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两方相互争斗，损耗双方的力量，再从中下手，谋取利益！有时也可以借用一方的力量制约另一方。
1928年2月2日，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决定恢复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改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以蒋介石兼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从此，国民党的党、军、政大权都落人蒋介石手中。这次会议也作出了继续“北伐”的决定。
当济南惨案发生后，蒋介石为避免自己与帝国主义的冲突，将全局指挥“北伐”的任务交给了冯玉样，但又担心冯功高震主，便暗中唆使阎锡山与冯争功，并将北京、天津两大市和河北省地盘，暗中答应交阎统辖。这就制造了冯蒋之间的矛盾，同时，也制造了冯阎之间的矛盾。
冯玉祥认为自己的第二集团军战功最大，论功行赏，京津两大都市及较富裕的河北省地盘理应由第二集团军接收。冯想得到天津等出海口，既利于对外贸易，又有海关税收，可以解决些军饷问题。
蒋介石于5月29日到新乡与冯玉祥会晤。5月30日，蒋又到石家庄与阎钥山会晤。蒋与阎会晤时，却背着冯玉洋、李宗仁等与阎秘密达成了政治交易。即蒋明确表示将京、津和河北省的军政大权交给阎，以换取阎对蒋的“统一”领导的支持。6月2日，蒋又返回新乡与冯会晤。蒋借口京、津地区容易受外国干涉，而列强各国对冯无好感，对阎有好感，为避免与外人冲突起见，宜由阎接收京、津地区。冯对此表面上虽未抗议，但内心颇不愉快。
1928年6月8日，阎锡山部商震、张荫梧军开进北京城。15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对内、对外宣言，宣告“中国之统一”，“正告完成”。
蒋介石为了限制冯系实力发展，蓄意不让冯部分到出海口，这样既可从海关税收和对外贸易上限制冯系的财政收入，又可限制冯系利用出海口岸的便利，向外国购买军火扩张武力。蒋提出的“地盘分配”方案是：桂系占有广西、湖南、湖北、汉口市；冯系占有陕西、甘肃、青海、河南、山东；阎系占有山西、察哈尔、绥远、河北和北平、天津两市；蒋系占有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安徽、江西及上海、广州两市。显然，蒋系的地盘最富饶，交通也最便利，其次是阎系的地盘也比较优裕。这一分配方案，立即引起冯玉祥、李宗仁的反感。李宗仁对自己没有分到出诲口表示不满；而冯玉祥提出要重要出海口青岛市也遭到蒋介石的婉辞拒绝。
蒋介石为了制止冯系实力增长，采取了以阎制冯的手法。将北方大权都交给阎锡山，以制止冯部实力的发展。6月12日，南京国民政府根据阎锡山的推荐，以中央的名义正式委任阎部的张荫梧为北京警备司令，傅作义为天津警备司令。随后又委任阎部的楚溪春为北京宪兵司令、王锡符为北京公安局长、南桂馨为天津市长（后由崔廷献继任）、曾延毅为天津公安局长、袁庆增为天津宪兵司令。至此，阎锡山统治了晋、冀、察、绥四个省区及平、津两大城市。
蒋介石的这种地盘分配，严重违背了“论功行赏”原则。在蒋、冯、阎、桂四派联合“北伐”的全过程中，冯部起了主力军作用，付出的代价也最高。冯部在豫东、豫北大战中打垮了直鲁联军主力，为后来的“北伐”奠定了基础。这次“北伐”初期，冯部在鲁西南激战中歼灭了北洋军阀中的精锐部队孙传芳军主力，有力地支援了津浦线上的蒋军，使蒋军在津浦线上没有再遇到顽强的敌手。在“声西击东”的全盘战略计划中，冯部吸引奉军主力集中于西线的作用和效果最大。在国民党军四大派中，冯部战斗力最强，阎部最弱，而桂系投入战场较迟，投入的军队数量也最少。如果“论功行赏”，冯部应得最多最好的地盘。但蒋介石在地盘分配上，却适得其反，这就不能不引起冯对蒋的怨恨。在冯玉祥的地盘内，陕甘荒旱，河南贫瘠，只有一个山东省还比较好点，而蒋介石又收编了张宗昌的残部刘珍年部，令其盘踞胶东故意掣肘。
蒋介石以阎制冯的做法，是军阀混战中采取的一个特殊手段，如今已不合时宜。
作为企事业单位的领导，要注重班子团结合作，共谋发展。现实生活中，因领导班子不团结，内斗不止，导致企业由盛转衰，为别人兼并的事例并不少见，应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