者将使人一事无成，后者将导致“光荣率”极高。这两种错误的认知和行为，实际上正是人生状况的两种极端表现，都是我们应该力求避免的。
尽量不做出头的椽子
生活中有句俗语，叫做“出头的椽子先烂”，说的是一种为人不可太露的道理。《庄子》中的“直木先伐，甘井先竭”说的也是这个道理：挺拔的树木容易被伐木者看中，甘甜的井水最容易被喝光。同样，在人生的竞技场上，不加选择而处处锋芒毕露的人很容易受到伤害。
当然，人要向着胜利的终点奋斗。“显露才华”作为一种必要的进取手段，还是要施行的，但一定要掌握好时机。同时，“露”还要掌握一定的方法和技巧，否则，容易招致忌妒和猜疑，使人在进取的道路上增添不必要的麻烦和阻力，自身的才能也无法充分地“露”出来。另外，“露”是为了做好事，而非显出别人的能力低，恃才放旷。目中无人不可取。简言之，即态度要端正。
三国时，曹操军营中有个主簿，名叫杨修，才华横溢，思维敏捷，但后来却因恃才放旷，最终被曹操以造谣惑众、扰乱军心之罪而斩首。
曹操曾建造一个园子，造成后，曹操去看时，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只挥笔在门上写了一个大大的“活”字，众人不解，只有杨修说：“门里添个‘活’字，就是‘阔’了，丞相嫌这园门太阔了。”众人这才恍然大悟，工匠赶紧翻修，又过几日，曹操再来看时，见园门按自己的意思改了，心里非常高兴。但是当他得知是杨修把他的意思猜透时，嘴上不说，心里却已经开始妒忌杨修了。
古语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杨修便是那秀于林之木，然而他“秀”得有些不是地方。他总是在无关紧要的地方炫耀自己的才能，以致招来曹操的妒忌，才能用错了地方反而加速了失败。曹操本拟炫耀自己的心计，可是屡次被点破，曹操焉能不怒，怎会容他。于是，推出去，斩！
后人有两句诗叹杨修之死，诗曰：“身死因才误，非关欲退兵。”这两句诗可说是一语道破杨修的死因。老子曾说过一段话，“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也就是说，为人要谦虚诚恳，不可锋芒毕露，盛气凌人。
看来，露与不露，关键在“度”，在时机来临的时候，抓住机遇露一把，就可能一鸣惊人，功成名就。切不可露而无方，否则一步不慎，就可能事事不顺，陷入困境。这一点，杨修的例子或许能给我们带来一些现实的启示。
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这样一种自视颇高的人，他们锐气十足，锋芒毕露，处事不留余地，处处咄咄逼人。他们往往有着充沛的精力，很高的热情，也有一定的才能，但这种人却往往在人生旅途上屡遭波折。有一位分配到某单位的大学生，他下车间伊始，就对单位的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顺，未到一个月，他就给单位领导上了洋洋万言的意见书，上至单位领导的工作作风与方法，下至单位职工的福利，都一一综列了现存的问题与弊端，提出了周详的改进意见。他的所作所为招来了众人的妒忌和排斥，结果被退回学校再作分配。
作为一个只知锋芒毕露而不知自我防护的典型，这位大学生由于在工作上不注意讲究策略与方式，结果不仅妨碍了个人才能最大限度地服务于社会，还招来了妒忌和排斥。
柔以避祸，忍以挡灾
在福祸还未来临时如果可以被觉察到，那么我们就可以提前预防，并在危险没有形成的时候就避开它，这是需要大智慧的。通常人们都是在危险萌芽的时候茫然不知，而在危险来临的时候束手无措。若是掌握了柔与忍的做人哲学，在平时就能够谨慎处世，小心做人，敏感地觉察到事物的变化，那就可以把灾祸化于无形了。
秦始皇手下的大将王翦是一个战功赫赫的人才，始皇十一年，王翦带兵攻打赵国的阏与，不仅攻陷，还一口气拿下了9座城邑。始皇十八年，王翦领兵攻打赵国，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攻占了赵国，逼迫赵王投降，赵国变成了秦国的一个郡。第二年，燕国派荆轲刺杀秦始皇，暴怒的始皇派王翦攻打燕国，王翦顺利地平定了燕国的都城蓟后胜利而回，燕王喜被迫逃往辽东。
王翦深受秦始皇的信任和重用，一生都功名显赫。
有一次，王翦率领60万大军去攻打楚国，秦始皇亲自到灞上相送，他斟了满满一杯酒给王翦，说：“老将军请满饮此杯，祝早日平定楚国，到时朕亲自给将军接风洗尘。”
王翦谢过始皇，将酒一饮而尽，说：“陛下，战场之上，刀剑无情，老臣临行前有一个请求，不知当说不当说？”
秦始皇说：“老将军但说无妨。”
王翦就向秦始皇请求赏赐良田宅园，始皇笑道：“老将军是怕穷啊？寡人做君王，还担心没有你的荣华富贵？”
王翦说：“做大王的将军，能人太多了，有功最终也得不到封侯，所以大王今天特别赏赐我临别酒饭，我也要趁此机会请求大王的恩赐，这样我的后代子孙就不愁没有家业了。”
秦始皇听了哈哈大笑。
王翦到了潼关，又派使者回朝请求良田赏赐，一连5次。秦始皇身边的人都担心他会发怒，但是秦始皇神色未变，反而看上去有些喜色。
王翦的心腹对他说：“将军这样做会不会太过分了？哪有这样朝君主要田要地的？难道不怕皇帝怪罪吗？”
王翦说：“不，皇上为人狡诈，不轻信别人。现在他把全国的军队都交到了我手上，心里一定有所顾忌。我多次请求田产作为子孙的基业，让他以为我是个贪图钱财的人，而不是贪图王位权势，那他就不会对我有所猜忌了。”
王翦识人精到，而做人的策略更是圆融柔婉，能在猜忌心很重的秦始皇手下得到重用数十年，真的不是件容易的事啊。
自古以来，为人臣子的对于君王来说就像一把双刃剑，用得好了是杀敌防身的利器，用得不好了就是夺权篡位的逆贼。所以当君主的对于战功、军权过大的臣子都免不了猜忌，有时候也难免要杀死有功之臣以防他谋位篡权。
汉朝萧何的功劳很大，有个门客就对他说：“满朝之中您的功劳最大，已经没有什么封赏配得上您了。而且您还得到百姓们的拥护，现在皇帝在外打仗，还几次问起您在做什么，他这是怕您谋反啊。”萧何深以为然，他就按照门客的计策，多买田产多置房宅，还做了一些损害自己声誉的事情。等汉高祖回来时，看到百姓拦路控告萧何，反而十分高兴。
商纣王宠幸妲己，沉湎于歌舞酒宴之中，对那些忠言直谏的人施以炮烙的刑罚。臣民们都感到世界末日就要到了，人们甚至相信妲己是狐狸精变的，她到世上来就是要让纣王亡国。
因为通宵达旦地饮酒作乐，纣王忘记了此刻是何年何月何日，他就问宫中的侍从：“今天是什么日子？我怎么连日子也记不住了？”
侍从回答说：“小的也忘记了。总之，千秋万岁，都是大王的好日子。”
纣王说：“你去问问箕子，看他知不知道。”
箕子，名胥余，是纣王的叔父。他性情耿真，有才能，在朝中担任太师，辅佐朝政。他看见纣王用象牙筷子，就叹息说：“用了象牙筷子，就要有玉做的碗来配；有了玉做的碗，吃的东西就会追求珍奇。这就是奢华的开始啊。”
当侍从去问箕子的时候，他正在和朋友议论朝政，人人满腹心事，脸色阴沉。听了侍从的问话，箕子十分不解：“这……怎么想起问这个？”
侍从说明了情况，说：“大王记不得了，小人也记不得了，大王就让小人来问太师，说太师是一定记得的。”
箕子怔了半晌，最后才说：“你回去告诉大王，就说我喝了酒，也不记得了。”
侍从依言回去复命。
朋友问箕子：“你怎么会连日子都记不得了？”
箕子长叹一声：“度日如年，何尝不记得？只是身为一国之主，连日子都记不得了，那国家也就危在旦夕了。可是国主都不记得，下面的人也都不记得，却只有我知道，那我的危险也就要来临了。”
后来，纣王变得越发荒淫残暴，箕子多次劝谏，纣王就把他关了起来。周武王灭纣后，放出了箕子，问他如何才能得到商朝百姓的拥戴。箕子说要施仁政，多安抚。但是他自己却不愿做周朝的臣子，就远渡朝鲜，在那里建立了国家。
箕子的做法和王翦、萧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采用的是韬光养晦的办法，用的是柔忍的做人策略，从而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这是明哲保身之道，也是柔忍处世之法。
坚忍的人不会自乱阵脚
有许多人的失败是因为对自己信心不足，事情发生的时候往往就会自乱阵脚，结果给了对手以可趁之机。而一个深通柔与忍的做人哲学的人是不会这样的，他们在事情发生的时候会显得更加沉稳和理智，能够沉住气，运用智慧和策略，为自己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即使是实力不如人的时候，也能够想办法反败为胜。
公元228年4月，诸葛亮率军北上，一举攻占了祁山，蜀军声势浩大，威震祁山南北。曹魏属地天水、南安、安宝三郡都先后归顺了蜀军。魏明帝曹睿亲临长安督战，魏军大将曹真率大军抵达眉城以抗击蜀军。
蜀军的前锋大将马谡，违反诸葛亮的战前部署，被魏军趁机而入，致使街亭失守。诸葛亮得知街亭失守的消息后，急忙调集军队，准备撤回汉中。诸葛亮分派仅剩的5000兵马去西城搬运粮草，这时刺马来报，司马懿统率15万大军已经兵临城下。此时城中兵马尚不足3000，众人听到大军压境，无不大惊失色。
诸葛亮深知，此时若是弃城逃跑，无疑会暴露实情，司马懿那15万大军追过来谁也不可能逃得掉。于是他神情自若地传令军士：“将城中所有战旗尽数放倒，所有兵士坚守城池，凡有擅自出入和大声喧哗者，一律斩首！”然后又命令将四方城门大开，每一城门处只派20名军兵扮作百姓，洒水扫街，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一切安排就绪后，诸葛亮头戴方巾，身披鹤氅，带着两名书僮，持琴登城，在城头上边弹琴边饮酒，一副安然自得的样子。
魏军的先锋部队见此情景，不知虚实，急忙回报司马懿。司马懿来到城下，远远见到城头上诸葛亮的悠然神态，琴声悠扬丝毫不乱，那两个小书僮也是神情自若、十分镇静。再看四处城门大开，每一处都有几名百姓在细心地洒水扫街，对近在咫尺的魏军视而不见。司马懿本就是个多疑的人，见此情景心中立刻觉得不妙。多年来他通过与诸葛亮的交战，已经十分了解诸葛亮的性格了，知道他是个行事谨慎的人，从来不弄险，今天这样安然自若，城中又是秩序井然，对于自己的15万大军视而不见，显然是早有准备，城中定有埋伏。
于是司马懿急忙下令撤兵。司马懿之子司马昭见状劝阻说：“诸葛亮手中可能无兵，这样做是在迷惑我们，不如让我带兵攻城，就能知道虚实了。”但司马懿认定了其中有埋伏，又怎么肯让儿子涉险，坚决不许，15万魏军全部退撤。
诸葛亮在城头抚掌大笑，城中兵士见空城亦可退敌，无不惊喜交加。诸葛亮笑道：“司马懿知道我素来谨慎，不曾轻易弄险，而今见我稳坐城头，安然饮酒抚琴，城门大开，百姓泰然，所以认为我有奇兵伏于城中，所以才会不战而退。此疑兵之计是万不得已才用的，倘若随便用这个计策，一旦被敌人识破，必遭大败。现在司马懿急切退兵，必然选择小路，可速去通告关兴、张苞二位大将设伏。”不只是司马懿对诸葛亮的性情、行事风格十分了解，诸葛亮也一样对司马懿了若指掌。
不出所料，司马懿正率军沿小路向北退却，行至武功山时，忽然见张苞率军杀出。司马懿以为这是诸葛亮早已埋伏好的，就让魏军不许恋战，杀出退路。但是刚刚冲出不远，又见关兴率军从左路杀来，司马懿大惊，更加确信这一切都是诸葛亮预先的计谋，一时不知蜀军到底有多少军兵。魏军已成惊弓之鸟，丝毫不敢停留，丢掉粮草辎重，一路溃逃。
司马懿哪里知道，张苞和关兴的两路兵马总数不过5000，在此设伏只是虚张声势，并不打算实战。结果诸葛亮利用司马懿疑心重的特点，以一座空城吓退15万大军，堪称经典。
但是如果诸葛亮不是如此足智多谋，不是拥有如此坚忍沉稳的意志，那么别说他敢不敢用空城计，就是用了，一旦在城头上显出慌乱之色，也会立刻被司马懿看穿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海军中将冯·格拉夫·斯佩伯爵，担任德国东方舰队的司令官。在福克兰海战中，冯·格拉夫·斯佩伯爵突袭英国的斯坦利港，当时英国舰队的船都还没有生火，也就没有动力可以开动；如果当时他能果断地杀入港中，英国人的重型战舰将会毫无反抗之力，任其屠宰。然而这位沙场老将发现英国人有两艘战列巡洋舰，这可比自己的装备好多了，他一时紧张过度，竟然率兵撤退。结果在无遮无掩的大洋上被速度更快的英国军舰追击，遭到了灭顶之灾。
事实上，德国人突袭的时候是早上7点多，而英国人的船要生火后有足够的动力发动还要等到一个多小时以后。这一战，斯佩伯爵在格奈森诺号上的长子和在莱比锡号上的次子同时战死。
而英国舰队的指挥官斯特迪将军则以他的勇气和镇定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当部下向他报告德国军舰已经逼近的消息时，他立刻下令各舰加煤生火，可是烧煤锅炉要等一个多小时才有足够的蒸汽使军舰开动，这期间，动也不能动的英国军舰简直和靶标没什么两样。千钧一发之际，看看实在没有其他措施能采取，也没什么事能做，斯特迪将军下达了第二条命令：各舰按时开早饭。
结果斯佩伯爵自乱了阵脚，而斯特迪将军却以其镇静自若安抚了军心，从而奇迹般地将主动来袭的德国军舰给打败了。
所以说，善用柔忍之术的人，坚忍的意志力是不可或缺的，否则遇事易败。拥有坚忍的意志力，才能够在事情发生的时候愈加冷静，不仅不会自乱阵脚，还会安抚周围的人，使他们一起冷静下来，共同商讨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是为人处世的成功之处。
吃亏便是受益
人言大智若愚，越是有大智者，越是装出一副呆傻的样子。因此，这些人也越容易被那些自认聪明者捉弄。殊不知到最后却常常是捉弄人者反自找麻烦。
唐代寒山与拾得两位智者曾有过这样的一段对话。
一日，寒山对拾得说：“今有人侮我、笑我、藐视我、毁我伤我、嫌恶恨我、诡谲欺我，则奈何？”拾得回答说：“但忍受之，依他、让他、敬他、避他、苦苦耐他、不要理他。且过几年，你再看他。”
由此可推想，那种高傲不可一世的人的结局一定是够尴尬的了，而我们也一定可以想象得出拾得的胜利的微笑——尽管这可能是一种超脱圆滑的微笑。不过，它的确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好处。
“扑满”，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用瓷或泥做的硬币储蓄盒。在小的候，我们常将父母给的一些零用钱放进去。当这个储蓄盒装满的时候，我们就将这储蓄盒打破，而将其中的钱取出来。然而，当它是空的时候，它却可以保全它的自身。
所以，如果我们知道福祸常常是并行不悖的，而且明白福尽则祸亦至，而祸退则福亦来的道理，因此，我们真的应该采取“愚”、“让”、“怯”、“谦”这样的态度来避祸趋福。
“吃亏”往往是指物质上的损失，但是一个人的幸福与否，却往往是取决于他的心境如何。如果我们用外在的东西换来了心灵上的平和，那无疑是获得了人生的幸福，这便是值得的。所以，该糊涂、该舍弃的时候就必须糊涂、舍弃。
若一个人处处不肯吃亏，处处都想占便宜，于是便会骄心日盛。而一个人一旦有了骄狂的态势，难免会侵害别人的利益，于是便起纷争，在四面楚歌之下，又焉有不败之理？
因此，人最难做到的就是在“吃亏是福”的前提下，认识到两点，一个是“知足”，另一个就是“安分”。“知足”则会对一切都感到满意，对所得到的一切，内心充满感激之情；“安分”则使人从来不奢望那些根本就不可能得到的或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没有妄想，也就不会有邪念。所以，表面上看来，“吃亏是福”以及“知足”、“安分”会让人有不思进取之嫌，但是，这些思想也是在教导人们能成为一个对自己有清醒认识的人，做一个清醒的正常人。因为，一个非常明白的常识——即不需要任何理论就可以证明的——是，一切的祸患不都是由于人们的“不知足”与“不安分”，或者说是不肯吃亏而引起的吗？
大多数人总是相信一切都能通过人们的努力而得到改变，但也有些人却认为，人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这两种不同的思想放在一起，就产生出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一种不朽的东西，即宁肯吃一些亏也要换来非常难得的和平与安全。而在此和平与安全时期之内，我们可以重新调整我们的生命，并使它再度放射出绚丽的光芒。
而善于吃亏的人一般平安无事，而且一般不会吃大亏，从长远来看，反而是一种受益。相反，总爱贪便宜的人最终不会得到真正的便宜，而且还会留下骂名，甚至因贪小便宜而毁了自己，这就是所谓的恶有恶报。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有“吃亏是福”一说。这是哲人们所总结出来的一种人生观，它包含了愚笨者的智慧、柔弱者的力量，带来的是人生的豁达和由吃亏忍让而带来的安详与宁静。与这个貌似消极的哲学相比，一切所谓积极的哲学都会显得幼稚与不够稳重，以及不够超脱与圆滑。
“吃亏是福”的信奉者，同时也一定是一个“和平主义”的信仰者。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一书中，对所谓的“和平主义者”这样写道：“中国和平主义的根源，就是能忍耐暂时的失败，静待时机，相信在万物的体系中，在大自然动力和反动力的规律运行之上，没有一个人能永远占着便宜，也没有一个人永远做‘傻子’。”
低调不代表低人一等
低调是一种生存的境界，一种做人的姿态。没有得意时的轻狂散漫，没有失意时的奴颜卑膝，宠辱不惊、恬淡隐忍，任世间如何变换，只用常人之心观己，以凡人之态示人。所以“低调”并不代表“低人一等”。这种“低”恰恰是心境的最高境界，绝非是心态的自轻自贱。
人生最可怕的事情是不能正确地看待自己，而看低自己尤其可怕，总认为自己不如人就难免会产生低人一等的感觉。你越是那样想，便越会那样表现，便越会显出一副卑怜相，这在无形中也就“灭了自家威风，长了他人志气”。本来彼此平等的双方，就因为自卑心理在作怪，一下子把自己降到了低人一等的位子上了。这样为人，这样处世，岂有不败之理？而低调则是在任何形势下都不会轻视自己的一种心境。所以，低调做人一定要从“低人一等”的误区中走出来。
假如，你为了谋一份差事而去拜访某大公司的经理，你先要明白一个原则，就是：虽然你去谒见的可能是一个身份颇高的人物，而且又是你有求于他，但求不求在你，应不应在他，他仍是被动的。如果你与某一个人交往或办事儿时，心理上总有有求于人的感觉，那么你会变得神经紧张，一切表现出不自然。这时需要迅速调整自己的自卑心理，以平常心待之，使自己的感觉处在最佳状态。
李白有一句诗是这样说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如果面对“权贵”不卑不亢谓之低调，也只有不卑不亢才不会被他们轻视。所以，只要我们将心理上的那份胆怯收起来，充分显示出足够的自信，就会在处世过程中从容自如，游刃有余。
我们常常会碰到认为自己一钱不值的自卑的人。如果你仔细观察，这种为自卑所累的人，基本上有两个突出的心理特征：
一是过高的内心期待心理。这种人想得太多、太细，总想在别人面前留下好印象，能够得到别人的认可和好评，因而也就特别注意自己的形象和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其实，过分期待一种希望并没有什么不对，因为每个人都有虚荣心，但问题是如何来对待这份虚荣。如果为了满足这份虚荣而去伪装，那么就极有可能将自身最有价值的特质抛弃了，这样的人也就会在为人处世过程中束手束脚，无法展现自己的真实能力。
二是自信心理障碍。这类人看问题总是看到自己比别人差的一面，看到自己不如意的方面，因而易产生多疑多虑的心理障碍，这种心理障碍常常表现在对自己的高欲望和低信心所造成的心理落差上。这种落差，不仅容易使自卑者产生焦虑，同时还会令他十分敏感，对他人的言谈、行为、眼光等都十分留心，稍有一点儿怀疑便与自己联系起来，无端地认为别人在议论自己，以至于变得越来越怯懦，越来越自卑，最终走向自我封闭的境地，逃避正常的交往，丧失社交能力。
如何才能克服自卑呢？首先你必须正确认识、分析自我，正确认识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清楚自己的优点和缺点。用自己的短处去比别人的长处，你会永远觉得自己“技不如人”；用自己的长处去比别人的短处，你就会信心十足，这样便可以强化你的自信。
人的价值主要是通过自身的努力而达到或可能达到的最大限度，而不是也不可能追求到绝对的完美无缺。因此，要学会正确对待自己的缺点，它是达到自我完善的第一步，也是极其重要的一步。只有学会正视自己，在心境中维持低调，在心态上自信自立，才能在为人处世过程中应付自如。
不在人前端架子
一个人如果地位很高，却从来不在下属或他人面前显示自己位高权重，反而能和颜悦色地与人交流、相处，即是一种低调。这种低调会赢得人心，积聚大批有才能的人追随左右。难怪他们会事业有成，自在潇洒，这种姿态让他们保持了在他人心目中的地位，树立了良好的公众形象，因而才可以得到许多人的支持。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前夕的一次进攻战役期间，美军将领艾森豪威尔在莱茵河畔散步，这时有一个神情沮丧的士兵迎面走来。士兵见到将军，一时紧张得不知所措。艾森豪威尔笑容可掬地问他：“你的感觉怎么样，孩子？”士兵直言相告：“将军，我特别紧张。”
“噢！”艾森豪威尔说，“那我们可是一对儿了，我也同样如此。”
几句话，便使那个士兵的精神放松下来，很自然地同将军聊起天来。
很明显，艾森豪威尔达到了与士兵闲聊的目的，又树立了自己良好的形象。
可想而知，艾森豪威尔能够成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除了他的才能之外，更重要的是什么原因？如果你细心观察，你会发现，其实，越是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他们身上所具备的这种难得的低姿态越明显。
帕尔梅首相在瑞典是十分受人尊敬的领导人。他虽贵为政府首相，但仍住在平民公寓里。他生活十分简朴、平易近人，与平民百姓毫无二致。帕尔梅的信条是：“我是人民的一员。”
除了正式出访或参加特别重要的国务活动外，帕尔梅去国内外参加会议、访问、视察和进行私人活动，一向很少带随行人员和保卫人员。只是在参加重要国务活动时，才乘坐防弹汽车，并有两名警察保护。有一次他去美国参加一个国际会议，人们发现他竟独自一人乘出租车去机场。1984年3月，他去维也纳参加奥地利社会党代表大会，也是独自前往的。当他走入会场，没有人注意到他，直到他在插有瑞典国旗的座位上坐下来，人们才发现他，都啧啧称赞不已。
同普通群众打成一片是帕尔梅为人的重要特点。帕尔梅从家到首相府，每天都坚持步行，在这一刻钟左右的时间里，他不时同路上的行人打招呼，有时甚至与同路人闲聊几句。帕尔梅同他周围的人关系处得都很好。在工作之余，他还经常帮助别人，毫无高贵者的派头。帕尔梅一家经常到法罗岛去度假，和那里的居民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那里的人都将他看做朋友。他常常独自骑车闲逛，铡草打水，劈柴生火，帮助房东干些杂活，彼此之间亲如家人。
帕尔梅喜欢独自微服私访，去学校、商店、厂矿等地，找学生、店员、工人谈话，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他从不摆首相的架子，谈吐文雅、态度诚恳，从没有前呼后拥的威严场面，深得瑞典人民的爱戴。
帕尔梅平易近人，他同许多普通人通过信件建立了友谊。他在位时平均每年收到1.5万多封来信，其中1/3来自国外，为此他专门雇用了4名工作人员及时拆阅、处理和回复，做到来者皆阅，来者均复。对于助手起草的回信，他要亲自过目，然后才能签发。这一切都使他的形象在人民心目中日益高大。帕尔梅首相府的大门永远向广大人民开放，永远是人民的服务处。在瑞典人民的心目中，帕尔梅是首相，又是平民；是领导人，又是兄弟、朋友，他是人们心目中的偶像。
放下架子，绝不会使高贵者变得卑微，相反，倒更能增强人们的崇敬之情。这样的人把自己的生命之根深深地扎在大众这块沃土之中，哪能不根深叶茂，令人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