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人的社会，似乎是一个圈圈连一个圈圈的壤界。“圈圈”这东西可以算作台湾人的中国特色了。费孝通对家圈圈有一个很好的解释，他认为中国人自古以来，既不是“法治”，也不是“人治”，实际是“礼治”。这种礼制秩序建立在一种以“家”为本位的“差序格局”上。这种差序格局的意思用一个比喻就像雨点打在平静的水面上，那种相互交织的涟漪，每个人都是这雨点和别的雨点相互交织，首先是父母、夫妻、儿女围绕着自己形成的一个“圈”，然后一圈圈一圈圈地往外扩散，“一表三千里”，七大姑八大姨的扩展，以至无穷，所谓“修、齐、治、平”，也讲这个道理。没有“血缘”就说“地缘”。至少从明代移民开始，这种“圈圈”就带进了台湾。“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什么事都好办了。“打工还是亲兄弟，打仗还是父子兵”。
台湾的汉族人都是从大陆福建、广东、浙江等沿海地区迁移过来的。福建、广东的聚族而居的单姓村所形成的宗族组织，也带到了台湾，这也是加强移民内部团结的一种方式。福建、广东的单姓村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是典型的宗族聚居形式。而台湾早期移民是不许带眷属的，垦荒中流动性也大，为了招募劳力，组织垦荒，需要实行地方自治或垦殖团体自治。这样的垦殖团体不可能像大陆那样以血缘关系组成。在早期开发生产过程中还是有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在内部能互相帮助，为了共同利益而一致对外。
故一村之中，很难发展成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宗族，因此台湾的单姓村大都是建立在地缘关系基础上，也可以说是同乡关系重于血缘关系，大都是一地一村，称为“乡党主义”比较接近实际。宗族是以宗祠为活动中心，而乡党则是以庙宇或会馆为活动中心，如两广会馆、浙江会馆等，主要是“联乡谊，萃众志”。这种乡党主义是自治、自卫的，内部团结非常坚固，因此相对有一定的排他性。
为了维系同乡感情与垦殖团体内的团结，便将祖籍地崇拜的神作为象征，作为团体凝聚的标志。而供奉他们从大陆原籍带来地方神的庙就成了他们自治自卫组织的所在地及展现各自传统文化的中心。如供奉的保生大帝，泉州安溪人是清水祖师，惠安人是青山王，漳州人为开漳圣王，潮州人是三山国王等。以后为了扩大生产经营规模，甚至联合不同祖籍的村庄来兴修水利工程。这样原先按祖籍分类的逐渐被按地域分类所代替，而所供奉的神也就成了所在地域里汉族群众共同崇拜的神。敬神活动就改由当地人士共同筹办，而不再由某籍人士单独筹办了。
这种按祖籍组成的团体，也带来不少消极作用，这就是早年的“械斗”和当代的“帮会”。如经常为了争夺土地、灌溉用水以及祖坟用地或私人恩怨等事，逐渐积累而酿成大规模的械斗。这种械斗往往是盲目涣散、一哄而起、即刻瓦解、破坏性极大的游民暴动，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如闽籍与粤籍间，闽籍内部泉州与漳州间，就多次发生相互械斗。这种私斗的陋习也是从大陆带到台湾来的。日本学者中村孝志曾著文评说过：
分类械斗是在中国大陆同姓同乡团结对立抗争的一种私斗，在闽粤大为常见。而此种私斗也被带到台湾。即福建人对广东人，泉州人对漳州人或是异姓之间，虽同是汉民族，因言语、风俗、习惯、气质的不同，再加上若干感情问题及种种经济问题，关系错综复杂，以致发生纠纷，互相结党斗争。
帮会是中国社会一个重大而特殊的社会现象。在台湾势力最大的要数洪门，它成立于明末清初，本是汉人“反清复明”的民间组织，现已发展成以“信义”为原则，封闭性极强的地下“朋友圈”。它曾是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国共两党都很关心他的动向。目前在台湾洪门共有50多个山头，其兄弟共有200多万人。长期以来，在台湾，洪门各山头活动一直处于秘密状态，它的势力之强、影响之大，在台湾没有任何一个地下组织可以与之匹敌。在以往台湾的每次选举中，“洪门”都显示过自己的力量，包括台湾党政要员中也不乏有洪门的人。他们自蒋经国于1987年在台湾解除军事戒严后，一直想成为合法的社会团体，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他们以“台湾社会事业建设促进会”的名义，在著名的台湾中山纪念堂，正式挂牌成立。连蒋纬国、李焕、林洋港等党政要员都亲赠花篮致贺。说明这个台湾最大的地下“圈圈”都走上台面合法化了。
事实上，政治转型前的国民党，本身就带有很强的“圈圈”性。“入党”就是加入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朋友圈”，加入了一个自利倾向很强的合法的“帮会”。在党内“关系”是最主要的，是根本的。所谓《党章》规定，只是涂上现代油彩新色调的洋招牌，认真不得，其所标榜的“立党为公”，结果就是“党国”，党不仅代表国，而且大于国，凌驾于国家之上了。这其实是凭借意识形态的“神力”无限膨胀了的一个大“圈圈”，这不过意味着“圈圈”的合法化，也就是政治的政党化、现代化。
早年的血缘也好，地缘也罢，经济利益和政治家们的权力欲在具体的政治运作上，总是更实在、更起实际的作用。过去各种各样的“圈圈”，作为在农业传统中形成的血缘、地缘的凝聚力量，只是一时为自己小集团，离不开“家”窝窝，跳不出“地”圈圈，这些小圈圈只是谋取私利的小型组织形式。在今天现代化社会中，它已转化为组织现代政府的方式，形成政党政治，台湾终于走出原先小“圈圈”时代，趋向了社会化的大“圈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