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夏天，萨特觉得自己即将进入70岁，为了总结自己的历史，他向波伏娃有系统地、连续地叙述自己的历史。
其实早在1953年，萨特就有了写自传性作品的打算，当时萨特将大仲马的《金恩》改编成剧本出版。
在《金恩》排演时，他强调说：“通过我的历史，我要描述我所处的那个时代。”这说明，萨特想通过某一个历史人物的生平的再现，掺入自己的历史的成分，对照自己与这些历史人物的遭遇，达到从一个历史角度反映自己的心灵世界和生活历程的面貌。
而现在，当萨特在罗马开始向波伏娃讲述自己的历史时，他的指导思想已经有了新的提高，他要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去分析自己的生活经验，使自己的历史总结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一定的贡献，尽到自己作为一个作家和思想家的历史责任。
11月中旬，法国电视第二台主持人莫利斯·克拉维提议，开设评论20世纪75年历史的讲座，并邀请萨特参加。萨特欣然接受了邀请。
11月18日，法国电视二台台长马尔塞·朱利安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了萨特将参与其中10次广播节目的消息。从那以后，直至1975年9月26日为止，萨特耗用了大量时间来准备这个历史讲座节目。
1975年3月，萨特在自己70岁生日前夕，接见来访的米歇尔·贡达，系统地回答了他提出的有关自己的历史重大问题。这个对话录在萨特生日前后发表于《新观察家》杂志。不过萨特并不喜欢杂志的题目——《我之作为我》，后来，对话录的题目改为《七十岁自画像》，立即被译成30多种文字而著称于世。
萨特虽然已是七旬老人，但他坚信自己的事业的正义性，并为之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5月，萨特作为审判国际战犯法庭主席，借越南战争结束之际，向记者发表谈话，总结了国际法庭自成立以来的活动。接着，他对美国记者约翰·杰拉西说：“我所做的每一个选择都扩大了我的世界。因此我并不认为我的抉择的涉及面只限于法国。我所从事的斗争是世界性的斗争。”
但就在这一年，萨特破产了，他最后的积蓄都已被他领导创办的《解放报》耗尽。萨特为这项冒险性事业投入了20万法郎的基础基金。而在1973年至1974年的创始阶段，《解放报》由于新政府的干扰而立足不稳，摇摇晃晃，这又迫使萨特断断续续地为它投下了更多的金钱。
此外，萨特还为这份“革命的报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还亲自担任了这份报纸的编辑。直至1974年5月，即《解放报》创刊一年之后，新的高血压并发症才迫使他放弃了这份报纸的编辑工作，但他对《解放报》的支持并不曾中断。
《解放报》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是大多数年轻人必读的报纸之一，它所开辟的作为读者论坛的4页尤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同时，这份16页的日报也是萨特的专栏，他在其上发表了各种各样伸张正义的讲话、回答攻击的辩驳，登载了数不清的由他起草或带头签名的呼吁书、起诉书、抗议书等。
青年和中年时的萨特身体通常很健壮，很少有为自己的身体感到痛苦的时候。如果万一病倒了，他会掩盖或否认他的症状，以致医生很难给他做出诊断。但从65岁以后，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这一方面是衰老所带来的生理机能，另一方面则是这个“工作狂”长期以来“同钟点对着干”，以健康换取时间的结果。
萨特一生都有一种紧促感，因此他从来不会放松自己，甚至看到别人放松，如打哈欠、伸懒腰他也心里不舒服。工作时他总是坐在硬椅子上，从来不坐那种有扶手的安乐椅。他总是事先详细地制订工作计划，然后一丝不苟地逐个实施它们。
萨特为了提高写作速度，还大量地服用兴奋剂，使自己保持一种高度亢奋的状态。萨特在创作生活的后半段尤其是在玩命，他写作时的那种气势、那种速度，让旁观者觉得仿佛在看一场运动会的绝技表演。
每当萨特发现自己大脑空空，不能自发地写作时，他就产生了强烈的焦虑甚至羞耻，觉得自己的生命失去了意义。只有当病情严重到实在无法支撑下去时，他才肯给自己一个休息和放松的机会。
萨特这种无视健康的做法终于使他在晚年饱受疾病的折磨。疾病对萨特的打击是沉重的：动脉炎、高血压、脑血栓、糖尿病等数病齐发，导致萨特出现中风、昏睡、健忘、思维紊乱、产生幻觉等种种症状。
不过，他对此并不后悔：“健康是干什么用的？与其有一个很好的身体，不如去写一部大的、紧凑的、对自己来说是重要的著作。”
病魔给萨特带来的痛苦和折磨，与一般人相比更令他不堪承受，因为他一生最不愿意依赖别人，现在因病不得不依靠别人的帮助；以前他十分爱整洁，并在涉及自己的心理功能时总是很内向，现在他却屡屡出现小便失禁的症状。
最让萨特难以忍受的是视力的丧失，这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无异于解除了他的所有武器。“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打击夺走了我的存在理由：你不妨说我曾经存在过，现在我不再存在。”
一天晚上，萨特又处于轻度中风的状态，他呆呆地坐在那儿，什么也不能干，烟老是从他的嘴里掉下来。
波伏娃的养女西尔薇把烟拾起来递给萨特，但他接过后又从手中滑落了……
这时，唱机里响起了《安魂曲》。
舌疾急性发作使萨特一晚上一言不发，但他却一遍遍地念叨着：“这对我倒真合适。”令听者不寒而栗。
萨特对自己年迈体衰的形象十分敏感，每当波伏娃陪他迈着小步散步时，他会一遍又一遍地问：“你不厌烦吗？同一个走得这样慢的可怜虫散步，你不厌烦吗？”
当别人主动扶住自己的胳臂帮助他上下车时，萨特感到伤心：“我看来像一个衰弱不堪的人吗？”
一天，一位朋友在向他告别时拥抱了他，萨特嘟囔了一句：“你在拥抱一具死尸。”
不过更多的时候，萨特是以克制、达观、坚强的态度来对待命运给他的最后一次考验，他尽可能地掩藏起他的焦虑和不安。
每当一次病情的发作结束时，他总是从那看来会永远吞没他的疾病的深渊中迅速挣扎上来，又像往日一样活泼愉快，似乎丝毫未受损伤。人们常常惊讶于他那依然如故的幽默感和良好的心绪，为他那种不可征服的生命力深深地打动。
而每到《现代》编辑部开会时，他的到会和他在会场上所表现出来的智慧，使每一个人吃惊，他对于文章和调查工作都能提出很好的意见。人们在他身上能感受到那种让人肃然起敬的克制和坚强。
虽然萨特已不能像过去那样正常地工作，但他一直保持严格的生活制度。早晨8时30分起床，然后离开他所住宿的波伏娃的公寓，在路上一家咖啡馆吃过早饭后就回到蒙巴纳斯区他自己的家。
大约10时30分或11时，他在自己家里跟一些工作上有合作关系的人见面，商讨、制订、实施各种工作计划。他们一直工作至13时30分或14时。
然后，萨特到附近一家啤酒店吃午饭，16时30分回家，此后就会有波伏娃或其他亲密的朋友陪他说话，为他读书或读报，这样一直待到20时30分或21时。
这时，通常就该回到波伏娃的单间公寓去。大部分的夜晚他俩是在听音乐，偶尔听波伏娃朗读，萨特总是在大约零时30分的时候上床睡觉。
历史的责任感使萨特分外珍惜生命的最后几年，面对阻碍人类实现解放、获得自由的一切障碍，他毫不迟疑地发出挑战性的“我控诉”。
1976年5月，以萨特的生活拍摄成的电影《萨特自演》拍摄完成并正式放映，后来该片被列为康城电影节候选电影。10月27日在巴黎公演时，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
萨特一直很关心中东局势，他同情巴勒斯坦人民；同时他也与以色列人民有浓厚的友情，到了晚年对犹太文化产生了兴趣，研究犹太历史。1976年11月7日，被耶路撒冷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1977年，萨特在《世界报》上发表《致以色列朋友的信》，鼓励以色列人民同阿拉伯人民进行和平对话，并访问了耶路撒冷，会见了许多巴勒斯坦名人。
1979年年底，当萨特得知苏军入侵阿富汗时，他严厉谴责苏联的侵略行为，并公开反对苏联政府的独裁统治政策。
晚年的萨特在思想上也还在不断变化，他进一步否定了自己哲学体系中的失望、苦闷等成分，认为“希望是人的组成部分”，主张用集体的力量来改造社会。
谈到他自己，他说：“我不相信我个人和我自己的思想能改变世界；但我看到了努力向前的社会力量，我觉得自己是在他们之间的。”
1980年3月10日至16日，《新观察家》周刊以《希望，在今天……》为题目发表了该记者伯尼·列维与萨特的对话录，这是萨特的最后一次正式谈话，其中包含了萨特对过去的再总结，也同样寄托了他对未来的希望。
萨特与记者谈话后不到一个星期就病倒了。1980年3月20日，萨特因肺气肿和尿毒症急剧恶化，住进了巴黎勃鲁塞医院。入院初期，病情似有好转，医生们采取措施降低血压。
入院3天，病情被控制住了。3月24日，医生们根据第一次治疗的效果，特别是观察到萨特血管的正常状态，决定采取持续治疗。
3月27日，萨特从医院急诊病房转入普通病房。但此后，萨特的病情逐渐恶化。
萨特似乎感觉到了大限已到，但他并不惊慌，平静地接受自己即将离开人世的事实。他认为反抗一个他无法改变的命运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他不时会谈到死亡，但从未露出恐惧之色。住院期间的萨特经常昏睡过去，但每当神志清楚时，他的安宁、紧张，对周围人的友谊和感激，对生活充满热情的爱，无不令旁人动容。
4月15日晚21时，萨特终于没有再醒过来，享年75岁。
遵照萨特本人生前遗嘱，他的遗体于4月23日在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火化，骨灰移放在离他家不远的蒙巴纳斯公墓。
4月19日为萨特遗体举行安葬仪式。
这一天，送葬的人从巴黎各个角落、从法国各省乃至从世界各地赶来，很快从20000多人增加至60000多人，灵车到达公墓时，公墓内外早已人山人海。人们在灵柩旁自发地手拉着手，筑起一道道人墙。灵车后，密密麻麻、看不到头的队伍井然有序而又群情激动。
蒙巴纳斯区出现了自19世纪伟大作家维克多·雨果逝世以来从未有过的感人、盛大的送葬场面。与此同时，全世界的电台、报纸都在报道这一令人哀痛的消息与场景，各界知名人士表达了他们的悲痛心情。
法国总统德斯坦亲自向萨特的遗体告别，他说：
萨特之死就好像我们这个时代陨落了一颗明亮的智慧之星那样。
美国《华盛顿邮报》盛赞萨特“是他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伟大榜样”，他的斗争“是明智的、坚韧的、勇敢的”。
而许多曾经受到萨特生前激烈无情的批评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萨特的对手们都相继发表悼文，承认萨特伟大的哲学、文学贡献和历史功绩。
法国评论家阿罗·德尔贝斯说得最为动情和公正：
本世纪没有一个法国知识分子，没有任何一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虽然萨特曾经拒绝加入这个行列——产生过像萨特那样如此深刻、久远和广大的影响。
萨特曾认为，人生的本质在于人有自由和责任去把过去的行为引向新的方向，因此，我们怎能想象他已经去世，像铜像那样失去了生命呢？
对于过去的三代人来说，他伛偻的身躯、老学究的态度、斜视的眼睛、刺耳的声音，与他的真理与错误一起，一直占据着历史的舞台，现在帷幕突然降落，我们又怎能忍得住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