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考中进士，被授为广德军司理参军。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喜讯告诉忧劳一生的母亲。回到千里之外的长山朱家，一见到母亲老态龙钟、双目深陷，竟衰老得这么厉害，范仲淹不禁悲从中来，肝肠寸断。
这时他的继父朱文翰早已因病去世，他想把母亲接到应天府安家赡养。在应天府同学朋友的帮助下，又经过一番周密的安排，终于把母亲和一位朱氏兄弟安顿在宁陵新家。
据史载，“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礼部举第一。祥符八年，登蔡齐榜进士第。”大中祥符五年为什么没有登进士呢？真宗本纪祥符五年载有“三月己丑，御试礼部举人”。很显然，最后殿试没考中。这对范仲淹来说，其中肯定有许多难言的隐情与苦衷。他少有大志，决心做良相，为民谋福，平日所学所长，皆为治国安邦之道，与北宋初年以诗赋及记诵为主的考试内容及方法，定然会南辕北辙。尽管他有经世济民的真才实学，也极可能考不中。范仲淹在睢阳学舍又学习三年后，才荣登进士。
范仲淹在崇政殿参加殿试，看见了年近五旬的皇帝宋真宗，实现了“异日见之未晚”的预言。是年殿试，赋题《置天下如置器》，诗题《君子以恐慎修省》，论题《顺时知微何先》。宋初沿袭唐制，考试内容有诗赋、贴经墨义、策论。诗赋最为重要。范仲淹通过自己的考试实践和长期考察分析认为：“而国家乃专以辞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士皆舍大方而趋小道，虽济济盈庭，求有才有德者十无一二。”他深刻意识到科举必须改革，“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所谓“经济”，即经世济民，治国安邦。科举考试取的是治国人才，而不是诗人，考试内容应以策论为主。所谓贴经墨义的考试皆为记诵之学，相当于今天的名词解释、填空题之类，对经义并不理解，更无深入研究。范仲淹试图将学校教学、科举考试、经世治国三者联系起来，建立以学校为主体、科举考试为手段、社会人才需要为目的的教育体制。
范仲淹考中进士后，参加了皇帝赏赐的御宴，并且披红挂花，骑马游汴京，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风光无限。