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是中国人民勤劳智慧的艺术结晶。但由于诸多原因，她在沙海中被埋没近千年之后，于本世纪初才公诸于世，闻者向往，观者赞叹。人民千方百计地保护她，哪怕牲牺爱情，甚至献出生命。但是，另一些人却对她垂涎千尺，尽其破坏、盗窃之能事。王圆箓、斯坦因就是其中的二人。
王圆箓
清光绪初，莫高窟下寺太清宫开始住入道士。其中有一个王圆箓，原是个庄稼汉，湖北麻城人，“因麻城连年荒早，生活无着，逃荒跑到甘肃酒泉，出家当了道士。后来又到了敦煌莫高窟，凭他的干练，不久就作了莫高窟的当家道士。”王道士以化缘得来的布施钱，找了一些很不高明的工匠，按照他自己的道教信仰，自作聪明地改造起佛窟来。他把十分精美有历史艺术价值的古代壁画重新刷白，塑像打毁，换绘上道教内容的壁画，塑起太上老君、王灵官等神像。王对此不可弥补的罪行，还自以为是“无量功德”。
1900年（光绪26年）5月26日清晨（据王圆箓亲书“催募经款草册”），王圆箓和一部分雇用的工人在清除莫高窟北端七佛殿下第16号石窟甬道积沙，当流沙被清除后，两壁露出了宋代人画的菩萨行列壁画，画工虽不精细，但保存得相当完好。突然在甬道北壁“竟有天炮响震，突然中裂一缝”（按：这是由于积沙被清除后，墙壁突然失去了一种多年以来外加的支撑力量，发出巨响，随之而裂开了一道缝子）。王圆箓见状，乃以旱烟管试敲裂缝。竟发出“咚！咚！”的空虚之声。他打开这裂缝的墙壁，发现一扇紧闭的小门，再打开小门，竟是一个黝黑阴暗高约160厘米、宽约270厘米略带长方形的复室，室中堆满了从公元四世纪到公元十世纪，近十个朝代的各种历史文书、经卷文物六万多件（一说五万多件），其中主要是佛经抄本，还有买卖契约、借贷与典当文书以及文学、历史、天文、地理、历法、医学等内容的珍本。除汉文写本外，还有古藏文、梵文、回鹘文、龟兹文等文字的写本。此外还有雕版印本、绢画、刺绣佛像等，其中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的一卷刻木经卷，证明了我国是世界刻板印刷之祖，为稀世之宝。
不幸的是这个没文化的王道士，并不知道这批珍宝的价值，以为是“神的赐予”，便随意从中取出了数卷送呈给当时敦煌县长汪宗瀚，请他鉴别。汪细看之后，惊喜若狂，迫不及待的依他“父母官”的职权地位，向王道士要去了一批画像和写本，作为向上级官场交结的重贵礼品。其中一部分辗转流传到了北京，中国人始知敦煌出现了窟藏珍贵文物。甘肃学台叶昌炽通过汪宗瀚也从王道士那里得到了不少石室的藏品拥为自有，其中有宋乾德六年（公元968年）的水月观音像等。叶向甘肃藩台衙门提出建议，把这批文物运到省城兰州来保存。但经估价其运费需五六千两银子，昏聩腐败的甘肃潘台以为运这批“废纸”花费这一大笔银子，得不偿失，便只发一道命令，叫王道士照旧封闭原洞。哪知王道士把命令只当一纸空文，并未认真执行，这就造成了帝国主义分子以可乘之机，为这批无法衡量价值的文物埋下了厄运。
关于王圆箓的一生，无详细资料。仅见民国廿年（公元1931年）王逝世后百日由其徒子赵玉明、徒孙方至福所立的《太清宫大方丈道会司王师法真墓志》。这块墓志为木质阴刻，高174公分，宽75公分。其文云：
民国廿年古七月卅日，为吾师法真仙游之百日。门弟子咸愿碑记行略，请命绅耆，众皆曰可，何幸如之！夫吾师姓王氏，名圆箓，湖北麻城县人也。风骨飘然，尝有出世之想。嗣以麻城连年荒旱，逃之四方，历尽魔劫，灰心名利。至酒泉，以盛道道行高洁，稽首受戒，孳孳修炼。迨后，运游敦煌，纵览名胜、登三危之名山，见千佛之古洞，乃慨然曰：“西方极乐世界，其在斯乎。”于是建修太清宫以为棲鹤伏龙之所。又复苦口劝募，急力经营，以流水疏通三层洞沙，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壁破，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惊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此光绪廿五年五月廿五日事也。呜呼！以石室之秘录，千百年而出现，宜乎价重连城，名驰中外也。观其改建三层楼，古汉桥，以及补葺大小佛洞，积卅余年之功果，费廿多万之募资，佛像于焉状严，洞宇于焉灿烂；神灵有惑，人无受福失！惟五佛层楼规模粗具，尚未观厥成功。陆前县长嘉其功德，委为道会司以褒扬之。今者羽轮虽渺，道范常存。树木垦田，成绩卓著，道家之香火可继，门徒之修持有资，实足以垂不朽而登道岸矣！夫何必绝食练形而后谓之飞升哉！千佛寺太清宫徒子赵玉明。徒孙方至福稽首谨志”。
从碑文中人们可知王圆箓是因湖北发生灾荒到酒泉拜盛道人为师，继之来到敦煌居千佛洞太清宫作主持的。关于他的信仰，碑文中既言崇佛又说信道，并无坚定独立的主见和深刻的道教研究，不过是一般的庙观住持而已。碑文中的“以流水疏通三层洞沙”，给人们提供了过去一直都说是用工人清除积沙而发现了藏经秘室之不足，他采用的是“以流水疏通”的办法。值得重视。此外由他和徒子徒孙的法名中可推断他们属于道教全真龙门一派的。他在莫高窟曾兴建太清宫，改建三层楼，古汉桥，后又谋修96窟大像前大佛殿，但因需资过巨，十数年未成，于1931年逝世。赵玉明、方至福为他立碑树传，碑中虽涉及“石室之秘录，千百年而出，宜乎价值连城，名驰中外……”却不提他贪图小利，将无价国宝，拱手让帝国主义分子斯坦因等骗取劫掠，实不足取，但现存的这座塔墓和木碑，倒也是王圆箓罪行的见证。
斯坦因
下面再说盗窃藏经洞珍宝的斯坦因。1907年3月12日斯坦因首次来到敦煌。他是从一个乌鲁木齐商人口中得到王圆箓发现石室秘藏的消息后，跑到敦煌来的。斯坦因来到莫高窟时，王道士为了集资兴修庙堂，已离开莫高窟去邻村化缘，同时藏经石室已安上门加了锁，无法打开。斯坦因夥同中国人蒋孝畹多方打听，一个洞接一个洞的仔细观察，惊异发迷。二人观察中无意间碰上了一个青年道士。这个道士透露说，王曾把一份手稿借给一位现住在圣田祠中的客人去看。斯、蒋二人访到这人，只见“那是一件美丽的保存得十分完好的纸卷，高约一呎，长约一码”（见斯著《中国沙漠中的废墟》）。但终因等王不回，斯便空手怏怏离开，这是他涉足敦煌的第一次。
1907年5月21日，斯坦因再次来到莫高窟。时王圆箓已经返回。他会见了王圆箓，十分狡猾的斯坦因对谋盗藏经一事避而不谈，只说他是来敦煌调查寺庙和摄照壁画照片的。后来他与蒋孝畹密商，先要求王取一部经卷让他们看，但王对此不表态度，接着蒋提出愿捐献一笔巨款让王用以修复庙宇，王表示愿意接受，但一提出向王买一部份经卷时，王又变得犹豫不安。二人再次商量，以为“单以金线作为一种手段来战胜他的顾虑，显然是无用的。”决定对“这个古怪的一身兼有宗教热情、天真的愚昧以及对自己的目的又能采取各种聪明手段坚持不放的道人”采取双管齐下的手段。他们想：如果提起早年那些到西方宗教圣地去朝拜的佛教僧侣们，提到他自己所选定的同时也是大多数中国人所热爱的玄奘的名字，也许会触动王的感情。当斯坦因使出这一招时，竟使王的眼光中流露出了对玄奘敬慕之情。这一招生效后，在斯坦因步步诱骗下，王道士终于上了钩，打开了密室之门。据斯坦因记述：“这所小屋里所展现的情况，竟使我大开眼界。在道士小灯幽暗的光线下，依稀可以看见大量的但却又是杂乱无章的堆积在一起的整捆整捆的手稿。其高度大约有十呎上下。至于他所占的空间，据后来测量的结果，近五百立方米。”斯和蒋想要进去搬阅这批文物，王道士拒止说：“庙宇的神圣经典，不能叫外国人动手亵渎。”王坚持由他亲自动手，从密室里每次只搬出一捆，秘密的运到附近一间小屋里，让斯、蒋马拉松式的翻阅，任其野蛮选择。这批文卷有用纸或丝绸等以汉文、梵文、康居文、古藏文、突厥文、维吾尔文以及陌生文字所写的无数手稿、大批佛教绘画、神幡、法器等。正在斯坦因答应“大英国一所专门研究经典的寺院”愿给王圆箓修庙宇捐献一笔可观的巨款时，王竟锁上了寺院大门，离开莫高窟到敦煌县城去了。这一突如其来的行动，使斯、蒋二人摸不着头脑，急如热锅上的蚂蚁，团团乱转。事后证明是王圆箓做贼心虚，探听他们互相勾结的秘密交易是否在外面传有风声，结果是外间并无传闻。这样他们才始放心的搞起了来往频繁的强盗交易，最后王提出一个条件，“为了保护他自己，他坚决要求斯坦因留在中国期间，这笔交易必须为他保守秘密。”斯当然乐意接受，于是第一批无详细数目的经卷等，被盗掠而去了。四个月之后，斯坦因和蒋再次来找王圆箓，又一次弄到手二百捆手稿。前后所盗的文杨，据斯坦因自己供认：“约在16个月之后，当所有廿四只装满手稿的箱子和五只装有经过仔细包扎好的绘画、刺绣品和类似的艺术古物，已平安的堆放在伦敦英国博物馆里。这时我才宽慰的舒了一口气。”无法估其价值的国宝，就这样被斯坦因轻而易举的抢掠走了。王道士究竟得到了多少银两，因他本人没有留下有关数字，无从而知。但确切可知的，斯坦因将这批文物运出中国时，仅仅交纳了一百三十英镑的税。
这些被盗去的敦煌极其珍贵中国文字的手卷和书本，若干年来一直深藏在英国博物馆的卡片纸板箱内，现已移交给英国图书馆。在那里大约一万三千份被放在特制的橱架上。这里的室内空气是经过过滤的，温度也受到严密的控制。其中完整的七千份已经编成了目录。其余大部分属于断片残简的仍然装在许多箱子里，尚待识别。国际舆论认为，“其实这批敦煌手卷（特别是汉文的）是中国人民的合法财产，应当经过外交途径归还中国”。
斯坦因除了莫高窟外，还从甘肃一些寺院、庙宇盗走了一些绘画、塑像和其他艺术品，在中国人最后加以制止之前，他还盗走了大量的中亚细亚手写稿和古代刻板印刷的各种书籍。他在三次“远征”中所盗掠而去的手稿和书本今天分别存放在英国图书馆和伦敦其它一些地方。除了英国图书馆所藏的著名《金刚经》之外，其余这些东西都不对公众公开展览。
斯坦因因盗掠文物有功，英国国王授予他“印度王国武士勋位”（两年后升为骑士勋位），皇家地理学会授予他金质奖章，牛津、剑桥大学都赠以名誉博士学位。而德国则给他一笔巨额的现金以祝贺他的成就。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他被捧为“立了大功的儿子”。
斯坦因于1943年82岁时在阿富汗达喀布尔探险时因着凉引起肺炎而死，死后葬在阿富汗兴都库什的喀布尔基督公墓中。对于斯坦因的功罪，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讲，当然他是众目睽睽的大盗，千夫所指的罪人，英国有名的东方学专家阿瑟·韦利对斯的盗窃行为也极为愤慨，认为斯是对“敦煌书库的劫掠”，“我认为要了解他们对于这个问题的情感的最好方法是去设想一下，假使一个中国的考古家来到英国、在一座废弃的寺院内，发现了中古时代文书的一个窖藏，也贿赂这里的看守人，把这些东西拿出来运到北京去，那时我们将作何感想”？乃为公理、公论，并作本文的结束语。
（《甘肃文史》1991年12月总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