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艾滋病：行为科学的挑战
艾滋病（AIDS，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是对公众健康的一个重大威胁。这种致命的疾病有三种特有的相互关联的特征，使得它在变态心理学的教材上成为专项讨论的内容之一：①它可以产生明显无理性的和相当自暴自弃的行为；②目前通过医疗方法不能治愈或预防；③通过心理学的方法可以防止艾滋病。
（一）艾滋病的影响范围
1981年，艾滋病首次被鉴定为现代最为严重的传染性流行病。在美国，艾滋病最初被宣告为男同性恋者的疾病。但是，它从来不是一种真正的“同性恋病”。在非洲和部分拉丁美洲地区，艾滋病最初是在异性恋中发现的，并且在全世界范围内，受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女性所生的婴儿是艾滋病病毒携带阳性反应者，即他们感染了导致艾滋病的艾滋病病毒。甚至在世界上某些艾滋病没有成为显著健康问题的地方，也可能演变成一种健康的威胁。下面的统计数据提供了一些对艾滋病问题及影响范围的说明。
自从艾滋病开始流行，全世界有超过21000000人死于这种疾病；在世界范围内生活着超过40000000艾滋病病毒感染者；2001年有3000000人死于艾滋病或携带艾滋病病毒。
在全世界范围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女性达到48%；将近95%的艾滋病患者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在非洲的七个国家中，有1/5的成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在南美洲，总人口感染的比例从2000年的13%上升到将近20%。亚洲的发生率急剧增长，尤其是在印度和中国；这些新的病例大多数来源于异性恋。在乌克兰、巴西和越南，药物滥用是导致艾滋病的主要原因。在美国，艾滋病在导致25～44岁的成人的主要死因上排第五。有显著的统计数据显示，在二十多年前，艾滋病并不属于人类主要的死因。
（资料来源：Gerald C。Davison et al。，Abnormal Psychology，9th ed。，2004）
（二）艾滋病的传播
艾滋病病毒在人群中的传播通常是通过危险的性交活动，而不在于是怎样的性取向。艾滋病毒只在血液、精液和阴道分泌物中存在，只有当被感染的液体进入血液中才会被传染。在偶然的社交中，甚至和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住在一起也不会感染艾滋病，只要合理注意不要接触感染者的血液，没有采取任何保护措施的肛交是最危险的性交行为（Kingsley et al。，1987）。没有带避孕套的阴道性交的风险相对小一些，没用保护措施的口交行为和手指或手插入肛门或阴道也可能带来感染风险。另一种风险行为发生在静脉注射之中，共用未消毒的针头能导致携带有艾滋病病毒的血液进入另一个人的血液之中。最后，携带有艾滋病病毒的母亲所生的婴儿也有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风险，病毒能跨过胎盘屏障而感染生长中的胎儿；艾滋病病毒也能通过母乳喂养传播。
药物滥用者患艾滋病的风险更高，包括非注射药物，药物的作用可能会损害一个人考虑其行为后果的能力或意愿。大量的证据显示，冒险的性交与频繁使用许多种药物包括酒精相关。
（三）艾滋病的预防
鼓励性表达的自我肯定是艾滋病预防的关键元素。该广告强调坚持使用保险套的重要性。
预防艾滋病传播的工作被证明比人们最初想象的更困难，目前广泛认可的最好的策略是通过改变行为来防御艾滋病。举例来说，科学家基本上认同针具交换项目或免费发放针头和注射筒能减少共用针头和与静脉注射药物有关的疾病的蔓延。预防性传播艾滋病主要集中在改变性行为上。可以排除在一夫一妻的关系中伴侣有艾滋病的可能性。然而，在年轻人之中一对一的伴侣关系很少，在已婚人群或有其他承诺关系的人群中这样的关系也并不是始终不变的。其他预防艾滋病的努力将重心放在鼓励一夫一妻制的关系上。
此外，在一种承诺关系中，理性并不能总是获胜。在一个至少有六个月的男同性恋关系的调查中（平均时间长度大约为四年），Appleby等人（1999）发现，进行危险性行为象征着信任、爱和承诺，而更安全的性行为则被伴侣看成是消极的表现并且会威胁到承诺关系的亲密程度。进一步说，伴侣建议进行更安全的性行为会遭人猜疑，被视为不忠实的标志。
这种理性的风险提高了健康的难度，因为艾滋病病毒测试会产生错误的阴性反应，也因为在一种关系中，无论是同性或异性的，伴侣相信一对一的关系可能不会感染艾滋病。在Appleby等人的抽样调查中，有承诺的男—男关系中有62%的男性报告在关系期间与他人有过性行为，而其中84%的人报告说他们的伴侣知情。在一些例子中，一种表面上一对一的关系中，不忠诚的伴侣与他人发生没有保护措施的性行为，没有告诉伴侣，然后与伴侣发生没有保护措施的性行为。因此，尽管在公共场所大力倡导一对一的夫妻关系仍然是一种盛行的方法，但是最好的防御措施是直接鼓励发生性行为的人使用避孕套，这在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时有效率达到了90%。
对艾滋病的预防也包括建议人们探索低风险性行为的乐趣，如交互手淫和摩擦淫（避免把阴茎插入伴侣的阴道、口腔或肛门的肢体摩擦）。对静脉药成瘾者的预防除上述方法外，还包括使用新的或已消毒的针头，尽管采取最好的预防措施，但还是不能避免使用全部的药物。
Helweg-Larsen和Collins（1997）提出，知识可能实际上是一种障碍。即在某些条件下，知识可能带来负面的结果。例如，“艾滋信息饱和”是一种期待被征服的刺激状态，通过不断的警示和告诫来避免高风险的行为。在某项研究中，通过对大学生进行实验来判别过量信息带来的影响，结果表明，与未被过量信息影响的人相比，被过量信息影响的人较少倾向于采取安全的性行为（Berrenberg et al。，1993；Helweg-Larsen&；Collins，1997）。反复将人们已经知道了的知识告诉他们，可能会使得他们较少趋向于把这一知识付诸实施。再者，正如上述提到的关于Appleby等人的研究，把避孕套引入已有的明显的一夫一妻制中，可能会形成怀疑和缺乏信任感。
相关链接5-4 艾滋病有效预防性干预策略
面对艾滋病蔓延，以及普遍存在的不安全行为，社会心理学和认知行为治疗的理论及研究提出了以下几项能够形成有效预防性干预的基本策略：
●提供关于艾滋病病毒传播的正确信息，让这类信息可以很容易就从网络或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及地方艾滋病组织的手册中得到。
●清楚地解释哪些行为具有风险（例如，性伴侣多的人风险较高，共用针头是非常危险的）。
●辨别高风险情境的暗示（例如，在具有性煽动的情境下喝酒与高风险的性行为有关）。
●提供保险套使用方式的知识（适度告知针头清洁及与其他人共用针头都是染病因素），包括“煽情地”使用保险套（建议可视保险套为不同性爱刺激的经验）。另外，强调使用保险套能够使个体对自己的健康做到相当程度的控制。
●提供社会技巧训练，包括性表达的自我肯定技巧（sexual assertiveness skills）。例如，拒绝发生性行为的压力或坚持必须遵守安全性行为；提供其他能够帮助保持关系，同时又能减少HIV感染风险的沟通技巧。
●从社区的角度看，对于安全性行为应该给予大力支持，必须通过社区创造出“我们同在一条船上”的气氛。
（资料来源：Ann。M。Kring et al。，Abnormal Psychology，10th ed。，2009）
二、高血压
高血压（hypertension）是一种慢性血压升高的状态，它妨害了整个循环系统的适当功能，大大地增加了中风、冠心病及肾脏问题出现的可能性，也是一种非常普遍又极其危险的疾病。没有明显致病因素的高血压称为原发性高血压。在高血压患者中单独由于生理异常引起的个案低于15%，其余皆源自心理社会因素和生理因素的结合，即原发性高血压。有些原发性高血压的主要心理社会原因是持续的环境威胁、一般的愤怒或忧虑及不便说明的权力需求。
高血压发病的生物学因素主要是遗传的作用。不过，遗传因素也受到环境及个体心理行为特征的影响与制约，具备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也可能不会患高血压。
（一）心理应激的作用
检测各种现实生活中具有应激性质的情境，主要是为了找出它们在原发性高血压的病因中所起的作用。具有应激的面谈及大自然的灾难，例如，地震及工作中的压力都会造成短期内血压上升。可以在实验室中制造出使血压上升的情境，诱发诸如愤怒、恐惧和悲伤等各种不同的情绪状态，以使血压上升。同样，挑战性的任务，如心算、看着镜子画图、把一只手放入冰水中，以及在众人面前讲话也会使血压上升。Obrist等人（1978）使用了反应—时间任务（reaction-time task）方法的研究，告知被试，如果他们的反应速度不够快就会被电击，而表现好的人则可以获得金钱奖励。这一任务明显地提高了参与者的心跳速率和收缩压。
Kamarck（1998）在一项有关医务人员的应激对血压造成影响的研究中，将急诊的传呼区分为高应激和低应激两种形态。该项研究预期，高应激的传呼形态会导致较高的血压。在研究中，将被试根据愤怒和防卫的人格测验做了分组。结果表明，在低应激传呼时，两组被试的血压没有呈现明显的差异。然而高应激的传呼会使愤怒和防卫性较高的这组医务人员出现较高的血压。另外，Brisso等人（1999）研究表明，对女性而言，工作中的应激与家庭责任的结合，与收缩压及舒张压的升高均相关。
对一些原发性高血压患者所做的调查发现，他们居住的环境中存在许多可致血压增高的应激源。当人们处于一种持续的警戒状态以应付周围的危险时，可能就会引起高血压的反复发作。Harburg（1978）提出在原发性高血压患者中，黑人是白人的两倍，除基因的作用、饮食或其他因素外，一个可能的因素是黑人受到的应激比白人多。对底特律的黑人进行研究发现，那些生活在低收入、高失业率、高离婚率、高犯罪率的高应激地区的黑人中，高血压患者比那些生活在低应激地区的黑人高血压患者要多。同样是黑人，生活在西方社会比生活在非洲本土的发病率明显提高。这可能与社会经济状态不同有关。
（二）愤怒
男性群体中，愤怒表达与冠状动脉心脏病有关联。
愤怒本身不会对心血管健康造成不良影响，但是过度和不适当的愤怒却和健康状况不佳有关联。目前，对于易怒、压抑愤怒、愤世嫉俗或猜忌他人等不同层面的愤怒所具有的相对重要性人们并不十分了解。虽然近期的研究尚无法完全解释这方面的问题，但是仍然有证据指出，易怒可能是导致血压升高的重要因素。
复杂的是，愤怒在男性与女性中的表现可能并不相同，并且会因为情境而有所差异。就心血管健康而言，表达愤怒与男性的血压反应性增加有关，压抑愤怒和女性血压反应性增加有关（Faber&；Burns，1996）。性别差异也出现在易怒与动态血压之间的关系上。对于男性，这种特质和血压较高有关，但是女性不会出现这种情况（Guyll&；Contrada，1998）。
（三）A型行为模式
1958年，心脏学家Meyer Friedman和Bry Rosenman确认了一种称为A型行为模式（type A behavior pattern）的行为模式。通过结构性访谈，研究者找出了A型行为模式的三种组成成分：①追求成就/竞争性，其特点是某个人对于成就和进步具有强烈而竞争性的驱动力。②时间紧迫/缺乏耐性，其特点是具有一种夸大的紧迫感，认为时间过得很快，因此必须加快步伐。③敌意，是指某些人会对他人表现出相当程度的攻击性敌意。A型行为模式是冠状动脉心脏病研究中最常讨论的风险因子，但是这种行为模式也被当做一种高血压前置因素而得到研究。
Yan等人（2003）在一项称为青壮年冠状动脉风险（coronary artery risk development in young adults，CARDIA）的大样本、前瞻性、纵向追踪研究中，检测了A型行为模式的三种组成成分可否预测男性和女性黑人或白人罹患高血压。该研究从1985年开始进行，参与者超过5000名。这些参与者的年龄介于18～30岁。15年之后，一群研究人员开始对曾参与研究的3308名参与者进行了A型行为模式和高血压的检测。他们从A型行为模式的结构性访谈中发现，如果存在时间紧迫/缺乏耐心和敌意这两种组成成分，后续出现高血压的风险预期会增加两倍；时间紧迫/缺乏耐心这一成分对男性比女性更为强烈；男性与女性在敌意这个部分的结果类似。追求成就/竞争性只对白人男性而言是一种高血压的预测因子。这些研究结果强烈支持了上述心理因素在高血压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除此之外，高血压还与个人的反应特性有关。换句话说，个体的基因和经验决定了个体的生理反应模式。有的人对某些应激倾向于做出血压升高的反应，同时，血压的升高又能作用于这些人的生理反应，影响其个性特征，从而在应激和个性之间形成特殊的联系，建立起一种独特的生理反应模式。也就是说，高血压与个体的个性特质有关，尤其是个体压抑愤怒的倾向性。最新的研究发现，家庭中父母一方或双方患有高血压，或者在儿童期或成年早期血压轻微升高的人，当需求得不到满足或认知发生困难时，他们心血管系统的反应要比那些没有家族高血压病史的人更加显著。
因为高血压并没有特异症状表现，它常表现为心情烦躁、易怒、记忆力差、精神不集中，并伴有头痛、头晕、耳鸣、眼花、心悸、倦怠等，往往一些高血压患者在早期意识不到他们患了高血压，结果延误了早期的治疗。此外，有些高血压患者即使明确知道自己的血压有问题，但是他们往往意识不到生活或工作环境与高血压的这种作用关系。这些人所表现出来的是，他们身处应激环境中，并逐渐适应它，直到不把它看做是应激。于是，在高血压患者意识到血压升高和环境的关系并决定改善环境之前，经常会出现一些危机——血压和周围环境的应激可能会同时增加。当然，许多高血压患者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主要如吸烟、肥胖、每日食盐摄入量高等都将加重高血压。
有规律的锻炼是适用于每个花很少或不花钱的人去降低血压的另一途径（Shapiro，2001）。研究显示，通过所谓的生活方式活动而增加锻炼——举个例子，爬楼梯而不是坐电梯，走很短的距离而不是开车——与增氧健身发生的结构化的程序相比，产生了同样的好处（Dunn et al。，1999）。其他的研究显示，一些有着原发性高血压的人，和那些血压处于正常范围内的人一样，应该养成有规律锻炼的习惯，如每天轻快地走上半个小时或参加其他可以增强心脏和呼吸率的增氧健身锻炼。如果活动不是那么费劲，以至于不妨碍他们同时进行谈话，大多数甚至可以在没有与医生商议的情况下参加这类活动（Dengel，Galecki et al。，1998；Dengel Habberg et al。，1998）。对于已经服用抗血压药物的人来说，一个规则的和不需费劲的养生法有时同样能够减轻或者摆脱对药物的依赖。收缩和舒张血压都将低10%——一个显著的数据——在仅仅几个星期后大多数人都能达到。如果伴随着规律的锻炼和体重的减轻的健康意义可以被推广到其他增进健康习惯的采用上，如停止吸烟和避免酗酒，那么对血压产生的积极作用会更加牢固和持久。
其他的心理学方法是教高血压个体学会降低交感神经系统的兴奋。这些方法主要是肌肉放松训练，有时配合一些生物反馈技术（Blanchard，1994）。这些结果很混杂（Kaufmann et al。，1998），并且放松疗法的效果是如何保持的并不清晰（Patel et al。，1985）。这种方法的成功可能最终取决于人们是否遵守了已习得的放松技巧，反过来又依赖于人们是否有积极性去实施这些技巧。一些研究者认为伴随着生物反馈技术的放松训练，与生物反馈技术相比，更能够降低患者的血压（Emmelkamp，1986）。
三、冠心病
冠状动脉心脏病（coronary heart disease，CHD）主要的形式有两种：心绞痛和心肌梗塞，或心脏病发作。
许多因素都会增加冠心病的患病风险。通常冠心病的风险会随着下列因素的数目或严重程度而提高：年龄、酗酒、抽烟、左心室肥大、糖尿病、长期缺乏身体活动、血压升高、肥胖、血清胆固醇升高及性别（男性的风险较高）。
研究表明，典型的冠状动脉心脏病的发生既有心理因素的影响，也有生物因素的作用，且两个风险因素紧密相连、相互作用，增加了冠心病的患病风险。这里，我们着重讨论心理因素的作用。
（一）应激与心肌梗塞
身体的用力及愤怒都能诱发心肌梗塞。例如，研究人员发现，当以色列特拉维夫遭到伊拉克导弹攻击时，当地居民心肌梗塞的频率增加（NHLBI，1998）。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之后，尽管因心肌梗塞而死亡的人数没有增加，但是，装有心脏去纤维颤动器的患者出现心律不齐的情况却几乎增加了两倍之多（Steinberg et al。，2004）。
长期而言，更多的慢性应激源也是一种风险因子，如夫妻间的冲突和经济上的烦恼就具有一定的相关。工作压力也是一种慢性应激源。在长期的工作中，个人必须接受工作部门或岗位的高要求，导致工作时间太多、繁忙，而个人可支配时间太少；缺乏工作决策权与自主性；所从事的工作是重复性的，且不具有挑战性等。这种情况下，工作者患冠心病的风险就高。Marmot（1997）研究发现，高度的工作压力会增加罹患心肌梗塞的风险。在一项针对超过10000名英国公务员的研究及后续的追踪研究中，研究人员评估了公务员们在工作时可以行使自主权的程度与五年后患冠心病的风险。如同之前的研究一样，在这项研究的后续追踪中发现，工作阶层较低的人（如办事员）患冠心病的风险更高。这一研究结果与这些工作者在报告中提及的工作上不具有自主权有较高的相关性。Lynch等人（1997）在芬兰的一项大规模研究显示，工作上的许多要求与动脉硬化的发展、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及患病率有相关性。
（二）其他心理风险因子
将冠心病和心理因素互相联系起来，起源于早期的A型行为模式的研究。最初A型行为模式可以预测冠心病是传统西方协作组研究（Western Collaborative Group Study，WCGS）。在双盲前瞻性研究中，研究者对3154位39～59岁的男性进行了为期超过八年半的后续追踪研究。通过访谈，被确认为A型行为模式的被调查者发展为冠心病的风险是B型行为模式者的两倍以上（B型行为模式的特征是具有一种对成就的追求及敌意较少的生活方式）。传统的风险因子，如高胆固醇也和冠心病有关，即使控制了这些因子，A型行为模式的个体仍有高达两倍的冠心病发病风险。该项研究还表明，愤怒和敌意也是冠心病的预测因子。纵向研究也发现，无法控制愤怒与冠心病患病率有较高的相关性（Kawachi et al。，1996）。愤怒和敌意也和其他冠心病的变量有关。例如，高度的愤怒和敌意与对应激有较高的血压反应有关；胆固醇较高、冠状动脉管壁不正常的钙质沉积、抽烟与喝酒及较强的血小板活性，这些在冠状动脉阻塞物的形成上都具有重要作用。
愤怒和敌意在冠心病患病风险的相关性上存在性别差异。例如，研究者发现，不直接表达愤怒与女性患冠心病的风险有关，而明显表达愤怒与男性患冠心病的风险有关（Siegman et al。，2000）。这些研究结果与先前所讨论的愤怒表达与男性血压反应增加有关，而压抑愤怒则和女性血压反应增加有关的研究结论相一致。
其他研究指出，愤世嫉俗（一种含有敌意的行为方式）是A型行为模式的一项重要组成成分。例如，研究发现，那些在明尼苏达多向人格量表项目中表现出愤世嫉俗或敌意态度的被试出现冠状动脉阻塞的情况就较多。在早期一项对医学院学生进行的追踪研究中，这些学生在二十五年前接受MMPI测试时健康状况良好。二十五年后发现，当时在问卷中表现出愤世嫉俗的被试具有更高的冠心病患病率及死亡率（Barefoot，Dahlstrom&；Williams，1983）。
对诸如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与冠心病之间的相关性所做的检测发现，人类的焦虑症和冠心病发作呈正相关；动物研究也表明，对动脉硬化症的动物诱发焦虑能够导致心脏病发作。同样，研究也发现，抑郁症与冠心病有关。心脏病患者如果同时患有抑郁症，在心脏病发作的六个月内，死亡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五倍之多（Glassman&；Shapiro，1998）。几乎可以确定，消极的情绪与生物因素相互作用造成对冠心病的影响。例如，焦虑与交感神经系统的活动有关。交感神经系统的活动水平过高，会导致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相关研究也显示，抑郁容易造成血小板凝结，因而造成动脉阻塞。此外，抑郁症时常与类固醇荷尔蒙（Steroidal hormones）的增加有关，此类荷尔蒙会造成血压升高，并且损害动脉细胞（Musselman et al。，1998）。
四、哮喘
支气管哮喘（bronchial asthma）简称哮喘，是一种呼吸系统疾病，是以气道变应性炎症和气道高反应性为特征的疾病。患者哮喘发作时表现为呼吸困难、胸闷或咳嗽，有濒死感，同时伴有焦虑和恐惧。大约34%的患者发作时伴有激动和不安，10%的患者发作时处在性兴奋或运动状态下，5%的患者发作时有抑郁情绪。
哮喘的发病与反复发作是多种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研究证实，70%的患者是由于生理因素与心理社会因素的交互作用引起的。
心理因素对哮喘发病有重要影响。心理因素可能会干扰呼吸系统的功能，从而造成哮喘发作。这些因素包括了应激性生活事件、焦虑、愤怒、抑郁、因为挫折所产生的压力及对令人愉快和兴奋的事的预期。即使哮喘原本是由于过敏或感染所引起，但是心理应激也可能会诱发哮喘发作。在Sandberg等人（2004）所做的一项研究中，要求6～13岁的孩子和家长每天做记录，持续18个月。记录的事情包括哮喘症状及尖锋呼吸流量测量（peak expiratory flow measures）。这是一种评估呼吸道阻塞的方式，测量的方法是让孩子深深吸一口气，然后尽可能呼气到一个测量装置中，如此便可测量吐气时的力度。研究期间，亲子还要参加应激生活事件的访谈。Sandberg等发现，如果小孩在发作前1～2天曾经经历过应激性生活事件，出现哮喘的风险将近有五倍之多。除此之外，经历应激性生活事件的小孩在5～7个星期之后，更有可能两次再现哮喘发作的情况。
（一）消极情绪
由于自主神经系统与呼吸道缩放有关联，而自主神经系统又与情绪之间有关联，因而，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消极情绪的体验和表达上。研究发现，哮喘者一般具有较高的消极情绪的体验与表达；哮喘病患者也表示，许多哮喘发作是由情绪（如焦虑）诱发的（Rumbak et al。，1993）。在实验室和现实生活情境中，都发现了应激源会让哮喘患者出现更强烈的收缩的现象（Affleck et al。，2000）。
人们发现，消极情绪也与哮喘症状及尖锋呼气流量直接相关。Smyth等人（1999）在一项研究中对哮喘患者进行了一连数天的评估。在研究期间，参与者每天要测量五次尖锋呼气流量，并且记下所有经历的症状、应激的程度及他们的心情。报告显示，应激程度与消极情绪程度较高的患者，其尖锋呼气流量较低，且哮喘症状较多。另一项研究发现，患有哮喘的小孩在看完悲伤的故事影片后，伤心的情绪会让孩子的气管收缩得更为强烈。
由此，也许可以合理地假设，消极情绪可能是对慢性疾病的应激反应。消极情绪在诱发哮喘发作上扮演了某种角色。相反，有愉快情绪的哮喘患者，预期会有比较好的肺部功能（Apter et al。，1997）。
（二）家庭的作用
与哮喘有关的心理应激源包括亲子间的互动和其他家庭因素。在Klinnert等人（1994）所做的一项研究中，对150名有哮喘病的孕妇进行了调查。Klinnert想要了解被调查者下一代遗传基因的风险，并对父母的特质做出评估。父母亲在孩子出生后三个星期接受访谈，以了解他们对婴儿的态度、对婴儿的敏感度、共同分担养育责任的策略，以及所遭遇的各种情绪困扰。他们同时也评估过去一年内母亲所经历的应激。在接下来的三年，孩子会接受严密的监测，并将小孩的哮喘频率与之前所提到的父母亲特性相互连接。结果发现，哮喘发生率高的孩子出现在母亲有高度应激并且被评定为有问题的家庭当中。
由Chen等人（2003）所做的另一项研究使用横断法与前瞻性分析，以了解哮喘的家庭因素和（再次）住院治疗之间的关联性。横断法分析显示，家庭冲突和应激程度较高的家庭中，孩子因为哮喘住院的次数会增加。虽然这个因素无法预期孩子未来再住院治疗的可能性，但是在父母亲的报告中，父母对孩子的疾病若比较不了解和不关心，可以预期，孩子后续再次住院治疗的风险就会比较高。当然，这些由横断法所得到的结果无法告诉我们有关影响的方向，即家庭中的应激可能因为家中有人患严重疾病而增加，或者因为家庭应激而使哮喘的严重程度增加。不过，纵向研究的前瞻性分析结果指出，家庭应激程度较高不会导致哮喘恶化，至少和再次住院治疗无关；然而，如果父母对孩子的控制程度与关心程度较低，那么似乎可以预测会出现病情恶化的情况。
哮喘的治疗主要是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用药物可以改善呼吸、控制感染、抗过敏及预防发作。对于经过分析明确心理因素在发病中占主要作用的患者，应该偏重于进行心理治疗。近年来较常用的是暗示疗法、松弛疗法及生物反馈疗法。运用准确的操作技术安慰、鼓励患者，并与他们进行交流，使患者产生安全感，消除发作时的焦虑和恐惧，往往可以减缓支气管的痉挛，减轻气喘，降低哮喘频率，效果很好。
五、癌症
（一）心理的风险因素
癌症（cancer）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常见病、多发病，是由于机体内某种体细胞失去正常的调节控制而不断增殖，同时有不同程度的分化障碍，并常具有侵犯临近组织或转移到其他远离部位的恶性情况。种种关于癌症的认知，常使公众谈“癌”色变，尤其对于癌症患者来说，基本上对此难以抱有轻松的态度。多数癌症患者病后常有明显的心理障碍，人际关系也比较敏感。患者往往是先体验症状，怀疑或否认诊断，接着会对疾病产生恐惧、幻想，最后会感到绝望无助、听天由命。因此，对于癌症患者的治疗并不能仅仅限于药物和手术的治疗；而研究表明，多种类型癌症的发展进程同样与心理因素的影响有关。这就导致了一项新的研究领域——心理肿瘤学（psychoncology）的诞生（Barlow&；Durand，2005）。
目前人们已经了解，癌症与许多直接或间接的因素有关。就直接因素而言，某些行为因素，如吸烟、酗酒、高脂肪饮食、日光浴及某一种形态的性行为都有可能诱发癌症。此外，任何使一个人和致癌物质（诸如石棉、灰尘、油漆挥发物等）长期接触的行为也是危险因素。心理应激也与癌症发病有关。癌症患者往往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的生活环境中，或者在过去几年当中经历过重大生活事件，如失去亲人和离婚，当人们遇到这些重大生活事件时，往往不能有效地应对，以至于长期积压在心里成为一块心病，久久难以从这种消极情绪中自拔出来。这种负性情绪往往会引起心理应激，使机体的免疫功能下降，结果破坏了机体的内部状态，形成了适宜癌细胞生长的内环境，促进了癌细胞的迅速生长。
国外学者研究发现癌症患者有易感性的行为特征。英国学者Greer等人结合自己的研究，总结了癌症患者的人格特征，提出了C型行为特征的概念（C是cancer的第一个字母）。C型行为或人格的主要特征是过分耐心、过分合作、缺乏自我意识、屈从让步或委曲求全，常压抑愤怒、追求完美，能理解并原谅他人，经常具有失望和忧虑等负性情绪，这样的人常被认为是绝对的“好人”。这类人易患癌症可能是因为他们对待挫折时常以消极防御为主，而较少采用积极防御。同时，这些人压抑愤怒，不对外宣泄，致使这种负性情绪可能通过躯体化的形式，也就是以“癌”的形式表达出来。有研究发现不同器官的癌症患者的个性特征也有所不同。男性肠癌患者具有内向型及顺从的特征，而食道癌患者可能更多表现为急躁、冲动和火暴。男性肺癌和女性乳腺癌患者多数性格内向，较倔犟，但情绪波动不及其他癌症患者明显。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关于癌症与应激的研究总体上得出以下五个结论：①经历应激和癌症后期的发展之间很少关联；②在一个既定的时间周期内，如一年出现复发的癌症患者，在这段时间内比那些没有复发的患者往往经历更多的应激性生活事件或得到更少的社会支持；③癌症患者在诊断后应激非常高，他们的免疫功能很少能够抵抗肿瘤；④通常对应激物做出妥协、顺从和无意义行为的人（即C型行为模式）似乎比其他人更可能发生癌症；⑤一些证据显示，那些接受治疗以减轻其应激的癌症患者比那些不接受治疗的患者活得更长（Kiecolt-Glaser&；Glaser，1995）。
（二）心理社会干预
首先，医生或者临床心理学工作者在预防、治疗癌症中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癌症的行为危险因素确实存在，因此，防止人们养成不良行为习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或帮助他们去除已经养成的不良习惯对其健康有很大帮助。
其次，对癌症患者的心理干预应该从医生告诉患者诊断结果的那一刻开始。医生或临床心理工作者可以通过行为治疗技术鼓励患者服从医嘱。有些人由于不相信医疗的有效性而产生抗拒行为；有些人则在被诊断为癌症后变得抑郁、焦虑或恐惧，并因此回避整个治疗。医生可以让患者的配偶或其他主要支持者陪同一起讨论诊断；医生要对患者表现出关注，并给患者一些时间来接受打击并使自己镇定，然后向患者及家人介绍预后及治疗的信息。医护人员还可向患者提供关于疾病管理、治疗难点、饮食及活动方面的信息。
目前，一些心理社会干预已经成功地应用于提高癌症患者的适应能力及生活质量；有些干预用来缓解化疗引起的恶心，放松疗法和系统脱敏疗法是其中很有效的两种方法。一项研究发现，在化疗前及化疗时训练患者应用渐进肌肉放松法及想象可以显著减轻化疗后的恶心（Burish&；Jenkins，1992）。另一项研究表明，系统脱敏可以帮助那些已经形成预期性恶心的患者（Morrow et al。，1992）。患者在应用放松技术的同时，进行化疗相关事件的联想，先由联系不太密切的事件想起（如开车去医院），逐渐过渡到想象那些与化疗密切相关的事件（如开始输液）。接受这种疗法后，多数患者的恶心、呕吐症状得到了缓解。
其他干预措施涉及的问题更广泛，并且说明心理社会干预不仅可以增强患者对癌症的适应能力，而且可以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在Fawzy等人（1990，1993）的研究中，研究人员让癌症患者参与两个实验项目之一，在项目开始前、结束时及结束后六个月分别对患者进行心理和免疫功能的测评。干预组患者每六周会有一次一个半小时的聚会，患者们讨论他们关注的问题及遇到的困难，学习一些促进健康的活动、积极的应对技巧及控制压力的技巧等，而对照组的患者不接受任何心理社会干预。项目结束后六个月的那次评价表明，干预组患者的免疫功能更好，精力更充沛，应对更积极，抑郁的体验更少。在六年后的随访研究中发现，对照组中29%的患者已死去，然而干预组仅有9%的患者去世。
乐观积极的态度在对抗病魔时十分重要，包括癌症及HIV阳性反应这类严重疾病（Taylor et al。，1992）。乐观的态度可能是透过与适应性的应对有关的机制来协助人们应付具有生命威胁的疾病的。乐观的人比较容易从事降低风险的行为，如避免危险的性行为，或者在冠状动脉手术之后遵照医嘱进行规律性的运动（Scheier&；Carver，1987）。
除上述干预策略外，还可以考虑以下两种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1.以心理干预协助人们应对
问题解决治疗（problem-solving therapy，PST）在协助癌症患者应对生命的各种挑战时，显现出它的价值所在——从每天的烦恼到处理疏离和抑郁的问题（Nezu et al。，1997）。PST的一项重要组成是提高患者的控制感（sense of control），这对于患有威胁生命的疾病，并且正在经历治疗的副作用的那些患者而言，似乎是非常重要的。PST对患者的照顾者也有帮助，他们必须处理患者和癌症相关的许多问题，例如，疲倦和脱发。
癌症诊断和治疗带来的沉重压力，使压力管理取向更具相关性，就如同我们先前提过的。清楚告知患者治疗过程的信息，包括在治疗过程中及治疗后患者可能会经历的事情，以及放松和催眠训练，都可以协助患者减少各种癌症治疗前后的焦虑感。特别重要的是，让患者了解疲倦是伴随许多癌症治疗而出现的状况，特别是放射治疗和化疗。常见的副作用是因为化疗或放射治疗造成的呕吐，使患者对某些特定的食物感到厌恶。
2.鼓励预防措施的干预
鼓励女性进行乳房自检，以便早期发现癌症并获得比较好的治疗结果。这里所展示的是美国癌症协会示范如何进行乳房自检的广告。
社区心理学模式中的心理干预也聚焦于鼓励健康的行为及防止有害健康的行为上，以此来预防癌症的发生。其他干预的主要目的是让女性能够执行乳房自我检查（breast self-examination，BSE）。要达到这个目标，主要的障碍在于乳房自我检查明显提高了令人感到厌恶后果的可能性，也就是发现乳房肿块。从逻辑上讲，能够接受这样的风险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实际上害怕知道某些不愉快的事情，是使女性不敢进行这项检查的最主要阻力（Mahoney，1977）。
在美国，为了发展出可以协助女性规律性地进行乳房自我检查的方法，研究人员比较了两本相关的手册。其中一本册子提到执行乳房自检的有说服力的论据，并强调不执行的消极后果；另一本则强调执行可以得到的积极结果。这两本手册的内容都包括关于乳腺癌和指导乳房自检的确实信息。以下的例子来自这两本手册，圆括号中所提到的是积极的情况，而方括号中的则是消极的情况。
进行[不进行]乳房自检，你（可以）[将无法]学习到正常而健康的乳房是什么样的感觉，因此你（更能够）[很难]注意在老化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细微的、异常的变化。
研究显示，（有进行）[没有进行]乳房自检的女性（可以增加）[会减少]早期发现肿瘤的机会，这是比较能够加以治疗的阶段。
将两种手册分别发给不同组别的女性。阅读手册后，参与研究的两组女性对乳房自检的态度并没有立即出现变化。然而，四个月之后，那些接受消极信息的女性比较可能投入乳房自检。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可能是因为没有规律性地执行乳房自检的女性，采取了一种无知是福的态度，但是透过手册突显没有进行乳房自检的消极后果，让她们更能接受检查。这样的研究结果极具意义，因为大部分帮助女性执行乳房自检的手册都倾向于强调积极的后果，而不是强调消极的后果。
其他研究人员将这项研究加以延伸：与这些可以有效鼓励乳房自检的信息——有时称之为“失去健康架构”（loss-frame）的沟通相比，是否在某些情况下，更强调某种行为好处的信息[称为“增加健康架构”（gain-frame）信息]效果更差。从两个实验得到的结果显示，当我们想鼓励人们检测疾病的征兆时，失去健康架构的沟通方式会较具优势，而要鼓励人们预防疾病时，增加健康架构的方式会产生较好的效果（Rothman&；Salovey，1997）。
相关链接5-5 应激管理
应激管理（stress management）是一套帮助很少被归类为患者的那些人（医护人员、工人、学生等）应对生活挑战的技术。压力管理已经成功地运用于某些特定疾病，包括紧张性头痛、癌症、高血压、艾滋病、冠心病和慢性疼痛等。对于冠心病患者，当压力管理介入的焦虑集中于行为的目标，如戒烟、规律的运动和降低血压时，所得到的效果最为显著（Dusseldorp et al。，1999）。
应激管理包含各种不同技巧，而且通常在各种情况下所使用的技巧不止一种。这些技巧包括：
社区心理学取向对于应激管理强调的是环境而非个人。为了减少压力，办公室可以重新规划成隔间，让员工有更多的隐私权。
●减少亢奋状态（arousal reduction）。这种技巧是训练肌肉放松。教导人们尝试放松，并且将这些技巧运用在现实生活中的应激源上，可以帮助他们减轻应激的程度。也有证据显示，放松训练可以增强免疫功能（Jansonski&；Kugler，1987），但长期效应令人怀疑，除非是经过一段长时间规律性练习放松技巧。因为应激可以视为人们对觉察到不可预知、无法控制或以上两种情境所产生的一种反应，放松训练可以提高个体自我效能感，相信人并不仅仅是受到那些并不一定有利、无法控制的力量所摆布的傀儡。
●认知重建（cognitive restructuring）。包括像是艾利斯（Ellis，1962）和贝克的取向（Beck，1976）。焦点是放在改变人们的信念系统和改善他们对经验诠释有更清楚的逻辑，其所根据的假设是，人们智能的程度能够影响他们的感觉和行为表现。提供信息以减少不确定性和提高人们的控制感，对于减少应激也是很有帮助的。
●行为技巧训练（behavioral-skills training）。如果一个人缺乏执行具有挑战性任务的技巧，很自然会产生受打击的感觉。应激管理通常包含必要的技巧及一般议题的辅导和练习，如时间管理和有效的优先处理顺序。另处，还包括自我肯定的技巧（assertion skills）的训练——在不侵犯他人权利的情况下表达出自己的好恶。
●环境改变法（environmental-change approaches）。尽管其他个别策略的主要目的是协助处理特别的环境，环境改变法的立场是环境本身有时候就是问题所在，因此努力的方向着重于改变环境。其中一种环境改变法是取自于正面的社会支持角度对健康影响的研究。如果社会支持能够帮助人们保持健康或应对疾病，那么可以合理地假设这类支持会有一定的好处。另一种环境改变包括工作场所的改变。改变管理方式或提供更多隐私及更少的干扰，可以减少人们在工作或生活上的压力（Murphy et al。，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