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1890－1950年），字维之，号鸿汀，甘肃临洮县人。近代著名方志学家、历史学家和金石学家。自幼聪颖勤奋，攻读不倦，13岁时，以州试第一名为诸生，入甘肃优级师范学习，毕业后考中宣统元年己酉科拔贡，授北京学部书记官。辛亥革命后回甘，翊赞共和，创甘肃最早的民办报纸。1911年被选为首届国会会议院议员。1918年后，历任甘肃政务厅厅长、甘凉道尹、省署秘书长、省议会议长、兰州市政督办等职。1928年，出任甘肃省图书馆馆长兼中央大学史学教授，为该馆购置图书万余册。1931年，任通志馆副馆长，主编《甘肃通志稿》，又建议当局成立文献征集馆，将重要档案随时抄录副本，送馆备存，以挽救地方史料的散佚。同时创立甘肃丛书编印馆，编订目录，印辑西北历代著名人士的著作。张维用功最勤，收获最大的，还是在文史、方志方面，他说，“吾于文史、方志致力颇深，自信略有成就”。“我读书四十多年的治学观念，就是明事理，求实用。”“史学在国学中浩如烟海，历代史料，杂然混列，所治题目太大，一人精力实不能胜任过多，惟就其中一小部分着手，方得事专力当。”在这种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下，他所撰的《陇右方志录》、《陇右考古录》、《陇右金石录》三书，达到了很高的成就，被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列为国际交换书籍。其他著作，可谓浩如烟海。据统计，已刊印发行的有14种，33册，未刊著作108种，460册。未完成的著作还有11种、200余卷。兹举数种，以见一斑。
《陇右方志录》：此书自序中说：“陇虽偏僻，旧八府、六直隶州、六十三厅州县；民国改制，凡为县八十；近又析为三省（析出青海、宁夏）。自晋宋迄今有志三百部，今之存者一百五十有一，都为卷千三百八十有奇，亡佚者当复相埒”。此书于1932年刊印于兰州。次年，他又东走齐鲁，南浮江浙，发现不少未见书，又刊印《陇右方志录补》。两书收录了甘、青、宁省、府、州、县所能见到的所有方志，共计329部。以年代为序编排，每志均详考其撰者、年代、卷目、存佚及内容提要。收录丰富，类例分明，查寻方便，考证精审，评论得当，为研治西北史地学的必读之书，所以史学家柳诒征称赞说：“为创见之作，如各省皆能有所效法，则予学人以最大便利。”
《陇右金石录》：张维感于《通志稿·金石志》过于简略，乃搜罗旧志，辑录遗文，到处搜录，历时二十年，所得遗文碑刻，远远超越前人，乃考校异同，订正舛误，按年代排列，成书12卷，《补录》2卷，于1944年刊印，颇为海内外学者称道。史学家顾颉刚认为此书“博大精通，确后学之所必需。”但当时限于条件，珍贵拓片2册，计500余条，未得刊印，甚为可惜。该书已被收入台湾编印的《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21册。
《民国甘肃通志稿》：1929年，成立“甘肃省通志局”，张维任协纂，实际主持编纂工作。他先拟出通志采访纲要，发给各县，令其按所发表格详细调查填写上报；同时派出采纳人员，对重点问题进行实地考察，成为最基础的资料。不意次年即逢中原大战，修志经费被军方挪用，不得不暂停。1932年改为“通志馆”，杨思为馆长，张维为副馆长，又重新搜罗材料，继续工作，到1935年秋，期限已到，经费停发，书却未成。张维乃与邓德舆、廖进之、朱伯玉相商，由私人负责，义务编修。不久，其他三位先后离去，他独率数人坚持工作，数年无薪给，并要出资助楮墨，还外出到京津鲁豫江浙等十余省市考察搜集。他亲自采访、编录、校勘、审稿，艰辛7年，于1936年终于完成。付印时，省政府又聘他为总校。但次年抗日战争爆发，印费无着落，只得将原稿保存。1969年，省图书馆为满足研究者的需要，将通志稿中专题部分油印成册。
《民国甘肃通志稿》上起远古，下至1928年，全书分总目17、子目93，共130卷、120册，计450余万字。其中每句每字，都是由张维或亲自起草或仔细审阅定稿，原稿上他的眉批、旁注随处可见，所得资料随时补入，外误之处悉心改正。辛劳之状，可以想见，他自己曾说：“考证一事，翻书每至百数十种。审稿必至夜分时，致目眩脑胀，不以为倦。”有了深厚的文史根底，还要有孜孜不倦的执着精神，两者缺一，都难以完成这样的巨大工程。
张维的治学方法、治学精神，应该继承和发扬。特别是致力于文史的人，更应从中直接汲取营养。举其要者，一是要苦学，他说：“学无止境，吾何敢自满，自当躬行实践”。“学莫要于得师，而得师甚难。取古人论学之书，身体而力行之，犹吾师也。”“治史者必须多读书。”二是要虚心。他即使是殚精竭虑的成熟之作，也不满足。所以他说：“过去印行的几种书稿，都是些初稿，希望就教于博雅，以期将来定稿时藉资改进。”“我写书，向来不主张请名人作序、题字的非分喻扬。自己记序，也只说明编写的宗旨和经过而已，不是铺陈辞藻……”三是忌空谈迂论，要求真求实。而主张“明事理，而归于实用”。“治史非惟稽古，所以致用”。“不究古今之变，不明当世之势，不致读书之用，放言高论，无当时势，俗学之误人甚矣。”他认为“记载愈详，事状乃愈真。详而能真，故求一方文化，求之史毋宁求之方志。”四是珍惜故籍文献。他说：“昔吾贻录三陇金石，当时目击而著录者，暇日再过，则时多毁夷。夫坚贞如金石，犹不能自寿，钩沉发潜，焉可以已。”而对故籍，不但要保存，而且要加以提高、升华：“史志之取材，未尝不有赖于旧作。譬之山海珍错，渔者猎者之所获，皆以供宰夫之割烹，芼炙，以登于太官之馔。虽日宰夫之能，要不能不先资于渔者猎者。”要重视考证，以求其真实：“治史料者，应须条记其次，考订异同，语出两歧，应随手附注。要之，词必有出，文无杜撰。而于求信求真，敢不斯须竞焉。”五是力戒修志之通病。如“语多自衒，辞近说部”；“文胜厥质，辞多抑扬”；“天统乎地，野系于星（反对星野之说）；拼凑八景”，人造名胜；“摧乱割裂，议论冗繁”；记地记人，一味说好；改头换面，据为己作，等等。六是放眼将来，便利后学。他说：“当此科学昌明，人事日繁之时，学者当无暇训读古书。吾人应多作史籍整理工作，于后学者以捷径，就算于社会有所表现，于个人也不枉读书数十年。”所有这些，时至今日，仍是我们应该认真学习和发扬的。至于他的成就，海内诸多学者，如著名史学家柳诒微、顾颉刚、向达、旦焘、杨向奎，都称赞其学识之博大精深。我省学者韩定山曾说：“明清以来，陇中学人以邢澍张澍为最者，然雨民（邢澍字）遗著，仅传数种；介候（张澍字）辑佚，重在河右。今视鸿汀先生研治范围之广，学术造诣之精深，实骎乎其上矣。”证诸鸿汀先生的著作，这决非溢美之言。
（《甘肃文史》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