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对物质滥用与依赖的原因进行分析与研究时必须认识到，物质滥用与依赖是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个人首先必须具有对物质的积极态度，然后开始尝试使用它，接着开始有规律地使用它，进而大量地使用它，最终滥用或者在生理上依赖它。其基本思想是个体在长期大量地对物质使用之后，因生物学上的耐受力与戒断过程而陷入了对物质的依赖与滥用的陷阱。
许多研究者只是在近些年来才开始考虑这个过程的特点，而且促使个体产生物质依赖的因素也是各种各样的，临床理论家们在对人们各种物质依赖与滥用的病因学进行分析时也依据各自的学术立场予以解释，因此出现了社会文化、心理学及生物学等不同的理论观点。当然，与对其他心理障碍的理论解释一样，就物质依赖与滥用的病因学观点而言，尚无一家理论为世人所共认，此外，目前理论研究发展的趋势是认为物质依赖与滥用是各种社会的、心理的及生物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社会文化因素
社会文化因素在形成药物滥用与依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研究指出，在一些社会中，吸食毒品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一项在36个国家进行的跨文化调查，对高中生酒精和药物使用的状况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尽管饮酒的学生比率有很大差异，但酒精仍然是最常被滥用的物质。在所研究的国家中除了两个国家以外，大麻均在被滥用物质中名列第二。在那些常用大麻的国家中，15%以上的高中生曾吸食过大麻，且使用过安非他命、可卡因和摇头丸。
首先，物质滥用与社会经济情境及压力有关。当人们生活在有压力的社会经济情境中时，形成物质滥用或依赖的可能性最大。研究发现，那些失业率较高的地区也有着较高的酒精中毒率。同样，经历较高的风险、不确定性及紧张的社会（如狩猎社会），比那些较为稳定、相对平静的社会（如农业社会），有着更多的酒精滥用问题；都市中的居民比农村或远离城市的小镇居民有着较高的酒精中毒率；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群比地位相对较高的人群有着更高的物质滥用率。研究还发现，生活在压力情境中的人们，有较高的海洛因成瘾率。例如，越南战争期间，在越南服役的美国士兵中约40%的人至少使用过一次海洛因，有半数人经常使用海洛因，以至于他们停用时产生了戒断反应。
其次，物质滥用与文化态度有关。社会文化研究指出，文化态度和饮酒模式极大地影响着饮酒的量与酒精滥用的可能性。在一项与跨文化研究相类似的研究中，由35个国家的研究人员所组成的协作研究——国际性别与酒精研究小组（International Research Group on Gender and Alcohol），分析了澳大利亚、加拿大、捷克、爱沙尼亚、芬兰、以色列、荷兰、俄罗斯、瑞典和美国共十个国家的资料，发现男性饮酒量比女性高。这些发现表明，文化对于男性和女性饮酒的描述和态度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
物质的使用，如酒精消费存在极大的跨国家、跨民族、跨文化的变动。人们发现，犹太人与新教徒中酒精滥用率较低，这些群体的成员对酒精的使用只保持在清醒的限度内；而酒精中毒率较高的爱尔兰人及东欧地区居民，一般而言，饮酒没有明确的限度。
再者，家庭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例如，个体对吸烟形成某种积极的态度并开始尝试吸烟，这与家庭中其他成员的吸烟行为密切相关。如果父母亲都吸烟，那么其子女与其他家庭成员不吸烟的孩子相比，前者吸烟的可能性会多四倍。家族心理疾病、婚姻状况、法律问题等都与药物滥用有关。缺乏父母的支持与抽烟、吸食大麻及喝酒量的增加有关。此外，研究显示，缺少父母监督可能会增加与滥用药物的同伴交往的机会，因而与今后使用药物的高几率具有较大的相关性。
最后，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也会影响物质滥用。Shiffman等人（2004）的研究指出，每天都抽烟的人，更有可能与其他吸烟者在一起，而较少与不吸烟的人在一起；此外，抽烟的场所更多是在酒吧、餐厅或自己家，而在工作场所或他人的家中抽烟较少。其他研究显示，朋友抽烟可预测个体吸烟的几率。例如，Sussman等人（1994）的研究指出，七年级同辈群体的认同可以预测青少年在八年级的抽烟比率。一般来说，同辈群体的认同可以预测吸食毒品的比率。同辈群体的影响也是促成饮酒和吸食大麻的重要因素。如果采用一种发展性的方法去解释物质滥用与依赖的病因学问题，就需要对个人的生活史进行研究，去寻找物质使用的最早迹象。对青少年当中与物质滥用与依赖相关问题的历史轨迹的研究目前越来越多，而且研究所显示的证据并不令人惊疑，即不同的青少年有着不同的轨迹。例如，一项研究认为，青少年中对酒精滥用有两种典型轨迹：①一个早在青少年时代就开始饮酒的群体，在其整个高中时期酒精使用量会不断增加；②一个在开始时饮酒量较少的群体，以后在饮酒量的增加上有两个高峰期，一个是初中阶段，另一个是高中阶段。男孩子更有可能遵循第一种群体发展轨迹，而女孩子则更有可能遵循第二种群体发展轨迹，甚至在饮酒上有着比男孩子更危险的轨迹。早期偏离行为可以对第一个群体的成员做出预测，而同伴的鼓励又可对两种群体后来的饮酒行为都做出预测。
除以上诸因素之外，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变量是媒体。电视广告将各种酒类与好体格、好品质的男性、穿着时尚的女性及美好时光联系在一起；影视文化将香烟与兴奋、放松及男性的帅气画上等号。这些实际上都在助长人们，尤其是青少年饮酒与抽烟的比率。一些国家，自禁止酒类广告后，人们的饮酒量比未禁止这类广告的国家低了16%。Jernigan等人（2004）在美国的一项研究认为，男女青少年之间喝酒比率在缩小，而缩小的原因可能与广告内容的改变有关。近年来，杂志的酒品广告有增加的趋势，看到广告的女性看来比男性多。以2001年到2002年为例，女性暴露于酒品广告的人数增加到了216%，然而男性则仅仅增加了46%。
二、心理因素
心理因素与物质滥用相关的障碍有关吗？回答是肯定的。对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情绪的改变
普遍存在的一个看法是，使用某种药物的主要心理动机是改变情绪，即药物可以提升积极情绪，或减少消极情绪。早期的动物实验显示，酒精会破坏回避学习，而焦虑可以调节回避学习（Conger，1951）。后来有人对人类被试进行的实验表明，酒精能降低尚未成为酒精滥用者的压力（Sher&；Levenson，1982），也有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有人指出，如果酒精能降低紧张，那么它对与焦虑或威胁情境相关的消极情绪也会有特殊效果。但是，研究发现酒精既会减轻积极情绪，也会减轻消极情绪，不过，在回应威胁情境时，却没有发现对消极情绪的选择性效果（Curtin et al。，1998）。
针对这些不一致的研究结论，有人对喝酒或抽烟的情境做了研究，即是否存在注意力分散的状况。研究发现，酒精通过改变认知和知觉可能会降低紧张（Curtin et al。，1998）。酒精会削弱认知过程，使可直接利用线索的专注力变得狭窄，从而引发“酒精性近视”。换言之，醉酒者的认知力较弱，其可能把思绪放在了分散注意力的事物上。如果将思绪放在分散注意力的事物而非引起紧张的思绪上，就能降低焦虑。例如，假如抽烟者在抽烟时有注意力分散的举动，其焦虑就会降低；同理，如果抽烟时没有任何事物使抽烟者分散注意力，则不会有降低焦虑的效果（Kassel et al。，1997；2000）。在没有出现分散注意力的情况下，饮酒和抽烟均无助于降低紧张情绪。人们常说的“借酒浇愁愁更愁”，就说明一个人独自饮酒可能会把他所有的思绪置于不愉快的事情上，并开始沉思，这会使得他更加紧张和焦虑。
此外，有人还研究了饮酒、抽烟与压力发生的先后问题。大部分人认为紧张的增加会使人通过增加饮酒量来达到降低先前出现的压力的效果。然而，有研究反转了这两个因素的顺序。研究认为，被试先饮用了酒才会出现压力。Sayette和Wilson（1991）所做的一项比较压力—酒精、酒精—压力两者顺序的酒精效果研究发现，只有在酒精—压力顺序组才会出现紧张情绪降低的效果。一项评估压力和饮酒之间短暂关系的纵向研究也没有发现在经历了较大的生活事件后会出现饮酒量增加的情况。据此可以说，在面对许多生活事件时，饮酒并不是一个有效的减压方式。当压力来临时，饮酒也无济于事。
就抽烟而言，有人认为抽烟会增加压力和紧张。然而，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是压力造成了抽烟量的增加。一项针对抽烟的青少年所做的纵向研究发现，消极情绪与消极压力事件的增加与抽烟量的增加有关（Wills et al。，2002）。有证据表明，压力、消极情绪和抽烟有相关，当然，就两者间的因果关系而言，由于到目前为止，实验性研究非常少，尚未有明确的结论。
（二）对药物效果的期望
如果饮酒后无法降低压力，为什么许多饮酒者会认为饮酒可以帮助他们放松呢？有人认为，这是由于期望在其中发挥了作用，即在经历压力事件后，人们饮酒不是因为饮酒能够让个体放松，而是人们期望酒精能帮助他们放松。支持这一观点的研究显示，经常饮酒的人对酒精能降低压力和焦虑抱有更多的期望。此外，饮酒的量和对酒的正面期望会相互影响。饮酒减少焦虑的期望会增加饮酒的量，而饮酒又会使正面的期望更为强烈（Smith et al。，1995）。
其他研究显示，对于药物影响的期望可预测一般大众增加药物的使用。例如，有人相信药物能刺激攻击性行为和增加性反应。有人在研究中让被试自己饮用可观的酒量，实际上其所饮用的是不掺酒精的饮料。结果，被试在后来表现出了更多的攻击性行为，而且表示其会增加性唤起（Lang et al。，1975）。可见，认知对行为可能有很强的影响作用。还有研究指出，期望与饮酒之间存在一种互惠关系，即正面期望能够预测饮酒行为，饮酒也有助于维持及强化正面期望（Sher et al。，1996）。
（三）精神病理与人格特质
社会文化因素和情绪改变理论都无法完全解释个人药物使用的差异性。事实上，并非某一文化或亚文化群体中的所有人都喜欢某种药物，或都在大量饮酒；也并非所有经历了压力事件的人都会增加药物的使用量。这种情况，可以用人格特质和其他个体差异加以说明。
Killen等人（1997）在一项研究中，要求教师对幼儿园儿童的人格特质做出评估，并且对其持续追踪数年之久。结果发现，焦虑（诸如担心某些事情、害怕某些情境）及追求新奇事物（诸如精力旺盛、不安）等对开始饮酒、使用药物和抽烟具有预测作用。有研究对忧郁、焦虑与开始抽烟有关的看法予以了支持。尽管目前前瞻性的纵向研究尚不能证实彼此之间的关联性，但这至少说明，对青少年来说，抽烟是抑郁症的一个风险因子。
此外，研究显示，药物使用与反社会人格障碍也有关联（Ball et al。，1994）。反社会人格障碍患者滥用药物可能是追求刺激行为的一部分。还有研究指出，对男性而言，饮酒常与反社会人格障碍有关；对女性而言，则与边缘性人格障碍有关；叛逆和高度攻击性及物质滥用有关。
药物滥用也与童年期患有注意力缺陷或多动症（ADHD）及品行障碍有关。在Hechtman等人（1984）一项超过十年的前瞻性研究中发现，ADHD可作为酒精滥用的预测值；它与抽烟、吸食大麻及滥用可卡因有关（Wills et al。，1995；Ball et al。，1994）。
三、生物学的因素
（一）遗传
近年来，许多研究者越来越多地认为药物滥用可能具有某种生物学原因。例如，有人认为，决定酒精滥用与依赖的因素与起源于生理、心理的异常有关。与基因有关的证据来自一项跨文化研究。研究表明，日本、韩国与中国台湾人饮用了酒之后，就会有明显的红脸迹象，但这种现象在白种人身上却很少观察到。这是由于东方人种缺乏Ⅰ型醛脱氢酶，以致饮酒后血液中乙醛在体内聚积、升高，释放胺等物质引起了血管扩张、低血压、心悸等。一些学者认为，这一生理机制的存在，阻止了东方人大量饮酒，是酒精中毒患病率低的一个生物学原因。
遗传基因影响作用的研究证据首先表现在家庭研究中。如兄弟当中有酒精依赖者的，其子女中的25%～50%有成为酒精依赖者的风险。此外，在酒精依赖方面，同卵双生子中会有55%的同病率，异卵双生子中则为28%。Goodwin（1973）的研究表明，在遗传因素的作用上男性比女性更明显。双生子的研究也表明，男性比女性在酒精依赖的遗传可能性上更为明显。Goodwin及其同事所比较的85对男性异卵双生子与96对男性同卵双生子以及44对女性异卵双生子与43对同卵双生子中，男性异卵双生子在酒精依赖与滥用的一致性上达76.5%，高于女性同卵双生子的一致性（53.6%）。尽管如此，基因也不是唯一的因素，因为两个同卵双生子所得到的教养，比两个异卵双生子所接受教养的影响要更为相似。
动物研究指出，身体代谢酒精和中枢神经系统对酒精的反应都受到遗传因素的影响。以人类个体为对象进行的高风险研究确认了这个观点。高风险研究是以年龄相似、无酒瘾、有酒精滥用的一级亲属及无酒精滥用的家族史的被试为对象进行的比较。从一项为期十年的追踪调查中发现，可预测酒精滥用的因素有二：①饮酒后自陈有少量酒醉程度；②饮酒后身体摇晃程度较低。所谓身体摇晃程度是指站立时对其身体稳定度的衡量。结果两者都发现，出现较少酒醉反应的人，更有可能是酒精滥用者。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他们是否有一个滥用的父亲，这些因素都可以预测他们是否会滥用酒精。
（二）生化因素
在过去的数十年间，研究者们已经把对药物的耐受性与戒断症状的一般生物学特性的认识综合了起来。如前所述，当某种药物被摄取后，它通过对某些神经递质的增加进而起到了镇静、减轻痛苦、提升情感、增加警觉等作用。如果一个人继续服用药物，其脑部便会出现明显的生化物质的调节，神经递质不断减少。当药物摄取继续增加，身体内的神经递质继续减少，会使人需要愈来愈多的药物，以达到所期望的效果。由此可见，药物使用者对药物形成了耐受性，并变得越来越依赖它，不再以自己的生理过程去感受平静、舒适、快乐及警觉。如果使用者突然停止用药，他们的神经递质的供给则会暂时减少，因而产生戒断症状。戒断症状会一直持续到大脑恢复其在正常状态下所需要的神经递质的量为止。
至于哪些神经递质会受到影响，则要视所使用的药物而定。研究表明，习惯性使用鸦片类，可能使大脑中脑内吗啡减少；经常使用可卡因或安非他命，会降低脑部多巴胺水平。此外，研究者已确认，被称为anandamides（来自梵文“祝福”）的神经递质，其作用很像THC，而过度使用粗制印度大麻，则可能会降低anandamides的水平。
（三）脑内“奖赏系统”与药物依赖
20世纪60年代后，人们对成瘾物质如何作用于脑的“奖赏系统”（reward system）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发现了内源性鸦片肽及其受体。现已证明，在老鼠、猫、猴等动物脑内，除新皮层以外的脑区，几乎其余的所有部分都与奖赏的区域有关。控制情绪反应的边缘系统和下丘脑可能是奖赏系统的中枢所在，其中，被盖腹侧区（VTA）和伏隔核（NAs）是研究者较为感兴趣的部位。
近年来的研究发现，人类所滥用的物质，如鸦片、酒精、烟草、苯丙胺和可卡因等，均可增加鼠脑边缘系统细胞外液中多巴胺的浓度。多巴胺是一种与愉快情绪有关的神经递质。当人高兴时，奖赏通路上的神经细胞就发出较多的兴奋性冲动，并释放出一定量的多巴胺。在正常情况下，释放的多巴胺很快会被重新摄取。但是，某些药物（如可卡因）可阻断多巴胺的重新摄取，使突触间隙中的多巴胺增加，导致过多的多巴胺连续刺激下一个神经元受体，由此产生一连串强烈而短暂的刺激“高峰”，于是大脑奖赏中枢发出愉悦的信号，使吸食者主观上产生某种陶醉感和欣快感。
可见，位于大脑边缘系统的奖赏系统是导致药物依赖的结构基础，单胺类递质的变化是精神活性物质作用的直接后果，由此导致的一系列受体和受体后变化是药物依赖行为产生的重要条件。药物对奖赏系统的作用是产生精神依赖及觅药行为的根本动因。奖赏反应是人类（包括某些高等动物）所固有的情绪反应机制，这种机制的发生很原始，但有着巨大的潜力。人类所滥用的精神活性物质，正是通过对这种潜力的刺激和不断的激发而产生作用的。
四、物质相关障碍的治疗
物质相关障碍的治疗方法很多，包括心理学、生物学方法及社会文化治疗方法等。这些方法对有些人可能会有极大的效果，但对另一些人却可能收效甚微，甚至毫无效果。今天，对物质相关障碍的治疗，一般采用上述各种方法的结合加以运用，以期取得最好的效果。
（一）心理学的治疗方法
1.酒精滥用与依赖的治疗
在物质使用障碍治疗中被广泛运用的心理学方法是行为疗法中的厌恶疗法（aversion therapy），它依据的是古典条件反射理论。其基本思想是，每次当人们正准备使用物质时，对使用者反复呈现不愉快的刺激，如电击等。治疗者预期，在如此反复配对之后，使用者将对物质产生消极反应，并失去对物质的渴望。
通常，厌恶疗法更多地被应用于治疗酒精滥用与依赖。方法之一是将饮酒行为与药物所诱发的恶心与呕吐相匹配。另一种方法叫做内隐减敏法（covert sensitization），即要求酒精中毒者想象他们在饮酒时极为烦恼、厌恶或令人恐惧的情景，将想象的情景与酒精相匹配，以期使患者对酒精产生消极反应，具体参见下述治疗个案。
个案研究——厌恶疗法在戒除酒瘾中的应用
我要你逼真地想象，你正在饮酒或品尝酒（啤酒、威士忌酒等）。你正在一个餐厅，其他人也正在那里饮酒，你自己也正在那里饮酒。捕捉确切的滋味、喝法、颜色和气味。运用你所有的感觉，想象你真正地在喝它、尝它、吞它，感觉在你手中的玻璃杯；并且察觉它的温度、味道和香味，特别是滋味。
当你吞下酒时，坐在离你不远的男人发出低声的呻吟，他把酒杯放回桌子，并推开它。当他用双手紧抓胃部时，他的头低垂并不断地呻吟。他愁眉苦脸还慢慢摇头，他的眼睛现在紧闭着。他的脸变得阴沉、苍白，当他开始做快速吞下的动作时，他的手在颤抖。他睁开眼睛，匆忙把双手覆盖在嘴上，但是无法忍住而呕吐出来。你很清楚地看到这些：食物残渣粘在他的脸上，弄湿了他的衣服，甚至延及杯子。他继续呕吐……热湿的酒精味传到你这里。这是一种真正令人厌恶的景象。他现在在干呕，没有多余的东西可吐出来。他的脸仍然苍白，而且继续呻吟着……
我要你逼真地想象，你正在饮酒或品尝酒（啤酒、威士忌酒等），捕捉它确切的滋味、颜色和浓度。运用你所有的感觉，在你品尝了酒后，你注意到有一些小的和白色的漂浮物在玻璃杯里——它很引人注目。你俯身靠近去仔细检查它，你的鼻子现在正触在杯子上，气味充满你的鼻孔，正如你所记忆的饮料味道。现在你能看到杯子中有些什么。当你注视时，一只蛆粘在杯子上，蠕动爬行在杯子上，甚至比你最初所想的更多令人厌恶的生物在杯子上。你感觉你已经吞下了它们，并觉察到在嘴里的味道，你感到很恶心，而且希望完全不再碰杯子及饮酒。
（资料来源：Ronald J。Comer，Abnormal Psychology，4th ed。，2001）
在行为疗法中也可以通过行为替代的方法来治疗酒精滥用与依赖，即指导酗酒者通过放松、静坐或生物反馈的方法来取代酒精以减轻压力；也可以指导患者通过掌握或运用自我肯定及恰当的社交技能，使他们能够更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愤怒情绪，而非通过喝酒来抵御来自社会的压力。
此外，在认知—行为疗法中，有两种将认知与行为疗法结合起来加以运用的治疗方法，可用以帮助人们对与物质相关的行为加以控制。一种是行为自我控制训练（behavioral self-control training，BSCT），该方法应用于特殊的酒精中毒的治疗当中。一般做法为治疗师首先要使患者追踪自己的饮酒行为。他们必须记下自己饮酒的时间、地点、情绪、生理变化及其他与饮酒相关的情况，这样会使他们变得对过度饮酒而可能出现的风险更为敏感，或更易于觉察。然后，治疗师指导他们在出现这些情境时应采用哪些应对策略。例如，他们要学会对饮酒设定限度，当感觉达到饮酒的临界点时就要控制自己的饮酒速率（如保持饮酒的间隔或啜饮，而非大口地饮用）；同时还要练习放松技术及其他不同饮酒情境的应对行为。研究表明，约70%的完成这种训练方案的人，明显地表现出饮酒行为的改进，尤其对那些年轻及生理上无酒精依赖的人更为有效。
另一种认知—行为疗法是所谓复发—预防训练（relapse-prevention training）。对严重的饮酒者，给他们规定许多自我控制训练作业。同时指导患者对饮酒做出事前计划，即饮用多少酒是适当的，饮用什么酒以及在什么场合下饮用都应事前考虑。这种方法有时可以起到降低酒精中毒的几率。如同自我控制训练一样，它似乎对酒精滥用者最为有效，但对有酒精生理依赖者无效。这种方法也被使用于大麻和可卡因滥用的治疗当中，而且具有一定的有效性。
2.尼古丁依赖的心理治疗
研究显示，只有少数吸烟者能获得协助，因而戒烟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许多戒烟者曾尝试过各种戒烟方法。隐含在这些方法背后的意义是，让吸烟变成令人不悦及作呕的行为。20世纪70年代，西方曾出现了所谓的快速抽烟治疗（rapid-smoking treatment）。这种治疗方法的实施方式是将吸烟者置于一个通风不良的环境之中，以较快的速度吸烟，约每六秒钟抽一次，以使吸烟者对吸烟产生厌恶。另有一些戒烟方式包括快速喷烟（rapid puffing）——快速吸烟但不将烟吸入；专注抽烟法（focused smoking）——以正常的速度长时间抽烟；含烟法（smoke holding）——将烟含在口中数分钟，不将其吸入。尽管这些方式都更能减少吸烟，增加禁烟的天数，但是治疗效力和其他治疗方式并没有什么不同，并且表现出在结束治疗后数月到一年间的后续追踪中发现复发率极高的现象。
目前，认知治疗师尝试鼓励吸烟者进行控制。治疗的方式是让这些吸烟者发展和使用应对技巧，像是碰到引诱他们吸烟的情况时（诸如饭后或坐下来看书时，总想抽支烟），可采用放松和正面自我对话的技巧来消除抽烟的念头。
与上述方法相比，有研究指出，所谓定时抽烟（scheduled smoking）在戒除烟瘾方面效果不错。该方法所运用的策略是，吸烟者需同意在数周内逐渐降低尼古丁的吸收。例如，在治疗的第一周，一天吸一包烟的患者需制定一个每天只抽十支香烟的时间表；第二周每天只能抽五支；第三周吸烟者就能把吸烟量减少至零。每天的吸烟时间由治疗团队制定，而不是依照吸烟者想吸烟的情绪来决定。这种方法使得吸烟者的吸烟行为受到时间的限制，而非受制于强烈的欲望、情绪状况或眼前的情境。能够依据这一方式戒烟的吸烟者，在戒烟后的一年内，戒烟的比率是44%。与其他方法相比较，这显然是一种具有较高成功率的方法。
3.非法药物的滥用与治疗
有时，治疗药物滥用和药物依赖的方式是患者在咨询室里与临床治疗师或其他心理学专业人员会谈。治疗药物使用障碍的心理治疗方法很多，常会与药物或药物替代疗法结合运用。
Carroll等人（1994，1995）最早对去甲丙咪嗪与认知行为疗法进行了比较研究。他们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认知行为治疗有助于减少可卡因的使用量，提升滥用者的家庭、社会和一般心理功能。他们在为期12周的研究中发现，在低量可卡因依赖者身上，去甲丙咪嗪的效果比安慰剂要好。然而，认知行为疗法则对可卡因依赖程度高的患者很有效。该研究的发现也恰好说明了药物滥用中的心理因素的重要性。
在这项研究中，接受认知行为治疗的患者要学习如何避免高风险情境（例如，周围有使用可卡因的人）、了解药物对他们的诱惑、建立使用可卡因的替代方式（诸如与非吸食可卡因的人一起从事娱乐活动）。该研究中的可卡因滥用者也要学习克服渴望吸食可卡因的应对技巧以及避免认为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想法。患者愈抑郁，抗抑郁剂和认知行为治疗的成果愈好。
（二）生物疗法
生物学的方法有助于人们对物质的戒断及戒绝它们，或者有助于维持现有水平而不会进一步增加物质的使用水平。如同其他形式的治疗方法一样，单独使用生物疗法难以维持长期疗效，但是当把这种方法与其他方法结合使用时，会产生更好的效果。
1.解毒
解毒（detoxification）是指通过躯体治疗减轻戒断症状，预防由于突然停药可能引起的躯体健康问题的过程。第一种方法是让患者逐渐减少药物的服用剂量，以达到最终戒断药物的目的。第二种方法是所谓替代治疗。替代治疗的理论基础是利用与毒品有相似作用的药物来替代毒品，以减轻戒断症状的严重程度，使患者能较好地耐受。然后，在一定时间内将替代药物逐渐减少直至最后停用。例如，抗抑郁剂有时就被用来减轻严重的酒精戒断反应，如震颤性谵妄及痉挛等。解毒方案假释有助于提高患者戒断药物的动机，但实践表明，戒断之后，若缺乏相应的心理治疗，则有复发的倾向。
在鸦片类物质依赖的治疗中，目前常用的替代药物有美沙酮和丁丙诺啡，使用剂量视患者的情况而定，美沙酮首日剂量为30mg～60mg，丁丙诺啡为0.9mg～2.1mg，然后根据患者的躯体反应逐渐减量，原则是只减不加，先快后慢、限时减完。
2.拮抗剂
当通过各种治疗使患者成功地停止使用药物之后，必须防止药物滥用或依赖的复发。为了帮助患者抵御药物的诱惑，可以给某些患者提供拮抗剂，它具有阻断或改变成瘾药物的作用。例如，戒酒硫会干扰身体内酒精的代谢，因而饮酒者服用了它之后，会体验到强烈的恶心、呕吐、脸红、心跳加快、头昏眼花，甚至眩晕等。服用了这些药的人可能很少继续饮酒，因为他们知道可怕的反应在等待着他们。
麻醉性拮抗剂，如纳洛酮及盐酸钠曲酮等有时可用于治疗鸦片类依赖者。如盐酸钠曲酮为吗啡受体拮抗剂，能够明显地减低或全部阻断静脉注射鸦片类药物的效能。若长期与吗啡联合使用，盐酸钠曲酮可阻止吗啡或其他鸦片类药物产生躯体依赖。近些年来的研究表明，麻醉性拮抗剂在治疗酒精和可卡因依赖方面也有一定效果。例如，一些研究指出，盐酸钠曲酮有助于减轻患者对酒精的渴望。
（三）团体治疗与家庭治疗
1.自助方案与团体治疗
康复之家经常运用团体治疗作为戒除海洛因的方法。
自助之家是一种治疗海洛因依赖及其他药物滥用与依赖的心理治疗方法。这种药物依赖的治疗性社群模式由戴德端奇（Charles Dederich）于1958年创建于美国加州的圣塔莫尼卡。这些自助之家旨在重建依赖者对生活的看法，以使非法药物无容身之地。在美国，日顶村、凤凰之家、奥德赛等都是较为著名的自助之家。这些药物依赖康复之家的共同特点是：①完全断绝患者与过去社交圈的联系，因为保持与过去的社交圈的关系不利于戒除毒瘾。②使患者处于完全无法取得药物的环境。持续提供协助以缓和从习惯性地使用药物到完全不依赖药物的过渡时期。③呈现角色模范。提供以往曾有药物依赖，而现在可以不靠药物也能面对生活挑战的榜样。④在团体治疗中，采取直接且残忍的对立手段来激励患者为自己的问题和药物使用习惯负责，并且呼吁他们为自己的人生负责。⑤建立一个环境，将患者视为普通人，而非将他们看做失败者、罪犯或不正常的人。
近些年来，许多药物滥用者在没有专家帮助的情况下，自己组织起来，对其他药物滥用者给予帮助。所谓“匿名戒酒会”就是最著名的自助团体之一。
相关链接12-3 “匿名戒酒会”及其理念
新入会的会员公开承
认自己是个酒瘾者，
且接受他人的建议及
支持。
药物治疗的自助运动始于1935年，当时美国俄亥俄州的两位酒精中毒者在一起讨论替代治疗的可能性。这种最初的讨论最终导致自助群体形成。群体成员们在一起讨论与酒精相关的问题，交换意见以及提供支持。这一组织后来被称为“匿名戒酒会”（Alcoholics Anonymous，AA）。目前，该组织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共有7万多个分会，会员人数达200余万。每个分会都经常举办聚会。在聚会中，新入会的人会站出来介绍自己是个有酒瘾的人，而那些资深、现在已不喝酒的会员就会与他分享自己酗酒的经历，让新入会的会员了解到，他们现在不喝酒的生活比以往好了许多。匿名戒酒会提供情绪上的支持、了解、饮酒问题的相关咨询及其社会网络。当他们需要友谊和鼓励时，会员会得到鼓励与问候，而不再去饮酒。约70%的曾接受酒精滥用治疗的美国人，至少曾参加过一次匿名戒酒会的聚会。继匿名戒酒会后，又出现了许多为物质滥用者成立的相似的自助群体，例如，匿名戒可卡因会（Cocaine Anonymous）、匿名戒大麻会（Marijuana Anonymous）。其他相似的十二步骤计划称为匿名过食者会（Overeaters Anonymous）和匿名戒赌会（Gamblers Anonymous）。
匿名戒酒会给每个会员灌输的信念是，酒精是一种永远无法根治的疾病，时时要抗拒喝酒的诱惑，即使喝一小杯也会让无法控制的饮酒再次发生。尽管超过十五年不碰一滴酒，但背负着“酒精滥用者”的称号仍有其必要性。依据匿名戒酒会的信念，个体永远是酒精滥用者，酒精滥用会一辈子跟着个体，因此只能妥善加以控制。
匿名戒酒会的理念，有证据表明，相信这种理念与实现禁酒是相关的，其他自助团体并没有像匿名戒酒会一样虔诚的信念。相反，他们更为相信社会支持、确认、鼓励和建议没有酒精陪伴的生活。其中一种称为“理性复原法”（rational recovery）。其重点是个体重获自力更生的能力，而非依赖能力更强者。
匿名戒酒会的十二步骤
1.坦承我们无力抵抗酒的诱惑，生活因酒变得无法掌控。
2.我们相信有比我们自身更强的力量，让我们再次恢复神志清醒的状态。
3.就如我们对上帝的了解一样，决定将我们的意志和生命交给他。
4.为我们自己做个透彻、无惧的道德清单。
5.对上帝、自己及全人类坦承我们错误的行为。
6.我们已经准备好让上帝清理人格中的缺陷。
7.谦卑地恳求上帝去除我们的缺点。
8.列出我们曾经伤害过的人的清单，且愿意弥补他们。
9.除非直接弥补再次伤害他们或伤害他人，不然只要有可能，直接弥补他们。
10.继续做个人清单，且当我们犯错的时候，马上认错。
11.透过祈祷和冥想提升与上帝的意识接触，就如我们了解他一样，祈求他赐给我们智慧及行动的能力。
12.这些步骤所带来的成果是唤醒我们的灵魂。试着将这样的信息传达给其他的酒精滥用者，并在日常生活中练习这几个步骤。
（资料来源：Ann。M。Kring et al。，Abnormal Psychology，10th ed。，2009）
2.家庭治疗
家庭治疗在药物依赖的治疗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其理论基础是系统论，即将家庭视为一个有机运行的系统，家庭成员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制约。某一家庭成员的问题同时也是家庭这一系统运行障碍的表现。因此，治疗应着眼于整个家庭，将整个家庭视为治疗对象。
临床上发现，许多酒精依赖者的家庭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尤其表现在家庭人际关系上。如互相指责、互相埋怨，或遇事采取互相推诿等。家庭治疗的中心就是要找出存在的问题，并设法使之发生改变。
家庭治疗的思想对其他治疗体系也有影响。如国外的各种治疗均强调家庭的介入，视家庭的介入与否是治疗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