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们毕竟有选择的自由，我们在苦恼中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意识到可以把事物写成我们创造未来的工具，并赋予事物以一定的意义。
——萨特
1929年的秋天来到了。
秋天，是巴黎最美丽的季节。这个秋季的巴黎分外金黄，满天都是飘飘洒洒的梧桐树叶，它们悠扬地飞舞着，仿佛在共奏一支无声的抒情乐调，或仿佛在向你款款诉说心曲。
多数的巴黎人重又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他们无暇欣赏这美丽的秋日，在一些人眼中，秋天的巴黎似乎年年如此，今年与往年没有什么两样。但在萨特和波伏娃这一对年轻人眼中，却认为这是他们一生中最美丽的秋天：一对好朋友终于又能在一起了。
现在，萨特从继父那儿搬到了住在圣雅克街上的外公家；波伏娃也已经了结了她与表哥的关系，不再与父母同住，而是搬到了丹佛尔街一幢没有电梯的五层楼上的祖母家里，虽然要付房租给祖母，总算是有了属于自己的房间。
但是这时，萨特应征入伍的通知单所规定的报到日期日益迫近，他们将不得不再次分离。
离愁使这段相聚的时光格外值得珍惜。每天清晨，一对年轻人分别从自己的住处赶往卢森堡公园会面，然后便依偎着坐在一个石雕像下面的排椅上，久久地说着悄悄话。
四周一片寂静，偶尔传来几声无力的蝉鸣，金黄色和灰色相斑驳的光线洒在他们身上，不时有几片落叶扫过他们热切的面庞。时间仿佛静止了。
但是在不知不觉中，夜幕陡然间就降临了。两人不得不走上回家的路程，但仍在说个不停，他们不仅谈他们的恋爱关系，谈得更多的是他们将来的生活以及还未曾动笔的书。在约定明日的见面时间后，两人依依不舍地分手了。
一天傍晚，萨特和波伏娃散步了很久，后来走到卢浮宫，在一条石凳上坐了下来。在对彼此都有了几乎是全部的了解后，到了该明确他们之间应该建立一种怎样的关系的时候了。尽管对于两人的关系问题各自都思考了很久，也不时触及这个话题，但却从未真正认真地谈它。
而对于两位哲学博士而言，任何含糊不清的诸如恋爱关系、朋友关系、特殊朋友关系……都起不到界定和规范彼此的作用。他们必须建立一种两人都推崇的、界定十分明确的关系，或者说契约。
萨特先开口了：“我们签个为期两年的协议吧！波伏娃，这几天，其实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波伏娃凝视着萨特等着他说下去。
萨特接着说：“听我说，在未来的两年中，我们不必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但可以尽可能地亲密地一起生活。然后，我将到日本去谋个教职，在那儿待个两三年。对了，波伏娃，我建议你也去国外找份工作。两地分居几年之后，我们将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再次走到一起，重新开始一种或长或短、或多或少的共同生活。当然，那需要我们继续签订协议。”
原来萨特知道，他从军以后，就要接受中学教师职务的委任状。但他从内心里并不喜欢当中学教员，他的外公、舅舅以及他在拉罗舍尔所见到的中学教师的情况使他本能地想要躲避教员的生活。恰好他在报纸广告上看到“法文协会”在日本的分校正聘请法语老师，他便投书应征了，同意从1931年10月起到日本教法文。
波伏娃低下头，深深地思考着。
最后，萨特强调：“波伏娃，我们这一协约中最重要的原则是：双方不仅绝不能互相欺骗，而且不应该互相欺瞒，两个人的生活、思想对于双方来说应该完全是透明的。”
对于这样一个匪夷所思的提议，如果换了别人，一定会被吓跑的，至少一时无法接受。但波伏娃脸上毫无惊异之色，她只是一句不漏地仔细听，偶尔抬起眼睛，深情地望着萨特。
通过他们之间太多太多的交谈，波伏娃已经对萨特的人生观、世界观、爱情观了如指掌。由于自小特殊的成才环境，萨特从未形成那种传统的家庭概念，一直排斥婚姻生活。
随着哲学钻研的深入，他越来越信奉自由，认为婚姻是对人的一种桎梏。因而萨特决不愿使自己束缚在一个女人和一次恋爱事件上。
萨特说完了，他看着波伏娃，静等着她的回答。
波伏娃沉思良久，嘴角浮出一个神秘莫测的微笑：“保罗，我决定接受这一契约。”
萨特显然也并不太惊讶，但他仍想听听波伏娃的解释。
波伏娃说：“尽管这个契约对我具有挑战性，但我深信自己可以像一个男人那样独立地生活，在经济上和思想上都不依赖任何人。尽管想到未来的情况，我有些胆怯和担心，但是我相信你，如果你定下了约会的时间和地点，不论身处多远，你都会一分不差地赶到那儿。所以我决定接受这一切，既然两人相爱，就应容纳彼此的全部。那种以感情以外的东西来维系的关系又有什么意义呢？”
转眼到了11月初，萨特前往凡尔赛附近的军营报到，被分派到圣西尔军校服兵役，而波伏娃则被任命为马赛一所公立中学哲学教师。
分别的日子来临了，同时两年的协约开始生效了。
在圣西尔军校的头一段日子，萨特很不适应。出于对任何思想、行为上的限制的反感，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反军事主义者，但又无可奈何。
幸好，萨特在这里遇到了他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师兄雷蒙·阿隆，他已经是一名中士教官。雷蒙不仅是可以谈得来的对话者，他还教了萨特一些有关气象学的知识。
在圣西尔军校留驻一个多月后，上级调任萨特到中部图尔市郊区的圣先火良镇看守气象站。萨特经上级批准，在气象站的一间楼房里安居下来。从此，在正常的假日之外，上级还批准萨特每个月有一周的假期。
萨特到那里之后，马上感到自己的工作十分可笑：每两小时摇动一下风速表，把测得的风力情况通过电话告诉另一处气象站。如此简单、重复而看不出太大意义的工作，令萨特十分烦闷。
当此情况下，萨特唯有不停地看书，才能度过这枯燥的岁月。
所幸，波伏娃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赶来看他，每次随身携带的必有一大包书。波伏娃成了萨特与书、与外界联系的纽带。萨特利用假期大量阅读小说和其他文学作品。
而且，每到8月放假的日子，波伏娃会在离气象站不远的一个小客栈住下来。天气晴朗的日子，他们会在处于气象站和客栈之间的小山上会合。河水“哗哗”地流着，阳光暖暖地照着，两个年轻人各自入神地读着书。旁边散放着饼干、巧克力和饮料。
突然，萨特会跳起来，一把抓住波伏娃的胳膊，兴奋地说：“我又有了一个新理论！”
在听了萨特一阵侃侃而谈后，波伏娃往往会眉梢一挑，然后发出一连串疑问。有时，萨特的解答会令她满意，有时，两人就争论起来。
他们俩在假期中也利用空暇时间去见见亲友，比如雷蒙·阿隆、尼让及其妻黎列德，以及波伏娃的妹妹埃莱娜和史德发·菲尔南德两夫妇等人。尼让的弟弟是电影副导演，所以尼让常在星期日邀请萨特与波伏娃到他家的花园里一起看电影。
萨特尤其喜欢看电影，他从小就着迷于电影，但那时电影还处于无声电影的襁褓阶段。而这时，他已经能欣赏希区柯克导演的《勒索》等有声电影了。萨特甚至把电影艺术放在同文学一样高的地位上，他密切地注视着电影艺术的重大进展，观看电影成了他的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萨特和波伏娃还访问高等师范学院的老同学皮埃尔·巴尼耶及其朋友勒梅尔夫人。
这段生活的收获实在不小，就在这座小山上，萨特完成了独幕剧《埃庇米修斯》和一部长篇小说的论文形式的开头——《关于真理的传说》。
《关于真理的传说》是萨特第一次尝试用故事的方式来展示自己的思想，在这篇论文中，他将认识过程中形形色色的思想与两个社会集团之间结构上的差异联系了起来。
思想自由的创作和波伏娃的陪伴，使萨特并不痛苦地完成了他18个月的兵役生活。
总算不用再住在那个拥挤、黑暗的小屋里了，本该喜气洋洋的萨特却垂头丧气，因为两年前申请的东京讲师的职位已被他人获取了。这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因为萨特实在想去看一看法国以外的世界了。
1931年2月，本来上级建议萨特当士官生，但他拒绝了继续服兵役。这时，恰好勒阿弗尔市中学急需哲学教员，于是萨特立刻就走马上任了。
时光茌苒，萨特与波伏娃的恋情日渐加深，彼此间都感到更为了解、更为需要。可是，马赛与勒阿弗尔相距300多千米，面对这种时空距离，这次，波伏娃和萨特都有些惶惶然了。
萨特能体会到波伏娃内心深处的焦虑，于是他建议修改他们的契约：“我们结婚吧！这样，分居两地的夫妻可以调到同一城市工作。为什么要为了一个原则而去折磨自己呢？那是否有些愚蠢？”
波伏娃低头不语。
萨特进一步劝说：“而且即使结了婚，我们也可以保持我们各自固有的生活方式。”
最终，23岁的波伏娃还是拒绝了萨特的求婚：“不，亲爱的，尽管我深爱并热切地希望和你在一起，但我知道，你从不愿加入已婚男人的行列，我尊重你的志愿和原则。我知道，你做出这样的让步，仅仅是为了免除我的担忧，所以，我选择我们再次接受挑战。”
不仅如此，更加成熟了的萨特和波伏娃决定重温并修改一下他们的两年契约。他们废除了其临时性，而将其期限一直持续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放弃了各自到国外去居住一段时间的想法，而建立一种更紧密、更难舍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只允许彼此有短暂的分离，而不允许有长时间的天各一方。
从此时起，波伏娃和萨特始终如一地遵守着他们的爱情契约。他们甘愿放弃一切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一切不真实的东西，而一起去体验一种挑战的爱情，一种冒险的爱情，一种自由的爱情。他们仍然没有关于永久忠诚的盟约，只是把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绝对坦诚作为他们爱情的基础，以相互的理解、支持作为他们爱情的坚强后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