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运伟，青岛胶州人，是年26岁，山东省青岛市日用品有限公司业务员。
我的家在青岛胶州，21岁大学毕业后便出来做业务员，走南闯北四五年了，可坐船的经历很少。1999年11月24日，很顺利地办完烟台方面的事情后，我改变了事先定好的下午4时离开烟台去大连的计划，而在12时47分匆忙地买到“大舜”号轮的船票，小跑着登上了定为13时出发由烟台开往大连的滚装船。
我上船时，天上下着很大的雨，风刮得挺猛，但码头里的海水很平静，“大舜”号轮稳稳地停在那里，我坐的是四等舱3号。安置完随身的行李之后，我来到甲板上边吸烟边等着看开船。可等了好久，仍没有任何动静，我就回到床位上，买了一本《读者》看，慢慢地我睡过去了。一觉醒来已是下午3点多钟，同舱的人告诉我，因为装货耽误了一些时间，“大舜”号轮大约是在13时20分左右离开码头的。
醒来后，我的第一个感觉便是船摇晃得厉害。我起身走到舱板上，想呼口气。外面雨比刚才小了不少，可风却更大了，气温骤然下降了许多，一支烟没吸完，我就被冻了回来。
回到舱里，我感到有些晕船，躺在床上，刚迷迷糊糊要睡着，一个乘务员在舱里大喊：“不好了，船下起火了！赶紧穿好救生衣！”我一骨碌从床上翻起来，凭着进舱时的记忆，第一个冲到装有救生衣的柜子前。拉开门，把里面的救生衣往身后扔，最后留下一件穿在自己身上。跟着人群，站在四等舱与散席中间过道处，我们旁边的2个乘警和几位女服务员不停地喊：“别紧张！要镇定！”船上的人大多很安静，虽然心里很紧张，但秩序很好。大约十几分钟后，一个穿着工作服的男同志让大家跟他走。走的过程中我看到了浓烟，并闻到了一股难闻的胶皮烧糊的气味。此时的船依旧晃得很厉害，但人还可以站稳。我们迅速地来到上层甲板，有好几个人正帮助灭火人员打开水龙头的阀门，进行救火。几乎所有的船上乘客都聚集在甲板上。从17时一直站到晚上七八点钟。其间风和浪变得越来越大，船在海水中忽上忽下地颠簸着，甲板上的人自发地互相搂抱在一起，并紧紧抓住船上的附属物，一可以取暖，二更安全一些。
大家仍然很安静地站在甲板上，有手机的人一个接一个地向家里通报目前的状况，声音很嘈杂。我身边的一个男的好像有一个很小的孩子，他在打电话给妻子时有些绝望，已经提到照顾孩子的事了。我觉得挺可笑，这么大的船能沉吗？我挺怀疑。我没敢给家里打电话，怕他们担心。只有公司的老总知道我要去大连。大约20时，风浪已大得吓人，一旦有人抓不住东西便有被从船上甩出去的可能。人们在甲板上冻了3个小时，情绪都不高，说话的很少，有时候甲板上几乎鸦雀无声。终于有一个乘务员告诉大家可以顺着右侧的船舷回到舱里去了。很快右侧船舷上站满了人。有很多人站在甲板上不下来，我不愿意闻烟味，就站在离船舷舱口较远的地方。我大概从21时30分站到22时，我实在冻得受不了，决定回到舱里。在过道的连接处，有一个身材魁梧、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大喊：“别进，别进！”可我身体已经过来了，正好有个浪打过来，我一下子从右船舷冲到左船舷，幸好左舷过道被人放了一张床。有个中年人责备我冒失，我冲他笑了笑，走向船头靠近左舷二等舱78号。
我以为里面没人，可一开门，吓了一跳，看见里面坐着8个人，好像有3个女的，我挺不好意思地喊了一句：“有多余的毛毯吗？能不能给我扔出来一条？”里面一个大连小伙乐了，说：“你要冷就进来，把门关上”，我立刻钻进去蹲在角落里。舱里没人说话，开始强迫自己睡觉，大概23时左右，舱里有个小伙子说，是不是有船来救我们？怎么外面没有动静，我们出去看看。大家感觉有希望了，便往外走，想尽快脱离这艘大船。本想顺着原来的过道走到左舷上去，可我们发现已经上不去了，船在不知不觉中倾斜了。几乎达到30～40度。我亲眼看着一个小伙子往上爬，可左右两侧根本没有能抓的东西。他努力了几下，结果失败了，差点摔到海里去。又站了四五分钟，有人发觉从船的左舷开始进水，我听到异样的喊声：“不好，船进水了。”我们都向没有水的船头方向退。很快一个浪扑进了舱里，有人被卷没在水里面了。我拼命地向前挤，突然很明显地感到船立了起来，水一下子滚上来，“忽”的一下，海水把我浮了起来，我看到下面的灯灭了。接着，第二股海浪又“忽”的一下打来，漫过了我的头顶，我隐约看到船头方向的电也没了。我向上使劲，发觉被东西顶住我的胳膊，拼命地想去抓或游。可我根本施展不开。我一直很清醒地知道，船是向左斜的，想呼吸的时候便有海水往嘴里灌。我慢慢地向右舷摸，当时心里只想两件事：一个是我再也见不到家人了，另一个是呛死的滋味实在是太难受了。
又是一股海浪把我向前猛推了一下，我糊里糊涂地感到活动空间一下子变大了，摸不着什么东西了（事后得知我可能是从一个被人砸碎了玻璃的窗口逃出来的）。很快我的头浮出海面，我回头看了一眼，白颜色的船离我大约有20米，我疯狂地向与船相反的方向游，害怕被沉船的漩涡卷进去。几米的大浪把我掀起来，又把我摔下去。我幸运地发现了前方有一个皮筏子。费了很大的力气游过去紧紧抓住边上的粗绳子。随后我和4位落水者爬上皮筏子，其中，有惟一获救的女性董颖。这时海军“686”号船向我们驶来，他们向我们扔来了救生圈和绳子将我们救上“686”号船（施救时，由于天黑，慌乱中董颖竟被遗漏在救生筏上，所幸的是，她后来随筏漂到了岸上）。
经过抢救，我很快脱险了。我还活着，实在太幸运了。第二天，我赶紧给家里去电话，接电话的是我的大姐，我只问了一句，“家里都挺好吗？”对面就没声了。很长时间，我以为电话坏了，就大声喊了几次，听筒里面传来“哇……”的哭声，我知道家里人以为我完了，他们吓坏了。
公司的财务经理和一个同志是通过老总知道我在“大舜”号轮上的，他们来查找我的下落，在烟大轮渡公司的幸存人员名单上查到我的住所。他们一进门，我们几乎是扑到一起，失声痛哭。我活下来了，凭这一点所有人都该为我高兴，我的家人也陆续赶到，一切都过去了。
许多来烟台找亲属的人从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上认识了我，都到我这来看看。有个小伙说他的女朋友在船上，两人就要结婚，听说我见到了获救时惟一的一个女性，便跑来问我那个女的长什么样。我们俩都很小心地说着互相知道的女性的模样，男青年听的时候一脸茫然，他说再去问问别的幸存者，但他就是不肯去见被救的那个女士。我很理解他心里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